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进入全面成熟的时期，而盛唐尤其可称诗歌的黄金时代，后人或称其为“诗国高潮”。李白与杜甫正是在这个“诗国高潮”中将诗歌艺术推向极致，以各自的方式、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做出巨大的创新，而成为后代诗人的立法者。千余年来，历代诗人不断地摩李杜之垒，斩将搴旗，演绎着壮观的诗史进程，但迄今仍无在整体成就上超越李杜的诗人。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清赵翼《论诗》），只是表达了后代诗人力求突破的愿望，并非接受史上的真实情况。相反，在诗性精神失落、诗歌艺术失范的今天，重新学习李杜诗篇，领略其非凡的魅力，甚至破解他们创造艺术经典的奥秘，似乎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必要性。当然，拂拭去落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尘埃，显其真美，更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这一部李白诗歌的选评，就是这种愿望的一个尝试。

一

李白（701—762），生于武周长安元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他的一生，经历了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五朝，目睹或亲历了唐对武周的拨乱反正、玄宗开元之治、天宝政治紊乱、安史之乱及其平定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的重要事件与变化，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决定李白人生命运的外部条件。但对于这个胸怀奇志而又用世不酬的天才诗人来说，除了天宝二、三年间（743—744）被召入宫任翰林学士；至德元载（756）为时任江陵大都督、擅自起兵的永王璘辟为僚佐这样两次比较重要的介入高层政治的经历外，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闲居读书、隐居求仙、漫游、任侠、干谒这些生活状态中度过的。其中隐居与漫游是他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1，可见李白曾有过较长时间的隐居。他自己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一诗中也说：“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邈绝，鸾鹤心悠然。”这是他三十岁左右的诗2，应该是指他早年读书大匡山、栖游峨眉以及出川后就亲许家、隐居安陆的一段生活。所以，在当时一些人的印象中，李白是在隐逸的状态下被玄宗召入京中的，如魏颢《李翰林集序》就说：“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3。”他后来定居山东任城时，也曾与孔巢父等共为栖隐，时称“竹溪六逸”。安史乱中也曾隐居庐、霍两山。他平生漫游各地，也常同时为山林栖隐之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一文中对他晚年（安史乱后）这种漫游兼栖隐的生活情形，有比较清楚的描述：“俄属戎马生郊，远身海上，往来于斗牛之分，优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盘桓利居，竟卒于此4。”或许可以说，栖隐、漫游、流寓间互而作是李白生活的一种常态。他的一生是比较动荡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漂泊无定。这有他主观上性格的原因，也有客观形势的造成。我们读他的诗集，首先要了解他这种生活状态。

盛唐仍然是一个诗的时代，后世异常重视传记与事实的文献观念，这时候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无论是李白本人还是与他时代接近的若干崇拜者，都没有自觉地建立诗人传记的观念。李白也继承了陶渊明等古代诗人的自述传统，写作了若干自述性的诗篇，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其创作目的仍然只在怀旧与抒情，并不着意于建立自己的传记。较早记载李白的李阳冰、魏颢之文，都重在评其文章，传其神采。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过于简略，其中“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及“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数条，最具传记史料的价值，似为他家所未及。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多为评论之辞，但其中记载李白曾投书裴敬叔祖裴将军，希望从其学剑，文宗皇帝时命翰林学士为李白歌诗、裴将军剑、张旭草书作三绝赞，这几条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范传正墓碑稍近翔实，为后来多家传记、年谱所本，但总体上仍偏于概约。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李白生平还有许多无法清晰的事实。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一一系以年月与本事，虽非不可为，却困难重重。因此，下面的文字，只能介绍其生平经历之大概，并且尽量侧重于其人生经历中思想与精神方面的发展历史。

