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自主性的呈现
中国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使然，也是社会选择的后果，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自主性快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生活和生产领域的自主性不断呈现和生长。这些摆脱传统束缚的个体自由以及相伴而来的关系建构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直接作用于社会发育和社会建设的进程和机制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组织成长的过程也体现了社会自主性萌生与发展的时代主线。
（一）社会生活的自组织：超越正式制度的格局重构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既是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快速市场化推动下的社会发育的过程。社会发育不仅体现在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不断生成与增多，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个体行动者对人际网络、社会网络的能动建构与动员。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社会组织如乡村组织与宗教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实现了某种现代性转换，在社会协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多样化、多层次的组织形式的大量出现，既提升了社会发育的层次和水平，同时也对传统的国家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随着我国从“全能主义国家”逐步转向“后全能主义国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31]社会组织方式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以“单位制”、“户籍制度”、“身份制”和“人民公社制”等基本制度为框架组织起来的“计划社会”逐步解体。在现实生活中，基于需求结构分化而产生的利益组织化力量日益兴起，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行动者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秩序的问题。[32]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利益表达与诉求路径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了快速的发展，从最初的以“工青妇”等党群组织为主的格局逐步转向以经济型社团、互益型社团以及公益型社团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格局。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社会组织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体制外不同的组织力量及其诉求的呈现。比如，基于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行业协会等经济型社团，在承担一部分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也代表了行业及企业家的利益，其以效率与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为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这些需求难以被国家满足，又因为缺乏利润也不受市场组织的重视）而形成的各类互益型社团则追求某种自我价值；此外，还有围绕环保、教育等公益问题而形成的各类公益型社团，这种基于成员自我认同的组织，表达了社会成员对公共价值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都基于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反映他们自身的诉求。可以说，快速的社会分化过程，在造成社会成员阶层分化的同时，也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趋于再组织化，由此对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也可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个体自主性多维呈现。有学者指出，与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组织化的趋势并存的是，还有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倾向所导致的“碎片化”。[33]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社会成员在快速的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自主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网络的能动构建和资源动员上。作为区别于市场和层级制的组织形式，社会网络是一种调动、获取乃至于再分配社会资源的极为重要的协调手段。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维护自身利益，社会成员往往以自身为核心，由此结成社会网络并动员内生于其中的各种资源。在实践中，个体行动者往往创造性地建构地缘、亲缘、业缘、友缘以及熟人等人际非正式关系，运用关系信任和认同作为重要的行动策略，来介入日常生活，协调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此外，在互联网络上，个体行动者更是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政治社会事务的参与过程中，从而促使网络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运动，干预现实生活的虚拟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由社会网络和互联网络所形塑的、围绕个人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已经具有了某种利益群体的能动特征，具有极强的动员能量，对现实社会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传统社会组织现代性转换。与新兴社会组织力量的兴起、个体自主性增强同步的是，源自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在现代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以单一或数个自然村落构成的社会组织或者说乡村“共同体”一直就是中国社会的微观基础，也成为中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空间。自近代化以来，这些组织由于其文化的“反现代性”特征而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压制，但其一直隐性地存在于乡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构成乡村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自主性增强，传统的信仰与族群组织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并借助市场因素和现代科层制因素以及现代传播技术，逐步实现了从原有的支配性社会组织向现代志愿性社会自组织的转变，其在乡村社会关系协调中仍然承担着一定的积极功能。这类传统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灵活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社会基础，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从单一向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凝聚共识的同时，也以社会服务和福利互助的方式承担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
信息技术与虚拟社会组织兴起。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个人电脑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出现，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压缩、交流时间的缩短、交流方式的便捷化，降低了人际交流与沟通的成本，拓展了个体社会活动的新型空间。信息技术在实现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的同时，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虚拟社会”。“虚拟社会”实际上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实现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超越时空的再组织，既给社会利益关系协调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对话带来了全新的机制，也对现实社会秩序的维持构成了一定挑战。如何在充分发挥虚拟社会组织的社会协调功能的同时有效缩小其负面功能，是互联网时代构建社会协调机制的核心难题之一。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伴随着中国社会生活中自主性的多维迸发，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格局已经逐步趋向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直接动力来自需求结构的变动，也深刻地体现了利益格局的分化与诉求表达的多元化。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个体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促使其以动员自身关系网络和结社的方式来追求自身利益、满足其需求，这也是当前社会组织及各类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社会土壤。质言之，在新形势下，社会自主性的快速萌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内在导因。
