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订
两汉之际歌诗的文献考察[1]
龙文玲 白雪筱
（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大学文学院，南宁，530004）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广州，510275）
摘要：两汉之际的乐府活动受时代政治影响甚巨。汉哀帝时期罢乐府官，导致乐府歌诗创作消歇，仅有1首文人抒情歌诗存世；王莽秉政时期，颇有颂德与新朝祭祀歌诗，然均亡佚，今存佚名歌诗5首；更始帝治长安仅三年，其时仅存歌谣1首；光武帝建立东汉，为宣扬政权合理性，制作了新乐，但均散佚，今存歌诗有马援《武溪深》1首，民间歌谣8首；明帝时期重视郊庙祭祀制度建设，乐府活动活跃，今存文人歌诗有11首，佚名歌诗2首。两汉之际歌诗在汉宋典籍载录中均存在异文。考察这些歌诗的载录情况与异文现象，有助于认识这一阶段歌诗的文学价值和中国早期文学文本的生成情况。
关键词：两汉之际 乐府歌诗 异文
作者简介：龙文玲，文学博士，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攻唐前文学。白雪筱，中山大学在读博士生。
本文所说的“两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始于西汉哀平之世，终于东汉明帝时期。社会转型，深刻影响了这时期歌诗的情感表达与艺术发展。迄今讨论两汉之际辞赋、散文的成果不少，但整体研究两汉之际歌诗的成果鲜见，故撰此文。
一 两汉之际歌诗的创作与今存作品
两汉之际，汉哀帝诏罢乐府官，受此影响，哀帝时期朝廷乐歌制作活动消歇，民歌搜集活动亦欠活跃。今存这时期歌诗可考见者，仅有息夫躬《绝命辞》1首。
平帝至王莽新朝时期，王莽秉政。这时期乐府活动与歌诗创作相对于哀帝时期活跃。平帝在位时，王莽曾派遣官员循行天下，观览风俗，采集歌功颂德作品，同时鼓励文人献颂歌。班固《汉书·叙传》就此记载：“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而稚无所上。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而劾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2]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见于《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四年（4）……二月……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3]《汉书·王莽传》亦云：“（元始）四年春……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4]由此可知，其事发生在元始四年。到各地采风的使者，有太仆王恽、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这次大规模采集颂声，尽管遭到了时为广平相的班稚的消极抵制，但并不妨碍其收获。《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5），“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5]尽管王恽、陈崇所上歌谣是为迎合王莽而诈造，但毕竟有“三万言”。由此可推，平帝时应有不少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歌诗出现。王莽建立新朝后，为巩固政权，还令造新乐。《汉书·王莽传》就此记载：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6]
《紫阁图》，乃当时谶书之一种。由王莽从《紫阁图》寻找张乐祭祀明堂、太庙依据的举措，不难想见，为其歌功颂德的歌诗必当充斥谶纬迷信的内容。而其乐风格被评为“清厉而哀”，显然非庄重典雅的雅颂之音。
由于文献散佚，为王莽颂德之歌均已失传，可考见为平帝至莽新时期的歌诗作品仅有5首，即《刘圣公宾客醉歌》、翟义门人《平陵东》，以及民间歌谣《鲍司隶歌》《汝南鸿隙陂童谣》《天水童谣》。
自王莽死至光武帝入洛阳定都之前，为更始帝刘玄时期，仅三年。其时天下已乱，无暇文事。这时期歌诗，今存《南阳童谣》1首。
更始三年（25）十月，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东汉正式开始。光武帝时期的乐府活动并不活跃。究其原因，一是东汉政权刚建立，朝廷首要任务是平定公孙述、隗嚣等割据势力，发展社会经济，因此，除“初起太学”[7]“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8]，重视经学教育之外，未遑兴礼乐之事；二是经历王莽末至东汉初的社会动乱，西汉以来的朝廷音乐机构遭到重创。据《后汉书》记载，刘玄军队攻入长安、推翻王莽政权时，“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9]刘玄对王莽留下的宫女、钟鼓等“不改于旧”，说明其承袭了王莽时期的乐人和乐器。但仅仅三年，刘玄就被赤眉军打败，逃离长安，次年被杀，其承自王莽的音乐机构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稟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10]在乱世之中，失去官方供养的乐人纷纷死亡，意味着乐府表演的重要人力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汉武帝以来的乐府表演传统，被迫中断。