李白是蜀中广安郡彰明县人。据李阳冰、魏颢二序，为凉武昭王九世孙，曾经蝉联簪组，中叶沦为庶民，并曾以非罪窜逐条支（中亚碎叶），曾改换姓氏。其父回到内地，择居彰明，指李树而生太白。这应该是李白自己的叙述，虽然其现存诗文中没有说到这些家世的情况。或说太白也生于中亚，五岁时随父归居内地。其父应该是一个有文化的富商，或为一般的富人。据《彰明逸事》等地方文献记载，李白年轻时曾短时为县中小吏。虽然他以凉武昭王后裔自居，并且与当代李姓人物如李阳冰、李云等常叙族谊，但考察其基本的身世，实为边地寒素之士，门第与其蜀中前辈陈子昂接近；但陈子昂家族属地方豪族，李白或许更低一点。唐玄宗召见他时说：“卿为布衣，名为朕知5。”可知李白是典型的布衣寒素之士。在当代诗人中，不但不及出于宰相门第的岑参，而且比杜甫、王维都要低。但是李、杜、王、孟、高（适）等人，基本上都是属于没有政治背景的寒庶才能之士这个阶层。令人纳闷的是，从武周时代以来的文学之士，大体上都要走进士科考试的路径。而李白不但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从其生平自叙中也看不到一点参加科考的打算。这从表面上看来，与他自述中所表达的从小就抱负奇伟的政治理想十分矛盾，却正是他怀抱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关于李白的政治理想，陈贻焮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李白有多种梦想，侠客、高士、圣贤、神仙。但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可见李白是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用，以后者为体，使自己成为如嵇康所说的‘并介之人’，由隐而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避免偏执一端之弊，而并获‘兼济’‘独善’两者之利6。”陈先生认为，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虽然在表现上有些特殊，但是有它的现实成因。隋唐之际，六朝士族制度崩溃，虽然固有的门第观念还在社会中存在，但从唐初以来，不少寒素阶层的士人，完全依靠个人才能走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甚至位至将相。而当时通过隐逸甚至学道求仙等行为而获致名声，为最高统治者所关注、征召者，也不乏其人。这正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及其对政治途径的个人设计的现实依据。李白的这种人生理想，不仅有现实的成因，而且还有深远的文化传统的作用，至少东晋以来追求自然与名教合一的人格理想的形成，可以看成李白精神的历史渊源。当然，可能还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嗜酒，志不拘检，且为神仙栖逸之士，也使他不能成为兢兢业业、俯首就范于科举规范的普通士人。何况初盛之际的科举事业并不发达，较少通过科举入仕而致身台鼎者。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白的文学，完全没有受科举文章的影响，能够完全服从其个人的文学理想，走了复古深造的道路，成就其毫无凡近之思的飘逸入神的文心与诗境。

正是这种奇伟的政治理想与特殊的追求仕进方式，造成了李白独特的人生轨迹，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常人的生存状态。李白在幼、少年接受了比较优渥的文化教育与文学修习后，到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在邻郡漫游，隐居大匡山读书，并且往来旁郡，游历江油、剑阁等地，十八岁时游梓州，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亦是节士，任侠任气，善为纵横学，著有《长短经》，因为开元中召之不赴，得到“赵征君”称号。他可以说是对李白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李白的任侠、好谈纵横之言，与其早年这一学习经历有关。李白二十一岁时，曾赴成都谒见时任益州长史的苏颋7。玄宗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韩荆州书》），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蜀地。这似乎是唐宋时代诸多蜀地英才的共同命运。蜀道难行，蜀地偏远，他们离开故乡后，常常很难再回去。但思乡之念，从开始离家的那一刻就产生了，一首《峨眉山月歌》，牵动了千古游子的乡思。但故乡终究越来越远，远得望不见它的影子，诗人只有借江水寄托无限的乡思：“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于是，思乡成了太白终生难消的情愫，或许这是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深痛。若干年后，当李白离开长安之后，另一种重要的终生情结，即忆念长安、思念君国的情怀，同样激烈而又持久。与上述两种情感相联系的，则是学者称为“客寓意识”的一种流寓漂泊的生活体验。上述情怀与体验，构成李白诗歌的基本情调。可以说，李白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及求仙学道，造成其动荡不定的生活，而思乡怀都、思念亲友等等，又构成他人生的诸多执着与系恋。这种系恋，尤其是政治上的理想追求，甚至达到了刻舟求剑式的固执与不智。外在生活的不断变化、动荡不定，与内心的诸多情感执着，构成李白式的动与静的矛盾统一关系。

出川后的李白，在荆襄、洞庭一带漫游，后来又来到金陵。至二十七岁时方才就婚于故相许圉师家，遂定居于湖北安陆，将近十载。但这期间，他仍保持了蜀中时已经形成的不断离家出游、隐居山林的习惯。他轻财好施，广事交游，结识文人、侠士、羽客、缁流，其中有司马承祯、李邕、孟浩然等重要人物。孟子所说的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尚友古人，李白都做到了，而且是比较自觉、积极地去做。李白以坦荡的胸怀结交当世人物，并且在诗歌中表现他们。所以，与杜甫一样，李白诗歌也塑造了开元、天宝时代士、俗各种人物的群像。并且李白常常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豪放性格与奇调作风，尤其是对那些隐逸山林、轻视轩冕的方外之士，如孟浩然、元丹丘等人，李白常常无保留地表达赞慕之情。这其中漾溢着开元时代寒素士人特有的一种浪漫情调，深受六朝调达、闲逸风气的影响，如李白《赠孟浩然》诗中所表现的遗荣任真情调；同样，其《题元丹丘山居》中也表现了这种情调：“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羡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我们在王维、孟浩然、李颀等人的诗歌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调。但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却比这些诗人要激扬得多。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大概在少年时代，就已萌发奇伟的政治理想，但其理想的真正明确化，应该是在开元中期寄迹安陆的时候。大约作于开元十五年隐居安陆寿山时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8，是李白早年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完整表达。在这篇壮浪恣肆、寓言山灵的文字中，李白自称逸人，“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他在山林中“虬蟠龟息”，养真藏身，欲将“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人天之渺茫”，亦即一种超越一切、达到绝对之自由的人生理想。但是，最终又拟放弃这种完全属于独善形式的天真理想，决定投身政治，“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正是这样，独善与兼济，做巢由与做伊尹，就像两种基本旋律一样在李白的人生中交响着，并且是同样的宏大奇特。出现于李白诗中的姜尚、鲁仲连、张良、谢安，则是李白理想中完美结合了这两种人生理想的古代人物。李白诗歌中对历史人物的成功塑造，正是根源于他的这种精神气质，并且同样是富于奇特效果的。总之，李白诗歌的浪漫情调、奇伟飘逸或豪迈激越形象的造成，都来自于他的上述人生理想。只有深入了解并同情、理解李白这些鲜活的人生体验，领略他的精神世界，才能接近他的诗歌精神。

