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济恢复渐行渐远

在中小城市，正式职员的岗位较少，想要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被“三重工作”追赶的日日夜夜——四十三岁的信也

“安倍经济学只是针对电视上说的大企业的政策，我们这些‘下等人’享受不到此等恩惠。”

43岁的藤田信也的话也不无道理。他几年前下岗，在北关东打工，靠着兼职三份工作，勉强维持生计。没日没夜工作的他，甚至没时间见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工，由于工作太过辛苦，曾一度辞职。她厌倦了看护的工作，决定再也不做了。但不久，迫于生计，她又重新回到了职场。赚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作孩子的托儿费，她不由得觉得得不偿失。

用人单位跟她说，“在这儿工作就必须值夜班”，但由于丈夫晚上要工作，没法管孩子，她就只能自己带孩子，无法上夜班。她应聘了好几家看护中心，几乎都给了她这样的答复：“不能正常值夜班，我们就没办法雇佣你。”最终，夫妻二人只能有一方放弃工作。妻子考虑过在别的行业从头干起，但由于孩子太小，很难兼顾。

信也兼职的三份工作全都是临时性工作，商店时薪800日元，餐饮店时薪750日元，公共事业单位时薪750日元。他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天天如此，几乎从不休息。

算上每份工作之间的通勤时间，他几乎是早出晚归，回家倒头就睡。午饭就在赶赴下一份工作的路上解决，他总是在等红灯的时候急急忙忙地将一个饭团塞进嘴里。即便如此拼命地工作，他每月的收入也只有20万日元左右。扣除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后，已然所剩无几。加之菜价上涨，水、电、煤气费等各种费用也不断上涨，生活颇为艰难。好在他住的是公营住宅，每月房租不到10000日元，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他在商店负责自行车卖场，总有顾客问他：“能骑就行，有没有更便宜的？”价格较低的自行车销量总是不错。信也说：“能买得起10万日元的电动自行车的人，大概都是在赌博机上赚到钱的吧。”

他说，观察客人们在餐饮店里点的菜品就能大概知道当下的经济形势究竟怎样。开着高级轿车、生意人模样的男性顾客，也只会点600日元的大份荞麦面，几乎不会点1200日元带天妇罗的荞麦面套餐。五六十岁、看上去领导模样的客人也是如此。“在小城市的餐饮店或物流店工作，大概就能看出如今经济形势的真实状态。”信也边说着边打了个寒战。

近年来，他越来越不关心国家的政治选举了。

“反正不管怎样，自民党都会胜出，有时间去投票，还不如多干点活，多赚些钱。我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

信也将钱包里的3000日元买成了彩票，这是他手头上仅有的纸币了。他说他知道这是在孤注一掷。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攥着彩票的手，说道：“仔细想来，真是空虚啊，用仅有的这点钱，做着中奖的美梦……”

不管怎样劳动，不管怎样劳动，我的生活还是不能安乐：我定睛看着自己的手。(7)

信也的心境像极了曾经的这首和歌，他走进了石川啄木的世界。如今，他回到了东北老家，在那里重新开始了生活。

因抑郁症而走入非正式雇佣的循环——四十四岁的武志

“您44岁？在公司里，这个年纪应该差不多是个部门经理了吧？”

中年自由职业者野村武志，只要在面试的时候听到这种话，就知道用人单位在变相地说“我们这儿不需要你”。他越来越感受到了年龄是他求职的障碍。

武志毕业于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旅行社。面对繁重的工作，他选择了辞职，随后在一家中等规模的药店重新开始工作。这两份工作都是正式雇佣。药店，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仍然能够保持营业额的增长。许多药店通过设立处方药窗口，吸引在医院就医后的顾客(8)，除此之外，还通过增加药品、扩充自主品牌（Private Brand，简称PB）来提高利润率。药店的这些策略逐渐奏效，这样一来，也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

武志勤勤恳恳地工作，终于被提拔为店长。但实际上，店长只是一个头衔，他是一个无话语权、无决定权的徒有虚名的店长。倘若临时有员工请假，作为店长的武志就需要顶替他出勤，这导致他几乎没有假期。没成为店长之前，店里还会如实支付加班费，成为店长之后，加班费就没有了，每月到手的薪水计算下来还不如从前。

即便如此，武志也做出了成绩。他细心地留意顾客微不足道的谈话，努力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并耐心地为顾客推荐合适的药品。比如，针对感冒的顾客，他不仅向其推荐感冒药，还会推荐营养口服液；针对想要补充营养的顾客，他会推荐维生素口服药。而且，药店对面是一家皮肤科诊所，有些患者看完病也会来药店买药。为了避免卖错药，他购买了有关皮肤病的书籍，自学相关知识。