为了宣扬统治的合理性，巩固政权，光武帝于建武二年（26）令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开始建设东汉朝廷的宗庙祭祀与郊祀礼仪，于建武八年（32）作黄门武乐，但完备的乐舞表演，则到了建武十三年（37）。《后汉书·光武帝纪》就此记载：本年四月，“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李贤注：“时草创未暇，今得之始备。”[11]在获得公孙述小朝廷的乐人、乐器及表演道具之后，东汉王朝音乐机构所需的人力物力始趋完备，制作新乐，自当提上日程。据《后汉书·祭祀志》，建武十三年，“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12]，可知光武帝增广郊祀使用的乐歌，沿用了汉武帝时期《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四时歌：《青阳》《朱明》《西皓》《玄冥》。而《云翘》《育命》之舞，《史记》《汉书》未载，乃光武帝时新制。
除在西汉郊祀礼仪基础上新增郊祀乐舞之外，光武帝时期乐府还有新的歌诗出现。据崔豹《古今注》卷中：
《日重光》《月重轮》，群臣为汉明帝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晖》，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后二章亡。旧说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晖如星，霑润如海，太子皆比德，故云重也。”[13]
《日重光》四章歌诗篇名亦载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而云：“右为汉明帝乐人所作也。明帝为太子时，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14]既然这四章歌诗作于明帝刘庄为太子时，那么，必然是作于光武帝时期。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九年（43），以“《春秋》之义，立子以贵”[15]的理由，以原太子刘强为东海王；改立光武帝第四子东海王刘阳为皇太子，更名“庄”。因此，乐府乐人为太子刘庄作歌，必在建武十九年之后。《日重光》等四章歌诗以赞美太子之德为中心，很可能是为了解释改立太子的合法性。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云这四章歌诗作于建武十九年[16]，可从。
尽管光武帝时期乐府制作了新的乐歌，但均已散佚。今存这时期的歌诗仅有8首，即马援《武溪深》，民间歌谣《蜀中为费贻歌》《国人为谯君黄诗》《渔阳民为张堪歌》《凉州民为樊晔歌》《董少平歌》《郭乔卿歌》《蜀中童谣》。
汉明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稳定。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宣扬东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汉明帝即位后，重视郊庙祭祀制度的建设，乐府活动在此期颇为活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祭祀光武帝、厘定光武帝庙乐，解释东汉政权的合理性。汉明帝即位的第三年，即永平二年（59），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帝于明堂，以配五帝。永平三年（60）八月，讨论光武帝庙乐，东平王刘苍提出：“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必相袭，以明其德也。高帝受命龙兴，诛暴秦，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节俭，泽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庙乐宜曰《大武之舞》。”[17]这一观点获得采纳。说明汉明帝时为祭祀光武帝制作的《大武之舞》及与之相配的乐歌，均与西汉高祖、文帝庙使用的歌舞有所不同。
其二，完善了祭祀典礼，首次举行大射礼、迎气礼、养老礼。据《后汉书·明帝纪》：“始迎气于五郊。”李贤注引《续汉书》曰：“迎气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坛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服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服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18]《续汉书》云祭祀白帝蓐收时所歌之《白藏》，疑即《后汉书·祭祀志》所说的《西皓》，属一诗二名。由《续汉书》记载，可知明帝时的五郊仪式是在光武帝时期增广郊祀基础上继续完善而成。其使用的乐歌保存了西汉郊雍五畤时所歌的《青阳》《朱明》《西颢》《玄冥》，而取消了《帝临》。祭祀赤帝、黄帝之歌，均用《朱明》。此中变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除完善郊祀祭礼，明帝还于永平二年三月、十月，先后举行大射礼、养老礼，以表明对人才、孝德的重视。在举行这些典礼时，都根据《仪礼》的仪式记载，配以盛大乐舞。尽管这类典礼使用的乐歌主要沿用《郊祀歌》中四时歌、《诗经》中《驺虞》《狸首》《采