但是在漫游、干谒、隐逸、求道甚至行侠等多种生活经历的变奏中，李白精神世界中的现实内容也在增加着。他的具体生活情形，比如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现实中的交际真相，我们很难知道，他自己也很少表现。但是他的现实感的增强，对社会与政治复杂性认识的加深，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前后，李白因原配许夫人去世，与“山东一妇人合”（魏颢《李翰林集序》），移居东鲁9，此时李白四十岁。其间仍不断漫游梁宋等地，进入洛阳，并北游太原。最后在天宝二年受玄宗征召，入长安宫廷，为翰林学士。长安经历，无疑是促使李白现实精神成熟的最重要因素。关于李白的长安经历，在具体的历史事实方面，就如李白生平的其他事实一样，有许多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清楚的地方。李白在天宝初，受玄宗之召入京，并曾任职于翰林院，草诏诰及密书，参与或者至少是与闻军国大事。但其在翰林院，像他在安陆等地一样，颇遭才忌，这一点，早期的几种李白传记都持同样的观点。据野史所载，李白甚至得罪了力士与杨妃。李白自己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等作品中，也对受谗遭忌的事实有所透露，尤其是对翰林院生活的不适感的表达。总之，就如历来所传，李白最终在天宝三载左右被赐金还山。我们知道，这是唐宋时代君主对待释道界名人及著名隐士的做法，也可见李白在盛唐人物谱系中所处的地位，是被视为隐逸或方外道术之士的。他之所以离开长安后，急匆匆地要找高天师受道箓，似乎正是要呼应玄宗朝廷对他的这种定位。但他内心是无法忘怀政治的，并且难以掩抑其失意与激愤情绪。

李白在长安两三年的具体生活事实，我们很难详知，却传说众多。并且若干故事，应该在士林中流传广泛，连杜甫《饮中八仙歌》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曾自称“酒肆藏名三十春”，可见杜甫的笔法虽传奇，但大致是写实的。长安时期，除了禁中草诏、并作《宫中行乐词》《清平调》《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等应制作品外，李白还写了大量自我抒情的作品。其中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交游，为饮中八仙，可能是其交游生活的一件重要事情，也可能是当时士林中流传广泛的事迹。这时期，他上与五侯七贵同杯酒，下至混迹市井，与长安游侠少年之流接触。总之，其具体的生活，应该比我们想象的丰富些。大抵古人所记述、谈论的李白长安经历，就是上述这些。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一些李白研究者提出李白曾经二次入长安，即认为李白在天宝初应诏入长安之前，在开元中已经来过一次长安，并且来往于长安和周边的坊州等地，集中那些表现流落不遇、仕进无门的诗歌，多作于此期。后来，又有学者认为李白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后，在天宝十一、二载北游幽州后，又曾再次进入长安。如果二入长安、三入长安的说法可信，那对理解李白的长安经历是重要的。总之，长安经历让李白深入到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让他接触到当时文坛的中心。

