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结合

——余源培教授专访

一 当初您是怎么想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中提出经济哲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性的？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哲学有着何种联系？

这是“文革”结束后自己教学和科研中的新拓展。那时在老一辈学者黄楠森、庄福龄、林利等人的组织下，我参加了国内最早从事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团队。当时马哲史的研究与思想解放大讨论是相互呼应的，旨在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态度。这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成是历史的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有低潮与高潮，不是直线式的，不是僵化不变的。当时我们感觉到一个问题，就要真正地弘扬马克思的“第一小提琴手”的声音。大家知道，尽管这门学科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但在过去的教科书中由于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引证最多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声音是比较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努力改变过往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上述偏见，对我来说是通过马哲学史的研究来实现的。

我的体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做好三方面的对话：第一是和文本对话。这个文本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而是第一手的马克思的原著文本。回到经典，才能做到入门正，学到真经，免除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误读和谬传。第二个是要和历史对话。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建立新哲学时，本身就有一个转变、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他们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马克思和恩格斯俩人之间有着世上最伟大的友谊，进行了最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绝不意味着一个人简单重复另一个人的声音，是一种互补性和创造性的合作。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这门学问的发展经过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他们的思想也都是历史的产物。学习他们的思想，如果不实现和历史进行对话，就会变成抽象的泛泛而谈。第三个是要和现实对话，要和活生生的生活实践对话。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它不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更强调改变世界。马克思将新哲学比喻为报晓的“高卢雄鸡”，形象地展现了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取向。就以上这三点体会来说，它们直接引导或者启发了我对经济哲学的兴趣。

当你和马克思经典文本对话时，就会发现马克思毕生重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中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曾认为马克思缺少哲学著作，多的是经济学或历史学著作，他们习惯于旧传统将哲学与经济学分离，比如认为《资本论》只是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但是列宁认为，正是《资本论》使得唯物史观从假设变成为了科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跟马克思的文本对话，你就会发现，马克思有很多文本都是我们进行经济哲学研究的范本，经济哲学的真正开山鼻祖是马克思。包括《哲学的贫困》，我觉得这部著作今天重视还是不够。所以在和马克思文本进行对话后，我个人的看法就有改变。过去认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才是哲学著作，而对《资本论》《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视不够到位。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产物。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式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其成果经典式地表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中。

当你和历史进行对话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理解历史，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思想家，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领域中，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存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物质生活中”。马克思有那么多的批判，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历史批判，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经济运动的历史批判。前面说的那么多批判都还是“副本”批判，必须将这些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以你要真正地研究历史，只是研究意识形态史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要从经济基础研究开始。这也是为什么费尔巴哈虽然恢复了唯物主义却不能向着唯物史观前进的深刻原因，因为他没有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还只能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留下的启示是，只有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方能走向历史的深处。

当你和现实对话时，你会发现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很大特性就是现实性。我觉得马克思是把经济学看成是哲学联系现实的最佳的与最直接的途径。过去被思想家所看不起的、被哲学家所忽视的社会实践运动，马克思首先把它看成是生产史、经济发展史。认识社会现实要从经济分析开始，改造社会现实也要从经济改造入手。我觉得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不只是停留于一般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经济活动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活动。如果哲学不关心社会经济运动，就会脱离生活、脱离实践，就会失去生命力。

总之，新时期对马哲史的研究给予自己重要的启发，从此对经济哲学发生浓厚兴趣。我从马哲史领域拓展到经济哲学，大概是以1995年前后为界。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张雄教授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读博士，后来又到复旦经济学院读博士后，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促成我开始关心经济哲学的机遇。张雄迈向经济哲学的实际行动是早于我的。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历史转折论》后，又在博士后阶段开展了对“理性经济人”的哲学思考与批判。在他看来，我们应当尊重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的前提，但是这一前提也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有历史的局限性。张雄决定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在经济学领域也有一定的阻力，因为西方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范畴就是“理性经济人”设定。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领域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思和对非理性的研究，已经不是那样不能碰的问题，出现了一批哲学家对非理性进行研究，这是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表现之一。我当时只是从哲学角度出发支持张雄的研究，他后来就以这个作为博士后的出站论文，并于1995年出版了《市场经济的非理性世界》这本书。如果从我国经济哲学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本书那时是相当有影响的，包括对我的影响。上述就是自己对经济哲学研究发生兴趣的简单过程。如果要问我对经济哲学发生兴趣出发点的话，那还是从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理解、解读和研究开始的。

二 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哲学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它的基本特征和成果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经济哲学在我国早期的萌芽形态，还是将经济学当作一种举例，用来说明哲学原理的正确性，或者将经济学的实证例子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提升。这种“经济例子+哲学原理”的做法，在最初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还停留在哲学和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外在相加上。

