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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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王希恩 杨须爱

一 民族理论和政策学科的基本状况

民族理论和政策是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在教育部学科系列中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设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层次。本学科的研究力量主要由专门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高校和干部学院的教研人员构成。

(一)专业队伍的构成、分布

全国范围从事本学科研究与教学的专门人员主要分布在以下四类机构之中。

1.社科院系统的民族研究所(中心)。其中专门人员最多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该所设有民族理论室,目前有研究人员10人,全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近一半具有正高职称。各省、区、市社科院从事本学科的研究人员,主要在设有民族研究所或民族宗教研究所(中心),其中内蒙古、西藏、广西、云南、吉林、贵州等6个省区社科院设有民族研究所,新疆、青海、四川等3个省区社科院设有民族宗教研究所。其中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还设有民族理论室。但总体而言,这些机构中专门从事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人均很少。粗略统计,全国社科院系统从事本专业的研究人员约50名。

2.民族院校和部分普通高校。民族院校均设有民族理论和政策教研室(部),其中教研人员最多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目前全校范围有在职人员超过20人,几乎均有博士学位,其中正高级职称者9人。其余民族院校从事本专业的在职人员从四五人至近十人不等。粗略统计,以上院校从事本专业研究教学的人员合计超过150人。相比较而言,民族院校是从事本专业人员最多的机构。

普通高校中主要集中在云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藏大学、南开大学、烟台大学、河南大学、延边大学、石河子大学、吉首大学、大理学院等。本专业教研人员主要分散在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的教研机构中。粗略统计,普通高校中从事本学科的教研人员不超过50人。

3.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民族干部学院。中央和国家层面包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地方层面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湖南、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15个省区党校(行政学院)有从事本学科的教研人员,但人数均不多,各省区市社会主义学院和民族干部学院也有专门人员,但人数也不多。

4.民委系统所属的民族研究所(中心或院)。此类机构中,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人员最多、实力最强的当属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目前有研究处室5个,人员近30人。地方层面的此类机构目前有10家,分别是广西民族研究中心、贵州民族研究院、甘肃民族研究所、辽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民族研究所、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和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福建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和湖南省民族宗教研究所。相比较而言,在这10家研究机构中,广西民族研究中心、贵州民族研究院、辽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民族研究所从事本专业的研究人员略多一些,其余的均很少。

(二)研究生、博士后的培养

本专业的研究生主要依托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培养,部分高校依托民族学、民族政治学等学科点培养,博士后主要依托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的高校、科研院所培养。

据统计,截至2020年5月,全国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共21所,有博士点的高校共13所。有博士点的分别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民大、中南民大、西南民大、兰州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师大、广西民大、西藏大学、陕西师大和北方民大。其中,一些高校的硕士点、博士点是在“十三五”期间新增的。博士点新增的高校分别是陕西师大、内蒙古师大。[1]设有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主要有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大、西南民大、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广西民大、云南民大、贵州社科院、吉首大学等10余家单位。

“十三五”期间,上述高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招生人数较为稳定,没有大的起伏。初步统计,硕士生每年的实际招生规模为100~120人,博士生为30~40人,其中招生人数最多的是中央民大,其次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此外,还有一些院校招收的民族学、民族政治学、民族法学、民族经济学、民族行政管理等专业的部分硕士生、博士生,实际学习和研究的方向也是民族理论与政策。本学科博士后招收人数最多的当属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每年至少有1名及以上,其余高校及科研院所每年的招收人数不确定,但也很少,基本都是1~2人。

二 十八大以来的成果产出

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包括学术专著、教材、民族知识读本、学术论文、研究资料汇编、立项及完成的研究课题等类别。

(一)学术专著

2013年至2015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超过40本,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凤鸣等著《乌兰夫民族和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民族出版社),康基柱著《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文献导读(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龚荫著《中国民族政策史(三卷本)》(云南人民出版社),金炳镐等著《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90年》(辽宁民族出版社),雷振扬著《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左凤荣、刘显忠著《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十三五”时期出版的学术专著超过50本,主要有:郝时远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维群著《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完善》(四川人民出版社)、雷振扬著《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问题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丹珠昂奔著《民族工作方法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民族出版社)、周竞红著《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幸平著《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俊毅著《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少青著《民族政治学——加拿大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泓著《民族政治学——英国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伦主编《五十国民族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崔明德著《中国民族关系十讲》(人民出版社)、杨须爱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熊芳亮著《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大华著《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延中主编《中国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延中等著《新时代中国民族地区发展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二)教材

