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东汉皇帝帝位合法性的三大“法宝”

刘秀是西汉皇室的远亲，原为更始帝刘玄的臣子，汉朝的皇帝凭什么让他来当？这就需要一整套说法和依据来自圆其说。其一，为了明确自己是高祖皇位的合法继承者，刘秀重视高庙，守高祖之约，尊崇儒学，提倡孝道；其二，称帝时，他将谶记作为帝位“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此外，还有一个说法也影响着东汉王朝皇位的“合法性”，那就是“尧后火德”。

“尧后火德”的前世今生

“尧后火德”是汉朝皇帝乃尧帝之后与汉朝属于火德两个说法的结合。

尧后一说

早在西汉昭帝时期，有个叫眭（suī）弘的人曾说：“先师董仲舒有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

西汉后期著名经学家刘向（刘歆之父）赞颂汉高祖刘邦时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尧）帝。”

以上都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所谓汉室是尧帝之后的记载。

五行相克说

早在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认为五行（土、木、金、火、水）代表五种德性，以五德始终说中五行相克的说法来解释朝代的兴替。

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也就是，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

秦始皇接受了五行相克的说法，以为周朝为火德，秦朝取代周朝，即为水德。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朝应属水德，即：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汉朝为水德。

到了汉武帝时期，又把汉朝改为土德，即：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秦朝为水德、汉朝为土德。

五行相生说

无论是水德还是土德，都是用五德始终说中五行相克的说法来解释朝代兴替。到了西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刘歆以五行相生的新说法来解释朝代的兴替。

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也就是，唐尧为火德、虞舜为土德、夏朝为金德、商朝为水德、周朝为木德、汉朝为火德。

“尧后火德”的问世

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汉朝为“尧后火德”一说正式出现了。

王莽代汉时，采纳了汉朝为“尧后火德”的说法，又“考证”出自己的王氏是舜帝的后人，即“惟王氏，虞（舜）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

根据五行相生的说法，火生土，唐尧和汉朝都属于火德，虞舜属于土德；王莽建立新朝，取代汉朝，新朝和虞舜一样，都应属于土德。

由此，王莽以“舜后土德”取代汉朝的“尧后火德”，作为其建立新朝的理论依据。

刘秀与“尧后火德”

认可火德的缘由

刘秀称帝前，强华曾奉上《赤伏符》，其中讲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此劝刘秀称帝。

建武二年正月，刘秀“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这两件事说明：一方面经过王莽时期多年的宣传，汉朝为火德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刘秀也认可了汉朝是火德的说法。

可汉朝属于火德毕竟是王莽宣传的理论，刘秀认可的动机是什么呢？

一套理论能够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可，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在刘秀看来，一方面此时天下还处于群雄争锋的状态，形势不允许自己长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五行相克的说法。另一方面，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汉朝根据五行相克的说法正式确立自己为土德，尚黄色；而多年来，王莽也一直在宣传自己的新朝属于土德，也尚黄色。此时，新朝已经灭亡，且王莽早已大失人心；如果刘秀称汉朝为土德，尚黄色，很容易让人先想到王莽；而汉武帝确立汉朝为土德之前，汉朝为水德的事在西汉时期就被否定过，且距离刘秀的时代又太遥远了。所以，恢复五行相克之说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相反，如果采纳汉朝属于火德的理论，不仅在人心思汉的大环境下是行得通的，而且也有利于为刘秀自己确立汉朝中兴者的身份，以争取包括刘氏皇族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所以，确立汉朝是火德，是刘秀审时度势后所做的决策。

攀附尧后的“苦衷”

东汉初年，班彪著《王命论》一书，提出：“刘氏承尧之祚，尧据火德而汉绍之，有赤帝子之符，故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

这说明汉室为尧帝之后的真假是另一回事，但这一说法已经得到很高的社会认可度。

在刘秀看来，虽然当初王莽以“舜后土德”取代“尧后火德”的理论建立新朝，但现在的情况是王莽已经败亡，其所谓“舜后土德”的说法也随其败亡而成为过去式。

现在刘秀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属于布衣出身。他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属于西汉皇室后裔，从其哥哥刘“养士”这一点看，刘秀年轻时的家境应该比较富裕，但这一点他无法回避。如果这件事放在现代，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但在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里，这严重影响了时人对其皇帝身份的认同与看重，乃至影响到对其新政权的认可度。所以，王莽一直宣传的“汉为尧后”一说引发了刘秀的兴趣，也让刘秀有了攀高枝的想法。

建武七年（31）五月，光武帝刘秀给三公下诏：“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结果时任侍御史杜林上疏反对，他提出汉朝的兴起和尧没有关系。

