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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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居民高品质生活研究

张海东 蒋晓慧 刘晓曈 闫堃 杨治[1]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海因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社会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国家对将上海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意味着,上海居民在生活水平因经济快速发展得到显著提高的同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更高。

城市的繁荣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其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尤为关键。社会质量研究是欧盟提出的一种研究社会发展水平的新范式,社会质量是一个评价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依据性概念。它不仅能够呈现与评价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而且是制定包括社会发展在内的各项社会政策的依据与考量。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高品质生活,与社会质量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研究目的上看,高品质是对社会质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高品质生活对社会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从衡量标准上看,社会质量具有规范性的指标测量体系,而生活品质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研究范式,在本研究中,主要从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以及居民获得感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和评判。

上海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现状如何?应该用哪些标准衡量?未来应该如何建设高品质生活?本研究正是基于此背景,对上海市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展开研究,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对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展开讨论。前者关注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经济、制度、基础建设等方面的保障,具体包括社会经济保障和资源保障两个维度;后者关注居民自身的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感,即个人自我实现的主观感受。两个层面的内容互为补充,以期为提高上海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品质,全面增强上海城市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一 数据来源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不断丰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通过对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8年上海社会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本研究试图呈现上海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状况的趋势性变化,检验社会政策实践的效果。

本研究报告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0年开展的“世博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2013年开展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上海市调查”、2016年开展的“上海社会质量调查”以及2018年开展的“上海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调查”。

2018年开展的调查[2],采用分层抽样的原则,根据街镇名单按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直接在上海抽取25个街道/乡镇;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二级抽样单位,每个街道、乡镇PPS抽取2个居/村委会;每个居/村委会按地图法随机抽取20个家庭;在每个家庭户中按照KISH表抽样确定1人为访问对象,最终完成1007份有效问卷。

前三次调查的受访者为年龄在18~69岁的上海常住人口,2018年调查的受访者为16~69岁的上海常住人口。通过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见表1)与有关统计数据的比较,发现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

二 上海居民高品质生活状况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1958年撰写的《丰裕社会》一书中写道,生活质量不仅仅以私人的富足来衡量,还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加尔布雷斯,1965)。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生活达到富足之后,人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转向公共服务的质量。让人们实现高品质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成果,除了提高居民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对政府的资源保障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资源的保障能力也将直接影响居民的个人主观感受。因此,对上海居民高品质生活状况的分析从以下两个层面、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个层面关注城市为人们提供的各种软硬件资源,主要涉及经济、制度、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资源保障,包括两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和资源保障维度。第二个层面关注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人的主观感受,包括获得感、满意度以及幸福感,这一层面的测量能够显示出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在自我实现层面上的主观感受,本文称之为居民获得感维度。每个维度之下使用若干具体标准进行衡量。

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包括收入状况、消费状况、住房状况、商业保险状况和社会包容程度;资源保障维度包括公共文化资源使用情况、互联网使用情况、交通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医疗卫生状况;获得感维度包括城市满意程度、个人生活满意程度、生活信心及预期,其中生活信心及预期由家庭生活变化、未来预期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几个具体标准进行测量。这一衡量标准囊括了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既能客观地指出居民生活品质的高低,也能反映居民对生活的主观感受。

(一)上海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整体较高,且休闲娱乐生活日趋丰富

社会经济保障是指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的可能性。社会经济保障不仅依赖于能够实现体面生活的足够收入、稳定的职业、舒适的住房条件以及一定的规避风险能力和购买能力,而且有赖于社会整体的包容程度。以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形成了个人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

1.上海居民的收入水平

(1)居民个人及家庭收入的客观指标

调查数据显示(见图1),2017年上海居民个人平均年收入为84588.02元,与2013年和2016年相比分别增长了96.64%和39.51%。此外,2017年上海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75810.87元,与2013年和2016年相比分别增长了87.73%和26.77%。由此可见,2017年上海居民个人和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均有显著的增长,客观收入有所增加。居民的生活品质归根结底与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收入越高,生活品质就可能越好,上海居民个人和家庭平均年收入连年呈现增长的态势,这为上海居民高品质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图1 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上海居民个人及家庭平均年收入情况