离开长安后的李白，继续在梁宋、鲁郡及金陵、吴越一带漫游、栖息，尤以宋中为久住之地。后又在宋中一带与宗氏结婚，而子女似仍寄住山东任城。长安放还之初，曾经依止从祖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并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杜甫正是在这之后在洛阳、梁宋一带与李白结交，并与他短期地从事于求仙访道之事。从其《赠李白》一诗来看，似乎两人最初的友谊，还是从厌世求道开始的10。但所谓的“脱身事幽讨”“方期拾瑶草”，似乎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上面说过，李白做这些事情，更多的是为了呼应玄宗的赐金放还，他根本做不了一个安静的道士，所以杜甫在另一首《赠李白》诗中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可能是李白出长安初期的真实心态与行为表现。但在失意与孤愤中的李白，似乎仍然十分系恋长安：其在鲁郡时所作《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诗中，至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之语；其后所作《登金陵凤凰台》更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语；其《横江词》亦有“横江西望阻西秦”之语。可见离京后的李白，是常有思忆君国之心的。这是李白晚期的重要情感系恋，似乎已经超过其思乡之情。这也很自然，我们看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回忆起当年不得不离开长安时的情形，心情仍然十分激动：“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他自信能够得“轩冕荣”的“霸王略”无法施用，转而为入海求仙之行，内心却并不能真正平静。此后还有冒险北上、刺探安禄山反情，试图以奇侠之行建功沙塞，但终于畏惧无计而返，反而产生了避祸远遁的心理11。所以，在后来的安史之乱中，李白最初的反应，是求高蹈避祸的，这从《古风·西上莲花山》及《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等诗中可以见到。前诗以寓言之笔，写自己欲登华山求仙，终因下视洛川胡兵肆虐、郊野涂血而罢。联系《扶风豪士歌》所写诗人见到“天津流水波赤血”而南奔，似乎安史乱时诗人正在洛阳，曾欲上华山等处隐居避祸。后诗中“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是说安史乱中隐居庐山的情形。这一时期李白的感情状态，也许正与西晋末郭璞《游仙诗》中所表现的接近。在对当时情景作历史观照时，他最经常想起的也是西晋永嘉之乱，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从幽州北归到安史之乱发生的前期，大概是李白差不多要完全放弃用世之心的时期。然而，李白真正的人生悲剧，却正是在这时候发生的，他的入海求仙，完全是一种空愿。

至德元载（756）即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永王李璘受四道节度使，镇江陵，封疆数千里。据说他打算占据金陵，保有江表，效东晋故事。肃宗察其意向，召他还蜀，他不服从诏令。李白因为天宝中曾受玄宗征召入翰林，自然具有很高的声望，何况他的被放还，或许还与高力士、杨贵妃的谗毁有关。他放还后常往来于江左诸郡，此时又隐居于庐山，正在永王辖区内。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安史乱后，只要鞭长能及，无论在哪里，都会被唐王朝的统治者罗致麾下的。事实上比他名气小得多的杜甫，就是安史乱中奔亡至灵武而受到肃宗任用的，高适等人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李白被永王征召，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李白自称穷理乱之情，通王霸之术，每以鲁仲连、谢安石自居，在他的自我定位里，是自命为济乱之才的，所谓“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正是此等人才的大作为。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他说本意求仙，但“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这末一句的意思，正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常有战争之事。也因此，像他这样的人物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不禁再次让我想起杜甫，他的理想几乎与李白一样大，设想却很不一样，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一种至治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要做一个典型的儒者政治家。而李白则要施其纵横捭阖之术，以戡乱之才自居，且功成之后，退隐江湖。杜甫则没有类似的表达。这正是道术之士与儒术之士的一种分野。后者是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可见李、杜两人自负之才，正有武、文之异，道、儒之别。结合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永王之征召与李白之受聘，应该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李白主观上也应该是积极的，这从著名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能看得很清楚。当然，在后来永王失败、李白作为附逆者被拘罚时，他对这件事情的叙述，自然会强调被胁迫的一面：“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也许“辞官不受赏”是一个真实的情节，我们没有看到李白在永王手下担任官职。大概李白以玄宗旧臣自居，不愿任永王属下的具体官职，只愿以宾客、师者自居。这也是他后来没有受到更严重处罚的原因。早期李白传记的作者，也都认可李白自己的胁从之说。至德二载（757）二月，永王兵败，李白亡走彭泽，后坐系浔阳狱。虽然有宣慰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清雪，并上书荐其才可用，但最后的朝命还是长流夜郎的处分。他从浔阳出发，江行上溯，过乌江（见其《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西塞驿（见其《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黄牛峡（见其《留别龚处士》“我去黄牛峡，遥愁白帝猿”）等处，最后在三峡某地遇赦得还，其欣喜之情，如《早发白帝城》一诗所叙。其后依止韦良宰等人，还居江夏之地，后又重游岳阳等地。稍后多栖止江南，来往宣城、历阳两郡，并再游金陵等地，正是范传正所谓“远身海上，往来于斗牛之分”。宝应元年（762）六十二岁时，李阳冰为当涂令，李白以族侄身份往依。十一月间，以疾卒。可以说，终其一生，未停漂泊，晚景更加凄凉。值得注意的是，这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亡。李白四十岁以后的命运，与玄宗、肃宗、永王这父子三人直接相关。他因玄宗赏识其才而召入翰林，却又遇谗放还；又为别有野心的江南之王永王罗致，并被永王的镇压者肃宗贬谪。设想如果李白还能再活下去，或许在代宗时期会有另一种政治上的遭逢。事实上，据刘全白记载，代宗即位时拔识幽隐，曾授其拾遗之衔。