》《采蘩》《鹿鸣》等旧乐[19]，但这些盛大的乐舞活动，必然会激发起文人对乐府新歌的创作热情。
其三，汉明帝雅好音乐，推动了东汉乐府活动的兴盛。《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年（67），汉明帝亲自吹埙合奏，“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20]所谓“校官”，据《汉书·韩延寿传》：“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颜师古注：“校亦学也。”[21]可知“校官”指掌管学校的官员。由《后汉书》记载可知，汉明帝不独喜好音乐，而且还在特定典礼场合中亲自吹奏埙篪，配合校官弟子们的《鹿鸣》歌唱。汉明帝以身垂范，必会促进其统治下的乐舞活动兴盛，激发乐府歌诗的创作。
今存明帝时期歌诗有13首。其中，有文人歌诗：刘苍《武德舞歌诗》，班固论功歌诗《嘉禾歌》《灵芝歌》，《两都赋》系诗《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有少数民族之歌：白狼、唐菆歌诗三首《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22]；有民间歌谣：《通博南歌》《临淮吏人为朱晖歌》。由此可见明帝时期歌诗创作的活跃。
二 两汉之际歌诗早期载录的异文考察
今存两汉之际的乐府歌诗，主要通过早期史籍、汉魏六朝诸子著述、唐宋类书和《文选》等集部文献的载录得到保存。载录于不同文献的歌诗文本，或多或少存在异文现象。相对而言，《汉书》等史籍载录的作品，可信度高，被征引、收录的次数也较多，故而在传抄过程中，异文也相对多一些。在此举首次见载于《汉书》《东观汉记》《华阳国志》《后汉书》中的歌诗的异文，以窥大概。
两汉之际的歌诗，首次载录于《汉书》的有二首：息夫躬《绝命辞》，民歌《汝南鸿隙陂童谣》。
息夫躬《绝命辞》载录于《汉书·息夫躬传》，其辞云：
玄云泱郁，将安归兮！鹰隼横厉，鸾俳佪兮！矰若浮猋，动则机兮！藂棘
，曷可栖兮！发忠忘身，自绕罔兮！冤颈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兰，心结愲兮伤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开。痛入天兮呜呼，冤际绝兮谁语！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嗟若是兮欲何留，抚神龙兮揽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雄失据兮世我思。[23]
据尤袤本李善注《文选》，李善注引此诗共有九条。分别为：卷二十三阮籍《咏怀》（其十四）“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注引“玄云決郁将安归”[24]；欧阳坚石《临终诗》“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注引“涕泣流兮雚澜”（P4317、P4318）；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注引“嗟若是欲何留也”（P4487）；卷二十八陶渊明《挽歌诗》“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注引“秋风为我吟”（P5404）；刘越石《扶风歌》“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注引“秋风为我吟，浮云为我阴”（P5418）；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注引“秋风为我吟”（P5607）；卷三十谢朓《始出尚书省》“纷虹乱朝日，浊河秽清济”注引“虹霓耀兮日微”（P5758）；卷五十七颜延年《阳给事诔》“鸣骥横厉，霜镝高翚”注引“鹰隼横厉”（P11355、P11356）；卷六十陆士衡《吊魏武帝文（并序）》“气冲襟以呜咽，涕垂睫而汍澜”注引“涕泣流兮雚澜”（P11991、P11992）。去除重复注引者，计引诗八句。与《汉书》对校，有四条异文：（1）《汉书》泱，李善注作“决”。据颜师古注：“決郁，盛貌。泱音焉朗反。”如作“决郁”，则意不可解。当为传抄者因形近致讹。《汉书》“归兮”，李善注省去“兮”字。（2）《汉书》萑蘭（兰，下同），李善注作“雚蘭”“雚澜”。《汉书》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萑蘭，泣涕阑干也。”萑、雚，通假字。汍澜，泪疾流貌。《隶释·金乡长侯成碑》：“号哭发哀，泣涕汍蘭。”[25]雚蘭、雚澜、汍澜，字异而义同。胡克家本《文选》卷六十陆士衡《吊魏武帝文（并序）》“气冲襟以呜咽，涕垂睫而汍澜”李善注引息夫躬《绝命辞》，正作“涕泣流兮萑蘭”[26]。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因形近、音近致讹。（3）嗟若是兮欲何留，李善注作“嗟若是欲何留也”。这处异文，略去“是”后的“兮”字，于“留”字后面多一语气词“也”。这其实与第（1）条异文相类，都是通过略去“兮”字，改变了《汉书》载录的骚体句式。（4）唫，李善注引作“吟”。据颜师古注：“唫，古吟字。”二字乃古今字之别。（5）《汉书》“曜”，李善注引作“耀”。通用字。
《白帖》卷二十九《鸾》载录四韵：“鹰隼横厉，鸾徘徊兮！矰若浮焱，动则机兮兮！丛棘栈栈，曷可栖兮！冤颈折翼，庸得往兮！”[27]此与《汉书》对校有五处异文：（1）俳佪，《白帖》作“徘徊”，义同。（2）猋，《白帖》作“焱”。颜师古注：“猋，疾风也。”《古文苑》卷二载宋玉《舞赋》：“纤縠蛾飞，缤焱若绝。”章樵注：“焱，疾风也。”[28]则“焱”与“猋”，通假字。（3）藂，《白帖》作“丛”，义同。（4）“