(2)收入的主观感受

调查数据显示(见图2),相比2016年,2017年主观认同收入在本地属于中上层的居民比例增加幅度较为明显,为6.10%,2016年和2013年分别为4.59%和3.90%。同时,2017年主观认同收入在本地属于中下层的居民比例较2016年有明显的下降,为35.30%,与2010年的31.62%和2013年的33.14%相近。从总体上来看,2017年主观认同收入在本地属于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的比例为81.7%,与2016年的84.29%和2013年的83.61%相差无几,但高于2010年的78.42%。这说明,上海居民主观认同收入近年来变化不大,总体呈现中层化的趋势。

人们对收入的主观感受很大程度上会对生活品质以及未来生活预期产生影响,当前居民的主观认同普遍集中在中层和中下层,这反映出一部分居民对当前的收入状况不甚满意以期得到改变,这一现状也与某些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现象相联系,导致人们对收入的主观认同普遍偏低。

图2 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上海居民主观认同家庭收入在本地的层次

2.上海居民的消费状况

2018年上海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9792元,与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41213.39元接近,调查数据与统计数据相仿,说明调查具有可靠性。通过对比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居民的消费支出(见表2),可以发现,上海居民基本日常开销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在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46.10%降至2016年的39.47%、2017年的21.98%,这可以粗略地反映出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与此同时,上海居民在旅游健身娱乐费用方面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家庭总支出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生活品质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们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转变。当人们的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生存性消费上时,在收入的限制下,难以提升生活品质;而当人们的消费开始转向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时,发展性消费在家庭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生活品质也在随之提高。旅游、健身和娱乐费用的增加,说明随着上海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已渐渐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范畴,而是向高品质生活转移,这也反映了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表2 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度上海居民家庭各项支出情况

3.上海居民的住房状况

“安居才能乐业”,改善住房条件是社会大众普遍的生活愿望,其中,是否拥有自有住房是住房保障的重要指标,而居住条件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实际感受。根据调查数据(见图3),2018年上海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高达91.46%,远超过2010年的71.90%和2013年的58.25%,与2016年的89.11%相比也有增长。从户均住房面积看,2010年为61平方米,2013年增加至79.89平方米,2016年和2018年均保持在80平方米以上。综上所述,上海居民的住房状况在近10年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住房自有率和户均住房面积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上海住房保障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图3 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8年上海居民住房自有率和户均住房面积情况

4.上海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社会保险是我国的一种再分配制度,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对参加劳动的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时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社会保险提供的较低水平的保障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人们对于抵御风险的要求,作为对社会保险的补充,商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是根据保险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和投保人的缴费多少来决定的,在符合投保条件和具有一定缴费能力的情况下,被保人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保障。因此,商业保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如表3所示,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购买商业保险的居民比例仅为11.5%,而在2018年的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上升至43.2%,上涨了31.7个百分点。这表明,在短短几年间,商业保险的投保率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也反映了居民对较高水平的保障的追求和较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通过比较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比例的变化(见表4)可以发现,2016年前者略高于后者,而2018年转变为后者略高于前者,反映出外地户籍居民经济实力的提高和规避风险意识的增强,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外地户籍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

表3 上海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

表4 上海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情况的户籍差异

5.上海居民的社会宽容度

社会宽容度指的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其他各种类型社会成员的接受程度,是人们对特定人群的主观认知和容忍程度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宽容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社会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只有当我们学会用宽容的心态去看待不同事物的时候,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社会凝聚力才能有所提升。