（二）个体权利意识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组织形态的转变，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由于权利意识的增强，公众在维护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较强的结社能力。这些社会层面的重要变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
随着基层社会民主的逐步推进，公众参与的自主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推进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在乡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原有的乡村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农村社会面临着如何有效组织的重要问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一些地区的农村社会自发选举成立“村民委员会”，农民参与村庄管理的自主意识不断提升。随着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农民参与村庄的自治行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此后，在“海选”等选举方式的基础上，农民进一步摸索出了山西省河曲等地的“两票制”，即群众1票+党员1票=村支书；山东、广东等地的“一肩挑”，即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同时实行其他“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河北武安市的“一制三化”，即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34]通过这些较为成熟的参与方式，农民对于村庄事务的参与更加自主，农村已开始由单一的民主选举向多样化的民主参与迈进。
在城市基层社区，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以及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展开，大量的社会事务开始转移到社区生活中来。为了应对日益庞杂的社会事务，全国城市在不断调整管理体制的同时，也积极推进社区自治。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与自治从1998年7月从青岛开始启动，2000年以后，上海、南京以及广西等地开始进行。2002年，广西46%的居委会实现直接选举，成为当时社区选举覆盖面最广的地区。2005年以后，社区自治和选举的进程进一步推进。2005年5月起，深圳盐田区居委会换届直选，居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推举，在一张空白的没有既定候选人的选票上，写下他们自己的选择，彻底改变了以往由政府部门初定候选人的做法。这一次选举被有关学者评论为“中国基层民主破冰之举”。[35]而在上海，2006年是上海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全上海共有4767个居（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其中居委会3194个），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不低于40%，意味着数百万人可以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赖的居委会干部。[36]此后，居委会直选制度日益普及。基层政府通过覆盖面越来越广的居委会直选，在更多的居民心中培育起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参与精神，并由此推动基层民主选举的程序与规则不断发展；此外，许多地区还通过居委会直选，将居委会的行政职能逐步剥离。居委会由此得以回归居民自治组织的本意，并在城市基层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居民的参与自主性被不断激发。
此外，随着各级政府在许多公共决策中提高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如参与各类听证会、对话会和恳谈会），公众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方式更为多元，参与的成本也不断降低（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可以很容易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近年来，几乎在所有关系民生的重大政策的出台过程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自下而上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讨论，也都可以发现不同意见和看法相互交流与碰撞的过程。2007年争议不断的厦门PX项目事件就体现了公众社会参与的这一变化。在关系自身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等切身利益时，包括一些专家在内的厦门市民表现出很强的民主参与意识，他们通过网络（网上投票）、手机短信以及公共讨论等方式向政府表达不同意见，并推动了上级政府对PX项目重新进行环境评估。在此期间，社会公众纷纷通过专线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对环评报告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最终促使政府缓建这一项目，由此体现了民主参与的力量。[37]在这一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直接对话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而民意的表达正在改变着政府在相关政策领域的选择。
可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市场化将社会成员从对国家、单位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他们不仅尝试借助个人能力在市场经济中寻求个人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开始探索借助新型的结社与组织化方式来追求自身权益、价值和社会目标。全球化的快速演进，在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为社会成员的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提供了大量的理念、经验甚至资源支持。最后，新一代ICT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社会的自我组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并降低了结社运作的组织成本。这一切社会因素都成为催生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快速萌生的重要内生动力。
[1]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6页。
[2]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3] 王名、刘国瀚、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5页。
[4] 据统计，截至2019年12月，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约为866042个，约为十年前的两倍。如果把活跃于城乡社区，在基层政府“备案”的社会组织算进来，过去十年的增量可能更大。这些数据从宏观层次勾勒了中国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的态势，也呈现了各级政府努力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努力。
[5] 比如，在这一政策体系影响下，传统上社会组织成立准入“门槛”较高的问题在各地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6]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用“认知印记”或“制度烙印”这一类概念表明，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早期制度选择会对相应组织的未来发展路径产生持久的影响。有时候，即使制度环境已经发生了调整，已有的“认知印记”仍会顽强地发挥作用。
[7] 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吴忠民：《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景天魁：《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和周密布局》，《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孙立平：《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强：《对“社会”及“社会建设”的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8] Peter A. Hall，“Policy Paradigms，Social Learning，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25，No.3（1993），pp.275-296.
