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来掌局很微妙
袁世凯临终遗言，大总统继任办法按照“民三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打开“金匮石室”，由“嘉禾金简”上所写的三位继位人选中选举一人做总统。所以徐世昌等四位遗嘱接受人就一道来到中南海的万字廊内，准备打开“金匮石室”，取出“嘉禾金简”，看上面写着谁的名字。但他们马上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有资格开启“金匮石室”的人，但总统继任人选必须马上确定，免得夜长梦多。情况紧急，四个人当下议定，不必拘泥于条文规定，马上命人从袁家找来钥匙，在四人共同见证下打开了那个略显神秘的“金匮石室”。
“金匮石室”里面有一个黄布包裹，内包长方形一尺多长泥金纸一张，不用说，这就是所谓的“嘉禾金简”了。
只见“金简”上方写着“兆民托命”四个大字，下面有同样大小的“民国万年”四字，中间写了三个人名，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后来有人传说，这张名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调换的，原来上面只有他的儿子袁克定一人的名字，后来改为黎元洪、徐世昌、袁克定三人。袁世凯病重之际，瞒着儿子将袁克定的名字改为段祺瑞。袁克定不知内里，在乃父交代后事的时候代为补充了“金匮石室”一句，还在做着父死子继的美梦。假如这种说法属实的话，可能是袁世凯在重病之际看出，他死后绝不会有人再来辅佐他的儿子执掌江山，这才将袁克定的名字从“嘉禾金简”中替换掉。
名单看过了，在这“嘉禾金简”上的三个人，该让谁做总统呢？
名单里的三个人有两个在现场，就是徐世昌和段祺瑞。徐世昌在大清光绪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佐理袁世凯编练新军，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他年长袁世凯四岁，在北洋军中颇有声望。袁世凯称其为兄，其他北洋将领尊其为师，就名望而言，他是北洋集团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人物。段祺瑞曾是袁世凯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时任国务总理，是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我们前面讲过，袁世凯执政后期，北洋军阀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分化成大大小小的若干派系，其中以段祺瑞为首的一派实力最强。段祺瑞是安徽人，他的这一派系被后人称为“皖系”。
“嘉禾金简”三人名单中，还有一人不在现场，就是写在“嘉禾金简”首位的黎元洪。黎元洪不属于北洋集团，他原为湖北新军将领，武昌起义时阴差阳错地被义军推为领袖，起义成功后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副总统。直到袁世凯死时，他仍在副总统任上。他由于不是北洋嫡系，袁世凯病危时就没有唤他来床前聆听遗嘱。
按照袁世凯授意修正了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因故缺职，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期限为三天。在此期间，将现任总统预先写在“嘉禾金简”上的三人名单，交由一个被称为“总统选举会”的机构，“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五十人组织之”。也就是说，现任总统提出一份三人候选名单，参政院和立法院各出五十人组成“总统选举会”，在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人做总统。这套办法显然不可行，因为袁世凯急于当皇帝，参政院没有真正成立，立法院更是没影的事。两个机构一个是空的，另一个连个空壳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在这两个机构的基础上组织什么“总统选举会”了。再说当时全国反袁声浪滔滔，按照袁世凯制定的这套办法选举总统根本行不通。对此，四位遗嘱接受人都心知肚明，也都认定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程序，当特事特办。究竟由谁来做总统，必须当下就定下来。
由于徐世昌“最为长者”，在场的人就请他先谈谈。徐世昌身为北洋元老，名义上是北洋集团的二号人物，名字也上了袁世凯的“嘉禾金简”，但他手里不拥兵握权，自知不具备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所以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他环视了在场的各位一眼，缓缓地说道，根据约法，当以副总统继任总统。
和袁世凯一样，徐世昌也没有具体说所依据的约法是“民元约法”，还是“民三约法”，这不是他糊涂，恰恰是他的老谋深算。因为他知道，北洋集团主张“民三约法”诞生，“民元约法”自当废止，而西南护国军根本就不承认“民三约法”的合法性，因此无论是依照“民元约法”，还是“民三约法”，总会有不承认的一方。所以徐世昌就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只讲“约法”，不说新旧，反正无论依照哪部约法，都明确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代行职权，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继位做总统于法有依，而且由黎元洪继位又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不过，徐世昌担心段祺瑞有做总统的打算，便又朝段祺瑞这边瞅了一眼说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取决于总理。”这便又将球踢给了段祺瑞，众人的目光也齐刷刷地聚焦在段祺瑞身上。