”，《白帖》作“栈”，据颜师古注：“，众盛貌，音仕巾反。”查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三十四、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十、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五十五、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九、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十二对这几句的载录，均作“栈栈”。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宋祁曰：‘“”当作“棧”。’王先慎曰：‘字书无“”字，宋说是也。《列子·力命篇》张湛注，栈车谓编木为之，此言藂棘众盛，如木之编列也。’”[29]以“栈栈”为正，可从。（5）“发忠忘身，自绕罔兮！”《白帖》无，说明《白帖》所载乃节录。
就载录息夫躬《绝命辞》的宋代文献看，其所出异文均未超出《文选》李善注和《白帖》的范围。
《汝南鸿隙陂童谣》，出自《汉书·翟方进传》。其辞曰：
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30]
这首歌谣为汝南郡人追怨翟方进依权势毁坏汝南鸿隙陂、导致依靠鸿隙陂水灌溉的良田在王莽时经常遭受旱灾之苦而作。此歌产生不久，就出现了异文。
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建武年间，许杨向汝南太守邓晨讨论修水利之事，亦提到这首歌谣，其辞云：“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当复。”[31]对校发现，《汉书》《后汉书》的载录，除《后汉书》略去的“谁云者两黄鹄”六字之外，还有四处异文。（1）《汉书》“谁”，《后汉书》作“陂者”，这就将《汉书》开头两句设问，变成了一句陈述性质的七言句。（2）饭，《后汉书》作“饴”。（3）豆食，《后汉书》作“大豆”。（4）羹，《后汉书》作“亨我”。据《后汉书·方士列传》记载，许杨为汝南平舆人，王莽辅政时，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王莽篡位后，许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王莽被推翻后，方还乡里。因此，许杨所引《汝南鸿隙陂童谣》，当为这首民歌在汝南流传的另一版本。
这首童谣因涉及农田水利这一关乎农业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被载录于《汉书》《后汉书》，并被六朝唐宋多种典籍载录，影响深远。
六朝至唐宋时期的史部典籍中，郦道元《水经注·淮水》述许杨所引童谣：“败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当复。”[32]《水经注》所载文本显然是节引《后汉书》的载录，而于首句略去“者”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照录《汉书》记载，郑樵《通志》卷一百二上以《汉书》记载为据、卷一百八十一以《后汉书》记载为据，均无异文。
唐宋类书载录这首歌谣，均为节录。其中，《艺文类聚》载录二韵：“怀我陂，翟子威，饭我食，羮芋魁。”[33]以《汉书》“坏陂谁”作“怀我陂”。《白帖》卷二《陂》载录这首童谣：“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羮芋魁。（言不生稻粱，唯生豆芋。）及覆，陂当复。谁言，两鸿鹄。（托神告之也）”[34]《白帖》在此，是节引《汉书》文本，加上解释文字。明显的异文有两处：（1）反，《白帖》作“及”。（2）云，《白帖》作“言”。《太平御览》卷七十二载录全诗，以《汉书》为依据，而以“羹”为“美”。[35]但《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五所引，则与《汉书》同，亦作“羹”[36]，知此书卷七十二作“美”，乃抄刻者因形近而误。卷七十二又以“云”作“言”，与《白帖》同。卷八百四十一载录二韵，则以《后汉书》为据，而以“亨”为“烹”。[37]
宋代集部文献中，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八《杂歌谣辞》载录此歌，依据《汉书》，无异文。
由息夫躬《绝命辞》和《汝南鸿隙陂童谣》的早期文本载录情况的梳理，不难发现，在传抄过程中，这两首歌出现不少异文，但大体保存了歌诗的原貌。
首次见载于《东观汉记》的歌诗有：刘苍《武德舞歌诗》，民歌《渔阳民为张堪歌》《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凉州民为樊晔歌》，共4首。其中，《凉州民为樊晔歌》，相较《后汉书》载录，缺开头二句。