2013年至“十三五”期间出版教材约20本,代表性的有:金炳镐著《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3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丁龙召、李晶主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内蒙古出版社2016年版),艾尔肯主编《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指南》(新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龚永辉等著《民族理论政策讲习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教材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等。

(三)知识读本

民族知识读本主要集中在“十三五”期间,主要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中共宁夏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编《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熊芳亮、王平著《人权知识少数民族权利读本》(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编写的《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沈林编著《中国的民族国情与理论政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沈林、周文京编著《中国的民族团结工作》(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等。

(四)论文

论文发表的数量较多,以本学科研究的议题为篇名进行检索,2013年至2020年5月的发表情况如下。

篇名包含“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共计459篇,包含“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84篇,包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200篇,包含“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4714篇,包含“民族工作”的7012篇,包含“民族团结”的5270篇,包含“民族区域自治”的764篇,包含“民族问题”的360篇,包含“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418篇,包含“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121篇,包含“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472篇,包含“民族关系”的1077篇,包含“民族事务治理”的143篇,包含“多民族国家构建或建设”的36篇,包含“民族主义”的1696篇,包含“民族政治或族际政治”(包括民族政治学)的172篇,包含“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146篇,包含“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的144篇,包含“兴边富民行动”的160篇,包含“人口较少民族”的333篇,包含“民族地区城镇化”的430篇,包含“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44篇,包含“民族教育”的4218篇,包含“民族干部”的525篇,包含“对口支援”的1280篇,包含“跨界民族问题”的179篇。总计约30478篇。

(五)资料汇编、论文集(辑刊)

2013年至2020年5月间的主要有:王希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列宁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民委选编《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金炳镐主编《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贾东海、虎有泽主编《民族问题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2014、2015、2016年版),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2014、2015、2016、2017、2019年版),雷振扬主编《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第1辑》(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段超、李吉和主编《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第2辑》(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青觉主编《民族政治辑刊》(第2辑、第3辑、第4辑、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选编的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王希恩主编《民族理论探新集: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龚永辉、陈建樾、刘泓主编《民族理论研究》(第1辑、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青觉主编《国内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热点报告2016版》(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张三南、杨须爱主编《同心斋撷实:民族理论若干问题探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等。

(六)主要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情况。2013年至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本学科项目中,共有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17项。“十三五”时期,国家社科基金本学科立项项目数明显增加,其中自2017年开始每年保持在100项以上。

2016年,立项课题为74项,其中重大项目4项,重点项目4项,一般项目25项,青年项目10项,西部项目30项,后期资助项目1项。

2017年,立项课题为122项,其中重大项目5项,重点项目10项,一般项目40项,青年项目25项,西部项目40项,后期资助项目2项。

2018年,立项课题为114项,其中重大项目5项,重点项目9项,一般项目43项,青年项目15项,西部项目40项,后期资助项目2项。

2019年,立项总数超过113项,其中重大项目6项,重点项目10项,一般项目40项,青年项目15项,西部项目40项,后期资助项目2项。

2020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共有2项民族学类议题,全部为民族理论研究项目。

2.教育部课题立项情况。整体上看,民族理论和政策学科在教育部各类立项项目中占比较低。2013~2015年教育部立项的重大攻关课题中,属于本学科的课题共有2项,教育部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直接或间接属于本学科的共10项。“十三五”时期,教育部立项的重大课题中,属于本学科的仅有4项,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直接或间接属于本学科的共12项。

3.国家民委课题立项情况。2013~2015年,国家民委共立项年度重点、一般、青年项目课题372项,年均124项。“十三五”时期前4年上述课题共立项680项,年均170项。这些立项课题大多数为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内容。

此外,国家民委每年还有10项左右的委托项目、20~30项不等的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强度分重点、一般两种类别。

4.各类课题结项情况。以上各类课题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课题中,2013年、2014年立项的项目因已达到规定的完成时限,基本都已结项,仅有个别项目被撤项。2015年以来立项的项目,已经结项的占少数,在研状态的占多数。国家民委课题,因规定完成的时限较长,一般为2年以内,故2017年及之前立项的项目基本全部结项。

三 研究热点、代表性成果和观点

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民族政治、民族工作理论等。党的十八大至2015年之间,重点议题主要有中华民族、民族团结、民族工作、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其中,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争论一度呈现高潮,但至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逐渐沉寂,党的民族基本政策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得到肯定。“十三五”时期的研究重点、热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十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研究