本研究通过询问是否愿意与边缘弱势群体(婚前同居者、同性恋者、乞讨要饭者、刑满释放者、不同宗教信仰者、艾滋病患者、外国人、农民工和群租者)做邻居,了解人们对边缘/弱势群体的接纳程度,进而更好地了解社会宽容度。从整体情况来看,如图4所示,在社会宽容度上,上海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的宽容度最高,41.4%的居民表示愿意与农民工做邻居。同时,对外国人、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婚前同居者的包容度也较高。此外,上海居民对群租者、乞讨要饭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宽容度相对较低,愿意与这几类群体做邻居的比例均在15%以下。从户籍类型来看,如图5所示,外地户籍居民与本地户籍居民表现出较大差异,外地户籍的上海居民对上述群体的包容度都较本地户籍居民高,尤其是对群租者群体。

综上可以看出,上海作为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这也对上海城市的包容性提出了要求。一方面,我们看到,上海居民对农民工、外国人表现出较高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看到上海居民对待不同群体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对陌生人的恐惧、对内团体与外团体的不同对待方式以及基于歧视的许多假相关等都助长了其对他人的偏见。冲突理论则表明,为了争得稀有资源,群体之间会产生偏见。在与不同群体做邻居的态度上,上海居民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群际偏见,他们不愿意与一些边缘/弱势群体,如群租者、艾滋病患者和刑满释放者成为邻居,这说明他们对这些群体的认识不足,在态度上仍然存在偏见,因此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也较低。上海居民的社会接纳呈现一种群体性差异。

图4 上海居民的社会宽容度

图5 上海居民的社会宽容度的户籍差异

(二)资源保障水平较高,但公共文化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仍有待提高

除了居民自身奋斗获得的物质基础,对于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来说,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管理、建设和调配的各种资源也不可或缺。同时,政府提供的资源保障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来源。政府的资源保障能力可以将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到不同领域甚至不同群体之中,使得个人有均等的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机会,同时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多扩大个人选择空间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将从资源保障的角度,具体从公共文化资源、互联网资源、交通设施状况、环境状况和卫生医疗状况五个方面衡量居民的生活品质。

1.公共文化资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在当前发展阶段,面对极度渴望精神文化的人民群众,党和政府如何引导社会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资源和服务值得重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代表,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一方面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如推动美术馆、公共图书馆等文化场馆的免费开放;另一方面公众的广泛积极参与不可缺少。那么,上海居民对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表5显示,在公共文化资源使用方面,公园是上海居民最常去的场所,有47.9%的本地户籍居民和50.0%的外地户籍居民经常去公园。同时,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公众对电影娱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去电影院的居民占比也在上升。同时,图书馆和书店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图书和文献资源,是传播知识和文化的重要场所。调查显示,本地户籍居民从来不去图书馆和书店的比例分别占54.5%和46.6%,外地户籍居民从来不去图书馆和书店的比例分别占47.6%和40.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的图书馆和书店的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居民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有待进一步提升。相较之下,对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的使用处于相对更低的水平,经常去这些场所的居民比例均低于10%。相较于本地户籍居民,经常去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体育馆的外地户籍居民占比都较低,经常去公园的外地户籍居民占比略高,而经常去电影院的外地户籍居民占比高出本地户籍居民17.3个百分点。作为保障公民文化权益、提高公民鉴赏能力和文化品位的重要场所,这类场馆“缺乏人气”的原因可能是宣传力度不够,更多的居民并不知晓这类场馆的文化展出内容。而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居民偶尔去图书馆、博物馆的情况更加普遍,这说明此类文化场所更多的是作为旅游景点和一次性参观的景点存在,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凸显。

表5 上海居民公共文化资源使用情况的户籍差异

2.互联网资源

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互联网”和“互联网+”。这意味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将走向深度融合,互联网思维不仅体现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更体现在社会事业发展中,互联网已经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这对于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增进居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上海市互联网网民规模达1857.3万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使用率的提升意味着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工具,同时还是一种经营理念,甚至会形成一种生活方式,这会为越来越多的居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本研究主要从居民使用互联网资源情况的角度,一方面检验上海市互联网资源的保障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展现上海市居民在互联网浪潮中获取信息的能力。

