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被国家抛弃的一代
无法逃离的非正式雇佣命运
成为正式职员的路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35岁至54岁的非正式职员大概有273万人，他们又被称为“中年自由职业者”。在这一年龄层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职员。这一数字还没包括已婚女性。另外，有414万的35岁至54岁的女性也是非正式职员，但由于她们属于被扶养一方，并没有被纳入就业统计数据中。也就是说，潜在的中年自由职业者似乎更多。
在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大军里，我采访到了松本拓也，他叙述了自己常年作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心境。
“如今我已经43岁了，对于当下社会我不再抱有幻想。只要想到今后我仍然还是非正式职员，就觉得自己在社会上孤身一人，没有寄托。”
拓也经历了无数次非正式雇佣，雇主几乎都是黑心企业。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就职于某大型销售公司，月薪30万日元且不久就成为副店长。但是，每月100多个小时的强制加班要求，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辞职。
之后，他开始在餐饮店工作，依靠打工，每月可入账13万日元。不久，他向餐饮店提出了改善劳动待遇的请求，却遭到了解聘。失去工作的他一边依靠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勉强维持生活，一边参加了职业培训。
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工作，终于寻得一份全职工作，即成为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在东京经营的高端超市的营业员，就这样，他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由于当下零售行业人手不足，薪酬略有上涨，拓也的时薪也达到了1260日元。因为店铺通常营业到很晚，于是他主动要求在薪酬补贴较高的时间段上班。这样，仅每个月的加班费他就可以拿到8万日元；扣除社会保险等费用，每月到手的薪酬大约能维持在23万日元。
即便如此，每当契约到期时，他都会担心用人单位是否会续约。公司“终止派遣”了许多负责收银的派遣职员，员工们也只能忍气吞声。用人单位可轻易裁掉非正式职员，一想到这种不确定性，他总是提心吊胆。
“随着年纪的增大，找工作只会越来越难。我想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恐怕也很难成为正式职员了。现有的存款也只是杯水车薪。今后，我该如何是好呢？”
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非正式雇佣，他们身上折射出了隐藏于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当下，应届生就业进入卖方市场
最近，媒体曝光了许多劳动者艰难的就业现状，而劳动标准监督署(1)对知名企业劳动纠纷的介入也逐渐增多。
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便是2015年电通公司24岁女职员的过劳自杀事件。在外人看来，她年纪轻轻就能够进入求职意愿度排名靠前的电通公司，可谓前途无量，但她受到职权骚扰，被迫加班，进入公司不到九个月，在圣诞节的清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案件迅速被媒体曝光，厚生劳动省(2)也介入了该案的调查。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不能置之不顾。
少子化问题导致劳动力人口剧减，对此，政经界无法坐视不理，开始重新考虑工作方式的改革。安倍晋三上台后提出了“一亿人口活跃”“打造全体女性大放异彩的社会”“改革工作方式”等政策，并陆陆续续地提出了众多有关劳动的口号和史无前例的雇佣政策。
当下，应届生求职是卖方市场。2019年3月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希望就职率(3)，至2018年9月1日就已达到91.6%，与上一年9月的88.4%相比，增长了3.2个百分点（根据Recruit Career公司的调查数据）。除此之外，仅就就业率（毕业生中已被聘用、录用人数的比例）而言，2017年3月大学本科生的就业率为76.1%，2018年3月为77.1%，接近泡沫经济破裂之前的水准（根据文部科学省(4)的《学校基本调查》）。
我们再来看看就业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正式职员的比例也在增长。
文部科学省公布的2012年度就业数据中，将就业人员分成了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两类。其中，非正式职员指的是“劳动合同在一年以上且从事全职工作的人”（自2012年起，改为“劳动合同在一年以上且每周劳动时间为30至40个小时的人”）。参照这样的划分，我们再来看应届生的就业数据。2012年3月，毕业生就业人数中，正式职员的占比为60.0%；2017年3月，则为72.9%；2018年3月，则上升至74.1%（《学校基本调查》）。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断定，当下的劳动市场，应届生就业已经进入卖方市场。
被忽视的中年劳动问题
