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闽派中医药的特色及贡献

八闽雄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名医佳士，代有师承，术业专攻，著述浩瀚，底蕴深厚，流派纷呈。扬传统医药之学，传岐黄救人之术，百家争艳，百花绽放。三国时期，董奉与张仲景、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其医精德诚，被后世尊为“杏林始祖”，照耀千秋。北宋林士元善治蛊毒，名闻京畿，救人无数。何希彭的«圣惠选方»成为“医门传之以立业，病者持之以活命”的著名医书。南宋杨士瀛的«伤寒类书活人总括»和«仁斋直指方论»等名著，剖前贤未言之秘，摘诸家已效之方，扬家世之传而独树一帜，救黎民百姓而医德远扬。朱端章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等，被后世称为“产科之荟萃，医家之指南”。清代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浩繁，贯穿古今，堪称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其中«医部全录»为方书之渊海，证治之津梁。近百年来，闽医相授，医学相传，名医辈出，学派林立。究其特点有以下三方面：

（一）人才辈出，形成闽派中医的人才群

闽派中医，代有名医，人才济济，家学渊源，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真传妙术，世医显赫。据俞慎初主编的«闽台医林人物志»统计，从三国到清代的福建医家共641人，从各朝代医家人数分布来看，宋代形成了古代闽派中医药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八闽文化形成的鼎盛时期。在福建古代四大名医中，宋代的苏颂、宋慈、杨士瀛就占了3位。闽派中医以世代相传的世医为主，以从儒到医的儒医为特色，还有游走四方的客医、借医行巫的巫医等不同类型的医家。闽派中医在学术、传承研究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人才辈出，家学渊源，底蕴深厚，世医显赫

例如历传十世的连江陈氏儿科；历传七世的壶山林氏内科、善化坊孙氏妇科、桂枝里陈氏儿科、塔移影林氏儿科；历传五世的凤山郑氏内科、永泰俞氏内科、连江陈氏妇科与内科、苍霞洲李氏儿科等。世医辈出，著述传世，济人以术，授人以渔，诊救患者，扬芬杏林。同时，闽医多有“诗书世其家，岐黄游其艺”的深厚文化底蕴，常有援儒入医，杏林文苑，一脉相通，彰显特色。

2.注重中医理论、经典著作的研究

例如，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是我国历来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收录从战国到清初的医学文献120余种，并分门别类进行编纂，内容包括医学理论、各科病证、方剂药物、医史传记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是清代著名的医学丛书，丛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医经、本草、医论等中医理论，又包含«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内、外、妇、儿、五官等临床各科证治，是临床很好的参考书，等等。

3.中药、方剂的研究成绩斐然

例如，南朝人撰著的«闽中草木状»，介绍产于福建的各种植物（包括药用植物）。葛洪，一生从事炼丹，论道行医，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现存的医书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神仙服食方»等，在炼丹和制药化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南宋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本草成书»«本草外类»等药物著作，收载药物1 095种，介绍每味药物的名称、别名、形态、性能、功用及前代医家的论述，著作内容丰富，颇有应用价值。南宋刘信甫撰著的«新编类要图注本草»论述了药物性味和加工炮制方法。此外，还有陈全之的«食物本草»、何乔远的«南产志»、吴隐泉的«医方约解»、林道飞的«济世良方»、林玉友的«本草辑要»、陈澈的«药症忌宜»等。

4.临床各科人才辈出，特色鲜明

例如，妇产科的朱端章，儿科杨士瀛，针灸医家庄绰等。此外，还有黄润光的«内科要诀»，吕尤仙的«外科秘录»，林达的«胎产万全»，陈书的«治喉举要»和黄庭镜的«目经大成»等内、外、儿科的闽派中医医籍，尤其儿科医藉，论著纷呈，争艳绽放。

综上所述，从历代成名医家和传承著书来看，闽派中医以妇儿科见长。

（二）文化繁荣，构筑闽版医书的出版中心

随着宋代文化的繁荣，福建的雕版印刷业兴旺发达，刻书地域分布广泛，建阳、南剑州、汀州、邵武、福州、泉州等地都有刻书印刷业，其中尤以福州地区和建阳地区刻书印刷业发展最为兴盛，是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福州是宋代福建大规模刻书的发源地，早在北宋时期福州雕版印刷佛经18 000卷，居当时闽省各地刻书之首。随着闽学的兴起，建阳一带书院林立，讲帷相望，著作如林，书坊遍布，刻书业的兴起突飞猛进，号称有“图书之府”。刻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医书的大量刊刻印行。宋代闽版医书主要集中在闽北的建阳麻沙、崇化，闽西的连城、长汀，闽南的泉州和闽中的福州等，所印医学书籍甚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闽版医书可分为官刻本、坊刻本、家刻本和书院刻本四大类，以官刻、坊刻为主，家刻、书院刻为辅。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闽刻医书有27种，按内容划分，有中医基础理论、方书本草类、临床各科等，不仅印数大，而且内容广泛，极具保存价值。闽版医籍的大量刊物，记载并传播了历代医家的临证经验和学术观点，而且为后世医家的继承和研究提供了学术资料，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对中医的继承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还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重要的学术价值。明清时期，建阳书坊迎来它的刻书黄金时代，刻书数量远远超过江南其他省份，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建阳刻书业进入历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书铺林立、百肆争刻的繁荣景象。福建刻书总量居于全国首位，刊刻出版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其所刻印的医书大多采用类编、俗解、注释、图注等形式，以浅显通俗为出版宗旨，对普及医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当时刊刻的医书有«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名方类证医书大全»«注解伤寒百证歌»«新编医方大成»等84种，合计604卷。

（三）航海发达，成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窗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的海外交通开始起步，航海业得到初步的发展，东南亚的名贵药物如犀角等已传入福建，海外交通促进包括医药在内的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唐代，福建的造船业十分发达，船舶南航，远达东南亚各国。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央政府相对开放的海洋政策，直接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动了福建造船业、海洋航运业、海洋贸易业等经济活动的空前繁荣昌盛，泉州成为东方大港，海洋航线甚至远达非洲。宋代在泉州设市舶司，采取多种有利于中外药物交流的措施，如降低关税，提拔蒲寿庚任提举市舶等，刺激了泉州医药贸易的繁荣昌盛。泉州是我国向东（往日本等国）和向南（往南海诸国）两大航线上的主要港口，汇集了来自两大航线上的诸国药材，进口的大多为芳香药物，如玳瑁、降真香、乳香、没药等，出口的主要为大黄、黄连、川芎、白芷、樟脑等传统中药及部分转口外来药。宋代中医药的迅猛发展与临床对外来药物的需求增加，也是泉州港中外药物交流兴盛的内在客观要求。福建有大量的药材和茶叶、荔枝、桂圆等远销中原，有的还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并从国外输入大量乳香、沉香、龙脑、玳瑁、珍珠等药品。唐代«新修本草»中记载的外来药物有29种，到南宋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达到了140种，增加了111种。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应用外来芳香药的方剂有59首，到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应用外来芳香药的方剂是27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