《渔阳民为张堪歌》为渔阳百姓歌颂太守张堪勤政惠民之歌，最早见于《东观汉记》。其辞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38]《后汉书·张堪传》记载、《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卷八十八以及《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卷八百三十八、卷九百五十五等典籍载录，多同之。但传抄过程中也出现两处异文：（1）“穗”，《水经注》卷十四《沽河》作“秀”。[39]《艺文类聚》卷十九、《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五同。穗、秀，义同。《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穗。”毛《传》：“穗，秀也。”[40]又，《东观汉记·梁鸿传》载：“鸿将之会稽，作诗曰：‘维季春兮华阜，麦含金兮方秀。’”据此，汉代形容禾苗开花抽穗，“穗”“秀”，通用。（2）“支”，《艺文类聚》卷五十“太守”条引《东观汉记》作“为”。[41]据吴树平《东观汉记》卷十四校勘记：“支，原作‘为’，姚本同，聚珍本作‘支’，《编珠》卷四，《书钞》卷三五，《类聚》卷八五，《御览》卷二六〇、卷四六五、卷八三八，《文选》卷三六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李善注皆引作‘支’。按‘支’字是，与上文‘岐’字韵相协，范晔《后汉书·张堪传》亦作‘支’，今据校改。”[42]吴校是。《艺文类聚》此处异文，亦当作“支”。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辑录此诗，云：“鸣沙石室古籍作‘思’。”[43]待考。
首次载于《华阳国志》的歌诗，有《蜀中为费贻歌》《蜀中童谣》《通博南歌》《国人为谯君黄诗》，共4首。其中，预言刘氏政权复兴的《蜀中童谣》，歌颂费贻节义至仁、不仕乱世的《蜀中为费贻歌》，歌颂谯君黄不惧公孙述威胁而拒绝出仕的《国人为谯君黄诗》，均无异文。《通博南歌》，最早见载于《华阳国志》卷四，其文为：“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这首诗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水经注》卷三十六和《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卷七百八十六中也有收录，其中“渡博南”在《后汉书》作“度博南”；“越兰津”，《水经注》中作“越仓津”，《太平御览》卷五十九中作“越苍津”；“渡兰沧”，《后汉书》作“度兰仓”，在《水经注》《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六中作“渡兰仓”，《太平御览》卷五十九作“一渡兰苍”；“为他人”，《后汉书》作“为它人”，《水经注》作“为作人”。这些异文基本属于同音而异，不影响文意。
首次见载于《后汉书》的歌诗有：白狼、唐菆歌诗《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班固《两都赋》系诗之《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以及《天水童谣》《南阳童谣》《董少平歌》《郭乔卿歌》，共12首。其中，为更始而作的《南阳童谣》、为歌颂打击豪强的董少平而作的《董少平歌》等2首歌谣，篇幅短，无异文。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首次完整载录了《凉州民为樊晔歌》，并且，凡最早见载于《东观汉记》的歌诗，以及载于《华阳国志》的《蜀中童谣》《通博南歌》，在《后汉书》中均有载录。《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仅见载于《后汉书》，故无异文。这三首诗少数部族白狼、唐菆创作，田恭翻译，益州刺史朱辅献于东汉朝廷，主要内容为赞美东汉王朝为其提供帮助，表达了乐意服从东汉王朝领导的意愿。
班固《两都赋》系诗五首在《后汉书》卷四十、《文选》卷一均有载录，又《明堂诗》见载于《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三，《辟雍诗》《灵台诗》见载于《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四。《明堂诗》在《后汉书》和《文选》中的载录无异文，《太平御览》中“五位时序”作“在位时序”，同时缺“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四句；《辟雍诗》中“鸿”在《文选》和《太平御览》中作“洪”；《灵台诗》中“溱溱”在《文选》《太平御览》中作“蓁蓁”，“卉”在《文选》《太平御览》中作“草”，“芜”在《文选》《太平御览》中作“庑”；《宝鼎诗》中“共”在《文选》中作“其”；《白雉诗》在《文选》中的记载比《后汉书》多“嘉祥阜兮集皇都”一句，“章”在《文选》中作“彰”，“淳”在《文选》中作“纯”。这些异文多为同音而异，未影响文意。
产生于王莽末年的《天水童谣》是天水百姓对欲为天子却不得民心的隗嚣的讽刺之歌，最早见载于司马彪《后汉书·志》十三《五行志》，其辞云：“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44]其后，袁宏《后汉纪》卷六亦载此歌[45]，而以“令天可上”作“令可上”。李贤等于《后汉书·隗嚣传》注引《续汉志》，除“民”因避唐太宗讳作“人”之外[46]，余均与《后汉书志》同。当以《后汉书志》载录的文本为正。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李贤注载录《刘圣公宾客醉歌》，其辞曰：“朝亨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47]表达了对虐民的乡里小吏的愤懑与蔑视。亨，《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六作“烹”。亨、烹，通用字。