在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境中，我们忽视了一群重要的人，即在就业冰河期走向社会的一群人，如今我们称他们为“中年自由职业者”。
大众对于这一词语的关注源于2015年。根据三菱日联银行调查资源处研究员尾畠未辉的估算，中年自由职业者逐年增加，至2015年增长为273万人。
当然，与正式职员相比，这些人的积蓄较少，社会保险的加入率较低。再过若干年，他们将靠养老保险维持生活，但大多数人的养老金每月还不足7万日元。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会越发拮据，最后只能依赖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但日本的财政能力恐怕无法负担如此巨额的低保补贴金，届时甚至会造成低保补助制度的崩溃。
另外，我们应当思考，中年自由职业者群体为何会这样庞大？
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在日本，应届生求职之时没能成为正式职员的，只能作为非正式职员进入社会。根据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所公布的有关壮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工作生活的相关报告（2015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位25岁的男性非正式职员，5年后，也就是30岁时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为41.7%；10年后，也就是35岁时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为49.1%，换句话说，半数的人止步于此。倘若是一位30岁的男性非正式职员，35岁时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就只有28.0%。
毕业时遭遇就业冰河期的一代人，如今已经迈入中年（35岁至54岁），我们称之为“就业冰河期一代”“迷惘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获得正式职位，生活依然很艰辛。
我们可通过文部科学省公布的《学校基本调查》来聚焦就业率的变化趋势。
在泡沫经济破裂前，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80%上下的较高水平；从1992年起，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逐渐下降，1995年降至65.9%，而这只是就业冰河期的开始。连排名靠前的山一证券公司也于1997年宣告停业，整个日本的就业率每况愈下。据统计，2000年就业率首次低于60%，降至55.8%。2003年再次下降至55.1%，创历史新低。这意味着每两个学生中就有一个面临就业失败。
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就业数据统计时将雇佣双方签有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也纳入，也就是说非正式雇佣也包含其中。换句话说，就业率核算时纳入的就业人员既包含正式雇佣者也包含非正式雇佣者。笔者毕业于2000年，当时，每两个学生中只有一个能找到工作，其中有多少应届生是以正式职员的身份进入社会是不得而知的。2003年，20岁至24岁群体的完全失业率在9.8%，也就是说应届生中有一成的学生是完全找不到工作的。
随后，就业率有所回升，恢复至69.9%。然而，雷曼事件(5)再次引发危机，2010年就业率降至60.8%。随着雷曼事件的逐渐平息，加之从2007年开始，曾经的“成团一代”(6)迎来退休高峰，企业方面为保证人才供给，2010年之后，应届生就业逐渐转为卖方市场。正如上文所述，2018年3月，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上升至77.1%，终于回到了泡沫经济破裂之前的就业水平。
寻求职位的应届毕业生们，仿佛乘坐着一台随着经济变动而忽上忽下的过山车，他们的命运只能交由毕业那一年的时运来决定。
对就业冰河期一代放任不管的后果
我们还能看到下面这样的数据。
2017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总务省(7)统计局）对具有本科学历的男性劳动者的未婚率按照雇佣形态进行划分和统计，20岁至24岁的男性劳动者的未婚率均超过95%，但与雇佣形态关联不大。而35岁至39岁的男性劳动者，正式雇佣形态下的正式职员未婚率降低至24.7%，派遣职员及合同工的未婚率达60.6%，打零工和兼职职员的未婚率则高达79.4%。
根据日本劳动工会总联合会(8)发布的《有关非正式雇佣形态下女性劳动者的相关调查（2017年）》，女性初职（初次就业所从事的工作）的雇佣形态影响了女性的结婚生子。初职为正式职员的，有配偶的占70.9%；初职为非正式职员的，有配偶的占比则只有26.9%。我们再来看看子女的数据统计，初职为正式职员的，有子女的占54.1%；初职为非正式职员的，有子女的占比则只有21.6%。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化
倘若女性走出社会的第一步是非正式雇佣，这会极大地影响她的生育抉择。