包括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坚持民族平等与反对民族歧视、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等方面的选题。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郝时远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任勇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建与发展:基于中国共产党治理的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金炳镐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郝时远认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探索和确立的。“道路”的比喻,表明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前进方向,而非一条已经开通的顺直平坦、畅通无阻之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它同样经历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多重曲折和种种艰难。改革开放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在制度完善、法律保障和政策完备等方面的种种努力,都是在纠正错误、克服偏颇、总结经验基础上的开拓发展,目标就是使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2]其他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予以肯定,对这一道路的形成、内容和未来发展做了分析。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研究

代表性成果如郝时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工作》(《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金炳镐等人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青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乌小花等人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解读》(《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王希恩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十年发展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这些成果着重对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阐述,认为由现阶段民族工作总目标统辖的民族理论政策内容之丰富、应对问题之明确、话语特色之鲜明、对现实民族工作指导之积极在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最大成果。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发展史研究

在此领域发表成果较多的作者是王希恩、杨须爱、孟飞、王幸平等人。王希恩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民族过程理论述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和《民族问题与“党内联邦制”——列宁和斯大林对“崩得”民族主义的批判》(《西北师大学报》2018年第3期)等,对经曲作家的民族过程理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批判和在此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做了深入分析。杨须爱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和论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经典理论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史做了梳理,对经典文献中的“民族”概念和中文的对应关系做了考辨。王幸平著《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孟飞的《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奥托·鲍威尔论社会主义的民族策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得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30日),对国际共运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做了重新评价。此外,周竞红、郑信哲、周少青、陈玉瑶、张三南等分别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历史趋势”、关于“族体”的解读、关于民族平等和“两个共同体”的理念等做了阐发。

(四)中华民族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此议题发表成果较多的作者主要有严庆、青觉、纳日碧力戈、郑大华、乌小花、张淑娟、王延中、郝亚明等人。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是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出版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书以“中华民族”概念为中心,系统而深入地叙述了清代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强化与普及的历史。此外,郝时远的《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周平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还是多元化?》(《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青觉、徐欣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杨鹍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张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国民族报》2020年1月7日),关凯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等,也分别就“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践等做了深入解读。“中华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是十八大以来民族理论界最热门最集中的议题之一,粗略统计发表论文就有4714篇。

(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包括民族互嵌等)

此议题与中华民族研究热度相当。发表多篇(部)成果的作者有郝亚明、杨鹍飞、金炳镐、杨须爱、马伟华、满柯、朱维群、马晓玲等人。其中引用率排名靠前的成果有王希恩的《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马晓玲的《关于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内涵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杨须爱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郝亚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王希恩在文中认为,民族融合、交融和互嵌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所谓“推进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就是打破民族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的重合,使不同民族成员嵌入到其他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为消除民族隔阂、实现交融创造条件。居住结构的互嵌应当在分层结构和从业结构互嵌的基础上得以推进,而不是打破全部的民族聚居和杂居,因此应特别注重相互接纳和包容的软环境建设。[3]郝亚明认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长期忽视社会结构的基础性与限定性作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提出是对多民族社会结构断裂的纠偏和修复。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具有路径创新的意义,它是一种新型、多向、平等的社会结构模式,其目的在于创造有机的民族团结。社会融合具有消除社会结构分割、社会资源排斥、社会心理疏离的三重意涵,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内在目标高度契合。积极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合是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环节。”[4]其他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个案,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民族“三交”和“互嵌”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这一问题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相关,关于城市民族工作和民族分布形态的研究也相应有了不小的推进。

(六)民族团结理论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研究

这一领域的成果数量同样很多,著作超过100本,论文超过千篇,发表成果较多的作者主要有严庆、张丽娟、周竞红、关桂霞、金炳镐、王延中、青觉、彭谦、陈建樾等人。代表性成果有隋青等人的《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实践》(《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陈建樾的《民族团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严庆的《中国民族团结的意涵演化及特色》(《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周竞红的《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团结凝聚——兼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继承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青觉的《制度自信视阈下的中西民族团结制度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金炳镐等人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的内涵、历程和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等。隋青等人认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各民族群众为主体,通过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综合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性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过程。[5]这是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概念做出的明确界定。金炳镐等人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是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之意的复合。民族团结与协调民族关系相关联,民族进步与促进民族发展相关联,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实践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在民族工作中的体现。[6]严庆认为,中国的民族团结具有政治团结、社会团结、公民团结的多重维度,认知和把握中国民族团结的本质,离不开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作用;民族团结与民族进步是两个高度相关但又各具意涵的概念,民族团结的侧重点在于民族关系方面,民族进步的侧重点在于民族发展和追求先进性方面。[7]青觉认为,世界各国为建立和保持民族团结与发展建立了人民民主、自由民主等不同的制度。从当前民族团结的实践结果来看,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是最成功的,民族团结已内化为我国各民族的行为规范,相反西方式自由民主治下的民族关系矛盾日益突显。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民主制度的逻辑不同:民本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同,复合式民主与单一式民主的不同,国家中立与国家失中,和合文化与分离文化的不同。[8]