[9] 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 比如，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随即嵌入当时英美国家的经济政策范式中，强调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11] 该次会议不仅首次提出了“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思路。
[12] 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GDP从1474亿美元增至16494亿美元，年增长率达9.4%；外贸从206亿美元增至11548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中国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至6099亿美元；农村贫困人口数目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六百万。
[13] 据中国社科院对7140个居民家庭进行的调查，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房产、金融资产和耐用消费品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保守测算达到0.653。区域间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东部、中部、西部人均年收入之比为2.23∶1.14∶1（西部为1）。数据转引自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3～24页。
[14] 1998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布，由此在制度上建立市场化住房体制，并明确提出把住房产业培育成经济支柱产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也始于1998年，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到2004年，中国各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20万人，是1998年的4倍，高收费和市场化运营自此开始渗透到教育领域；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三项医疗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自此，医疗改革的市场化速度大大加快。
[15]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吴敬琏：《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6年年会”上的发言，http：//wujl07b.blogchina.com/120225.html；刘国光：《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略论“市场化改革》，《党政干部文摘》2006年第7期。
[16] 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约翰·L.坎贝尔、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利昂·N.林德伯格编《美国经济治理》，董运生、王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7] 虽然“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治理”这两大政策目标时常交互融合，但两者仍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更侧重于“以民生为重点”，后者更侧重于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因此，本书并没有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后文会重点讨论“创新社会治理”政策下发展社会组织的不同着力点。
[18] 李友梅：《关于社会体制基本问题的若干思考》，《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19] 总体性支配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规训、群众动员以及政治运动，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支配。相关研究参见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0]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1] 李爽、沈晓宇：《青年自组织备案制度初探》，《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2]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3]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4] 在许多研究看来，这种传统支撑要素包括国家对资源的总体性控制、社会成员对国家高度依赖以及高度一元化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等。
[25] 冉彪：《胡锦涛提出社会管理的三个“最大限度”深意何在？》，转引自《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1ldytb/2011-02/23/content_12064739.htm。
[26] 《以善治筑和谐：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创新述评》，《学会》2012年第10期，转引自《光明日报》。
[27] 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社会》2008年第6期。
[28] 三大条例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
[29] 2016年5月26日，民政部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具体可参考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05/26/content_507707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6-05/26/content_5077075.htm。2016年8月1日，民政部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具体可参考民政部门户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hd/zqyj/201609/20160915001954.shtml。
[30] 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31] 孙立平、晋军、何江穗：《以社会化的方式重组社会资源——对“希望工程”资源动员过程的研究》，《中国扶贫基金会专题资料汇编》2001年10月。
[32] 李友梅：《全球背景下的人类合作新机制的生成》，载苏国勋主编《社会理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3] 李强：《“丁字型”社会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34] 赵超英：《村民自治演进的历史逻辑》，《学习时报》，2007年7月21日，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7-04/23/content_8158012.htm。
[35] 赵灵敏：《盐田直选：让居委会归位》，《南风窗》2005年第17期。
[36] 左志坚：《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25日，转引自浙江都市网，http：//news.zj.com/csj/shxw/2006-07-25/637123.html。
[37] 朱红军、苏永通：《厦门PX项目迁址在望？民意与智慧改变厦门趋于多赢》，《南方周末》，2008年1月3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9650/；综合：《搁浅18个月，厦门PX项目可望移址漳州》，《南方周末》，2009年1月13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s/22646；苏永通：《厦门PX后传“隐姓埋名”进漳州》，《南方周末》，2009年2月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s/23372；苏永通：《独家披露：漳州PX环评批复书》，《南方周末》，2009年2月2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s/24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