针对这一情况的调查统计，我们再来看看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出生变化基本调查》。该调查每五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实施一次，2015年的调查内容为就经济环境对于生育观念的影响来看夫妻平均理想子女数的变化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数据最高值位于泡沫经济破裂前期的1987年，有2.67人；2015年的数据为历史新低，仅有2.32人。结婚4年以内的夫妻的理想子女数只有2.25人，这也是历史最低数据。我们再来看夫妻平均预计生育子女数的调查，数据显示仅为2.0人。通过比对可以看出，夫妻平均理想子女数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少子化问题的严峻性，而夫妻平均预计生育子女数的数据更加凸显了人们的迫不得已和在现实中的无可奈何。
夫妻平均理想子女数与平均预计生育子女数的变化
当然，少子化、老龄化是日本社会面临的极大挑战。2016年，日本的人口出生数量首次跌破100万人，次年又以94万人创了历史新低。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峰代少年(9)（1971年至1974年出生）们早已过了生育年龄。而不可忽视的是，人数较多的高峰代少年以及后高峰代少年（1975年至1981年出生）正是经历了就业冰河期的一代人。他们就算有合适的结婚对象，对迈入婚姻也是犹豫不决的，对生育孩子更是踌躇不前，他们的困难，我们不能忘记。
而且，现在仍有不少中年自由职业者由于前途渺茫，对婚恋迟疑不决。如此一来，不婚者和单身者自然而然地增加了。他们同父母居住在一起，当下还能够靠着父母的养老金和积蓄来维持生活。一旦父母离世或者父母病重需要照料，他们的生活就会雪上加霜，更别提安享晚年了。对他们而言，贫困只有一线之隔。
如此下去，低保制度将会崩溃
早在2008年4月，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就已经针对上述问题发布了一份报告——《就业冰河期一代的危机》，向社会敲响了警钟。
该报告指出，所谓就业冰河期应是1993年开始的十年。高中毕业进入社会的是1975年至1985年出生的一代人，而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则是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一代人。但2002年公布的求职年龄构成的基本调查显示，就业人群的年龄通常在25岁至34岁，所以，我们把1968年至1977年出生的一代人统称为就业冰河期一代。
报告指出，非正式劳动者（既非家庭主妇又非在学人员的无业者）的增加，也就是自由职业者的增加，将会导致约774.4万人成为今后潜在的低保对象。倘若这些人需要依靠低保补贴金来维持生活，那么累计则需要增加17.7兆至19.3兆日元的财政预算。
2015年3月，日本的低保对象人数达到了216万人。之后略有减少，但依然保持在210万人左右。从低保对象的年龄层来看，65岁以上的老年人接近45%，40岁至49岁的中年人大约有10%，这说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需靠低保补贴金来维持生活。长期以来，60岁至64岁接受低保的人数一直高于40岁左右接受低保的人数，但在2014年情况发生了转变。
原本我们所称的“迷惘的十年”如今变成了“迷惘的二十年”，这是国家没有积极地解决雇佣问题而导致的。2000年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言论，即“自由职业者想法太过天真”“年轻人只想干感兴趣的工作”，而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被忽视了。然而时光飞逝，曾经的“年青一代”成了中年人，成了中年自由职业者，但真正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的艰难就是国家的艰难呢？事实上，他们的就业危机会导致消费低迷和国家税收的大幅降低。
笔者的亲身经历
笔者常年致力于研究和探讨就业冰河期，这一研究的起因是笔者对于自己以及与自己处于同一年龄层的朋友们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困惑。
笔者于2000年大学毕业，据统计，那一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跌破60%，也就是说能找到工作的人只有一半。笔者曾向100家公司提交了简历，并接受了50家公司的面试，最终只收到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正式聘用通知，担任综合职位(10)。不久，笔者辞职，再次踏上求职之旅，最终在一家专业性报社寻得一份正式雇佣工作，而那时这家报社根据《民事再生法》(11)的规定刚刚提交了重建申请。
一年后，受到《周刊经济》(12)的邀约，我成为该周刊的契约职员。对方邀请之时就说“最开始只能从契约职员做起”，所以我同每日新闻社达成了合同一年一更新的约定。
工作内容包罗万象，我也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中。媒体行业似乎没有劳动时间一说。由于杂志的校阅时间往往截止到凌晨，有时我就盖着报纸在编辑部的沙发上小憩一会儿，第二天早上又继续开工。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对自己是契约职员的现状感到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份工作未来不太稳定。倘若想成为正式职员，我就需要参加笔试并通过才行。另一方面，我逐渐适应了工作节奏，许多读者阅读了我写的报道和特辑，特意寄来感谢信。长此以往，我越发觉得这份工作是十分有价值的，今后就算一直做一名契约职员，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一直在这种焦虑和满足之间摇摆不定。