经济哲学在我国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成为一些学者关心的一门显学，我觉得是从实现哲学和经济学的内在结合开始的。它有三个强烈的磁场：一是学术背景，即经济学和哲学发展融合和范式变革的要求；二是全球化背景，人类生存状态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哲学和经济学的协同攻关；三是中国背景，深刻的社会转型需要在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中开辟道路。这是我国经济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客观必然性。

在这种情势下，领军人物就会应运而生。这是一批人，其中当时有两本书给我印象较深：一本就是张雄教授的《市场经济的非理性世界》（1995年出版）。他深入古典经济学的最根本前提“理性经济人”设定，对这个范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背景下展开的。另一本就是南京大学张一宾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年出版）。这本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语境问题，并且将这一维度提高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高度。回答了我国哲学家要不要以及如何关注经济学的问题，也即怎样以马克思为榜样的问题。张雄教授和张一宾教授分别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思路出发，推动了我国经济哲学的学术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经济哲学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出版，其中如唐正东教授的《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2002年出版）等，其他的著作这里恕我不一一列出。以此为契机，在张雄教授等人倡议下，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于2012年正式成立。

从此，我国经济哲学学术活动进入有组织开展的自觉阶段，历届学会活动都努力办成专业化的论坛、开放的论坛、具有相对恒久学术价值的文献性论坛。这些学术活动有着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运用。同时也对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以及各个哲学流派的经济学基础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第二，它的学术视野相对比较开阔。我们生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话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面前都面临着许多普遍的问题有待解决。经济学界也好，哲学界也好，都希望联手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冷静地协同思考。因此历届经济哲学学会年会，都能吸引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同仁参加，成为层次比较高级的学术研讨聚会。第三，全国经济哲学活动更加具有规划性，研究成果有序得以继续和得到保存。在学会组织下分别就市场经济、货币哲学、资本哲学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并且出版了有关论文集。学会每次年会活动倡导读一本书，如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等，集中讨论一个专题，以问题为中心，使大家有话可谈，避免了形式化的泛泛而谈。年会结束后坚持出版一期一期的《中国经济哲学评论》非常不容易，期期有内涵，值得保存。第四，把经济哲学上升到硕士和博士点的建设，在抓学科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就全国范围来讲，这几年硕士和博士生以经济哲学为大方向进行论文选题的数量日趋增多，出现了不少青年学者的经济哲学论文和著作。培养一支比较稳定的、有研究兴趣的队伍，经济哲学的发展得以可持续。

三 您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来才拓展到经济哲学。从这个角度谈一点想法：现在搞经济哲学研究这支理论队伍，主要参加者还是在哲学家的圈子这一边，经济学家相对少一些，哲学家还没有和经济学家建立很好的联盟，学会的活动对经济学界吸引力还不够理想，致使经济学家参加的积极性还不够高。

改善这种状况需要在观念认识上继续提高。什么是“经济哲学”？我为《辞海》撰写的释义是：“经济哲学是哲学与经济学结合，产生的跨学科交叉科学。它旨在通过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前面说过，我一直认为经济哲学不是两门学科的外在相加，它是内在结合产生的新学科，其功能不但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我国社会转型重大问题的解决，而且能够推动经济学和哲学自身的发展。如果将经济哲学只是确定为哲学原理的推广和应用，就会容易导致“原则在先”的做法，意味着某些哲学原则是确定不变的，变数只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反之，如果将经济哲学仅仅确定为运用经济事实和经济学道理来检验和改造哲学，那么确定的就会是经济学，变数则会是哲学。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哲学需要的是两门学科的内在结合。因为，一方面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是经济，“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另一方面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能够给人们提供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判断力。因此推进我国经济哲学发展，需要建立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企业家）在平等双利基础上的联盟，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实现这种优势的强强互补。哲学家不应当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予以轻视，经济学家也不能将哲学当作“形而上”予以排斥。观念上不提高认识，联盟就不能牢固建立，经济哲学研究就难以向前推进。

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例如我自己），我们还普遍缺少对经济学著作的了解和研究，基本上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刻苦钻研过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知半解。参加经济哲学研究，自身的知识结构是有重大局限的，特别需要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有一个进行“脱毛”的过程。“脱毛”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他感到自己对自然科学不怎么了解，因此要进行“脱毛”，进行顽强刻苦的学习。当代经济学发展很快，诺贝尔奖中除各门自然科学学科外，人文社会科学一共设有两个奖项，一个是文学，另一个就是经济学。那么多经济学家，一届一届的得奖了，对于他们的著作，我们是否认真去研读了？在这方面个人觉得张雄教授做得不错。他获得哲学博士后，又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后，在博士后出站著作《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中，主要参考文献列的基本上都是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他对经济学进行了一番“脱毛”。我国经济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比较务实，比如说研究“市场”“资本”“财富”等，这些不光是经济学范畴，也是哲学的范畴。我们需要去研究，而且进行一些必要的“脱毛”。我们还要更加努力，要有毅力，要向经济学家学习，要尊重经济学的研究，这样才能够和经济学家更好地沟通，建立联盟需要有共同的语言、问题、兴趣。要用我们自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了解，来打消经济学界那种排斥“形而上”的传统偏见。这可能是经济哲学研究和创新的一条基本路径。