武志的努力没有白费，药店的回头客增多，销售额也比上一年增加了5至10个百分点。然而不论他再怎样努力，哪怕业绩有了明显的提升，薪水始终没有变化。他每月的工资加上5万日元的店长津贴，总共24万日元左右。在店里，他仍然只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劳动力而已。

就这样过了四年，武志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突然有一天，他看到进店的顾客，不由得感到了恐惧。

之后，只要店里来客人，他就会突然感到心像是被人揪住一样，呼吸不畅。他难受得无法站立，只能慢慢坐在地上。他前往医院就诊，做了心电图和超声波检查，并无异常。但他还是会无缘无故地感到兴奋和激动，然后马上又会变得沮丧，甚至想哭。

某天，他看到自动贩卖机，控制不住地踢了几脚，又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坦率地询问了店里的员工们。

“这段时间，你们觉得我情绪怎么样？”

大家回答道，“没什么精神、状态差”“容易暴躁、生气”。于是他又去了医院就诊，被诊断出得了抑郁症。那时，他还遭受了上司的职权骚扰，甚至一度自暴自弃。虽然公司的社长一直帮他，但没到半年，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从正式职员转成非正式职员的理由

武志想，再这样工作下去可能会死人，于是，他辞去了药店的工作。

武志的父母是日本“成团一代”，面对辞职的儿子，他们很不理解：“抑郁症又不是病，你就是在偷懒。”武志感到在家里待着如坐针毡，因为父母不停地数落他，并让他“调整心态”。有一天，他晕厥了过去，幸好救护车及时赶到，把他送进了医院。到医院之后一周发生的事情，他甚至没有任何记忆。

辞职一年后，武志再次开始求职，非正式雇佣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就业冰河期，许多人就业时进了黑心企业，导致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打击，随后又陆陆续续地选择了辞职。他们接二连三地变成了非正式职员或无业游民，事业中断，从此沦为中年自由职业者。武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但不幸遇到黑心企业，随后身心俱疲，不得不做非正式雇佣的工作。

劳动政策研究及研修机构发布的《有关壮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相关调查》（2015年）显示，以男性为例，20岁至30岁从事销售、餐饮服务行业的人与壮年期（35岁至44岁）成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该研究还针对壮年期跳槽，特别是正式职员的离职和辞退情况进行了以下的调查分析。“以前的工作是否需要熬到深夜？”“双休日是否经常一天也不休？”“是否（因工作原因）患有某种精神或身体上的疾病？”“是否在职场受到过骚扰或侵犯？”“每周劳动时间是否超过了60小时？”对这些问题回答“是”的人，相比于回答“不是”的人，跳槽时变为非正式雇佣的几率高了3.9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参考劳动政策研究及研修机构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有关青年离职状况和离职后事业发展状况的调查》（2017年），该报告呈现了“辞去第一份正式雇佣工作”的青年们一年之后的发展情况。调查数据显示，有30%的男性及40%的女性一年后变为非正式雇佣。另外，男性和女性中都有10%的人进行了疗休养。调查还显示，正式雇佣期越短，离职后成为非正式雇佣的几率就越高。

“周末还能休息，您可真了不起”——三十三岁的幸平

广田幸平一直在苦恼即将迈入35岁的中年生活。

广田幸平，33岁，居住在北海道札幌市，他一直在苦恼“是一直作为妻子的扶养对象(9)，还是找一份兼职呢？”这是因为，他还不太清楚目前的工作究竟是否属于正式职位，但年收入只有120万日元左右。

社会上流传着一种“35岁起跳槽难”的说法。35岁以下，跳槽还有希望。但在小城市，工作岗位原本就不多，找工作十分艰难，就算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很难逃离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态。

幸平毕业于北海道某知名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大型旅游公司。入职后，他被派到地方的分公司工作，负责销售。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严苛的工作氛围。只要他周末休息，公司的前辈就会发邮件给他：“今天你没来上班？您可真了不起啊！”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被逼无奈进行义务加班。比起工作效率，公司更强调工作时间，这不是黑心企业又是什么呢？

随着入职年数的增加，公司对绩效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一旦业绩不佳，就会被领导叫去谈话，每天甚至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听领导训话，就像被罚站一样，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职权骚扰吧。

那段时间，他甚至诅咒领导生病或患上抑郁症，但很快他察觉到自己这种心理是病态的。之后，他越来越没有干劲儿，销售业绩停滞不前；而且只要被领导训斥，他就会被负能量包围。

入职第四年的某一天，他忽然眼前一片模糊，险些晕厥过去。他确信自己的身体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出现了问题，于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去公司了，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跳上车子逃走了。他甚至没有勇气去公司请假，也不敢接听电话。