而且，环顾四周，我发现身边无论从事哪一行业的朋友，虽然都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但他们总是乘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家，一如既往地无偿加班，甚至连周末也必须工作，这让他们感到筋疲力尽。
我突然意识到：“大家都这么辛苦，这是合乎情理的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吗？”
《周刊经济》虽然对于宏观经济颇有见解，但始终将劳动问题看作是与经济、企业经营相对立的问题，但我觉得“正是个体劳动塑造了宏观经济”，“倘若工作使得年轻人疲惫不堪，未来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就这样，我决定开始我的采访工作。
我向编辑部提交了计划书，但由于当时的言论一致认为“年轻人想法太过天真”，所以我的计划书并没有被批准。而且，当时人们更关注中老年劳动者的裁员问题，年轻人的雇佣问题始终不受重视。
那时，“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这一词汇尚未被大众熟知，非正式职员仍被称为“フリーター”（自由职业者）。日语“リクルート”(13)（招聘）一词源于1987年，而“フリーター”（自由职业者）一词是由“フリーランス”(14)和“アルバイター”(15)合并创造的词汇。当时，这一词汇会使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以及讴歌自由的年轻人，这也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原因之一。
2003年，我的计划书未被采纳，我便有了辞职的念头。当时也有若干家公司邀请我加盟，我对跳槽一事犹豫不决。年轻气盛的我找到了当时在任的伊藤忠商事社长丹羽宇一郎，向他倾诉了我的苦恼。面对因计划书未被采纳而唉声叹气的我，丹羽社长劝说道：“三次，你再尝试三次。再三请求，相信你的上司肯定会被打动的。倘若还未通过，辞职也为时不晚。”
于是，我下定决心，继续尝试向上层提交计划书。当我第三次提交计划书的时候，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时正值政府颁布了《国民生活白皮书》，提出要关注15岁至34岁高达417万人的青年自由职业者群体。之后，我写了几篇特别报道，而2005年发表的《子女们悲惨的职场生活》反响十分强烈，后续还进行了连载。报道中提出了众多议题，包括正式职员与自由职业者一生的收入大概存在2倍至4倍的差距，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增加将会导致2030年财政收入缩减约6兆日元，以及这些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等。报道的内容道出了形势的严峻，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很自豪自己能够带领大众来关注就业冰河期。
无力的日本壮年一代(16)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我很是担忧，这一群体步入中年后，事态会越发严峻。
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正值经济萧条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他们无法成为正式职员，而且正式职员的职位数也极为有限。进入非正式雇佣的他们，“难以学到工作技能”，就算“有足够的技能也不被重用”。长此以往，哪怕经济复苏、工作岗位增加，他们也仍然无法得到称心如意的职位。
另一方面，社会又普遍认为，既然是正式职员，那就应当加班加点地工作，但一些人觉得“这样下去恐怕自己干不动了”，这导致拒绝成为正式职员的人也不在少数。根据2016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兼职劳动者综合实际调查》的数据显示，选择兼职劳动的人当中，10.3%的人认为是“体力原因”导致自己无法负担正式职员所应承担的工作。
是选择加班加点的正式职位，还是选择雇佣关系不稳定的非正式职位？
许多人在两个选项之间徘徊。曾经有一段时期，许多育儿期的女性无奈地选择了非正式职位。然而，这一选择在男性中也逐渐增多。我们随之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需要那么拼命地工作吗？有必要执拗于正式职位吗？它真的那么重要吗？”
于是，一些人产生了自我否定。就算有人想要转为正式职员，“到头来事与愿违”的绝望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就业冰河期一代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努力得不到认可，用人单位对他们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如此一来，他们对企业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更丧失了努力的干劲。