我想起大约是十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在我国翻译出版。他的著作力图改变传统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中特别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特别是由于他十分强调“自由”是“实质的”而非“抽象的”，尤其关心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他被称作“穷人经济学的代言人”和“经济学的良心”。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我当时看了这本书感到应当引起哲学界的重视，但是很遗憾，哲学家那时表现出的热情并不高。当代经济学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出现了对传统功利主义发展观的质疑，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前提的批评，对现代经济学派孤芳自赏的叛逆，对经济学“数字化”成为“黑板经济学”的忧虑等待。我认为经济学发生的这些变化，是方向性的改变，是本质性的改变，是内生性的，而不是哲学家从外面强加给他们的。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贵。《21世纪资本论》佐证了这一点。著作提出全球范围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趋势日益严重，呈现出两极分化，出现劳动与资本间收入的巨大差距，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会撕裂全球化的进程。我以为，哲学家要主动拥抱和引导经济学研究正在发生的上述转向，这也是经济哲学应当充分重视的问题。

还有一点想法是，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眼光。中国如今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链，许多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怎样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战。前些天我读了《美国陷阱》，记述的是发生在阿尔斯通公司与美国司法部之间纠纷案件的始末。美国司法部在反腐败的理由下，占据法律和道德的制高点，通过追诉阿尔斯通这一跨国公司的几个高管，甚至把他们长期投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成功地瓦解了这个为法国能源独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企业，迫使它贱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同时支付出高额的罚金。掩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市场与市场经济的特点，既要看到其存在合作性的一面，更要看到其竞争性这一本质面；国际经济合作始终是相对的，国际经济竞争则是绝对的；相对的合作往往是绝对竞争的一种表现。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竞争的根本性和长期性，同时防止竞争蜕变成“丛林法则”，防止竞争走向对抗。再一个想法就是，要重视对民粹主义的经济哲学研究。如今民粹主义已经不是一国现象，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和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奉行它，多国举办过“21世纪的民粹主义”研讨会。这种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存在什么联系？怎样解决全球化产生的问题？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又是什么？2018年9月出版的《经济学人》在纪念创刊175年之际，呈现了一万多字的《复兴自由主义宣言》为21世纪再造自由主义造势。这些情况我觉得都需要我国经济哲学界加以关注。

四 请您从经济哲学研究的角度，谈一谈您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感悟？

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觉得这条道路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开拓的。我国经济哲学因改革开放之势而产生，并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我算是这段历史的一名“剧中人”，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深有切身感悟。

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我们成功有效地破解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难题。诸如：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位，确定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发展问题提高到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创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改革开放定位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视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个人觉得，其中同样体现了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大思路。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有许多成功经验，也有某些缺憾和教训。确实需要总结，使大家达成共识，使改革开放更加进入自觉的阶段。怎么进行总结？我觉得应当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同样需要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眼下改革开放之所以常常被一些人误解，我想根源就在于此。我国经济哲学应当以澄清这些偏见为己任。

我还想借此机会，谈一点看法。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历史性课题。马克思晚年曾经设想，这些东方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但同时必须充分享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列宁十月革命后说过，俄罗斯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晚年列宁决定扬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搞新经济政策。主要做法之一就是搞国家资本主义，也即苏维埃国家能够驾驭的、限制的、控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包括租让制、租赁制，合作社制等，目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种做法没有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却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看法。可惜斯大林将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毛泽东也设想过搞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回过头来再搞资本主义。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没有搞成。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我们都面临着跟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照我看来，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舞台上相交量，关键是谁引导谁，谁服务谁，谁是经济主体。民营经济过去认为是体制外的，现在认为也是我们国家体制内的，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总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处理好与市场、资本、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中国也不能走西方的邪路。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套用“西马”的观点。东方社会的中国必然有自己的一系列特点，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拿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它不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基础，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长期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有别于西方，存在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不同，许多措施和办法就不能只是立足于西方的思维定式。大家可以去看《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一开始就说到那时德国与法国的区别：“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马恩批评说：“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说得真好啊！“生活条件”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是不能脱离、不能无视的，它不会因照搬书本而得到改变！照搬就会使文献“完全失去直接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