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的门槛
——读《一百个理由》(7)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都因日本的侵略而改变方向。一是1894年的甲午之战，以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中国工商业难得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发动对华侵略而获得的大量赔款和资源，让日本获得了现代化急需的资金和资源，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不足。

直到今天，中日近代史上这一段“恩怨”仍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胡平先生在《一百个理由》中所说：“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在很大程度上，这道门槛将考验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暧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在某种意义上，这道门槛成了判断日本能否重铸为一个政治诚信国家的试金石。”

在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东亚之后，有“同文同种”之说的中日两国先后对外开放，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一弱一强，大为不同。这种结果的不同，使人们在对比中日现代化道路时更多地强调彼此相异之处。但胡平却独具慧眼，认为彼此的相似性更加重要：“比起触目可见的相异性，探寻并体味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较具实质意义的相似性，于我更有兴趣。”

明治维新时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理论。1872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从天皇和大臣到军人、警察、学生，无一例外，并且花巨资建鹿鸣馆，请西方人教身着燕尾服的达官贵人跳舞，学习西方社交礼仪。当时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蒸汽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报纸、学校、邮政等当时日本人最为渴望并且认为是导致西方富强的十种物品。

但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渐为普鲁士模式深深吸引，因此毫不犹豫地摈弃了美国、英国、法国式的民主宪法范例，将普鲁士军国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建国方针，这是日本最后走上对外扩张的远因。与之相应，日本人转而全面强调国家的传统，肯定并坚守本民族有特色的东西。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所要肯定和坚持的国家传统、日本特色中，最不可动摇的是天皇制。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游戏当中。相扑是日本人深为喜爱的传统运动，但明治维新初年却突然成为落后、丑陋、可耻的象征，原先大受欢迎的相扑手突遭冷落。但后来官方强调传统的复兴，而且明治天皇在1884年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表示对相扑的支持，相扑运动由此起死回生。这些历史细节，亦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胡平的观点：“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若要他们理解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无异于要淡水鱼游进大海。”“在天皇制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扭曲乃至丧失。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歧路。”

而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对外开放、向国外学习同样表现在外在形式上，而拒绝其价值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众所周知的纲领。如张之洞就对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各种新词极为反感，禁止幕僚使用。“健康”一词，因是日本新词，使他勃然大怒。这一细节，亦说明中国对外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对中日对外开放和向国外学习的措施进行比较后，胡平的结论是：“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谈到日本，国人确实很难平心静气，往往充满激愤之情。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愤，无疑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果没有理性的堤坝，这种激愤将如滔滔洪水，泛滥成灾，最终冲毁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园。胡平的《一百个理由》，既充满激愤，又富有理性，是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结合。

对日本从文化到制度、从历史到现实的许多负面因素，胡平都做了深刻且严厉的批判。同时，对日本民族从文化到制度以及从历史到现实的许多优长之处，他又做了客观的评价甚至赞许。因此，他对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不以为然，而且深以为虑。胡平表示：“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中去。一是学识有限，二是我总怀疑其中逡巡着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团混迹其中，很多事情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据自己肤浅的理性与一般的观察，我想说的只是两个问题：一、中日两国是否真的在走向战争前夜？二、在相当多的国人看似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在日本的经验使他认识到，日本的右翼势力虽然总是在为当年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到靖国神社祭拜战犯，“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得多，也深入人心得多”。在日本，严重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被作为教材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还受到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批判和反对，甚至“不仅仅是抗议，日本民间还有人站出来，以理性、良知与血凝固的事实，与篡改者进行笔与笔的角逐”。日本还有专门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组织，他们甚至资助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打官司。一位素昧平生的日本人对他说起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中的惨痛经历，同时看到中国一些大城市近些年魔术般矗立起来的高楼大厦有不少空置，不禁为中国担心，并告诉胡平：“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在民间是有些迹象的，开始是网球热，不久又转为保龄球热，再后来官员们和各界成功人士纷纷以打高尔夫球为风尚……在中国，是不是这样？”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这也是两国政治关系坚冰难破，但经济来往依然密切，并被称为“政冷经热”的原因。许多日货其实是在中国生产的，如果悉数抵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我们使用的许多电脑，无论是美国品牌还是本土品牌，有些是在日本研发的，有些含有相当多的日本配件，是否也应抵制？

因此，真正的爱国不是或不仅仅是网上、街头激愤地宣泄，更应是冷静地将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胡平冷静地写道：“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把国家治理得人人安居乐业，生死无忧，如同一匹杭锦，经纬分明不说，还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荡、河决鱼烂之时，再提倡爱国主义，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灵了。”

在可以看到的未来，日本问题仍可能“促使两国民族主义过激反应，在很多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转移中国国家注意力，加重中国现代化的成本，大大迟缓或停顿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这不是胡平的危言耸听，而是冷静的思考，所以“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