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东北作家群”的未来
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一群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但是当他们站立在文坛的中央，未来何去何从？八十年前的传奇，最终并没有圆满的收场。
在“新东北作家群”中，班宇对未来有一个戏谑而不乏深刻的展望：
班宇这段“展望”触及了宰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多重维度：学术体制、纯文学、技术现代性社会。他们的写作首先被学术体制化，之后面临着演进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化文学的压制，最终被“写作机器”及其对应的非人化的技术现代性社会所取消。而这一切的结局——或者说开始——是作为象征的博尔赫斯。在一个文学黑客帝国般的世界里，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新东北作家群”遭遇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不知道他们在百年后能否逆转未来？
技术现代性社会最终将毁灭文学，而将文学知识化的文学批评与将文学技术化的纯文学写作，构成了技术现代性社会的文学建制。由此反推，“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的未来，在于能否抵抗技术现代性社会及其文学建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的岔路口，使得两条道路得以显豁：一条道路是“文学是数学”，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最终被史密斯感染，“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将最终变得技术化，文学最终和当代世界数字化、金融化、符号化、虚拟化的逻辑契合，脱实向虚，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叙述游戏，直至被取消；一条道路是“文学是人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从东北开始，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势必将挪动两个文化政治坐标：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位置、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有以下诸种的主流“东北想象”彼此交叠：基于市场经济视点，“东北”被视为官僚化的计划经济残留；基于现代化逻辑的视点，“东北”被视为贫困的欠发达地区；基于都市文明视点，“东北”被视为愚昧的乡村；基于现代理性社会的视点，“东北”被视为粗野的奇观。总之，“东北”被视为以理性、技术、效率为内核的现代性文明的“外部”，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当下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
基于这种霸权想象对于“东北文学”的限定，一方面“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受到文坛欢迎，东北文学的冷峻残酷，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填充以往小资化写作的贫乏虚无；另一方面，“东北文学”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学风格，“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被无意识地暗示要走出“东北”，变成“成熟”的职业作家。
“新东北作家群”承受压力的地方正在于此。落实到写作上来，成名后的双雪涛、班宇等开始表露出求新求变的倾向。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作家》上发表《山脉》，小说共分五节，炫技般地先后使用文学评论、讣告、日记、小说、创作谈五种文类，彼此互相指涉，构成叙述的迷网。其中第四节即小说段落是我们熟悉的班宇小说，塑造了一个善良、懦弱、爱读书的、最终在持续的侮辱中失踪了的工人。然而这样一个故事陷落在前前后后的叙述网络里，共情被悬置，意义指向变得陌生化。班宇在此对于自身“写作”（小说中“小说家班宇”出场）刻意暴露、中断、戏仿，试图在寻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同时，班宇在《唤醒疲惫之梦》这篇文论中反思“小人物”书写：
笔者以为，班宇《逍遥游》等小说已经为“写小人物”创制了一种新的叙述，但这种文学实践还缺乏足够的讨论，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犹疑。和班宇的反思相比，双雪涛走得更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2018年11月23日）中，双雪涛谈到：
在双雪涛2019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猎人》中，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作家、编辑、出版人、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明星、经纪人、记者等人物。唯一的东北故事是《杨广义》这一篇，作为“神刀杨广义”，这个1990年代的工人依赖传说中的刀法，逃逸在传奇之中。理解《猎人》和双雪涛的变化，代表性的作品是《武术家》，从“九·一八”之后的奉天写到“文革”期间的北京，国仇家恨，最终不过是日本武士邪术作怪。小说结尾，主人公借助一句咒语“春雨细蒙蒙 我身近幻影”，将日本武士的“影人”化为一缕飞烟。
小说貌似荒诞不经，实则作者有深意存焉。贯穿《武术家》始终的，是对于“身”与“影”也即“实”与“空”的辩证讨论，小说也是在这一哲思下，刻意以“轻”写“重”。但通读下来，实在难言成功。这篇小说以过于轻易的叙述解构20世纪的诸种“大叙事”，小说只是借助词语的魔法来完成复仇，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叙述的乐趣”的旨趣所在。假设以这种叙述策略重写《平原上的摩西》，将1990年代的工人一代讲述为不过是中了日本武士的邪术，困在9000元学费前的少年们是看不清“我身近幻影”，不知道能否说服曾经的作者？
双雪涛的文学世界中一直有一条奇幻书写的暗线。他写过一篇致敬王小波的《我的师承》[20]，王小波无疑是叙述的大师，但学习王小波很容易流于表面。王小波的叙述天马行空，奇趣横生，但叙述深处有不可化约的沉痛。王小波由创伤、记忆讨论到革命、技术现代性，始终聚焦在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交错。把握不住王小波叙述背后的思想性，很容易流于叙述的游戏，最终叙述指向的是一种虚无的逃避。有论者将王小波小说视为“犬儒主义哲学”[21]，固然有些简单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说，但也点中了王小波流行开来的时代氛围。
