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地理学是研究地表空间规律的科学。空间一直有时间属性。在地理学中，依研究对象时间尺度的不同而分为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现代地理学三段，分别对应地质历史时期、人类历史时期和现当代。时间尺度既然不同，问题、资料和方法、手段也有差异。其中，最重要、与人类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当然是现代地理学，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现代地理学绝对离不开历史地理学和古地理学。因为，地表各种事象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现代地理环境、地理现象是历经地质历史时期、人类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如果缺乏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支撑，现代地理学很多问题就不可能进行深入探讨，甚至有可能不得其解。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具有非常悠久的渊源。第一部以“地理”名篇、成书于汉代的《汉书·地理志》，其正文是记录元始二年（公元2年）西汉王朝的地理状况，包括103个郡国所辖县邑侯国、户口、山川、津梁、神祠、物产、盐铁工官等各种统计资料。但在其开篇，则全文抄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对九州的描述，以此反映传说中夏代和周代的政治地理状况；结尾又辑录刘向《域分》、朱赣《风俗》，论述各地文化差异，其中也分别追溯当地的地域传统。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很成熟的从历史地理无缝对接到现代地理，以历史地理为现代地理提供支撑的研究范式。此后，中国古人也就将描述地表空间差异的学问称之为“地理”，这一概念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传统地理学重视历史地理的传统。

清末西学东渐，地理学率先从国外输入，为国人起到了扩大视野、解放思想的作用。是地理学引导当时还处在中古状态的中国人打开了国门，认识了世界，继而开启了19世纪后半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地理学对于中国近代的知识更新和社会转型居功至伟。

西方的地理学传入以后，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知识主干。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地理学也以“沿革地理”的名义进入大学讲堂。1934年以后，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建的“禹贡学会”提出将其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经过20余年努力，到50年代终于由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学者将其发展成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研究领域。

中国老一辈的地理学家由于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对历史地理学大多很重视，如竺可桢、黄秉维等。竺可桢对历史地理不仅重视，他本人就是一个卓有建树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历史地理领域做出了多方面贡献，特别是对中国气候变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至今，他的相关论著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他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浙大创建史地系，强调史学与地学的会通。该系延续至1949年才史地分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地学人才。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组建地理研究所，其中主要力量如黄秉维、陈述彭等均来自之前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受到史地会通思想的影响，那一代地理学家在研究中都很注意追溯其中的时间过程。

正因为如此，中国地理学会早在1961年就成立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为最早一批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之一。前后数十年中，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服务社会，我们的历史地理学家都做出了大量可圈可点的贡献。

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进行梳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可以看清学术来路，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因素、各种思维支点的考量，有利于解决当下的一些方向性困惑。未来虽然不可能是过去的简单翻版，但人在面临各种复杂局面时所具有的智慧，都是从过去的经验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以往关于历史地理学学术发展的总结，从数量上看，已经不可谓少。但那些总结，多数是从历史学的学术理路出发，将历史地理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那些总结工作也多由历史学者完成。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分经、史、子、集，地理是史部的一个门类，现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中，有很多出身于历史学背景，从历史学视角对历史地理的发展进行总结，自有其方便，也有其必要。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亲手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大家如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都公认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现在不少年轻学者也深感，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发展一直受到地理学思想方法的推动。因此，从地理学理念出发，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和学科成就进行深入思考，不仅大有其必要，在当今信息和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形势下，更有其紧迫性。

2016年8月，第33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将于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主办这一盛会。中国的地理学界对此十分重视，很多机构都在积极做一些准备工作。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同人抓住这一契机，组织精干力量编写了这样一本著作，我觉得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大好事。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以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理路做了一番清理。在论述过程中，首先是梳理学术脉络，包括人物的脉络、思想的脉络。这在以往的学术史论著中已不多见。更难得的是，作者在叙述历史地理各专题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时，并不像一般的学术综述那样开药铺，甲乙丙丁细大无遗；而是提纲挈领、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地拈出那些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从中分析问题意识的拓展、思维水平的进步，以及方法手段的革新。将一些枯燥乏味的具体事实组织得层峦叠嶂，阐述得活色生香。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本书具有一定的科学哲学意识。先是从各专题领域中提炼出一些理论建树、学科贡献，然后再上升到整个历史地理学的高度，分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和研究范式。这个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以往的各种历史地理学研究总结，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尽管这中间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所提出来的也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未必能成为公论、定论，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值得推广。若以后学术界能多一些类似的工作，不仅可以让学术史的撰写上一个台阶，更可以让广大一线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多一些学术史的责任和担当，力争多做原创性劳动，多出有学科建树的成果。再进一步，提出一些思维工具，形成一些有辐射力的理论，推动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共同前进。

如果能那样，那么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中国的学术也就真正地繁荣了。

我期待着。希望这一天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