互联网的普及率和使用率是衡量一个地区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2018年的调查中(见图6),绝大多数受访者(84.80%)使用互联网,只有15.20%的受访者不使用互联网。与之前三次调查的数据相比,可以看出,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例有显著的提高,不使用互联网居民的比例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四次调查数据显示的趋势来看,互联网覆盖率越来越高,上海城市信息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图6 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8年上海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

通过图7可以看出,上海居民在工作之余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大多在0~2小时(51.8%),且绝大多是在5小时以下,只有12.8%的居民在工作之余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在6小时以上。这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占用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相当一部分时间。

图7 2018年上海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情况

此外,在互联网的使用用途方面,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是使用微信微博、浏览新闻和查找资料,这说明互联网确实在居民获取社会信息、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提高自身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表6也显示,在预约展览或活动、看网络直播和网上投资理财方面,互联网的使用率较低。这也说明,目前互联网的使用仍然局限在传统的看新闻、查阅资料方面,互联网在信息获取上的最大效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表6 2018年上海居民使用互联网的目的

表6 2018年上海居民使用互联网的目的-续表

3.交通设施状况

交通设施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市民们上班、购物、出游等都离不开政府提供的交通设施。近年来,随着上海长期居住人口的增加,城市通勤压力也随之增加。城市交通不仅是城市经济状况的影响因素,也是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的交通设施承担着2500多万人的出行需求。截至2017年10月,上海全市公交运营线路共1461条,其中轨道交通、公交车、运营出租车以及其他公共交通设施承担了城市绝大部分的交通负担。本文从轨道交通运营路线长度、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平均速度三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公共交通设施便利情况进行描述。

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666.4公里,占到全国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的14.58%,为居民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市公路方面的数据表明,上海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有所降低,高峰平均速度有所增加,显示出城市交通状况一定程度的改善:2017年上海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1.879,高峰平均速度为23.18km/h[3];2018年上海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1.847,高峰平均速度为23.27km/h[4],拥堵情况较2017年有所缓解。以上数据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上海市的公共交通设施为人们的高品质生活提供了出行的便利,同时也表明了上海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尚有改善空间。

4.环境状况

“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同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状况越来越成为品质生活的重要衡量指标。本研究从上海市的环境保护投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森林覆盖率等几个指标,考察上海市的环境状况。

如表7所示,尽管上海市环境保护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并非直线上升,但是环境保护投资的实际金额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从2013年的607.88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923.53亿元。其结果是,上海市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自2015年起稳步上升(见图8),保障了人们生活环境的质量,是高品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

表7 2013~2017年上海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图8 2015~2017年上海市绿化情况

5.卫生医疗状况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猛,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逐渐扩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也逐年提高。2017年,全国户籍人口预期寿命为76.4岁,而上海户籍人口预期寿命为83.37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上海市自身的情况来看,如图9所示,从2013年到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预期寿命也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上海户籍人口预期寿命的逐年上升,势必会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意味着居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也将继续扩大。

图9 2013~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预期寿命情况

从表8中可以看出,2013~2017年上海市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卫生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机构床位数、每万人口医生数全部呈上升趋势,显示了上海市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和建设成果。但是也可以发现,上海每万人口医生数的增长还是十分缓慢的。这一方面是职业性质和要求所致,医生培养周期较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公众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巨大需求,许多大医院床位不足、医生人手不够的现象已成为医疗界的常态。

表8 2013~2017年上海市医疗卫生情况统计

(三)上海居民的总体获得感较高,但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仍需改进

“获得感”一词最早出现在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自此,“获得感”一词成为衡量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准。“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概念,要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共享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因此,“获得感”是个体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在本研究中,以居民对城市的满意度、个人生活满意度以及生活信心和预期来衡量居民的获得感。