双雪涛的小说结尾常常以“湖”“河”“大海”或“天空”结束，有论者指出双雪涛以“水”结尾，是对历史性的失序之后坠落的恐惧，“水”是作者恐惧感的物质赋形[22]。这种看法有其道理。笔者就此补充的是，无论是陷落在水中还是消失在空中，是将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想象性地解决，如双雪涛在《天吾后记》（台湾版，2019年出版）序言中所言，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可能是逃离生活的最好办法。双雪涛东北书写中的“传奇感”，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出生于1983年的双雪涛与郭敬明等“80后”作家尽管出道前后差了十多年，但他们是同龄人，郭敬明的《幻城》《爵迹》以及网络文学中的玄幻文学，长久地居于青春文学消费市场的主流。规训郭敬明以及网络玄幻作家的文学生产机制，对于双雪涛而言，同样构成了塞壬的歌声。而双雪涛对于奇幻故事并不陌生，无论是长篇处女作《翅国》还是被改编为电影的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他的奇幻书写虽然远远不如东北书写，但一直绵延不断，在《猎人》中重新翻为主流。
双雪涛的奇幻写作也不乏出色作品，《猎人》中最出色的一篇是《火星》。一对中学恋人多年以后相见，一个穷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被极为精彩地翻转，语言节制准确，布局谋篇老练，叙述上极为成熟。然而这篇小说骨子里是鬼怪加情义的都市传奇，小说象征性地发生在“上海—山区”，面对着寻求刺激与慰藉的中产阶级受众。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都市传奇”有可能取代“东北往事”成为他主要的文学方向。
笔者在2017年化用文学史经典概念，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呼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一提法屡遭善意的讥讽。随着班宇、郑执等一批作家的崛起，笔者当年的预判没有落空。但这里笔者不是为预见实现而自鸣得意，相反，当时的忧虑在今天可能更为迫近。双雪涛当下的写作，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之中，就像《火星》中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自我暗示，“必须承认自己，自己，自，己，是仅有的东西”[23]；同时和这种奋斗口号般的暗示永远纠缠在一起的，是不断浮现的远方和青春岁月的回忆。
在一个集体的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更大的困境，是怎么处理“阶级”与“地方”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一批书写“下岗”的作家被窄化为“地方”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包括笔者提出的“新东北作家群”等等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也是一种必须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从“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解构“地方”这个范畴的束缚，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没有这一文学范式的转移，无法实现普遍化的共情，无法打破地方与地方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坚冰。必须点题，“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1]《抚顺故事集》2009年的最初版本并不完整，和该书正式出版的最后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相比，2009版没有“地方”（10篇）部分，“人物”部分缺《姥爷》《马丁之痛》。据赵松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他是在2006年应黑蓝文学网的网刊之约写专栏，每月一篇，写出《抚顺故事集》最初的13篇。
[2]该书后以《潦草》为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在2018年出版。
[3]同一届作家班同学是张楚、崔曼莉、南飞雁、杨薇薇、孙频、侯磊、郑小驴。
[4]双雪涛、三色堇：《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22日文化版。
[5]参见《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GQ Talk，2019年10月9日。
[6]参见《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GQ Talk，2019年10月9日。。
[7]参见贾行家《纸工厂》演讲。
[8]双雪涛：《大师》，《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9]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5页。
[10]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4页。
[11]双雪涛：《冷枪》，《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12]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13]王德威：《畸人行——当代大陆小说的众生“怪”相》，选自《众声喧哗——30到80年代的中国小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第1版，第209页。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讨论过王德威这一看法的文学史意义。
[14]李陀以班宇小说为例谈到这一现象：“约有二三十年了，小说的写作流行一种文体：无论叙事、描写，还是对话，往往都或隐或显地带一种翻译腔，文绉绉的，雅兮兮的，似乎一定要和日常口语拉开距离，似乎这个距离对‘文学语言’是必须的，不然就不够文学。李陀：《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参见微信公众号“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之“新东北作家群”专辑。
[15]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周建新、高艳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6页。
[16]李陀：《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参见“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微信公众号—“新东北作家群”特辑。
[17]班宇：《未来文学预言》，参见《鲤·时间胶囊》，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7页。
[18]班宇：《唤醒疲惫之梦》，出自《“当下文学中的‘小人物’书写”三人谈》，《福建文学》，2019年第7期。
[19]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 第2期。
[20]双雪涛：《我的师承》，《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21]刘剑梅：《革命与情爱——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59页。
[22]喻超：《“创伤”的情感体验与文学表达——双雪涛地域文化小说论》，刊于《文化研究》（第42辑）。
[23]双雪涛：《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