(七)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包括文化认同等)

在此领域发表多篇(部)成果的作者主要有金炳镐、马俊毅、来仪等人。代表性成果如刘吉昌和金炳镐的《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来仪等人的《再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及现实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崔榕的《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冯雪红等人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现状及展望》(《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等。马俊毅认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基于中国多民族国情、政情提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话语,也是对新中国70年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各民族精神层面上形成的共同体的准确表述。其目标是从精神层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链接纽带和强健联系。”[9]来仪等人认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更高层面凝聚各民族智慧和力量的时代命题。这一共有精神家园应该具有超越内部各民族的边界,能够为各民族所认同,能够共建、共享等内在特质。[10]崔榕认为,中华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并行不悖。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学校教育、汉语普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仪式符号运用都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途径。[11]

(八)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研究

成果较多的作者主要有朱碧波、李贽、严庆等人。代表性成果有郝时远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民族工作》(《中国民族报》2013年11月22日)、朱碧波的《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和《论我国民族事务的认知定式与治理转向——兼论涉民族因素社会问题治理的法治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高永久等人的《系统论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郝时远认为,民族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工作顶层设计,愿景是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径是民族区域自治。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族事务的建设和发展,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时代,中国的民族事务展现了“广义民族工作的特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和成效,决定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和成效。[12]朱碧波认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涉及模式转型、体系重构、能力提升、制度优化和话语重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复杂系统。为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建构一种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和多元共治型的治理体系,从国家层面的族际政治整合和社会层面的民族互嵌着眼,在彰显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效力和建构民族互惠政策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国家政治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13]严庆等认为,民族事务管理主体的部门化,是与民族事务高位化相适应的。民族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社会转型以及民族事务重心下移的要求。伴随着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的建设,需走出单一部门化的局限,改变高位民族工作主体部门化倾向,进一步充实基层民族工作主体,构建起多主体、多层级、高效度的治理网络。[14]高永久等人认为,民族事务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向,在拓展民族政治子系统中主体类型的同时,更涉及制度的规范有序、资源的系统配置、内容的精细划分和效果的精准评估等诸多面向。[15]

(九)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研究

成果较多的作者主要有周平、李占荣、常士訚、马俊毅、李大龙、于春洋、严庆、刘永刚、王文奇等人。代表性成果有周平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李占荣等人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性的宪法意义》(《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原则回应——以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为视角》(《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6期)、陈建樾的《重构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脉络》(《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于春洋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陈建樾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的现代发展。在具体分类上,民族国家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不同路径和不同方向。中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认识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是近代以来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主要争议焦点,也是选择不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分水岭。[16]周平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本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因此,获得并保持一定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构建国家认同也成为民族国家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认同构建就成为民族国家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有两种模式比较突出和典型,并具有普遍性和巨大的影响:一是“民族模式”,一是“族群模式”。前者为苏联、中国采用,后者为欧美国家普遍采用。不过,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不同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不过是解决“族”与“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具体方式。从总体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内国民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越是广泛和深厚,越是容易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家认同;反之,一个国家内国民分化或形成了各种刚性的社群组织,国家的认同就难免被这些刚性化的社群的认同所分割,从而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17]相对来说,在民族国家问题上讨论点较多,话语的分歧点也多。

(十)多元一体理论研究

这是自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0余年来始终受到关注的一个议题。近几年发表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希恩的《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8期)、刘波儿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徐杰舜等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宋清员等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和合”思想的内在理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史金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当代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等。王希恩提出,自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来,“多元一体”已是一个认知度很高的学术概念,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延伸,“多元一体主义”理当获得更广泛的提倡和深入阐发。多元一体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结构乃至全部民族结构的概括,是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弘扬,体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也是对文化相对论的扬弃。“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是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的基本矛盾。多元一体主义有着自身固有的理论内涵,也有着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实践需求。我们需要提倡,更需要努力构建、完善和发展。[18]宋清员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和合”思想,二者面向的基本问题域俱为“一”与“多”的关系,且都与“和而不同”的旨归相一致。两者间逻辑关系的高度一致性,成了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内在理路,进而说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现代社会中的应有功用。遵循这一理路,在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可以适度地发扬“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以之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思想资源。[19]

