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史学职业（代前言）
我于1927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生于河南偃师牛庄。新中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历纪年。我按春节常在2月的习惯，估计我的生日应是1928年2月8日（实际应为1928年1月18日）。这就是我的各种证件所记生日的来历。
我属兔，童年时代，一位算命先生说我命运不佳。因为腊月的兔子缺草吃，困难很多。我的父母过早去世，使我失去童年的温暖，更迫使我仅读初中一年即开始农业劳动。当时我缺乏科学知识，往往把算命先生的无稽之谈和自己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日寇侵犯豫西，家乡沦陷，不幸遭遇更是雪上加霜，渴望读书的愿望更显得渺茫了。
一 放下枪杆子，拿笔杆子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变卖了父母留下的土地和房子，读完了初中。1948年3月，家乡解放，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接着，到洛阳读完高中。1951年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学习。这时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安下心、扎下根，全心全意为祖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一切。既然投笔从戎，在这样的氛围中，当然不再考虑上大学的问题了。专心致志学习军事技术，别无他求。当时的军事学员无不如此。
做梦也未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军营生活一年后的一个早上，出操的号音刚落，值星员立即整顿队伍，就要出发。指导员很快过来了，他在队前点了11个人的名字，我在其中。这11个人被带到部队，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国家很快要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培养大量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凡年龄在28岁以下，有高中二年级以上文化程度者都要到大学去学习。你们都符合这个条件，现在你们要放下枪杆子，拿笔杆子去。
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当天就把自己掌握的枪支弹药上缴，办完各种手续，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已经有了感情的军事干部学校了。
改变前进的道路，虽然只是一道命令，但也颇受触动而思绪万千，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求学道路的艰辛和曲折。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不识字，常受人欺负，要我必须读到中学毕业。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要求儿子读到全县最高学府毕业，真不容易。事与愿违，1943年，父亲38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从此，我的求学道路就开始时断时续极不顺利了。这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国家还提供了调干助学金，真是喜出望外。不过，这时我已24岁了，正是现在青年人读研究生的年龄。
二 选择史学教师的职业
既然上大学的方向是肯定的，接着就需要考虑选择某一学校和某一专业了。我们这些调干学生必须遵守一条规定，那就是首先考虑西北地区高校的生源较少，只能在西北地区的高校中填报志愿。至于选定史学专业，是受了中学教师的影响。上初中时，校长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上高中时，校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这位校长还在1950年当选为洛阳市的副市长。不难看出，中学校长不仅是学生敬仰的老师，也是当时社会上的名人。正是这些原因，我成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了。从此，我开始为史学专业奋斗终生了。
在同班同学中，我年龄较大，同学们都称我老牛。这使我感到有很大压力，因为年龄最小的同学比我小六七岁，显然这意味着我是一个落伍者。
由于年龄的劣势，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刻苦学习，争取在相同的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更加之自己智力一般，也许要以勤能补拙的精神，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于是，我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史学教师的一员。
最初走上史学教师的岗位，如履薄冰，谨慎小心，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任务。除了做好助教的一般事务工作外，我就努力读书，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在阅读中，最早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陈垣老前辈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全篇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牢记至今。就是陈垣老先生在中年时代就把《资治通鉴》读了七八遍。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要把《资治通鉴》读七八遍是不现实的，但应该争取读两三遍。事与愿违，这个愿望至今还没实现。可以肯定，今生是无望实现了。
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有客观原因的。1956年秋加入教师队伍，1957年6月就开始反右斗争了。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同住一间宿舍。有一天，其他二人外出，我一人在房中读《资治通鉴》，忽然一位同志破门而入，通知我去开会。在浓烈的政治氛围中，我稳坐读书，这是很不协调的，估计要受批评。果然不出所料，在不久的一次会上，有人严肃地对我说：“老牛，你怎么不看这是啥时候，能读《资治通鉴》吗！”当时自感理亏，以默不作声接受批评。
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全国陷入困难时期。这时候，我产生了非常天真的想法：北京是首都，一定比西安情况要好。要想读书，还是离开西安为好。于是，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1959年12月到北京去了。
在办理报到手续的过程中，一位师兄告诉我，导师汪篯先生是当时“反右倾”的重点，正在挨批。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立刻想到学习必然受到影响。
果然不出所料，去拜见导师时，汪先生情绪低落，不想多说话，除了几句初次见面的话以外，根本未谈研究生的学习问题。事实上，客观形势也不容许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研究生进程。紧接着就参加了几次“反右倾”的批评会，这大概就是研究生入学的思想教育。不到一周，就接到去农村劳动锻炼的通知，一去三个月。农村的三个月，亲身体验了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情况。不过，这不是本文叙述的内容，省略为好。