《郭乔卿歌》是赞美荆州刺史郭贺的仁德公正，最早见载于《后汉书》卷二十六，“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在《艺文类聚》卷十九，《太平御览》卷二百十、卷四百六十五中无异文。《艺文类聚》卷五十缺后半句。《乐府诗集》卷八十五中“忠正”作“中正”。
除汉魏六朝时期史部典籍之外，崔豹《古今注》载录马援《武溪深》，这首诗歌描写了马援征伐五溪蛮时所见之景。其辞为：“滔滔五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能临，嗟哉五溪多毒淫。”《集古录》的载录与《古今注》一致。在《乐府诗集》卷七十四中，“不能临”作“不敢临”，篇名“武溪深”作“武溪深行”。有关马援作诗地点，有“武溪”“五溪”两种观点。通过结合《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对马援南征地点进行考证，认为“五溪”与《后汉书》所载马援作诗场景相符，因此，马援作诗的地点是“五溪”，而不是“武溪”。[48]
唐《北堂书钞》载录《鲍司隶歌》，其辞为：“鲍氏骢，三人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其中，“三人司隶”，《北堂书钞》卷六十一、《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作“三入司隶”，逯钦立校云：“《御览》作入。是也。”“马虽瘦”，《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作“马虽疲”，当为形近致讹。
唐《初学记》卷十五载录班固《灵芝歌》，其辞为：“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的载录与之同。《事类赋》卷十一则将“因露”写作“因灵（靈）”，疑为形近致讹。
三 两汉之际歌诗的文学价值
经前文考察，两汉之际可考见的乐府歌诗总共29首[49]，正如吴相洲先生所言：“乐府歌辞是乐府音乐作品的文本记录，是乐府学核心文献”[50]，这些歌诗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从中仍可窥见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与歌诗发展演进的概貌，在歌诗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价值。
首先，两汉之际的大部分歌诗作品，自其产生之后，就被汉魏六朝隋唐宋的不同典籍所载录，其中多数作品因被不同典籍载录而产生异文，但基本上未脱离原貌，可以作为可信的文学史料加以研究与继承。通过这些歌诗异文的梳理，可窥见早期典籍在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文本变异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其次，两汉之际的歌诗作品，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历史风云的变幻。由息夫躬《绝命辞》对文人前景黯淡发出孤独彷徨的哀鸣，足见汉哀帝时期政治黑暗，给国人带来沉重的失落与绝望。由《刘圣公宾客醉歌》，足见王莽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并无好转，吏治腐败，基层小吏横行，导致民愤极大，王莽新朝覆亡，也就不足为奇。由《天水童谣》《南阳童谣》《董少平歌》《郭乔卿歌》《通博南歌》《渔阳民为张堪歌》等民间歌谣，足见当时百姓对时局的洞悉，对割据势力的反对，对和平统一的热爱，对良吏勤政爱民的肯定。由马援《武溪深》，足见革除世乱，建设安宁社会的艰辛。由刘苍的颂歌，可窥见东汉中兴后社会和平安宁的景象。这些歌诗，都可谓是两汉之际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是对“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生成理论的深刻诠释。
再次，两汉之际的歌诗作品，在歌诗体裁上，除继承了此前的骚体、三言体、四言体、杂言体之外，还出现了五言、七言的创作。其中，五言歌诗，有创作于光武帝时期的《国人为谯君黄诗》：“肃肃清节士，执德寔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51]；《凉州民为樊晔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52]再往前，《盐铁论》曾引五言古诗“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由此可见，五言歌诗在民间流行，由来已久。除五言民歌外，这时期还出现了文人五言诗，如班固《咏史》等。这些民间五言歌诗和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打下了基础。
七言歌诗方面，歌颂为政廉平正直官吏的《郭乔卿歌》：“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与歌颂震慑豪强的《董少平歌》：“枹鼓不鸣董少平”，都是七言歌诗，说明两汉之际，七言歌诗已在民间兴起。班固《宝鼎诗》《白雉诗》和两首《论功歌诗》，都是带“兮”字的整齐的七言诗，尽管算不上是正格的七言诗，但从中可见以班固为代表的文人在七言歌诗体式上的探索与尝试。这些尝试，为后来张衡《四愁诗》等七言歌诗的创作，以及曹丕《燕歌行》这类完整成熟的文人七言歌诗的出现，积累了有益的艺术经验。
