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基于类方共性的不同层面探讨中医类方配伍规律
近年来，类方研究关注病证相关配伍效应的科学阐释，在三拗汤类方、四物汤类方、二妙丸类方研究的基础上，对类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了探索，提出类方研究中存在4个层面上的共性问题，包括类方病证关联研究的认识、类方基本方配伍特点典型性的认识、类方衍化的共性和差异性的特点、类方效应物质基础辨识等，为阐释类方配伍规律进行探索。
一、类方病证关联研究
类方病证关联研究是临床与基础相联结的切入点。
以方类方的分类特点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明《祖剂》序中有谓：“惟仲景之书，最为群方之祖。……古人用药，简要精专。”故而“兹所集，首冠素灵二方、次载伊尹汤液一方以为宗。而后悉以仲景之方为祖，其局方二陈、四物、四君子等汤，以类附焉”。徐大椿《伤寒论类方》，进一步明确了“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从流溯源”的类方意义和类方方法。可见类方是以《黄帝内经》方为宗，仲景方为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后世“发前人未发者”的部分基础方剂为基本方，“以类附焉”，统概众多其他同类方剂，形成从方剂渊源、配伍结构类方以应对病证变化的系统法则和认知方剂的途径。如《伤寒论》的麻黄汤类方、桂枝汤类方，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四物汤、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二陈汤、四君子汤等类方。段苦寒认为，类方就是传统名方繁衍发展而成的方剂系统，是历代名医应用古方的精华，是指导临床组方用药、加减变化的规矩与准绳。
以方名证，方证相应。医家对病证的治疗，有法可依、有规律可循，所谓据证立法、以法统方，根据治法的要求选用方剂及加减药物。顾武君认为“方证辨证是《伤寒论》辨证论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在六经、八纲、脏腑等辨证基础上的进一步具体深化，使辨证和论治相统一”。在类方研究中，类方与类方证群相关是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揭示方剂如何随临床证候的细微差别而进行细微调整的规律，反映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特点，是方证相关理论的现实意义。其中主证、兼证，核心症状、边缘症状，也丰富了证规范化研究的内容。
类方病证关联研究需要多学科方法学支持。各类方的主治涉及病、症、证各层次的内容，形成主治类方证群和围绕核心方的系列方剂，即药物组成上具有相似性的方剂的集合。类方所涉及知识体系异常丰富，需要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结合研究，将历史与现今的理论、临床和实验的相关信息统括其中，达到知识发现的目的。
数据挖掘方法在类方病证关联研究中受到关注。其原因首先在于方剂信息量特别巨大，是集中医之理、法、方、药为一体的不同维度的数据集合，数据之间交相关联，知识集约程度高。现代《中医方剂大辞典》收载了9万多首历代方剂，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医家所创方剂多达16万首以上，加上目前国内外大量新创制的复方，蔚为大观。面对如此庞大的数目，以纲系目的有系统、有效地研究和利用实为重要，这在技术上只有数据挖掘才能应付和处理。其次，“方-药-证-病”的关系，表现出方药与病证多层关联、组合、对应的非线性思维的特点，以及方与方、方与药、药与药、药与剂量交叉错综联系形成的配伍效应。对方剂特征、关系、聚类、趋向、偏差和特例现象的深层多维分析，可以达到高层次的知识整合，发现其隐含的配伍规则、模式和规律，揭示中医辨证论治中治疗原则、治法、遣药组方、配伍宜忌等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和原则。
就此为出发点，本课题组与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建立了嵌入数据挖掘功能的关联型方剂数据库，分别以类方、病证为对象，对关联规则、对应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方法在方剂配伍中的适用性进行分析。例如利用关联规则的频繁项集探寻方剂中的主药、高频药对、高频药组、核心药群，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对应分析可用于方证相关研究，方就其本质来说是各种药物的组合，证有时指病情的整体性概括，即病机的提取，如寒哮、热哮等，在类方研究中证也被认为是具体用药的指征。方、证为含有多种分类值的两组变量，一般方法多侧重于揭示两变量间的关联，难以直接显示变量各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对应分析正是解决该类问题的一种基于图形分析的直观有效的多元分析方法。由此得出关联规则在方剂数据挖掘研究的应用中的优势体现在提取核心药物及揭示配伍关系；而对应分析的优势在于能以直观的形象展示方证的对应关系及其内在联系，聚类分析能够使大量数据根据其自身特点自动分类，便于理解研究。针对方剂复杂科学体系的特点，尤其是方剂效应评价多靶点的特征，提高挖掘技术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对集成方剂文献信息、评价方剂效应以及中医药知识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类方核心方研究