我们前面讲过，段祺瑞和冯国璋一样，曾经是袁世凯的股肱之臣。与冯国璋相比，段祺瑞对袁世凯的感恩之心更重，因而对袁世凯也就更为忠心。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都是在天津小站时投身袁世凯麾下参与编练新军，也都因成绩优异深得袁世凯的赏识。据一本介绍段祺瑞的传记里讲，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北洋新军先后成立了三个协（协相当于现在部队中的旅），袁世凯为了表现自己“任人唯贤”，特意用考试的办法提拔军官。成立第一协、第二协时，王士珍、冯国璋先后通过考试，当上了协统，段祺瑞两次落榜。第三协成立时，他满腹心事，坐立不安，唯恐再度名落孙山，给老师丢面子不说，自己的仕途前程也要大受影响。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考试前一天，袁世凯把他叫去，悄悄塞给他一份试卷，让他顺利通过了考试，当上了协统。这件事使段祺瑞感动终生，在私交故旧面前，常言袁世凯对自己“私恩极重”，当永生不忘。
袁世凯对手下疑心较重，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来，袁世凯感到段祺瑞功高震主，对其多有戒备，对此段祺瑞并不是很放在心上。后来，袁世凯要搞帝制当皇帝，段祺瑞心中不安，便于民国四年（1915）5月末，以养病为由请辞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但给假两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段祺瑞从此闭门谢客，在家以养病为名等待时机。转眼过了将近一年，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而声名狼藉、众叛亲离，并在内忧外患面前急火攻心，身体渐渐不支，无奈之中只得请段祺瑞重出江湖，帮他收拾局面。在民国五年（1916）4月的某一天，袁世凯一方面通过官方渠道通知段祺瑞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另一方面又走“夫人路线”，让夫人于氏给段祺瑞的夫人张氏打电话，说元首抱病，急于一晤芝泉。于氏电话里所说的“元首”无疑是指袁世凯，“芝泉”是段祺瑞的字。两位夫人之间的这通电话很管用。官方渠道的通知段祺瑞可以推辞，这“夫人路线”段祺瑞就不能不当回事了。
段祺瑞在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时，曾娶宿迁女吴氏为妻。吴氏的父亲吴懋伟是宿迁举人，与段祺瑞的祖父段佩过从甚密。这桩婚姻承父母之命，属明媒正娶，婚后夫妻恩爱。然而十四年后，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吴氏因病死于济南。翌年，袁世凯便将自己的表侄女张氏许配给段祺瑞为继室。
据段祺瑞的女儿段式巽介绍，她母亲张氏的祖母是袁世凯的亲姑母，张氏的父亲，也就是袁世凯的表弟20多岁中了翰林，后在新疆做官。在一次当地骚乱中被人毒死，留下老母（即袁世凯的姑母）、寡妻（即袁世凯的表弟媳）和女儿（即张氏，袁世凯的表侄女）。袁世凯闻讯后派人从新疆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当时张氏年仅两岁，袁世凯的妻子于氏对其细心抚养，视如己出。张氏长大后，正值段祺瑞发妻病故，袁世凯便做主将她许配给段祺瑞续弦。张氏出嫁时，袁世凯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此后，张氏将袁府当作自己的娘家，段祺瑞也因这层姻亲关系而备受袁世凯宠信。如今，陷入内外交困的袁世凯通过走“夫人路线”向段祺瑞求援，段祺瑞很难推三阻四。
其实靠“夫人路线”疏通关系，段祺瑞此前就曾走过。我们前面讲过，袁世凯搞帝制，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本人倒没说什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却耿耿于怀。因为袁克定一心想做“皇太子”，在他看来，段祺瑞的抵触态度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皇太子”的地位，所以就想让手下人教训一下段祺瑞。段祺瑞听到风声心中不安，便通过夫人张氏向于夫人哭诉，于夫人对袁世凯讲了，袁世凯马上把儿子叫来训斥了一番。受到训斥的袁克定从此安分了不少，段祺瑞也得以平安度过了一年的休闲时光。正因如此，对于自己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条“夫人路线”，段祺瑞不能不格外看重。
段祺瑞按官方通知的时间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袁世凯躺在床上招呼他入座，徐世昌已先在座。段祺瑞已有一段时间未见袁世凯的面，此时的袁世凯虽面色红赤，但说话气力尚如平常，案上所列皆中医脉案与药方。袁世凯对段祺瑞讲，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消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段祺瑞答道：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熟计之。他所说的“东海”，是指在座的徐世昌。徐世昌，晚年别号“东海居士”。
这次见面后，袁世凯申令委段祺瑞为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4日，又宣布废除为复辟帝制服务的“政事堂”，恢复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上任之后，即派其幕僚曾毓隽赴南京以详情及大局形势面陈冯国璋，征询对有关国家大事安排的意见。冯国璋这人我们前面提到过，著名的“五将军密电”就是由他领衔发出的。在天下纷乱，袁世凯已成孤家寡人的形势下，北洋集团内部最有实力的两大派系领袖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对于北洋政权未来的走向，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据曾毓隽回忆，他对冯国璋及正在南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我今日奉命来此，因袁病重，命在旦夕，商量继任人选问题。”经过一番商议，“冯国璋等亦认为黎本为副总统，顺理成章，非他莫属”。
