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开创的“卫生革命”

“逼”出来的奇迹

合作医疗，一种由农民和基层卫生工作者创造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也是被农村缺少医疗保障的状况“逼”出来的奇迹——50多年前，农民每人每年出5角钱，每次看病挂号5分钱，集体代扣代缴合作医疗费用。虽然有一定强制性，但它为农民提供了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的医疗保障。

在1974年5月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与会各国的关注和极大兴趣，甚至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合作医疗”从此在国际上扬名。

20世纪80年代，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合作医疗走向衰落。但它为我国农民提供的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仍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较好解决农村卫生问题”的“卫生革命”。

在诞生地的起落沉浮

1966年下半年，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在村里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在新中国历史上划下了深深的一笔。

“解放初期，长阳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死见阎王’。”胡振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作协会员，覃祥官的好朋友，被称为“宣传合作医疗的专业户”。他说，是较差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一家一户禁不住看病的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采用互助合作的方式为自己提供医疗保障。当时，乐园公社有97.3%的农民参加了这个叫作合作医疗的制度。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经验迅速在全国宣传推广。在此后的几年里，全国95%以上的农村生产大队在本地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这种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背景下的合作医疗制度一直持续到1979年。随着农村体制改革，集体经济萎缩，合作医疗也出现了滑坡。“公社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集体没钱了，合作医疗制度陷入低谷。”胡振栋说。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得没得法。”急归急，气归气，但覃祥官依旧同大队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勉力维持合作医疗制度。

据胡振栋回忆，1992年前后，在县政府支持下，长阳农村先后出现了“合医又合药”“合医不合药”等多种合作医疗形式。但由于机制不健全、保障能力弱，合作医疗难有大的起色。1997年，长阳开始实施农民大病住院保偿制，县政府每年拿出8万元，农民每年人均交费3～5元，但是由于经费太少、保障水平过低，这一制度办办停停，生存艰难。

2003年年初，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首批试点县。和全国广大的试点地区一样，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基础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基层医疗保障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到2009年6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共有164万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助，补助基金达到8 227万元。农民参合的积极性逐年上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以后，广大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民住院率上升到6.8%，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

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