两汉之际的乐府歌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的直接抒情，如马援《武溪深》，直接发出了“嗟哉武溪多毒淫”的感叹。大多佚名歌诗也都有即兴歌唱、口语化的特点，如《渔阳民为张堪歌》中“张君为政，乐不可支”，直截而朴素，表达了渔阳百姓对张堪为政举措的拥戴。又如《凉州民为樊晔歌》中“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出现了“嗟我”“安可”两个口语化的词语，直抒胸臆，表达了凉州百姓对良吏长久为政的渴望。
有的乐府歌诗继承诗骚传统，运用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文人诗的作品如息夫躬《绝命辞》，以鹰隼横厉喻谗邪得势，以霓虹蔽日喻奸佞蔽君阻挡贤人进仕之路；以鸾鸟徘徊乃至冤颈折翼喻贤人失去安身之所乃至遭逢横祸。[53]佚名诗歌作品如《蜀中童谣》中“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用西汉的通行货币“五铢”代指汉政权，预言汉政权将再次复兴。
两汉之际的乐府歌诗，还呈现出以谶纬符命“润色鸿业”的新的艺术特征。出于王者功成作乐的传统，光武帝草创乐府机构，汉明帝继位后进行了厘定光武帝庙乐、首次举行大射礼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措施，来证明东汉王朝的合理性。吴相洲先生认为：“制礼作乐被看作最能代表政权合法性的举措，有国者可以借此沟通天人，歌颂列祖列宗，和谐人际关系，使政治臻于完美。”[54]出于歌颂新王朝的需要，加上谶纬符命的迷信思想在两汉之际盛行，明帝时期的乐府歌诗具有明显的歌颂祥瑞特色。如班固论功歌诗《嘉禾歌》《灵芝歌》，歌颂明帝时期出现的祥瑞嘉禾、灵芝；《两都赋》系诗五首中《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概括记叙了帝王宗庙祭祀、讲经习经、登台观天象祈福的活动过程以及这些活动的重要意义，《宝鼎诗》《白雉诗》则通过描写祥瑞、吉兆来彰显汉帝国威德。以谶纬符命入诗，毋庸讳言，具有一定迷信色彩，但其运用虚构想象的艺术手法，则使这类歌诗呈现出浪漫悠远的艺术风格。
[1]本文为“汉代文学文本早期载录之文献考察”系列论文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汉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学演进研究”（19AZW007）的阶段性成果。
[2]《汉书》卷一百，中华书局，1962，第4204页。
[3]《汉书》卷十二，中华书局，1962，第357页。
[4]《汉书》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62，第4066页。
[5]《汉书》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62，第4076页。
[6]《汉书》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62，第4154～4155页。
[7]《后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5，第40页。
[8]《后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5，第85页。
[9]《后汉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65，第470页。
[10]《后汉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65，第482页。
[11]《后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5，第62页。
[12]《后汉书·志》志第七，中华书局，1965，第3161页。
[13]（晋）崔豹撰，牟华林校笺《古今注校笺》卷中，线装书局，2015，第91页。
[1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第44页。
[15]《后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5，第71页。
[16]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第364页。
[17]（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后汉纪》卷九，中华书局，2002，第170页。
[18]《后汉书》卷二，中华书局，1965，第104～105页。
[19]《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仪礼》：“大射之礼，王将祭射宫，择士以助祭也。……王以六耦射三侯，乐以《驺虞》九节；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乐以《狸首》七节；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乐以《采》五节；士以二耦射豻侯，乐以《采蘩》三节。”中华书局，1965，第102页。明帝在举行这些典礼时，必会依据《仪礼》记载，为东汉的大射礼配以《驺虞》《狸首》《采》《采蘩》等乐舞表演。《后汉书·明帝纪》还记载汉明帝诏令亲行养老礼：“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说明这一典礼配以《鹿鸣》之歌，《新宫》之乐，并有万舞表演活动。中华书局，1965，第102页。
[20]《后汉书》卷二，中华书局，1965，第113页。
[21]《汉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2，第3210～3211页。