从农村回到北大，主要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批判修正主义。整天集体学习，开会讨论批评，三段（上午、下午、晚上）不停。那时候，修正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恶的敌人。一位老先生说：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资本主义思想，但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因为修正主义的定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我没有披马克思主义外衣，所以没有修正主义思想。不难看出，当时说起修正主义，人人谈虎色变，莫不担心自己和修正主义有所牵连。
浓烈的政治氛围使我不知所措，导师汪先生又因病住进医院，自感从西安到北大来读研究生是错误的选择。同时，国家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人人感到生活困难，我的感觉更为直接。在西安的助教工资是65元，到北京读研究生只有45元。1960年2月又有了儿子，负担加重，收入减少，读研究生是空想。于是，我决定终止研究生学习，回到西安。
陕西师大历史系同意我回来工作，北大却坚决不准。北大管研究生的一位领导说，中途离开对北大影响不好。最后，我直接写信给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这样，七个月的研究生历程走完了。
回到陕西师大，心情舒畅，领导分配什么任务，我都愿意接受。这时候，全国经济困难，人人生活艰苦，但不搞政治运动，大家精神轻松，得到一个读书的好机会。除了1962年下放劳动一年外，我的确读了些书。由于读书范围较广，领导分配我教两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的这个任务完成得还不错。后来，又奉命准备开中国史学史的课。虽然因形势变化没有开课，但我还是发表了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总而言之，经济上的困难时期，读书的收获是不小的。
1964年，困难时期刚过，政治运动又急速而来。农村开始社教，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不可阻挡地进入学术范围。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文艺的各方面等，都使文科教师感到暴风雨已经来了。
运动初期，我相信领导的布置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斗争。年轻教师应该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让步政策等有关问题，我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自认为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效果明显。后来逐步明确，那只是在“左”的思潮洪流中随波逐流，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
狂风巨浪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涉及各个行业、每一个人。我这个中年人，白白浪费了最宝贵的精华年月。如果说还有收获，那就是又一次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读这些书，虽然捞不到革命资本，但也没有风险。到故事中去找乐趣，也使人在政治束缚中感到一时轻松。
三 真正开始教学与研究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华夏大地，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知识分子也挣断绳索而开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中断多年的大学招生制度得到恢复，作为教师也真正开始教学与研究工作了。
就教学方面说，我所从事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不再是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取舍教学内容，更不再用生搬硬套的手法去为现实斗争寻找历史渊源，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说不再考虑某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说，历史教学开始真正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公正、客观地叙述和评论历史的发展。也可以说，教师的头脑更单纯了，因为不需要谨小慎微地提高应变能力，去应付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唯一考虑的是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科学的精神。
更令人欣喜万分的是史学研究的气象更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史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等问题。后来，又把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凡是与阶级斗争不能直接挂钩的历史现象，都不在史学研究的范围。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各种史学研究的机构与学术团体日益增多，史学研究的专刊与社会科学刊物，各、省、市、自治区都陆续增设。更为可喜的是，史学队伍不断增加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既发扬了老一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又带进了新的研究手段（如使用电脑），使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显示出新的希望。
从年龄上处于前后衔接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虽然虚度了人生的精华年月，但也算赶上了历史前进可乘的末班车，年逾半百才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退休前的时间不多了，自己的能力也很有限，只有抓紧时间，才可勤能补拙。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全心全意为历史教学与研究付出最大的力量。
人生的道路难免出现曲折。正当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有所前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问题迎面而来了。1983年秋，校领导要我做历史系的系主任。当时，我大吃一惊，心想自己不是做领导的料子，对历史系领导不好，也许就领倒了。再者，自己55岁生日已过，干四年系主任就该退休了，史学研究的愿望必然不能实现。我诚恳地向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但未能如愿。同时，也有几位同事竭力促使我接受任务。这样一来，我就只好于1984年走马上任了。
一年的系主任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实际困难比我想象得多，我相信，比我高明的同志大有人在。从历史系的工作考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应该另请贤者来接替系主任。决心已定，遂向党委呈送辞职报告。党委书记和校长虽数次找我谈话，劝我继续工作，我仍不改变主意。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像解放了一样感到轻松。同时，我开创了陕西师大系主任主动辞职的先例。