四 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队伍的质量问题

全国范围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人员总量还是偏低的,尤其是地方社科院、地方民委系统的民族研究机构中,真正从事本专业的人员很少。此外,队伍质量也不理想。

1.人才梯队的结构不合理、不均衡。一些重点研究单位退休人员大量增加,中间断层问题突出,年轻学者的跟进不够。与此相关,本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导师队伍中,学术上比较突出的中青年学者不多,尤其是能担当学术、学科带头人的青年人才不多。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些青年学者,所在单位很多没有本学科的硕士、博士点,直接限制了他们更大作用的发挥。

2.研究生生源质量不高。包括本学科为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学科的高校在内,研究生招考中本专业的上线考生少于招生人数,调剂生占比较高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与高校没有或取消了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本科专业有一定关系。博士生招生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存在因专业吸引力不足而导致生源质量不高的问题。

(二)研究中的问题

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十分丰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但如何在学术上归纳和表述这个理论体系,学界目前积累的成果和形成的共识还十分有限。同时,跟踪研究也很不够,致使习近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不断出台的中央有关文献的精神得不到有效响应,出现诸多研究盲点。

2.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而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受关注不够,具体表现为研究热度低、成果数量不多且高质量成果更少、专门研究的人才少、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对国内外新出版的经典作家著作的利用不够、对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不够、不少具体议题的研究还十分缺乏等。此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哪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概念有哪些、科学内涵是什么,还存在不少争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学界目前似乎也还没有达成共识。总之,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离完成中央“马工程”提出的“四个分清”的目标任务,还有不小距离。而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与中国问题实际和当代世界问题实际的联系上缺口更大。

3.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不够,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比较严重。比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中央提出后已迅速形成研究高潮,课题立项、论文、报告等层出不穷,但真正有质量有见解的成果很少。已有成果多就理论谈理论,围绕着一些概念做文章,至于为什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共同体意识表现在民族工作中应该怎样做,并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意见。而脱离实际的概念解读不但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无补,对概念本身的界定也多捉襟见肘。

4.研究中的跟风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影响广泛的议题却关注不够。比如民族主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也是国际政治变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西方学界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尽管在学科上比较分散,但积累十分厚实。相比较而言,我国学界的研究总体上还很薄弱,大多数本学科的学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三)学科基本建设的问题

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开放性非常大,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和方法对相关问题提出见解。这对民族理论政策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的丰富是十分有益的,但同时也对民族理论政策的学科建设造成了较大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早已冲破了原来沉闷、僵化的局面,但至今没有形成成熟规范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致使研究者之间常常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各说各话,很难达成共识。与此相关,也缺乏成熟稳定的大学教材或研究生教材,不同院校开设的课程差别很大。受其影响,高校本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毕业论文选题很多游离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题之外。所以,作为一个学科,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建设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五 热点研判及需要关注的方向

(一)热点研判

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与现实社会发展有着极高的关联度,即将到来的“十四五”大环境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一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目前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会在以下方面出现或持续成为研究的热点。

1.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研究。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全国层面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民族工作层面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民族研究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最大热门。“十四五”期间,这一研究的大背景不但不会改变,反而会得到增强;其一,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全面实现现代化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前景将进一步明朗。其二,新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和美国对我国的极限施压,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彰显了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性。

2.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研究。自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以后,学界就此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远未达到应有的规模和热度。与这一道路紧密结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等也远没有充分展开。预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将成为一个契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及与此相连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基本原则的研究会有一个热点性的高潮。

3.民族地区新一轮发展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得到经济学界的研究,也会受到民族理论界的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障碍将随着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完成而被清除,随之而来的经验性总结、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思路也将得到广泛讨论。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使民族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更为突显,从而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4.新的国际环境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华全面施压,在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及香港问题上的干预插手也肆无忌惮。未来的相当时期内,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将愈发激烈。同时,由于疫情、国际环境及自然灾害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的压力以及财政压力正在使民族地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消极民族情绪和“两种民族主义”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隐患。这些问题也将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大选题。

5.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正在成为当前民族工作的具体抓手。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就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方法途径,这一指导性的意见实际上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民族工作规划了方向,也必然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研究的重要内容。

6.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其运作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具体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项显著优势,说到底是阐述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领域就是坚持和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会进一步得到推进。