侍御史杜林的反对让刘秀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汉朝皇室是尧帝之后的依据在哪里？没有依据去乱认祖宗，那会弄巧成拙的。所以，郊祀尧帝的事情也因此作罢。

《左传》之辩：三大“法宝”难以法力互通

孝道、图谶与“尧后火德”在理论上是维系刘秀皇位的三大“法宝”。可这里面存在问题，即除了汉为尧后缺乏依据外，这三大“法宝”之间也存在冲突。

许多儒生并不认可图谶属于儒家经典，虽然刘秀可以凭借政治权力排挤这些儒生，但问题是他现在拿不出一套依据来说服这些大知识分子。

汉朝属于“尧后火德”虽然是刘向、刘歆父子两代人的成果，但刘歆提出以五行相生说论述王朝政权更替的说法是对战国时五德始终说的创新和发展。这套与阴阳家关系密切的学说如何归入儒学正宗，也是个难题。

经过一番缜密的思考，刘秀认识到，为了确立帝位的“合法性”，必须将这三大“法宝”整合起来，实现法力互通，形成一套被儒家正宗所认可的理论体系。

于是乎，刘秀想到一本书——《左传》。

据《史记》记载，《左传》是左丘明依据孔夫子的《春秋》编撰而成的。当时以桓谭、郑兴为代表的儒生虽然不认同图谶，但对《左传》一书评价很高。鉴于《左传》在儒生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刘秀就想通过加强对此书的研究，将图谶与“尧后火德”纳入儒家正宗。

于是，在建武初年，朝中出现了关于是否应该设立《左传》博士来研究《左传》的大争论。当时的名儒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等理由坚决反对，并提出“《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反驳范升的人提出太史公司马迁“多引《左氏》”。随后，范升又上奏“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刘秀还是决定设立《左传》博士。于是，太常选拔了四位博士，陈元为第一。刘秀考虑到陈元曾与范升争辩，重用陈元会得罪大批儒生，所以他改用排名第二的司隶从事李封来负责《左传》的研究。《左传》博士的设立，导致舆论哗然，“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此时，因为李封的病逝，设立《左传》博士来研究《左传》的事又废止了。

多年之后，贾逵打通“三脉”

到了汉章帝时期，当时著名的儒生贾逵通过对《左传》的“考证”得出：“《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传》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传》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贾逵的“考证”得到了汉章帝的认可。

由此，在汉章帝时期，经过贾逵对《左传》的研究“考证”，图谶与“尧后火德”被纳入了儒学正宗。通过《左传》的衔接，图谶、“尧后火德”与儒家提倡的孝道被整合成为维护东汉帝位“合法性”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刘秀在九泉之下可以闭眼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此评价道：“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其实这个评价关系到贾逵的工作是否应当的问题。

刘秀是一代英主，汉明帝与汉章帝统治时期被称为“明章之治”。也就是说，汉明帝与汉章帝都不是无道昏君，总体还行。所以，不能说和皇帝唱反调的人都是好人，也不能说“附会”皇帝的人都不行。范晔以是否和皇帝唱反调来评价臣下好与不好，这个标准明显是错误的。

为何范晔赞赏桓谭、郑兴，而不喜欢贾逵呢？其实这里面有深层次的原因。

范晔生活在南朝刘宋时期，距刘秀时期大约400年，距东汉灭亡大约200年。也就是说，在范晔所处的时代，所谓的“谶纬之学”与“尧后火德”已经失去了400年前的政治价值。而范晔单纯地站在自己的时代，以儒学正宗的角度，肯定桓谭、郑兴，而否定贾逵，这是不公允的。

评价一件事情，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贾逵通过对《左传》的研究，将“谶纬之学”“尧后火德”纳入儒学正宗，有利于巩固东汉王朝帝位的“合法性”；帝位“合法性”的巩固可以避免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不必要的内斗甚至战乱，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东汉时期经济发展、人口恢复乃至国计民生都是有利的。因此，范晔对贾逵的评价，存在格局不大、视野有限和见识不足之处。

《孝经》大火

尽管汉朝为火德之说被儒学正宗所认可，但这与孝道的具体联系在哪里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东汉时期一部很火的书。此书就是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孝经》。

据《后汉书·荀爽传》记载，荀爽在对策中提道：“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由此，东汉把儒家提倡的孝道与汉朝属于火德在理论上衔接起来。

儒家提倡的孝道是维护东汉皇位“合法性”的一大“法宝”。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自然会想起刘秀的叔父兼养父刘良。在真实的历史中，刘秀与刘良相处得如何呢？请看本书另一篇文章《刘秀叔父兼养父刘良的尴尬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