这就是说，在接受袁世凯遗嘱之前，段祺瑞对于未来总统的继任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与冯国璋达成了某种共识。所以，当徐世昌要他表态时，他实际上已经成竹在胸了。
段祺瑞为人不苟言笑，平时板着面孔，人前话少。遇事没主意时不说话，有主意了说话也是一句半句的。他尽管已经成竹在胸，但见大家都瞅着他，却不急于表态，而是瞅着大家，迟迟不开口，弄得屋子里沉寂得像荒山中的古庙一样。大家足足等了有一刻钟，才听得段祺瑞极其简短地说了一句：“很好。”
于是，四位遗嘱接受人达成一致意见。此时，袁世凯的尸体已停放在春耦斋，还摆下了香烛祭品。四位遗嘱接受人分头打电话把各部总长、次长和其他有关人物共二十余人唤到春耦斋，向袁世凯的遗体三鞠躬。
众官员行礼后，段祺瑞在人群中看到了教育总长张国淦，便向前抓住他的手说：“我们同看副总统去。”
副总统就是黎元洪，因为张国淦是湖北人，与黎元洪同乡，两人平日走动较为密切，所以段祺瑞要拉上他一道去黎元洪住处。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一直不好。双方第一次打交道是在武昌前线。当时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义军统帅，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接替冯国璋任北洋军前方总指挥，双方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对手。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先是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无论定都何地，黎元洪身为副总统，却一直身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既不去南京，也不进北京。中华民国二年（1913）下半年，袁世凯平定了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大体控制了全国局面，觉得应当“请”黎元洪进京以便控制。但黎元洪也知道北方是北洋军的天下，进了京就等于落入北洋军的控制之中，所以无论袁世凯多么热情相邀，他总是能够找到借口推辞。袁世凯无奈，只好委派段祺瑞办理此事。
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他接受命令后，于12月8日轻车简从，乘专车悄悄驶抵汉口，略做部署便渡江到武昌，直入黎元洪的都督府。段祺瑞不善言辞，见面后即催促着黎元洪北上“磋商要政”，而且要马上动身。段祺瑞是手握重兵的人，在人前又总是一副板着面孔的样子，黎元洪见面就有些发怵。面对段祺瑞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邀请”，黎元洪只得表示接受。他当天致电袁世凯：“谨于本月九号亲戎行装，面聆迪诲。” 9日晚，黎元洪在汉口乘车北上。这列车，头一天还是段祺瑞的南下专列，一天后就成了黎元洪的北上专列。而且，为了堵死黎元洪再回武昌这条路，黎元洪的专列尚在途中，袁世凯就发布了以段祺瑞暂代湖北都督的命令。而段祺瑞更是以快刀斩乱麻的作风，迅速调集北洋军进入湖北，并遣散了黎元洪原来所统辖的大部分鄂军。
黎元洪进京后，袁世凯给他的待遇不错，让他住在中南海瀛台。这里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寓意虽然有点不吉祥，但居所宽敞舒适，袁世凯每月拨给他一万元的薪水，二万元的办公经费，后来又增加了二万元的薪水。袁世凯还跟黎元洪定为儿女亲家，就是由两人做主，给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久与黎元洪的二女儿黎绍芳定了亲。有了这层关系，两人平时见面，袁世凯对黎元洪便热情有加。但段祺瑞完全就是另一番模样，在段祺瑞眼中，黎元洪不过是自己从武昌捉来的俘虏，在北京，他的名头再大，说穿了也不过是个受优待的俘虏。所以，他每次见到黎元洪，总是一副不拿正眼相看的神情。对此，黎元洪也是心里有数。黎元洪平时与袁世凯见面比较自然，一见段祺瑞就有些紧张。大概段祺瑞也知道黎元洪不喜欢见自己，所以今天要去登门见黎元洪了，便拉上黎的湖北同乡张国淦。
张国淦随着段祺瑞上了车，段祺瑞坐在车里一声不吭。张国淦不知段总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看副总统，又不好问，也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
此时的黎元洪已经不住中南海瀛台了。自从袁世凯搞帝制复辟当皇帝，黎元洪便搬出了中南海瀛台，住在东城东厂胡同1号。这是一处大宅院，晚清时曾是两广总督、内阁学士瑞麟的府邸。袁世凯要做皇帝，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亲到黎宅送金字匾额，黎元洪既不见人，也不接匾。后来，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带着一批人堵在东厂胡同1号门外，非要拜见“武义亲王”不可。黎元洪无奈只得开门与梁士诒见面。他指着厅堂的一根立柱对梁士诒说：你们再逼我，我只有死在这里！梁士诒无奈只得灰溜溜地退出。这以后，黎元洪又辞去了本兼各职，连工资和办公经费也不领了。无论外面如何热闹，黎元洪都是大门不出，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看报，习字，仿佛与外界隔绝了一般。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已经开到了东厂胡同黎宅门前。车刚停下，张国淦便跳下车跑进黎宅向黎元洪报告说：“总理来了！”
在此非常形势下，段祺瑞找黎元洪干什么？他真的会拥戴黎元洪出任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