7.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理论研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国际政治单元中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同步而进,却往往分离为两种话语。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民族理论界关于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或构建)的讨论相对热烈,而与此相关的中华民族建设研究也应声而起。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方兴未艾,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问题的讨论也将得到持续。

(二)需要关注和引导的几个研究方向

除了上述将会出现的研究倾向以外,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是民族理论学科发展非常需要的,但从目前来看尚未形成热点的势头,因此需要加以引导。其中,以下几点尤其需要关注。

1.民族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民族理论的发展事关民族工作的方向,在民族学中的地位至为重要,但其学科建设向来比较薄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民族理论也不能置身事外。民族理论的学科建设在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过一次集中讨论,但此后便渐趋沉寂,致使当今连像样的教材都无法拿出。因此,在未来的课题设计中应增加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民族理论研究的进步。而离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民族理论的研究也必然受到很大局限。

2.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之根基,当下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还在进行,但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和热点效应,因此有必要加强引导。这种引导一方面要鼓励继续在弄懂弄清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鼓励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以往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经典理论研究弄不清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便没有资格谈马克思主义,而不和现实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相结合也便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3.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规律性研究。探索规律是科学的本质要求。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规律是传统民族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即时性、应答性,宏观的规律性的基础理论被忽略了,而这又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话语权的失缺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提倡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和倡导民族规律性研究有着同样的意涵。

4.西方民族理论趋向及应答。近些年来,随着移民浪潮的冲击和民粹主义的抬头,西方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干的民族理论开始明显向右倾斜,与此相关,极右势力的排外保守和种族主义大行其道。这种理论趋向和思潮也对国内有着或明或暗的影响。中国民族理论原本对西方民族理论缺乏研究,而在这种由西方引领的理论倾向和思潮面前仍然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和立场是说不过去的。

六 重点研究课题及学科发展建议

(一)重点研究课题建议

结合上述研判和思考,本报告拟推荐如下几个“重点研究课题”。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问题研究。意在从问题意识入手,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解决现实民族问题、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和意义。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研究。系统梳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

3.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梳理及现实意义。在研读原著的基础上着重提炼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理,论证经典理论与中国特色理论的继承关系及现实意义。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与时俱进发展研究。着重研究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具体的政策举措和实现形式,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使这一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5.民族理论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从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探讨学科体系建设,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中国特色的立场出发探讨民族理论学科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学术支持。

6.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及国内外面临的大变局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赋予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研究民族地区在此进程中的机遇及可为之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抗御风险、拓展优势,与全国一道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7.多元文化主义的走向及其影响研究。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有哪些理论倾向和启示。这一研究有助于观察西方的理论动态和政策走向,也会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借鉴。

(二)关于学科发展的建议

1.保留和巩固民族理论的本科教育。系统的专业教育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当在有关高校保留和巩固民族理论的本科专业,或者在民族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增加本学科的专业课程。停止民族理论本科招生的高校,应当适时恢复。

2.提高民族理论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应在高校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大学生了解本学科,吸引他们报考本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注重从国内重点高校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本科生中招收推免研究生、硕博连读生。博士招生时应当不拘一格地招收那些专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大科研潜力,但外语成绩未过线的考生。

3.注重教材建设与研究生培养。应当特别重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的编写工作,既要重视它的政治性、普及性,又要重视它的专业性,委托民族理论领域的专家主持和编写教材。同时,规范各高校民族理论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督导教材编写和研究生培养工作,提高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1] 《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fuwu/2018-03/27/content_5277774.htm。

[2] 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扉页、第314页。

[3] 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与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

[4] 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 隋青、李钟协、孙沫忻、李世强、陈丹洪:《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实践》,《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6] 金炳镐、文兵、张娇:《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实践的内涵、历程和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

[7] 严庆:《中国民族团结的意涵演化及特色》,《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对民族团结进步中“进步”的认知与现实价值审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

[8] 青觉:《制度自信视阈下的中西民族团结制度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9] 马俊毅:《国家构建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10] 来仪、杨莹慧:《再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及现实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1] 崔榕:《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2] 郝时远:《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事务的实践与讨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3] 朱碧波:《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4] 严庆、张莉莉:《部门化与多元化: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建设研究》,《兰州学刊》2015年第12期。

[15] 高永久、郝龙:《系统论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6] 陈建樾:《民族国家:认识、分类、治理及其争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讨论的背景与前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7] 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8] 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8期。

[19] 宋清员、王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和合”思想的内在理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