离开系主任的岗位，从历史系到了唐史研究所。这时的教学任务是面对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我是非常认真的。因为这对自己来说，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当然没有经验。幸好我与赵文润同志能够真诚合作，配合默契，凡是我有疏忽的地方，文润老弟总是主动帮我补救。现在我们都退休了，至今还经常回忆这段往事，念念不忘有始有终的十年情谊。正是这些原因，我们对研究生的教学任务，还算完成得不错。看来，实实在在的合作共事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尽力做些史学研究。在这方面，我迫切希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改革开放前，自己虽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不能充分反映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不能像切西瓜一样，一刀把前后两段分开。因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文章中，难以避免地还有前一阶段的影响。所以，我这一生的一些史学著述，不知不觉地体现着时代变迁的痕迹，这正是人们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
根据领导的安排，我接受了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隋唐卷的部分任务。接着，又接受了史念海、张岂之先生主编的《陕西通史》隋唐卷的部分任务。另外，还参加了不设主编而由四位编委（我是其中之一）分头负责的《资治通鉴新注》。最后，又参加了漆侠先生主编的《中国改革通史》隋唐卷的部分编写。这些书的编写，前后用了数年的时间，直到1994年3月我退休时尚未出版。稍感安慰的是1983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渊建唐史略》，1989年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唐代的史学与通鉴》，同年，又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与赵文润先生合著的《隋唐人物述评》。
四 退休以后
1994年3月，我按规定退休了。自己觉得已进入老年人的行列，走上人生的另一阶段了。不料，当年我又应聘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对于文史馆的性质、任务等，我不甚了解。到了文史馆，发现馆员都是老年人。年过花甲者应属于年轻人，年逾古稀者可算中年人，80岁以上的才算老年人。当年我66岁，当然应是年轻人。这时，心情变化很大。前半年刚退休时，自认为是老年人了，后半年加入文史馆，又变成年轻人了。这不能不使人兴奋万分，乐以年轻人自居。
精神的力量，确有很大作用。同时，退休是奉命休息，并不等于精力已经耗尽。史学研究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于是，到1996年夏最后两个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开始了史学研究的另一阶段。
偶然的因素也往往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正当我想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有所前进的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撰写“二十五史新编”中的《唐书》。由于出版社所限时间较短，我力不从心，在取得出版社同意后，我约请西北大学杨希义先生共同完成了任务。该书于1997年出版，1998年又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1997年春节，一位好友转来一封人民出版社的来信。从信的内容看，该信已在办公室停留至少半月了。因我已退休多年，不到办公室去，再者寒假期间办公室仅一人值班，信在办公室停留较久，是正常现象。不过，信的内容使我兴奋异常。原来是人民出版社约我撰写《唐高祖传》。我注意唐高祖的研究，是从1980年开始的。由于借到黄永年先生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由此得到启发。在陆续阅读有关文献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自己的想法，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的文章。到1994年退休的时候，基本上打下了写专著的基础。1996年，开始撰写《李渊评传》。由于其他任务碰撞，到1997年春节才写了四五万字。这时，接到人民出版社约我写《唐高祖传》的信，当然喜出望外，正像欲过河而船来一样的高兴。
撰写工作还算顺利，1997年12月写完，次年元月寄往北京，1998年11月出版了。2000年被美国博库公司上了互联网，2005年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十多年来不断搜集资料，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完整思路的结果。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一般历史教材中，都没有占到必要的地位。于是，我写了一本《安禄山史思明评传》，系统论述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并通过其全部过程，说明这一事件的社会影响。该书于2000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关于碑文与墓志的知识，我非常缺乏。虽然去过碑林博物馆、昭陵博物馆，都是走马观花，收获不多。后来，校友张沛同志送我一本他编的《昭陵碑石》。把碑石文献汇编成书，看起来很方便。这样就促使我对碑文和墓志产生了兴趣，陆陆续续写出了十几篇文章。于是，我想把这些文章和以往研究唐代文化的论文合编成《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请出版社出版。我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三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魏全瑞同志的大力支持，该书2002年顺利出版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退休前参与编写的四部大型多人著作也先后出版了。《中国通史》隋唐卷于1997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陕西通史》隋唐卷于1998年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资治通鉴新注》于1998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改革通史》隋唐卷于2000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另外，我与朱本源老师还接受文史馆的任务，共同主编了《史学论丛》，于1998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退休前后的一些史学著述，都有机会得到同行的批评了。
