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已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工的婚姻与家庭议题值得研究。不少研究指出，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在上升。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农村地区离婚率的上升趋势跟农民工的流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流动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婚姻的稳定的？农民工夫妻又是如何维系婚姻的？农民工夫妻维系婚姻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
自2014年7月以来，笔者在福建福州、龙岩、厦门，广东东莞，江西石城，山西，甘肃和安徽等地开展调研。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选择了质性研究方法。笔者通过亲友的帮助在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开展调研，使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共调研个案88个，整理的访谈录音资料有20多万字。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共查阅了258份离婚判决书，整理的判决书资料有10多万字。
本书主要探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农民工家庭结构的变动及建构逻辑。以往关于人口流动与家庭的研究多把进城务工人员和留守家庭成员割裂开来，缺乏整体性视角。本研究以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跨地域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把分布在农村和城市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跨地域家庭的形态、特征、影响以及建构逻辑。研究发现：首先，跨地域家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其次，跨地域家庭的形态在时间上不断流变，跨地域家庭的成员在空间上相互分离；最后，跨地域家庭是结构、家庭理性以及父（夫）权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笔者建议关注家庭跨地域分布的负面影响。
其二，农民工婚姻关系的维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夫妻一方单独外出还是夫妻共同外出，多数农民工夫妻的婚姻关系保持稳定的状态，少数农民工夫妻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本研究认为，农村社区较高的社会整合度、农民工夫妻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和农民工夫妻较强的婚姻承诺，以及农民工夫妻所面临的较多的离婚障碍是农民工婚姻比较稳定的原因。而家庭责任感的弱化、个体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抬头、离婚障碍的减少则是部分农民工婚姻走向解体的主要原因。研究还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婚姻维系纽带主要是家庭责任感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浪漫的爱情。
其三，农民工婚姻承诺的类型及特点。以往关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忽视了婚姻承诺在婚姻维系中的作用。基于对东莞、厦门、龙岩等地调研资料的质性分析，本研究从婚姻吸引力、约束性因素和道德规范三个方面论述了农民工婚姻承诺的动因，归纳了农民工婚姻承诺的三种类型，并从文化、制度和结构三个维度探讨了农民工婚姻承诺的特点。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婚姻的承诺能解释婚姻的稳定性。受文化、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承诺虽然也包含个人承诺的成分，但以结构性承诺和道德承诺为主。本研究拓展了婚姻承诺理论的适用群体，丰富了关于流动与婚姻稳定性的相关研究。
其四，农民工夫妻亲密关系的维系机制。研究认为，尽管流动给农民工夫妻的婚姻维系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多数农民工夫妻能够通过各种个体策略和家庭策略化解困境，在长期的婚姻相处过程中农民工夫妻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亲情”。此外，农民工夫妻通过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机制能动地维系现有婚姻。认知层面的维系机制包括认知上的相互依赖、对伴侣的积极错觉、忽视和贬低婚姻替代品；行为层面的维系机制包括婚姻冲突中的包容行为、为了家庭大局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原谅配偶的婚姻背叛和为家庭做出个人的奉献。
本研究通过对农民工亲密情感的研究拓展了对夫妻之间情感内涵的理解，即农民工夫妻之间的情感受儒家传统婚姻文化的影响呈现自身的特点，农民工夫妻之间的情感更多的是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深厚的亲情式爱情。这种亲情式爱情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情感不同于浪漫的爱情，它更为深沉和可靠，以这种亲情式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更为稳定。
其五，提高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对策。
第一，从个体（家庭）层面来看，婚姻当事人应该端正对婚姻的态度，踏踏实实地肩负起其应负的婚姻与家庭责任。当事人应该主动去学习掌握自己的职业技能，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并一心一意地维持家庭。农民工夫妻应多创造夫妻以及家庭成员团聚的机会，可以利用节假日实现家庭成员的团聚。农民工夫妻应多利用手机、电脑等通信手段保持与配偶的密切沟通，尽力减少时空分离对婚姻的不利影响。
第二，社区层面的对策。农村社区包括当地的基层政府可以考虑结合当地的优势发展相关的产业，增加农民就地打工的机会，减少由于外出务工而产生的夫妻两地分居。社区整合度会影响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农村社区可以通过多举办公共活动来增强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在参与的过程中促进村庄整合度的提高。村庄也可以加强关于婚姻家庭道德的宣传，并进行关于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的评比。
农村社区可以结合实际成立婚姻家庭的调解组织，对遇到婚姻危机的夫妻进行调解，尽量避免冲动型离婚。社区的调解人可以考虑由与当事人关系近的亲属以及村庄中具有权威的人士充当，因为他们了解婚姻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这样的调解会更为有效。农村社区还可以成立互助组织，帮助留守妻子以及其他留守人员解决农业生产的难题。
其六，研究创新和研究局限。
观点创新：首先，与一些研究认为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不同，本研究提出了多数农民工夫妻的婚姻保持稳定的观点；其次，本研究提出了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结构处于变动的观点；再次，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婚姻承诺不是基于爱情的个人承诺，而是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约束下的结构性承诺和道德（责任）承诺；最后，本研究认为，农民工婚姻关系的维系主要依靠结构性因素和责任因素。
方法创新：首先，本研究把流动前和流动后的农民工婚姻状况进行了动态的比较，从而深入探讨了流动（以及流动之外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的；其次，本研究使用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离婚判决书来进行分析，从而丰富了一手资料的来源；再次，既在人口流入地开展调查，也在人口流出地开展调查，同时对部分农民工的婚姻进行了追踪研究；最后，本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既调查丈夫的观点，也调查妻子的观点。
研究局限：本研究未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进行比较研究；考虑到研究问题的隐私性以及抽样框的模糊性，本研究没有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故本研究缺少大规模的定量数据，无法从整体上准确地描述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状态；受研究区域的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局限，研究结论的外推范围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