类方核心方或称基本方多是传统名方，其配伍规律是方剂研究的重要内容。
核心/基本方-复方衍化模式，是方剂扩展丰富的特殊形式。基本方是由单方到复方的一个关键点，是类方形成过程中的基础因素。在一些组方清晰、准确反映方剂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可衍化为多个复方，如在麻黄汤的基础上形成的类方有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多个方剂。针对某一病机的基本方因其所针对的主证的不同，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几个。基本方和加减衍化方在病机立法及用药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内部联系，寻求同类方之间的内部规律，可以深入挖掘立方主旨及加减变化规律，临证时针对千变万化的病情，就能既有一定之方，又有变化之法，灵活化裁而不离立方之主旨。这一“变化之门径”不仅有助于指导成方加减，而且可以进一步做到“师其法不泥其方”，从而在遣药组方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类方主证是评价配伍效应的主要出发点。核心方针对某一病机，组成精炼、配伍关系严谨，疗效确切，因此其配伍效应是研究的重点。方剂功效描述是针对证的效应描述，“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这是仲景揭示的方证辨证的又一原则，同样也是进行配伍效应研究的指导思想。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二》三拗汤（甘草、麻黄、杏仁各等分）所治为外感风寒之邪，以致毛窍闭塞，肺气不宣，病位在肺。从文献中收集所述症状，将涉及的适应指征13个症状作单因素分析，有7个症状具有显著性意义，为咳嗽、喘急、鼻塞、声重、多痰、气短、语音不出，可以认为是其主要症状，喘急和咳嗽的显著性意义最高。其他6个可以看成是其次要症状。在疾病层次上包括了风寒伤肺的感冒、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慢性咽炎、咳嗽变异性哮喘等多种疾病。因此在实验模型上的效应评价可以包括多种疾病为对象，不必用一病一方来局限研究视野。
类方核心方的剖析主要指方剂配伍关系与效应而言。关于方剂的药物组织规律的理论，包括方剂用药品味、君臣佐使构成、剂量配比、药物间相互影响等内容，段富津教授认为，“方剂的理论核心问题就是组方原则即君臣佐使的配伍关系” 。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有云：“方之于药，似合而实离也。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 类方配伍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方剂的核心问题，阐明历代医家总结出的遣药组方的基本规律，揭示建立在方证相应基础上的方剂效应和效应途径。
在实验研究中，由于对象模型的选择与临床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多方面考量其观察指标是否能够确切反映组方精神，建立适合于中医药药效学评价模式、模型、方法和技术是关键的环节。近年来中药配伍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单味药、药对、复方、拆方等的研究呈迅速增长的趋势，研究的水平也从整体动物、器官组织水平延伸到血清药理、细胞、分子水平以及组学方法研究传统名方的作用机制及新功效，在配伍研究中呈现出创新思维的研究模式。徐强通过对四逆散（柴胡6g、枳实6g、芍药6g、炙甘草6g）的系统研究，从整体到细胞和分子水平，从全方到药对配伍，从单体成分的配伍到成分的特异性剔除等多个角度叙述了四逆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并总结了系统研究思路，包括方剂效应的多指标评价，主要成分的含量、分工及与活性的关系，药对配伍与成分配伍相结合、成分配伍与剔除相结合等，特别是中药成分的特异性剔除系首次尝试，从四逆散中分别特异性地剔除了柴胡皂苷、芍药苷、柚皮苷和甘草酸，通过观察剔除后活性的改变，了解成分在方中承担的角色，为配伍规律和成分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打下基础，对于其他中药和方剂研究亦具有指导意义。课题组对四物汤类方从协同角度出发进行核心方药对研究，以归芎系列组方中当归、川芎药对不同配伍比例与制备方法所得样品为研究对象，采用离体子宫收缩和血小板聚集的生物效应评价方法，评价当归、川芎不同配伍比例与制备方法对生物效应的影响，从而对类方的效应基础进行深入的阐述。
在君臣佐使配伍规律研究基础上，药性与功效的关系研究也十分重要，其中图示化方法挖掘性味归经与功效的关系，比较直观实用。
三、类方共性和差异性效应研究
类方反映了中医变通的思想，“加减修和”的衍化方法，积累了根据辨证原则产生的一系列加减衍化的模式和系列，以及应证而设的药味加减规律。《类聚方·凡例》所言：“以类就位，其方之用与药之能，可得而言矣”。类方大多是在同一方基础上随证情变化加减而成，类方间的药物组成与配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基本证治，这是类方形成的基础。清王旭高（1798—1862年）《退思集类方歌注》在徐大椿分类法基础上，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后人附方分为24种，附以后世加减方，从而“使人从流溯源，知夫熔古化新之妙”，即在掌握仲景立方主旨及加减变化规律的同时，通过后世加减方，达到熔古化新的目的。类方这种开放性特点，也是根据现代疾病诊治需要进行方剂效应评价的一个显著特点。
