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论丛》引领我学术成长

——祝贺《清史论丛》创刊40周年

李尚英

2020年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论丛》编辑部召开了《清史论丛》创办40周年学术座谈会，我有幸受邀参加，和与会者一起重温了《清史论丛》创刊40年来的坎坷艰辛的发展历程、培养新型的科研人才所做的努力，以及令人瞩目的成就。这里，我结合自身的体会，谈谈在《清史论丛》引领下自己学术成长的过程，以表达我对《清史论丛》创刊40周年由衷的、热烈的祝贺。

1978年，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我们都尊称为“杨向老”或“向老”）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向老一生喜欢办学术刊物，认为文科的学术刊物就等同于理工科的实验室，承担着学者发表科研成果与培养学术新人的重要职责。20世纪30年代初，向老受当时火热的宣传抗日活动的影响，认为抗日要有实力，我们应当积极积蓄力量，以灭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因此，他与学界同人成立了一个读书小团体，并出版了《潜社史学论丛》，第一期出版后即引起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注意，在学界有较大影响。

向老任清史研究室主任后，为了改变清史研究在古代史各学科中落后的局面和大力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决定创办《清史论丛》。至今，我一共在该刊中发了7篇论文、文章，对我的学术成长确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

《清史论丛》第一辑出版后，我很羡慕专家们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有文章登载其上。于是就想起康熙初年杨起隆起义在学界中无人研究，而自己手中刚好有大学读书时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就草成一短文，交给了该刊主要编辑何龄修先生。何先生本着提携年轻学人的良好愿望，给我提了几个问题，让我修改。我修改后，何先生又一边给我指出不足，一边亲自动手修改，并补充了一些资料，使文章变得较为丰满，并将文章命名为《北京杨起隆起义简述》，发表在《清史论丛》第三辑（1982）上。这是我在该刊上首次发表文章。文章虽然不长，但它的发表却成了鼓舞我继续努力学习清史、搞好科研的动力；同时，由于杨起隆起义是打着白莲教名义，白莲教属于民间宗教，促使我将民间宗教作为自己此后的研究方向。

清代民间宗教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初著名社会活动家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及新中国成立前著名史学家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均可看作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奠基之作。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中国秘密社会史尤其是民间宗教的研究陷于沉寂阶段。80年代初以来，正如著名清史专家高翔院长在《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中所说：“喻松青于1980年发表了关于罗教和清茶门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清白莲教研究》），李尚英于次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天理教方面的研究心得（《天理教新探》）。此后，学者们开始发掘并利用清代档案，研究课题也转向了潜藏于广大乡土社会中的诸多教派。”从此，民间宗教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这就是说，著名史学家喻松青先生的科研成果，首先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标志着民间宗教研究走出了沉寂局面，而我的《天理教新探》则是在这个新天地中起了一个助推的作用。此后我又对乾嘉时期研究较少的灯郎教、牛八教、清水教等的形成、活动及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刊登在《清史论丛》1995年号上。该文否定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天理教创立后“八卦教再次得到统一”的观点。这一观点也写入高院长的文章中，我看后很是开心。

《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一文发表后，我又进一步较为深入地对清代民间宗教的主要教派，如清茶门教、红阳教、八卦教、天理教的源流、发展和盛衰演变，以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条分缕析，一一梳理，并将研究成果以《清代民间宗教述论》为题发表在《清史论丛》2011年号上。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赞扬我的工作“便于研究者参考和读者阅读。尚英也因拥有这些研究成果而成为研究清代民间宗教的专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理所当然的有一席之地”。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我在学习和研究清史时也时常关注这一问题。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牵动了亿万国民的心，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于是，我认真查阅了国家清史编委会主办的“中华文史网”所公布的档案，对嘉庆二十年和道光七年、十年覆盖山西、河南、直隶三省的被称为“千古奇灾”的两次大地震进行了研究，并以《“千古极灾”——嘉、道时期山西、河南和直隶的大地震述略》为题发表在《清史论丛》2008年号上。本文对这两次大地震的灾情及清廷的赈灾措施做了概述与评价，对后来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11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河南一位素昧平生的学者拍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的文章。”

尊师重道，是每个学人都应遵守的为人风范。我年方弱冠，即承蒙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不弃愚钝，教诲谆谆；中年时又受业于历史学一代宗师、《清史论丛》首任主编杨向奎先生，提携再三。今日学业能获点滴进取，皆赖二师及其他师长的勤勤奖掖之力。每念及兹，心中即有挥之不去的思慕之情。因此，也总想为自己热爱与尊重的慈父般的老师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我写了《商鸿逵先生论清代八旗的组织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和《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及其著作编年》《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纪念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清史论丛》2006年号和1994年号、2009年号上。

《商鸿逵先生论清代八旗的组织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一文的写作情况是：商先生生前曾几次对我谈及，要写一篇《清代八旗的组织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以备将来编辑论文集时所用。但可惜，商先生1983年突然去世，此文未能完成写作，当然更谈不上收入此后出版的《明清史论著合集》中。2007年适逢商先生百年诞辰，《清史论丛》电话约稿，我想到自己手头有先生当年的讲课笔记，遂以此为基础，参考先生其他有关论著，加以整理、补充，爰成此文，作为对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本文对先生所论述的清初百年来八旗旗权斗争及由此而引起的皇权集中过程进行了概要的介绍，其中先生的许多观点代表了当时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5年是向老八十五岁华诞纪念。何先生让我编辑《杨向奎先生论著、文章目录》。我很乐意做此事，遂向向老请教编纂方法。先生对我说：“撰写学术研究及著作的编年，不能只罗列以往所写著作、文章的篇名，那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不编。”于是，我按照向老的意见，除对较为一般的论著、文章罗列篇名外，还对于反映先生学术观点的论著、文章做重点叙述，最后定名为《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及其著作编年》。此文对于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治学成就、所作贡献有所裨益，对于学界后人的成长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向老看后也较为满意，并嘱咐我说：“本文文字可以再做删减，但不要再增加了。”

2010年是向老百年诞辰纪念。我撰写了《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纪念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一文。王俊义教授评价说，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杨向奎先生的学术成就，在阐述杨先生经史成就的同时，又评介了杨先生在物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使学界和读者能更为全面了解杨先生这位学术大师。而这样的论述则是其他评介杨先生的论著中所罕见的”。他还认为，这篇评介文章和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评介杨、商二先生及其他学长的文章，“绝非是敷衍应景之作，而是很有分量的研究性评介论文，……也说明其关注学术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方克立教授也说：“这种尊师重道、继志述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感佩。”

以上所述，仅是我在《清史论丛》创刊40年来所取得的点滴进取，本不足论道。实际上，《清史论丛》创刊40年来引领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清史专家，他们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我。衷心祝愿《清史论丛》的编辑们继承与发挥前辈所制定的办刊方针和优良传统，把《清史论丛》办得更好，为清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