1.居民对城市的满意度

“获得感”是衡量改革发展的重要标准,居民对城市的满意度反映出城市建设的长处和短板,这些长处和短板正是实现和提升居民获得感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着力点。只有了解居民对城市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列改革题目,定改革举措,要紧密对接群众需求,悉心听取群众意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建功立业、在改革中多得实惠”。

本研究通过询问“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您认为上海在以下哪些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来了解居民在上海生活的满意度。表9显示,上海居民普遍对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程度感到满意。在总计中可以发现,认为上海的社会治安相比国内其他城市好的占72.9%,认为上海的公共交通比国内其他城市好的占49.2%,认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比国内其他城市好的和国际化程度比国内其他城市高的分别占40.4%和38.5%。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保证,提升城市发展的软环境对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亦具有重要意义。对比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见表9)可以发现,两个群体对于上海的整体感觉具有一致性,都认为上海在公共交通、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上比国内其他城市更好、国际化程度更高,一点细微的差异表现在本地户籍人口认为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更高的比重略高于外地户籍居民。综上可见,上海在治安、公共交通等几个方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和肯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上海在改善基础设施的软件和硬件上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表9 上海城市建设优势及户籍差异

通过询问“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您认为上海在以下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可以发现,政府服务水平、食品安全、公共设施是居民认为上海还有待改进的地方。具体来说,认为上海市的政府服务水平有待改进的占64.8%,有52.9%的居民认为上海市在食品安全方面有待改进,35.2%的居民认为上海市在公共设施方面有待改进。对比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可以发现,两个群体都认为上海市在食品安全和政府服务水平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外地户籍居民更关注生活方式的改善,而本地户籍居民更关注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一方面说明,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离不开政府服务。无论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的丰富,还是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都离不开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政府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无疑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是关于人类生命健康的基础保障。在提升生活品质的阶段,“吃好”成为新的追求,确保食品安全成为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之一。

表10 上海城市建设短板及户籍差异

通过询问受访者“和国内其他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上海今后是否会被超越”,可以观察受访者对于上海市发展的信心。总体来看,如图10所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上海在今后不会被国内其他地区超越,占65.8%,有32.7%的受访者认为上海在今后会被国内其他地区超越。而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在此问题上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如图11所示,相较于上海本地户籍居民,外地户籍居民认为上海会被超越的比例更小,认为不会被超越的比例更大,这反映出外地户籍居民对上海未来的发展信心更足。上海是一座被寄予厚望的城市,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对上海城市发展寄予了殷切期望,居民对上海的发展呈现比较积极的态度,对上海在全国领先的地位充满信心。一方面,这说明上海的发展给居民带来了实惠和好处,居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这种信心也对上海的高品质生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图10 居民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信心

图11 居民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信心的户籍差异

2.个人生活满意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正是基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实际收益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居民对生活中某些具体方面的满意度则是居民实实在在的获得体验,这种主观感受和获得体验均凸显了改革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要使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就要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图12显示,2018年上海居民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呈现中上水平,接近五成居民对生活感到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认为生活总体水平一般的占40.7%,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只占一成。同时也可以发现,如图13所示,外地户籍居民对生活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较上海本地户籍居民低,而认为一般、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都较上海本地户籍居民高。这说明外地户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整体还是比上海市本地户籍居民低,而生活满意度是居民的生活品质情况的直接反映。

生活满意度不同于收入、住房等客观指标,它从主观感受的角度来测量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通过思考收入、职业、住房等各方面的状况,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满意度高低的评价,能够更直观也更综合地反映生活品质,也能够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政策实施效果。因此,上海市居民对自身的生活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反映出居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户籍差异引起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值得重视。

