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我的支农医疗

第一次奔赴河西走廊，留下“医疗队让哑巴开口了”的佳话

1967年秋天，还在北京医学院读大学的我参加卫生部组织的第二批“六二六西北医疗队”，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河西走廊，在甘肃省高台县工作了3个多月。

河西走廊的冬天冷得出奇。医疗队按照部队的武装，每个人都有一件皮大衣，一双毡靴，一条棉裤，一顶皮帽。尽管这样，仍然不能抵御凛冽的寒风。有一次，我们去甘肃省酒泉地区的阿拉善左旗的盐池巡诊，坐在拖拉机车厢里，等到了目的地，硬是下不来了，原来，我们的双腿全部冻僵了。

那段时间，我们还在甘肃省临泽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巡回医疗，帮助农村改水、改厕，开展卫生宣教和地方病调查……那时的高台县农村非常贫困，农民的孩子冬天连裤子都没得穿，站在场院的向阳处靠晒太阳取暖。

让我颇觉有成就感的是，在我的针灸治疗下，两个神经性耳聋的孩子听力得到提高，还可以跟着牙牙学语。这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说是“医疗队让哑巴开口了”。

1968年元旦的那一天，我们回到了北京，不少医疗队员都表示以后要到西北扎根，因为我们看到那里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群众打心眼儿里欢迎医疗队。

在甘肃省平凉行医的10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68年9月，我告别北京大学医学部的5年大学生活，履行当年的承诺，再次踏上奔赴甘肃的征程。这一次，我去的是平凉地区。一个帆布箱子装衣服，一个纸箱子装书，一个铺盖卷儿，是伴我而行的所有家当。

刚到陕西省宝鸡市，就遇到了困难，由于托运行李的列车在郑州停运，我只能暂时居住在宝鸡的一个小旅馆。后来，打听到了平凉778厂宝鸡办事处，一位姓舒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你把行李、票给我留下，你去平凉吧，等行李到了我给你取了，厂里有车，我给你拉回去就行了。”很平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我支援西部医疗事业、认真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信念。

在宝鸡住了一宿后，我于第二天一早赶到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开往平凉的长途汽车。平凉的艰苦和落后，超出了我的想象：没有一条柏油路，下雨满街都是泥，不下雨全都是土。我要去的虹光电子管厂在平凉县城里算是最大的单位了。按照当时四机部的统一编号，虹光电子管厂，又叫778厂，生产雷达上用的磁控管、开关管等军工产品。厂里有一批清华大学和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毕业生，还有一批北京无线电专业学校和南京无线电专业学校的中专毕业生，也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

虹光电子管厂的医务室有3个大学生、3个中专生。在这里，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在甘肃省10年的卫生工作经历，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当时，厂里的医务室仅有两排干打垒的平房，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后来才盖了一座砖混结构三层楼的厂医院，开设了西药房、中药房，买了X线机和化验设备，设立了放射科、检验科。在医务室，我除了搞内科，还承担儿科、卫生防疫、职业病等工作任务。庆幸的是我们上学时医院分科不细，而且在实习时动手多，许多技术都掌握得不错，所以，我不久就成为业务骨干。厂里有近2 000名职工，我很快就能把他们的名字都叫得上来，厂里职工的孩子属于计划免疫范围的400多名儿童我也可以一一数出来，并全部建立了免疫记录。

每年，我都要参加由省里或地区组织的职业病普查，先后去过兰州、西安以及平凉地区的其他县。我们还有下乡的任务，平凉、庄浪、静宁、泾川等县的农村我们都去过。

1971年春天，我和孙连生、姚赓娣、陈国真到平凉北塬开展巡回医疗。北塬的农民靠天吃饭，非常苦。看病，对这里的老乡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村里有个“赤脚医生”，只能看点儿小毛病，如果大病，只能往县城送。“小病挨，大病扛”，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我们带了不少的常用药，免费送给老乡，深受欢迎。下午，我们就随着“赤脚医生”到老乡家里巡诊。

1974年，平凉地区进行结核病普查，我和肖根海、董秀云、张凌枝一起，带着一台汽油发电机和一台30mA的X线机深入庄浪县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普查。庄浪是有名的贫困县。我和肖根海轮流进行透视检查，每天平均要查300多人，却只有一条铅围裙作保护，更谈不上什么营养了，真可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这样，我们发现了10多名空洞性肺结核患者，还有不少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为当地的防痨工作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在农村，我们见到了最贫困的人家，全家财产加起来不足10元钱。尽管那时平凉很贫穷，可是那里的老百姓很善良。老乡对我们特别好，拿出准备换盐的鸡蛋给我们吃，还说：“补点儿营养吧，你们真不容易！”晚上，村里的老人们把我们请到家里，坐在炕上喝罐罐茶。

如今，每当我想起那时的苦日子，想起老乡们对我们的关心，真是再难的事也不觉得难、不觉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