总之，李白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他怀抱神仙将相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历史。他的人生理想和现实遭遇的交织，构成他诗歌的基本内容。要真正认识这个中国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才，关键还在于揭开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论者云，“李白无疑是个天才，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评。可是，其所以成为伟大诗人，关键还决定于历史因素及其自身的人生态度”12，这是很对的。李白以隐逸求道为体，以帝王辅佐、显身荣亲为用的人生理想，在唐代士人中并非独一无二，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李白的精神风格与行为表现的独特之处，是其在遭遇各种现实的打击，甚至经过安史之乱这样的家国巨变之后，仍然坚持不舍、充满真实的信心。这一点，与杜甫虽在长期颠沛流离之中，仍然身忧君国，一饭不忘，在精神上可谓异途同至。虽然传统上将杜甫视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将李白视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但是李白诗歌并不缺乏现实性，相反的，可以说现实性同样是李白诗歌的鲜明特点。李白早年诗歌，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锦城散花楼》等，已显其天才英丽的气质，但风格清新浏亮，有一种清澄透澈的明丽。出蜀后的纪行之作，如《渡荆门送别》《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等，则有一种凄清的乡思萦绕，开始表现出较多的怊怅抒情气质。这种怊怅抒情的气质，渐至发展为慷慨之气，或激昂或悲凉，与我们熟悉的建安风骨有些接近。而李白自己也正是以“建安骨”来体察他诗歌中这种新的精神内涵的。随着其对现实认识的深入，还有个人失意感的反复冲击，李白的现实精神在不断酝酿，甚至带上一种《离骚》式的愤世嫉邪气质，现代学者也将此概括为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有时表现得委婉深沉，似孤舟之嫠妇，如《长相思》等作；有时又表现得慷慨奔放，如《行路难》等。在这方面，李白的长安经历，可能是此种精神气质成熟的重要促成因素。

二

李白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上，也形成了横绝古今的宏大理想，这构成其人生理想的另一翼。

李白少年家居时受过较好的文学教育。他在《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说：“予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十五岁左右，他的文学创作已经初步成熟，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北宋时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记载李白乡人保存了李白早年的作品：“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之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褵褷，已有雏凤态。淳化中，县令杨遂为之引，谓为少作是也。”（《唐诗纪事》引）李白二十岁时赴成都谒见时任益州长史的苏颋，苏氏待以布衣之礼，并在群僚前赞扬他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献给苏颋的，应是其早年创作的结集。其中可能有后来留存下来的《大猎赋》，故苏氏比之司马相如13。又据《酉阳杂俎》称：“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14。”《词选》亦被认为或即《昭明文选》。可见李白早年创作，也应该是诗赋、杂文并作，其方法则侧重于拟古。上述这些材料，对于了解李白早年蜀中的创作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彰明逸事》中所谓“微类宫中行乐之体”，大概是以写宫廷题材为主的。但此时他并无接触宫廷生活的可能，这些作品应该是模拟之作，其模拟对象很可能是《文选》《玉台新咏》这类总集中宫闺题材的作品，所用体裁则是齐梁以来的格律之体。我们知道，从永明诗人沈约、谢朓等人以来，有一种使用声律体来作乐章歌词与赋乐府题的做法，梁陈至初唐仍流传这种体制。从内容来看，表现行乐与女性后来也一直是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王安石甚至批评他的诗“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王安石不知道李白写饮酒写女性，多是人生失意的排解之辞，部分具有寄托的性质。但是在早年学习诗赋创作时，因少年情性所近，并且追求优美的风格，其所模拟的对象，多是汉魏六朝的宫怨、闺情，以及古诗、乐府中的游子思妇之类，是可以想见的。但李白飘逸的才性，尤其是他的神思，在早年的作品里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谓“短羽褵褷，已有雏凤态”，说的正是他早年在彰明老家时的创作给人的印象。当然，以李白的天才，他的诗赋艺术自然是在很快地发展的。等到二十岁谒见苏颋时，就获得了“天才英丽”的评价。李白作品给人以天才迸发的深刻印象，这是他一生作品的共同特点。但早年所作，则带有突出的“丽”的特点。我们知道，从齐梁到初盛唐，“丽”一直是人们在诗歌风格方面的基本追求。但宫体之流，陷入绮靡。而李白的作品，因为神思飘逸，给人以“英丽”的感觉。“英丽”之中，也有自然清新的成分。沈宋与文章四友等人，正是在继承齐梁与唐初之声律、俳偶的基础上，达到自然流丽的审美效果，实际上已对陈隋绮靡之风有所革除。苏颋也是属于这一派的诗人，所以他以“英丽”赞许李白。但他同时也指出其作品风力未备的缺点。这个评论，大概与李白自己的看法正好符合，或者说追求风力正是李白此时已经形成的一种创作思想。这当然是与时代的风气有关的。其实，在李白开始学习诗歌创作的少年时期，当时主流的诗人已经在齐梁体的基础上做出革新。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历叙唐人革除“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梁陈绮靡之风的过程时说：“武德初微波尚存，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声律风骨始备矣。”我们看李白正是景云中开始学习创作的，而当时包括苏颋在内的主流诗家，已经是颇通远调了。李白这时虽然并未立即接触主流诗风，但他以自己的天才奇逸之格，在学习六朝诗风时，已经创造了英丽之美，其出蜀前后的作品已经达到当时诗坛的最高成就。以五律为例，在学习初唐诸家五律的基础上，李白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在艺术上对时风有所超越。可以说，即以出蜀前后的成就而论，李白也已跻身盛唐名家之流。但此时他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复古主张与复古创作方法。他在复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古风与古乐府的创作，则是在出蜀之后才展开的。