图12 上海居民的生活总体满意度

图13 上海居民生活总体满意度的户籍差异

通过询问“您对个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感到满意”,可以了解居民对个人生活的满意情况。表11显示,上海居民生活满意度最高的一项是家庭关系,有82.2%的人表示满意;其次是个人的健康状况,有38.3%的人表示满意,还有30.7%的居民对休闲娱乐表示满意。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对于家庭关系、健康状况、休闲娱乐的满意度比较高,相较于本地户籍居民,外地户籍居民在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这表明,总体上来讲,上海居民家庭关系普遍较为和谐,个人生活丰富多彩,幸福感较强;同时也显示出政府能够通过改善外地户籍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状况,提升上海市居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

表11 居民生活满意情况及户籍差异

通过询问“您对个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感到不满意”,可以了解在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表12显示,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是居民普遍感到不满意的三个方面,选择居民的比例分别为58.5%、49.6%和29.5%。通过对比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的选择可以发现,后者在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均表现出更高的不满意程度,而这也为政府下一步的工作指出了方向。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制定的社会保险等制度的总称,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低,说明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低以及人们从中获益的感受不明显。而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较低,说明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且对个人生活影响较大。

社会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和谐及居民生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城乡待遇水平差别较大,各类就业群体之间也有差距。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可持续的影响,更是社会保障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

表12 居民生活不满意情况及户籍差异

3.生活信心及预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进入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阶段。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人们,在获得更为优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还期待能够享受更优美的环境、更优质的医疗和教育,以及更公平的社会环境等,这些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这些向往和期待一方面是当下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一种映射,另一方面也是提升未来获得感的前提和基础。

(1)家庭生活的变化

表13显示,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教育费用、奢侈品费、医疗支出和保健支出这四方面基本不变外,其余方面选择增加或改善的上海居民均占50%以上。其中,生活支出增加的占77.7%,其次是家庭收入增加的,旅游支出和存款理财增加的紧随其后。这一方面说明了上海居民家庭生活成本的上升,但这种上升也是有收入的增加作为支撑的;另一方面,居民在旅游支出方面有所增加,但存款理财也在增加。对比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可以发现,二者都在生活支出方面增加最多,在家庭收入、存款理财、人际交往和旅游支出方面也增加较多。二者的区别在于相较于旅游支出的增加,外地户籍居民在其他三个方面的支出增加更多,尤其在存款理财方面这一群体较本地户籍居民高了近20个百分点。综上所述,上海居民的家庭生活质量有所提升,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表13 与5年前相比家庭生活变化情况的户籍差异

(2)对未来生活的预测

图14显示了居民对自己未来5年生活的预测。有27.8%的居民对5年后的生活持有非常大的信心,认为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而绝大多数居民(占42.6%)认为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略好。认为5年后生活与现在持平的占16.3%。只有2.7%的居民对5年后的生活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差。还有10.6%的居民表示对5年后的生活难以判断。从户籍差异来看,如图15所示,外地户籍居民认为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的比例远远超过上海本地户籍居民,而认为比现在略好、和现在差不多、比现在差的比例都低于上海本地户籍居民。户籍差异曾经是各种资源制度性分配的壁垒,随着这种壁垒的逐渐被弱化甚至被打破,外地户籍居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增加,因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期待也较大;而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相对拥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其相对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变动的幅度不会太大。

图14 5年后的生活预期

图15 5年后生活预期的户籍差异

对未来生活的预测来源于对当下生活的评判,如果当下生活中没有什么烦扰,对未来的预测便会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反之,如果当下生活中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对未来的预测也会比较悲观。因此,表14反映了居民在当下生活中较为关注的问题。表14显示,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医疗费用和养老问题是居民当下最担心的问题,其中选择物价上涨和环境污染的居民均超过了半数,这说明人们明显感受到物价上涨对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表达了对当下通货膨胀的担忧。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1.7%,从两大分类来看,服务价格上涨2.3%,消费品价格上涨1.2%。一方面收入预期在下降,生活支出在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等导致了物价上涨。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居民首先对于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的增加有了明显的感受。其次是对当下环境污染的担忧,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这表明当前环境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另外,对养老问题的担忧也值得关注,上海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养老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一方面会使得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低下,生活品质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中青年劳动者对未来产生消极的心态,同样也不利于生活品质的提高。