大企业一路引吭高歌，仿佛进入了新时代。财政部发布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显示，企业内部储备的利润收益（除去金融、保险）每年都在增加，2017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0兆日元，总额为446.84兆日元，已连续六年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国税厅公布的《私企薪酬状况调查》中有关中年劳动者平均年薪的数据显示，中年女性的年薪一直保持在300万日元上下，而壮年男性的年薪每年都在减少。我们来看一下各年龄层男性的平均年薪的变化。1997年、2006年和2016年，35岁至39岁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别为589万日元、555万日元、512万日元，20年间年薪减少了77万日元；40岁至44岁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别为645万日元、629万日元、563万日元，减少了82万日元；45岁至49岁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别为695万日元、656万日元、633万日元，减少了62万日元。
薪酬曲线（以时薪为单位）
厚生劳动省对全职劳动者中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的工资差额（以2017年的薪酬为例）进行了调查，40岁至44岁的非正式职员，时薪为1294日元，为正式职员的63%；45岁至49岁的非正式职员，时薪为1270日元，为正式职员的56%；50岁至54岁的非正式职员，时薪为1259日元，为正式职员的52%。随着年龄的增加，差距逐渐拉大。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
本书构成
为何正值壮年的他们无法找到称心的工作呢？
本书将聚焦中年自由职业者，他们是日本经济逐渐恢复时期被置之不顾的一代，我想去采访他们所经历的苦痛。经过无数次对当事人的采访，我发现他们甚至已经失去了愤怒，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
下面是本书各章的内容提要。
第一章，我将介绍几位30岁至45岁的中年自由职业者，讲述他们的艰辛劳作。为养家糊口兼职三份工作的43岁男性，以派遣身份再次进入职场的40岁单亲妈妈，在自治区做着看护工作、属于非正式职员的37岁男性，他们都是典型的“被经济繁荣期忘却”的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所谓的“为自己的决断负责”这一逻辑的不合理性。
第二章，我将谈论逐渐浮出水面的女性就业问题。我特别想提出的是“生育期解雇”和“生育期职权骚扰”的问题。以怀孕为由头终止派遣劳动合同，强迫员工值夜班导致其流产，我采访后得到的竟是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女性所体会的“工作之艰辛”也关乎社会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
第三章，我将换一种视角介绍雇佣矛盾的行政处理方法。重视雇佣的企业是如何培养人才的？它们有怎样独特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得以在日本全国推广，中年自由职业者的不幸也许不会重蹈覆辙。
对于个体的采访也许会让人看不到整体的趋势，而只看统计数据又无法体会到个体的苦痛。本书将结合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统计数据来分析问题的本质。
最后，除第三章对企业的采访外，本书记录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1)劳动标准监督署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地方派出机构，负责监督《劳动标准法》《最低工资法》和工伤赔偿等的实施。——译者注
(2)厚生劳动省，日本主管医疗、福利、保险和劳动等行政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译者注
(3)希望就职率是已被聘用、录用人数除以希望求职人数而计算得出的。——译者注
(4)文部科学省，日本主管教育、学术、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振兴普及的中央行政机构。——译者注
(5)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译者注
(6)“成团一代”是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出现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一代人，日文为“団塊世代”。——译者注
(7)总务省是指日本主管有关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基础的国家基本体系的中央行政机构。——译者注
(8)日本劳动工会总联合会是1987年经改组成立的日本主要民间工会的全国中央组织，又简称“联合”，此处日文为“連合”。——译者注
(9)高峰代少年是指“成团一代”的孩子们，日文为“団塊ジュニア世代”。——译者注
(10)日本的许多公司设有综合职位（総合職）和一般职位（一般職），综合职位是指除了负责日常业务以外，还需承担拟订企划方案等需要综合判断业务的职务，相对于一般职位，综合职位更容易获得晋升。——译者注
(11)《民事再生法》是日本规定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重建手续的法律。该法律是2000年在废除原有的《和议法》后实施的。——译者注
(12)《周刊经济》（週刊エコノミスト）是日本每日新闻出版社创办的财经专业周刊。——译者注
(13)源自英文“recruit”，意为招聘。——译者注
(14)源于外来语“free lance”，意为“自由骑士”“自由行动者”。——译者注
(15)源于德语“Arbeiter”，意为“临时雇的劳动者”“打工者”。——译者注
(16)壮年一代日文为“働き盛り”，直译为一生中最能干活的年纪，意指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