就在李白的政治理想开始成熟的同时，我们相信，他那种以复古的方式来开拓千古的诗歌创作理想，也同时成熟了。复古并非李白个人独创的文学思想，而是他领受时代风气的产物。玄宗朝崇尚道术，政治与文学上都迎来了复古的时代。李白《古风》其一：“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虽然两家都认为复古是由上而下的运动，不无歌颂玄宗之处，但当时为了对前面的武周统治拨乱反正，确实提倡去奢华，返淳朴，并尊老子为玄元皇帝，以重新树立李唐的政治威望，在政治上也是标榜清真无为之治。可见，至少在政治与文化观念上，复古的确是当时的风气。至于文学复古，自然不始于开元，而是初唐陈子昂等人就已实践。只是则天、中宗时代，宫廷创作始终占主流，所以复古诗学没有很好地展开。到了这个时期，一种纠正甚至否定旧朝文学、厌恶繁缛作风的观念也适时地出现了。而其建设方面，正在于复古观念在实践上的推进。另外，从思想史的层面上说，此时崇尚道家，佛学也经历了禅宗的革命性发展。这两家其实都是以追求自然为宗旨的，禅宗更是强调自性清净，对心性多所开拓。从南朝齐梁到唐初武周时代，佛教信仰的主流，一直是贵族化的奢华崇丽、追求外表形式的象教信仰，与这时期文学的绮靡风格是相应的。而以慧能为代表的南派禅宗的革新，则带有更多庶民化的作风，这与此期寒素文学的兴起也是相对应的。李白本人崇尚自然的思想，从哲学分野来讲，就是属于道家之流，对佛禅之学也有一定的接受。

李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走上诗坛，通过广泛地交游，接触并深入到当时文坛的中心。他出蜀之后，先是进入当时已经是诗歌创作活动重要地区的荆襄、金陵一带，接触了以孟浩然为代表的一些复古诗人，其后又进入长安贵族交际场，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在这期间，李白对时代风气已经认识得十分清楚了。《古风》其一中对玄宗朝复古文运的描写，以及他整体的文学史观，应该是在出蜀后的几年内逐渐成熟的。可以说，出川后的开元后期，是李白广泛接触当代诗坛的时期。但是，正如在政治理想方面，李白的宏伟设想并没有被玄宗朝的政治理念所局限，李白在文学上的复古思想与实践追求，也是既出于玄宗朝文坛风气，同时又超越其当代的复古思想，甚至超越了唐初陈子昂、张九龄这一主流的复古派。玄宗朝的政治复古，多少带有一种自以为盛极之世的夸饰之嫌，甚至令人想起后来宋徽宗的推崇道教与丰亨豫大。到了天宝时代，政治上的各种矛盾开始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从李白大量揭示当代现实弊病、慨叹自己怀才而不遇的诗歌中，我们知道他对玄宗朝的政治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可见所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只是李白对玄宗时代一种温情的颂扬。同样，他也从诗坛的现状中看到当时诗歌创作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复古的不彻底性。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15。”又《本事诗》载：“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集中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16？’”作为当代人与当事人的这些言论，可以说都是符合实际的。从初唐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文坛一直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中心。虽然开元中期以后，复古的文学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延续自初唐的浓厚的宫廷文学风气仍然存在，甚至李白本人在天宝初也曾一度充当宫廷诗人的角色。虽然他的宫廷创作并非绮缛之体，而是以清新自然为尚，但从主题来看，毕竟属于宫体之流。甚至到了天宝后期，王维、杜甫、岑参等人，仍然对武后、中宗时期的雅颂应制诗风有所延续，虽然在风格上已经有发展，变为壮丽铿锵之格。这些情况，使李白对其当代文坛存在的弊病有较多的认识，激起其更强烈的复古愿望。可见李白复古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针对梁陈以来的宫掖诗风。