如表14所示,户籍差异造成的担忧问题的差异值得注意。首先是住房价格问题,外地户籍居民对此担忧的比例远高于上海本地户籍居民。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而上海作为一个住房供需较为紧张的特大城市,如何实现居民的住有所居是个巨大的挑战。对于进入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外地户籍居民而言,住房问题是其生存的基础,也是进一步提高其生活品质的重要保障,因此对房价的担忧更为明显。其次是教育费用和存款缩水,外地户籍居民对此担忧的比例也比本地户籍居民高。外地户籍居民因为户口的限制,无法享受到与本地户籍居民一样的教育资源,再加上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其对存款缩水抱以担忧,而这将会直接降低其生活品质。在养老问题和医疗费用方面,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担忧比例要高于外地户籍居民,这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中外地户籍居民的平均年龄(34.16岁)小于本地户籍居民的平均年龄(48.82岁),在沪的外地居民更多的是年轻人,而他们目前对养老问题和医疗费用的担忧还没有那么突出。

表14 居民当前担忧的事情及户籍差异

(3)理想生活

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人们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折射,人们认为的理想生活的标准则反映出当下生活需要改进的方面。表15显示,上海居民普遍认为家庭关系很融洽是理想生活最重要的标准,其次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第三是子女有成就。这表明,理想生活中,收入、存款、住房等物质的满足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更注重自我和精神上的满足。对比本地户籍居民和外地户籍居民可以发现,相较于子女有成就,后者更注重高收入在理想生活中的作用,这从侧面反映出外地居民除了注重精神上的富足外,对物质条件也较为重视。

表15 居民理想生活的标准及户籍差异

表15 居民理想生活的标准及户籍差异-续表

虽然收入并不是理想生活最重要的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具有相当显著的影响。表16显示了人们对于提高的收入的支配,上海居民对于收入的支配主要集中在出国旅游、子女教育和投资各类理财产品这三个方面,购买金银首饰、购买奢侈品和购车排在末三位。旅游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旅游休闲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上海居民愿意将提高的收入更多用于旅游,这说明了旅游能够满足人们的一些需要,从而增强幸福感和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提升其生活品质。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说明了人们明白生活品质不仅需要当下的提高更需要得到延续,子女教育则是这一延续的重要保障。

对比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居民对于收入的支配可以发现,子女教育是本地和外地户籍居民都投入较大的方面,除此之外,外地户籍居民除了将提高的收入用于出国旅游外更多的用于投资各类理财产品和购房,而本地户籍居民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国内外旅游。这表明,外地户籍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经济和住房上的压力,会将较多的收入投入其中,而本地户籍居民在购房方面压力较小,所以会将更多的收入使用在旅游等休闲娱乐方面,能够更好地提升生活品质。

总的来说,上海居民对于丰富精神生活、拓展视野、子女教育以及通过一些渠道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有较大的需求,而对于一些物质上的购买,比如购买金银首饰、奢侈品和车辆等并没有太迫切的需求。

表16 收入提高将支出的方面及户籍差异

三 进一步提升上海居民生活品质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要求经济的发展,更对精神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上海居民生活品质,需要结合上海实际情况,改进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一)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居民高品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1.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一是要建立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对企业而言,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效益的同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政府而言,要积极扩大就业,规范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二是要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分配时,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差距悬殊,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三是调控市场,稳定物价。控制和降低生活成本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其中生活成本深受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政府首先在宏观上要保持货币发行的稳定,其次是改革现有的物价管理制度,最后开放市场增加供给。