类方的核心基本方决定了共性效应基础，在一个基本方的基础上进行药量、药味，加减化裁，又形成了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差异。这种共性规律和各异性蕴含着深刻的配伍规律以及巧妙的加减化裁方法。通过对基本方及加减衍化方的分类比较，可以了解类方在病机、立法、用药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制方用药主旨及同一类方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这类方剂与其相对应的基本方的主治病机略有不同，是在病机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根据证候的变化进行加减而成。如果病情复杂、病机变化，可以由两个或多个基本方相组合而成复方，八珍汤由补血基本方四物汤和补气基本方四君子汤组合而达气血双补之功；增液承气汤由增液汤和调味承气汤两个基本方组配而能攻补兼施，增液通便；柴胡陷胸汤是由小柴胡汤和小陷胸汤两个基本方组成。更为复杂的情况或形成更多的组合加减，如清瘟败毒饮是由黄连解毒汤、白虎汤和犀角地黄汤三方加减而成。这在效应评价上就要立足于基本病机，从复杂的证候中分清主次，明确病变的重点所在，同样体现抓主证的原则。
类方研究的优势在于类方核心组成的结构稳定性提供了可参照的基础，同时一系列加减衍化的效应，以及作用靶点上的异同则形象地演示了配伍和变化的基本面貌。从类方出发研究复方配伍规律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几年来类方研究，除了从源流考证、临床应用经验等进行探讨外，也进行类方量效关系、君臣佐使、药性理论、有效物质基础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尤其在二妙丸、三拗汤、四物汤类方研究，提供了一些以类方为实例的研究复方配伍规律的新思路与方法，为“方-药-证-病”相应以及方剂配伍规律研究提供了依据。例如以三拗汤类方三拗汤、五拗汤（麻黄、杏仁、甘草、桔梗、荆芥，《医方大成》卷二引《澹寮集验秘方》）、七拗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半夏、五味子、细茶，《摄生众妙方》卷六）、三拗汤加味方（麻黄、杏仁、甘草、细辛）为对象，分别用卵蛋白（OVA）致敏哮喘模型、合胞病毒（RSV）诱发哮喘模型、内毒素（LPA）诱发哮喘模型，以气道阻力、行为学特征、气道灌洗液（BALF）中嗜酸性粒细胞（EOS）、气道炎症、肺组织中主要炎症细胞聚集、BALF及血清炎症因子白介素4（IL-4）、白介素 5（IL-5）、干扰素γ（IFN-γ）水平及相关基因表达，以及气道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等为生物效应指标探讨了类方之间的共性特点和衍化性差异。以不同证型痛经的四物汤类方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离体子宫收缩、环氧化酶2（COX-2）活性、血小板聚集等层面评价四物汤及其衍化方的生物效应，探讨了基本方及其衍化方的不同作用特点。离体子宫收缩实验结果表明，四物汤各衍化方对离体子宫收缩的抑制作用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强，与动物整体实验结果相一致，其中香附四物汤抑制作用最强；COX-2酶抑制活性实验结果表明芩连四物汤、少腹逐瘀汤及香附四物汤对COX-2酶抑制作用显著增强，其中芩连四物汤活性最为突出；体外血小板聚集实验结果表明桃红四物汤活性明显增强，与其临床用于血瘀明显兼血虚型痛经及其养血活血、逐瘀功效相一致。结果表明各衍化方针对痛经的不同病理环节产生了不同的效应特点。
类方比较涉及诸多指标的特征表述，要求在比较方法学上进行完善。方剂与化学药物相比有其特殊性，作用温和广泛，作用靶点较多，少量的几个指标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治疗效果，这也是研究者在评价方剂效应时普遍发现的问题。因此方剂的药效评价通常设置大量的药理指标，或通过整体、离体、细胞、分子等不同层面进行评价。
四、类方效应物质基础辨识研究
从效应基础的角度，用现代科学方法揭示类方配伍理论的科学内涵，可以达到进一步改进处方、精简处方、研究开发新药及指导临床科学用药的目的。
物质基础研究进展较快，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剂组分配伍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中药的药效组分是中药各类成分按照自然配比形成的比例组合。组分配伍以传统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以标准化的药效组分为对象进行中药配伍研究。通过现代科技解决配伍的物质基础难以明确的问题，以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方法对组分及其配伍进行生物学表征研究，明晰中药组分及配伍的作用机制。通过配伍过程中药效组分的物质变化与药理的相互关系的研究阐明配伍的药效物质基础。