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疾也日益严重，视力每况愈下。到2004年，阅读与写作力不从心，基本上停止工作了。但总觉得闲坐无聊，自己兴趣也不广泛，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旅游，总想找点心爱的事情干。正当这时，王双怀同志好像了解我的心事，给我出主意道：把你近几年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可出一本书。不久，当王双怀同志又一次做此建议时，我就决定动手了。
十多年前出版的《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不足20万字，以此书为基础，再加上后来发表过的论文，共30多万字，定名为《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准备出版。关于出版问题，我又厚着脸皮和魏全瑞同志商量。魏全瑞同志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安排出版计划，具体任务落实在编辑部主任贾云同志身上。现在该书正在进行校对中，不久即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首先是王双怀同志的热心推动，起关键作用的是魏全瑞同志的果断决定，解决许多具体问题的是贾云同志的辛苦努力。不言而喻，我的所作所为是和同志们的友情密切相关的。
五 为年轻人超越自己而高兴
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孔子认识到年轻人能够超越前人，固然是高明的见解；但他没有认识到后人超过前人的必然性，也就是他还认识不到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在人类一代胜过一代的前进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事实证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由自然界的奴隶逐步走向能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进而保护自然。人们也亲身体会到，随着历史的进程，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前人办不到的事，后人办到了；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后人解决了；前人不能占有，更不能享用的事物，后人得到了。难道不是吗？慈禧太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修建颐和园，但她不能强迫人们为她制造电视机，进而通过电视机扩大自己的视野；第一个原子弹的制造者，他的老师肯定还不会制造原子弹；首先设计出电脑的科学家，他的老师肯定还不具备创造电脑的必要知识；开始制造手机的人，他的有关知识肯定也在其老师之上。总而言之，后人超越前人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
后人能够超越前人，但不能够否定前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人的精力和寿命却非常有限，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社会发展是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地许多人发挥作用汇集的结果。后一代人的前进，很自然地要总结前人的经验，吸取其教训，站在新的起点上，继承发展前人已有成就，而不是从头开始。从这种意义上说，后人必然超过前人，绝不可否定前人。
概括起来说，后人超越前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社会的原因，由于前人的社会作用，人们认识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前人经验可资借鉴，教训不再重复，水涨船高，人们的聪明才智高于前人，有了超越前人的客观条件。其二，个人的原因，由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全球化，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人们不再像个体小生产时代那样，不求进取，安于现状，少数有所追求的人，也不过是为了所谓功名利禄，而不想有利于社会的需要。当代的年轻人，人人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竞争就是动力，谁都怕在竞争中落后，个个争先恐后，勇往直前。这就决定了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在干着前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是都在超越前人。
我在与一些年轻人的接触中，特别是在和自己的学生接触中，深深体会到他们正在超越自己，或者早已超过了自己。总的看来，他们肯定都超过自己。
在我熟悉的学生中，在学校任教者不少，以在高校任教者为例，他们使用电脑的技能，我望尘莫及；他们所开的选修课，都是自己的专长，我不曾触及；他们的科研项目，都是知难而进的新课题，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他们在社会竞争中都取得了教授、副教授的职称，有的还成为博士生导师。
从事党政各项工作的同学们，他们的工作能力、领导艺术，我十分佩服。在这方面，我是低能之辈，只有学习的必要，没有说话的资格。看见几位同学肩负重任，独当一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我不能不认识到，国家政权职能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有关人才的智慧和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的。
在出版战线工作的同学们，他们非常辛苦。学术界的劳动成果，是通过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公布于世，使其产生社会效益的。我得到过他们的直接帮助，从和他们接触中使我体会到，他们的领导、策划、组织、编务能力都是卓有成效的，我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我是他们社会作用的直接受益者，确是毋庸置疑的。
热心文博事业的同学们，他们千方百计促使文博工作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考古工作者不断发现新的文物。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大量文物的出现，都说明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有伟大的贡献。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都是通过文博工作者的展示和宣传产生社会作用的。
大量事实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断向人类提出新的要求。人类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延续永不间断的。这就是说，下一代人必然要做前一代人没有做完或尚未开始的事情。也可以说，年轻人正在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作为教师，能够亲眼看到学生正在从事老师无能为力或一无所知的工作，当然是高兴万分的。因为学生超越老师，意味着社会又向前发展了，意味着年青一代又为历史的进程增加了新的内容。谁能不为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而高兴呢！
编者按：本文首刊于《牛致功教授八十祝寿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今征得牛先生同意，排在全书之首，作为代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