2.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改善居民居住状况

一是要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抑制房价飞速上涨。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从源头有效地控制房地产开发的速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二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相较于本地户籍居民,外地户籍居民对住房价格担忧的比例更大,因此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保障两类人群的“住有所居、安居宜居”需求:一类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另一类是本市常住人口中在上海创业、稳定就业的,包括各类人才、新就业职工在内的新市民。三是要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在保障居民住房的基础上,要提高物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进而改善居民的居住状况。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维护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安定。对于劳动者而言,社会保障能解除其后顾之忧,为他们创造安心工作的心理环境,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对于老年人来说,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保障其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水准,使其享受一个较为舒适的晚年。对于外地户籍人口而言,社会保障为他们在上海生活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是他们在上海工作、生活、落地生根的基础。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要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保覆盖面;二要加强社保基金的筹集和监管,积极引导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大保险基金监管力度,保护好百姓的“钱袋子”;三要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商业保险作为更高水平的保险,可以满足人们的更多需求,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

4.加快发展旅游业,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旅游是一种兼具享受性、知识性和休闲性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旅游支出在家庭支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出国旅游成为人们提高收入后较想去做的事,因此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旅游资源需求的增长,要求进一步发展旅游业,推进旅游业的深化改革。上海更是要立足于现有的旅游资源,一是对标国际,不断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二是文旅融合,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促进旅游产业优化升级;三是突出特色,提升内涵,打造上海旅游的品牌。

(二)不断提高上海开放水平,为居民高品质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1.坚持开放共享,营造良好城市氛围

上海是国内改革的排头兵、先行者,开放作为上海的重要特质,是其不断前进的重要法宝。上海的发展与开放密切相关,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坚持对外开放,构筑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实现在沪企业的更大发展;另一方面,在坚持开放的同时更要创新,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活力,上海作为改革的龙头,只有充满创造力,才能永葆活力。

2.坚持兼容并包,提升社会凝聚力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也是上海发展的根基。因此,一方面,上海要坚持实施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吸引并留住优秀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上海居民要坚持包容的社会心态,增强对上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在上海的美好生活打下基础。

(三)不断完善资源的信息化使用,丰富居民高品质生活

1.依托互联网的优势,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互联网技术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使得人们的生活服务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人们之间的沟通更加快捷高效;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手段,使其文化生活和娱乐内容愈加充实。互联网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可及性的提高,信息泄露、电子诈骗等不良现象也随之增加,使得居民的信息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在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优势的同时,应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这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

2.丰富精神食粮,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要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抵制庸俗现象,创作生产出更多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二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依靠人民的智慧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四)不断改善居民的生活,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1.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为居民高品质生活提供保障

一是加强立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1月20日通过并公布了《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相关的政府职责,同时也设置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防止不合格的食品流入市场。这一条例的出台是保障上海市居民食品安全的一大利器。二是建立专业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当下由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被分解在各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职权不清,管理效率不高,因此给假冒伪劣食品留下了空当。三是多方参与共同监督。消费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而新闻媒体则是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急先锋,多方力量参与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可以有效地防止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2.保护生态环境,为居民高品质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石。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才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高品质的生活更需要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该更注重生态保护。一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生态保护上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要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二要制定和完善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防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用最严格的措施和政策保障来维护生态系统安全和降低环境污染水平;三要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只有公众将环保的思想和理念落实到行动上,才能为生态环境提供最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

加尔布雷斯,1965,《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 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蒋晓慧,社会学硕士,现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西团校教师;刘晓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闫堃,社会学硕士,现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治,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实验师,现为上海大学组织人事部组织处干部岗主管。

[2] 由于2018年的调查询问的是受访者上一年(2017年)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因此本文中与收入和消费支出相关的图表中展示的是2017年的数据。

[3] 《2017年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https://www.sohu.com/a/218164442_100096472,2018年1月22日。

[4] 《〈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出炉》,https://www.sohu.com/a/294378492_730526,201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