在类方效应基础研究中提出的思路是将类方中具体方剂看作一个整体，采用现代分离提取方法，将其分离成各个有效成分群，每个有效成分群为化学性质相近的化合物群，是某个方剂中含某类化合物的总和。同时基于生物效应评价与化学物质分离分析相结合的实验筛选和整体关联计算分析的有效成分群辨识技术，相互补充，开展有效成分群辨识、验证的系统研究。这种思路的基础是基于方剂是一个复杂体系，效应物质基础应该是能够在整体动物、组织器官、细胞亚细胞及分子生物学不同水平发挥效应的化学部分和化学成分，能够针对病证产生多靶点、协同作用效果的作用。在效应基础研究中，通常所用的拆方研究是否会拆去一些协同、拮抗或复合作用尚需证实，但在笔者前期类方物质基础研究中发现，单味药的化学成分可以在复方中检测到，但也有部分检测不到，同时也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成分。
为了阐述中医方剂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有必要在中药方剂各药味和有效成分之间再增加一个层次，也就是类方中具有相近化学性质的一大类化合物（药效成分群），即将某个中药复方看作一个整体，根据其所含不同种类药材，结合各药材已知的药理知识，采用现代分离提取方法，将其分离成各个有效部分，每个有效部分为化学性质相近的化合物群。一个复杂的中药复方（可能有数百种化学成分）往往可以分为几种或十几种有效部分，是复方中所有药味含某类化合物的总和。有效部分分离时须考虑各复方中各药味的已知化学成分的药理作用，以往所做的这个复方的药理研究，结合该复方中君臣佐使药味的作用，有目的地将分离所得各部分进行整体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细胞亚细胞及分子生物学4个药理水平上的药效和作用机制研究，从而确定出君臣佐使有效部分及配伍规律。
方剂效应物质是一个复杂化学体系，这种复杂的化学系统给方剂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迄今为止方剂中已经明确其药效的物质基础，已涵盖了中药成分结构分类的各个类型。中药复方是多成分经多途径的协同作用，有效成分的协同、相加作用表现出临床相关疗效的方药君、臣、佐、使的成分主次关系，需以全方为重点目标物进行研究，从而构建研究用中药复方样品制备的标准化方法；有效组分或成分的解析层次也是从“全方提取物→提取物、组分→成分”的互动过程，解析出复方的有效物质，从而追寻出活性成分甚至新药前体物。在方法上探索了正向分离-逆向剔除相结合的中药样品制备分离方法，包括在线色谱分离与活性筛选联用技术、分子印迹技术、溶剂萃取与柱色谱等定向剔除技术。
综上所述，类方研究有助于对方剂复杂体系的科学阐释，为中医临床治疗提供指导和科学依据，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内容之一，是揭示配伍规律、创新方药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类方基本方的典型性和衍化方的系统性是类方体系的基本特点，类方4个层面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毋庸置疑，类方研究有别于单个方剂的研究，其研究必须建立在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病-证关联基础上，准确反映其辨证规律和效应特点。
类方病-证关联研究是临床与基础相联结的切入点，也是类方研究的关键。类方研究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工程，整体性和系统性是类方研究有别于一般研究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临床类方研究的难点，需要整体性投入。类方研究在临床上的特点是非孤立地看待一病一方，临床研究需要从方-证-病的关联中，在方剂理论指导下，通过方-证及其衍化的特点，采用多中心和循证医学方法，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结合的方法，整体关注理、法、方、药的动态变化。
类方基础研究也有别于个别方剂实验研究，阐述类方核心方稳定的配伍结构和系列方的衍化规律，其共性和差异性比较，以及作用靶点的特异性，需要思路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充分应用现代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多学科协同合作。从前期实践来看，有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关注和解决。例如类方核心方和其他类方的效应、物质基础的异同性，在病-证相关的评价体系中，不同效应成分群对应疗效，证-症有交叉，需要深入地进行效应网络、机制探讨。
类方物质基础的揭示，更注重以全方为重点目标物的研究，注重多成分、多途径的协同作用，形成多层次解析的互动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类方衍化模式是方剂扩展丰富的特殊形式，而类方共性和差异性比较、类方效应物质基础发现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则使方剂研究从缤纷繁复进入条理井然的系统中，深化了对方剂复杂体系的认知，为发现相关疾病的新药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将为中医药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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