[22]白狼、唐菆分别为东汉西南少数民族部族名称，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这三首诗的作者写作“白狼王唐菆”，欠准确。
[23]《汉书》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2187～2188页。
[24]刘跃进主编《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第4298页。下引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出此书者，为节省篇幅，于正文引文后标页，不另注。
[25]（宋）洪适：《隶释·隶续》卷八，中华书局，1986，第92页。
[26]（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六十，中华书局，1977，第835页。
[27]（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7，第45页。“机”字后有两“兮”字，一“兮”字明显为衍文。
[28]（宋）章樵注《古文苑》，《丛书集成初编》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67页。
[29]王先谦：《汉书补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第1026页。
[30]《汉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62，第3440页。
[31]《后汉书》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65，第2710页。
[3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中华书局，2007，第705页。
[3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七，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绍兴刻本，2013，第2224页。
[34]（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文物出版社，1987，第43页。
[3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60，第340页。
[3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60，第4320页。
[3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一，中华书局，1960，第3758页。
[38]（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四，中华书局，2008，第587页。
[39]（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四，中华书局，2007，第338页。
[40]（西汉）毛亨撰，（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第698页。
[4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绍兴刻本，2013，第1375页。
[42]（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四，中华书局，2008，第589页。
[4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八，中华书局，1983，第207页。
[44]（晋）司马彪：《后汉书·志》志第十三，中华书局，1965，第3281页。
[45]（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后汉纪》卷六，中华书局，2002，第105页。
[46]《后汉书》卷十三，中华书局，1965，第531页。
[47]《后汉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65，第467页。
[48]白雪筱：《马援〈武溪深行〉“武溪”地名考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49]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谚语类作品收入其中，笔者认为，这些谚语多属短章韵文，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歌诗作品，故不计入。
[50]吴相洲：《乐府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183页。
[51]（晋）常璩、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7页。
[52]《后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65，第2491页。
[53]龙文玲：《西汉社会转型与元平时期乐府演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4]吴相洲：《乐府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