忧天下，探世变
——读《中国人史纲（上中下）》(1)

近日，柏杨先生在台湾病逝，消息传来，大陆文化界、思想界为之深深震动。因为20世纪80年代，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华人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自然，也冲进了国门初启的祖国大陆。随后，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及其他著作在大陆也洛阳纸贵，名重一时。无论对其著作、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能否认“柏杨”已成为80年代大陆“文化热”的一个重要部分。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了深刻、尖锐的解剖与批判，语言犀利尖刻。但他的书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为支持，稍后引进的《中国人史纲》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道：“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便是一部以中国人的活动为特定对象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作。柏杨先生不是学院内的历史学家，能写出这种洞察古今的史学巨著，不能不说与他的特殊经历大有关系。20世纪60—70年代，台湾尚未“解严”，他曾受十年无妄之灾，几乎被枪决，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这部《中国人史纲》是他在十年牢狱生活中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丛书之一种，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认真爬梳整理，凝练而成。他自述：“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这部书的确担得起“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誉。老黑格尔说过，同一句话，从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和从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含义大不一样。那么，对更加丰富万端的人类历史，不同人、不同经历者的叙事，含义就更不一样了。长期艰难的狱中生活，使他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优劣、政策的得失、社会的兴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恶有着超出常人的洞察力。而这部血泪之作中的历史洞见，恰是许多高头讲章式的历史教科书所缺乏的。

与大多数中国通史一样，《中国人史纲》从没有信史的远古神话和传说开始，然后是半信史时代，最后从公元前9世纪的信史时代详细说起。信史时代以百年为一章，一直写到20世纪初清王朝崩溃前夕。不以王朝或重大事件为单元而以世纪为单元，表明作者有心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脉络中研究论述。而且，作者在每章都以“东西方世界”结尾，使中外历史的对比更加直观，读者更易看清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中国或曰中华文化灿烂于世，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则大不如人。这部书不仅显示了柏杨视野的开阔，更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这部通史不叫“中国通史”或“中国史纲”之类，而被称为“中国人史纲”，表明其重心是人，是对历史发展产生过相当影响的重要人物。此书对重要的文化、艺术、学术、科学、技术成就都有精彩的叙述和评论，但其重点无疑是政治史，是国家、朝代兴亡的缘由，是制度、政策对百姓生活的种种影响。

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王朝更替屡见不鲜。有的政权能长治久安，而更多的王朝或政权却十分短暂。通过对这些长短不一的王朝、政权的考察，本书提出了“瓶颈危机”这一重要概念。柏杨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或政权都要经历类似的局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或政权，在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否则他们无法避免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不能够通过或长期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产生瓶颈危机的原因很多，各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新政权轰然坍塌，因为“新政权就好像一面刚刚砌好的砖墙，水泥还没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一旦统治者不孚众望，或贪污腐败，或发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内讧之类，都是引发震动的炸药。不孚众望往往促使掌握军权的将领们兴起取而代之的欲望。贪污腐败则完全背叛了建国时的政治号召，跟当初赖以成功的群众脱节。外患内讧之类的伤害，更为明显”。

由于曾经身陷囹圄，柏杨自然对中国传统的法制、人权状况格外注意。通过对司马迁遭受腐刑的分析，作者提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的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他认为，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审判者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旨意的判决书。无论何人，无论其职务、级别，只要陷进诏狱系统，就不能自保。周亚夫是削平七国叛乱的功臣，于挽救西汉王朝功莫大焉，官至宰相，但位高权重，必为皇帝猜忌。于是有人告发他私藏兵器，准备叛乱。事实是他儿子购买了一些不可实用的刀枪，准备老父去世时用作明器。但无论周亚夫如何解释，都毫无作用。因为判案的法官并非不知事情真相，他的任务也并非追寻真相，而是执行最高层的政治任务、命令。因此，他的使命就是罗织罪名。中国历史上冤狱遍地、酷吏横行，说明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例如，“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的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每一次，只要当权者决定消灭某人时，就会有人告发其种种“罪行”。作者认为，摧残人权的制度性建设在明王朝达到顶峰，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可以任意捕人，滥用酷刑，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被用到极致。“那就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凡是能攀得到的，就攀住不放，辗转牵引，除非当权人物主动停止，否则能把天下人都网罗俱尽。”清王朝建立后，许多方面都振衰起弊，焕然一新，但文字狱依然盛行。几千年的历史说明，“酷吏酷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

“文化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比喻，人们往往因此将他作为“全盘”“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中国人史纲》表明，他的观点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所谓文化酱缸，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开始沉淀，使水不能流，变成一潭死水。脏东西愈沉愈多，长江大河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本书对中国传统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的许多创造与辉煌都有客观的分析、评价和肯定，认为“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到明代，“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悲的时代”。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明代以前中国文化并非酱缸文化。他指出，文字狱与八股文是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酱缸的两个工具。文字狱是外在的威吓，而八股文是内在的引诱，将读书人拖拉进官场，做官成为检验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呈对立状态。人性尊严在封建官场中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中国传统史学格外侧重政治史，以至梁启超曾说中国传统史书只是一部“帝王家谱”。如前所述，本书的重点也是政治史，尤其侧重于帝王将相。但他的侧重于帝王将相，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本质不同。传统史学是以帝王为主体，而柏杨此书则是将帝王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以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不是帝王们的宏大功业作为衡量帝王的标准。例如，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黄金时代。从春秋末期到西汉这400年间是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值得称颂的是百家争鸣，光芒四射；权力地位世袭制被打破，平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成为贵族，荣任高官。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有130年之久，值得称颂的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富庶繁华。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100余年，是作者所称的第三个黄金时代。但他对这第三个黄金时代的评价远不如前两个，“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中国起自明代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在柏杨的史观中，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此书在内的柏杨的一系列著作都曾在大陆出版，风行一时，使思想界、文化界大受震撼，对当时的思想启蒙、“文化热”和对传统的反思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年后，在种种因素作用下，以祭孔为代表的“复古”，强调中国本位文化却俨然成为思想界、文化界的主流。此时重新出版《中国人史纲》可能是“不合时宜”，但更可能是“恰到好处”。承继传统确乎重要，但承继什么传统、如何承继传统则更为重要。因此，我们不能不面对本书列举的史实，不能不回答本书提出的问题，不能不深思本书做出的思考。

近人龚自珍认为史学的作用是忧天下、探世变，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而探世变则更是“圣之至也”。这部上下五千年、纵横万千里，感时忧国、洞烛幽微的《中国人史纲》，无疑是使人忧天下、探世变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