李白对于当代诗坛的不满，不仅在于其风格上延续梁陈宫掖之风，而且还在体制方面。上引《本事诗》所载“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就是其在诗体方面的基本思想。唐诗的体制，总体上是沿承汉魏六朝诗体。但从齐梁以来，由于声律及相关咏物绮靡之体的形成，诗体上出现了古与今、新与旧的分歧。这个分歧，到陈子昂提倡汉魏的观点出现以及武后、中宗年间近体定型时，就变得十分清晰，即渊源于汉魏的古诗、古乐府体与渊源于齐梁的各种近体、齐梁体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在开元、天宝时代主要诗人的创作中都存在。大抵可以说，当时主流的诗人，如王、孟、高、岑、杜等人，在观念上都是崇尚汉魏风骨的，在体制上却是古今体并用。李白在观念上是彻底的复古派，在体制上则是取法晋宋以下，并由汉魏而上溯诗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白大量地写作古风与古乐府诗。他的古风、古乐府，都是以寄托比兴为旨的，体现兴寄深微的美学思想。他那些吟咏山水、纪交游、抒情志的五言古诗与歌行杂体，也多取法晋宋以上，不落齐梁以后。在近体方面，李白的五言律诗、五言律体绝句，七言律体绝句，虽然使用声调谐婉之法，但律意并不明显，给人一种律而非律的感觉，与沈宋以来“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的“靡丽”之体不同17，与律切精深、顿挫入神的杜甫这一派也不相同。总体来看，是在近体中表现了古体、古风的风骨与自然神韵。而在七律方面，虽然盛唐此体已经流行，但李白创作甚少，并且如《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乃效崔颢《黄鹤楼》之体，调在歌行与律诗之间，其余有限的数首也都以直致为体，不同于同时王维、高适、李颀诸家情景交融、承转谐婉之作。

总之，李白继承初盛唐复古一派的经验积累，进一步深化复古的思想，是对陈子昂以来复古派的发展。他的古乐府创作，更是与众不同的一家之学18。但他的复古并非流于形式，拘于格调，而是纵横古今，自由吸取，其精神在于通过复古来实现他独特的诗歌艺术理想。

三

李白诗思奇逸，诗情豪放，显示出大气包举、与天地造化相侔的某种气质。现代学者曾用积极浪漫主义来揭示他的创作方法。李诗的这种艺术风格，虽然与其天真率易、自信张扬的个性有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受其人生理想的驱使。尤其是其政治理想与艺术理想，是李白上述艺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样，李白诗歌突出的现实批判性，也是与其人生经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是他对玄宗后期现实恶化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他人生理想严重受挫的一种反映。后一方面，李白的长安经历无疑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短暂的宫廷经历，使白之创作从思想到艺术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在其出宫后怀才不遇的歌咏总是伴随着对朝政腐败（奸佞当道、君主昏庸、穷兵黩武、滥杀无辜等等）的批判，并因此产生了国之将倾的预感：‘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远别离》）；‘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整个天宝年间，即安史之乱发生前那种黑云压顶、山雨欲来的时代气氛，在同时众多诗人中只有李白感觉到，只有他在大声疾呼。他显得很孤独，却体现了时代的良知19。”这正是因为李白所怀抱的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并且他本来就关注历史上及现实中的治乱兴衰，所谓“颇穷理乱情”。

李白诗歌的主题，常常表现出某种现实与超现实的复杂交织，这在《古风·西上莲华山》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诗人本欲求仙，然睹洛阳之乱象而忽然作罢。这种纠结在高蹈远遁与不能舍弃君国民命、不能完全放弃生平理想之间的矛盾情绪，构成了李白后期诗歌一种奇异的景观。从曹植、阮籍、郭璞以来，文人游仙诗的传统，一直带有强烈的现实寄托。李白诗歌中的游仙形象，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并有突出的发展。这是因为李白对现实的系恋，远远超过阮籍与郭璞，而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又超过了曹植。