那一周，他都住在车里，有时会去便利店的报刊货架前读读杂志，漫无目的地四处走着。他决定回到一个人住的公寓，没想到正巧碰到公司的另一位领导（不是职权骚扰的那位）来探访。领导向公寓管理员借了钥匙，并说：“我很担心你，怕你出什么意外。”之后，幸平辞职了，他说道：“我再也不想回公司工作了。”

决断的店长和言听计从的员工

幸平觉得自己受够了，便愤然选择了离开。他来到北海道，找他大学时谈的女朋友。身心俱疲的他，找了一份时薪850日元的工作，他准备一边打工，一边多运动来平复心情。当时，他有失业保险的补贴，因此每周只需工作3至4次，每次4至5小时。看到女朋友拼命地工作，自己当起了“家庭主夫”，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他又心生愧疚，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求职。

他对于销售工作产生了心理阴影，但从销售转为文书又谈何容易。他明白，“一旦做了销售，就要一条路走下去”，于是他在当地一家中型的印刷公司重新找到了一份正式雇佣的销售工作。这家公司对业绩的要求不高，销售对象都是老顾客，销售方法容易上手，公司内的氛围也比较融洽。唯一不足的是工资不高，每月到手20万日元，年终奖也只有20万至30万日元。他看不到工作的未来发展前景。

女朋友的年薪有500万日元，工作也算稳定，但公司经常调派职员，女朋友有可能被调派到外地。幸平今后也很有可能被外派到全国各地，因此他也担忧，结婚之后，“两个人如果都被外派，该如何是好呢？”就在这时，朋友向他介绍了保险行业。

朋友说未来保险行业前景可观，建议他参加大型损害保险公司(10)为期三年的研修培训。研修期间，公司不仅会让员工加入社会保险，而且每月还有30万至50万日元的收入补贴。研修期满后，就可以独立开展业务，到那时，年收入1000万日元都不在话下。“这是好机会啊！”幸平想。于是，他决定跳槽，并在研修期间与女朋友结婚了。

三年研修期满后，某独立经营(11)代理店的店长对他说正在找继承人，并邀请他加入。于是，他便进了代理店工作。之后，他发现代理店虽然负担了他的社会保险费用，但雇佣合同十分不明了，最初每月工资只有10万日元，三个月后，店长只说了一句“每个月给你加3万日元”。

每月的工资和工资单通常是由店长当面交给店员的，工资单上写着扣除健康保险、养老保险、雇佣保险外，每月基本工资为13万日元。明细单上的具体金额也是四舍五入的，工资当面支付，实在是太过随意。店里也没有销售业绩之说，上班时间极其自由，但就算业绩优秀也没有加薪机制，所有一切全靠店长一人决断。这样一来，幸平连贷款都无法申请，生活费则主要依靠妻子的工资。倘若一个人生活，这点工资恐怕难以维持生计。

现实太过残酷

某天，他的一位前同事找他商量建造房子的保险事宜。

前同事工作年限不如他长，如今年薪已有400万日元，而幸平只有120万日元。他开始懊恼：“当初如果一直在那儿工作就好了。”但是他现在刚有了孩子，又想，“年薪虽有400万日元，但需前往全国各地出差，相比之下，还是这种自由的工作较好”，心中不由得五味杂陈。

幸平夫妻俩想要两个孩子，但不知妻子何时会被公司外派。过了35岁后跳槽，在他们生活的小城市，想要再找一份比妻子如今的收入还高且稳定的工作恐怕很难。要是妻子不得已被外派到其他地方，那幸平只能选择一份好通融的工作。虽说如此，全职工作的话，周末工资会高一些，正是赚钱的好时机，那周末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就只能依靠妻子了。

幸平为了多赚些钱，就开始了他的副业。但考虑到劳动时长和回报，他一直犹豫到底是去便利店打工，还是选择成为妻子的扶养对象呢？

近年来，应聘选择率(12)有所增加。根据《普通职业介绍状况》（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8年8月，除去大学应届生的应聘选择率（包含兼职在内）为1.63，超过了泡沫经济破裂前1990年度1.43的应聘选择率。雷曼事件过后的2009年，应聘选择率一度跌至0.45，由此可以看出，当下的就业形势有了较大的回暖。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留意的是，招聘信息中包含着大量的兼职招聘。2018年8月新登录的应聘选择率(13)为2.34，其中兼职人数38.28万人，兼职以外的58.16万人。也就是说，虽然就业形势回暖，但正式职员的有效应聘选择率仍然停留在1.13左右。

中小城市的情况则更加严峻。从各行政单位的有效应聘选择率（按照地域划分）来看，幸平所在的北海道，应聘选择率只有1.23，为全国最低。2018年8月，北海道的正式职员应聘选择率仅为0.84，远远低于全国1.13的平均值。

在中小城市，正式职员的岗位较少，想要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中年自由职业者，还有作为自由职业者预备军的年轻人，他们的数量决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