李白在诗歌体裁方面做出了很大的革新。齐梁以降，声律技术的发展，虽然促使了近体的定型，是中国古代诗歌体裁的一大发展，但从诗歌体裁的丰富多样、变化创新来说，反而有转趋狭窄化、单调化的倾向，即诗歌体裁渐趋声律化。初唐的声律体，不尽为后来定型的五七言律诗（包括排律）、绝句体，也包括各种讲究声律的齐梁体（如各种仄韵的声律体），所以相对后来近体完全定型后的诗体要多样一些，但也都在五七言齐言的范围内，并且都是用声律、俳偶这两种修辞格式，显得很单调。另一部分诗人用了晋宋体，但也主要是五言。陈子昂、张九龄两家《感遇》学汉魏体，于是使唐诗中的古体真正成立，应该说是对齐梁以来单调局面的突破，但还是属于齐言范畴。并且古风一体，篇制基本上属于短篇，以比兴为宗的一种，很难衍为长篇。李白在诗体方面是不主故常的，对声律之体，并不像元结和《箧中集》诗人那样刻意拒绝，而是以比较自由的态度来使用，能做到用律而不为律所束缚，造成与众不同的声律美。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窥探到齐梁以前诗歌体裁的丰富状态，尤其是对汉乐府与南北朝各种新声的继承与改造，完全突破了齐梁以来体制狭窄、单调的局面，为他驰骋非凡的天才，创造元气淋漓的诗境、变化无穷的风格，提供了一个完全没有羁绊的空间。殷璠《河岳英灵集》评论李白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所谓“体调”，正包括体制与风格这两种主要因素，而两者又是常结合在一起的。可见在时人眼中，李白在这两方面都是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殷璠是一位具有复古思想的诗学家，他对齐梁以来完全束以声律的作法是有所否定的，但对李白诗歌的“纵逸”“奇之又奇”“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这三个评语，虽非贬，但也不是明确的褒义。这样说来，李白在诗歌体制方面的突破，不单是突破齐梁声律绮靡之体，对盛唐诗坛流行的体制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这方面，他比当时体制上有开拓的王维、杜甫都走得远。王维、杜甫在体制使用上，还是有一定的框限的，李白则达到了完全自由、变化多端的境地。从潜在逻辑上讲，李白在诗歌体裁的使用上，是没有任何先定的限制的。在他这里，诗歌体裁始终处于不断创造、变化的状态。在魏晋以后的文人诗作者里，能达到这种境地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宋人张耒有论云：“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声和鸣。浑然天成，有言外意20。”黄庭坚当然学的是李白的经验。后来一些重要诗人，如清代龚自珍，也多有破弃声律末流的思想与实践。但是真正来说，李白之后，没有一位诗人能达到李白这样的自由、变化，以无限变化可能来运用诗体的境地。

李白诗歌艺术的另一高度，是其在语体、修辞艺术上的复古与革新。汉魏诗歌以散直为体，晋宋以降，诗歌语言渐趋于俳偶化，同时追求典雅华缛的风格。其间虽左思、陶渊明、鲍照的部分诗作保持较多的自然朴素风格，但总的来看，与日常语言的距离在拉大。齐梁时代，虽然永明声律体诗歌在语言上某种程度有向自然清新转变的倾向，但整体上看，绮缛雕琢的作风仍然在发展，并且隶事之风大兴，到初唐仍未革除。李白在诗歌语言方面，提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以汉魏散直为体，但对六朝诗人在诗歌语言、意象、造境方面的成就，也充分地加以继承，可以说将绮缛雕琢的做法完全革除了，造成一种极富表现力、与情志不隔的语言风格。歌行长句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五言短句如“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连夕起秋声”（《沙丘城下寄杜甫》），都是录写情事，如在目前。其《古风》等学汉魏体的诗歌，虽然多用古辞，时敷藻彩，但有光英朗练之气，如“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古风》其十）。其近体诗的语言，不仅全消齐梁之浮辞缀属，而且比起盛唐诸家的近体还要自然。殷璠所说太白诗“纵逸”，当亦包括其语言风格，以及由这种语言风格造成的抒情风格。

中国古代的文人诗歌系统，是以汉魏乐府歌辞为母体，并继承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两大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它在建安时期确立了基本的体制与艺术典范，经过后来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中间还有南北朝乐府歌辞血脉的输入，以及齐梁时期声律体制的产生，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可以说达到了艺术上全面的成熟。李白与另一位大诗人王维同龄，两人与比他们年轻十一岁的盛唐诗坛后劲杜甫一起，代表了开天诗坛的最高成就，即所谓“文苑三分李杜王”（陈贻焮先生诗句）。而李、杜两位的历史影响尤其大，在后来历代诗坛上，一直处于文人诗最重要典范的位置。现在看来，也的确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诗艺术的最高成就。杜甫代表了诗歌艺术的一种极致，而李白则是诗歌精神最自然最充分的实现。李白所创造的诗歌美，或许更具一种人类性与世界性。他对近代西方诗人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然，杜甫诗歌所表现的民胞物与精神，其对君国民生热烈而持久的关切与悲悯，并且从未沉入感伤，同样是人类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我相信，在未来人类诗歌发展进程中，李、杜的诗篇，将突破其在中国古代诗歌史及东亚汉字圈各国度诗歌的范围，而发生新的世界性的持久影响。

钱志熙

2015年7月3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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