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到空间政治学
——来自西方人文研究的教益[1]
胡大平[2]
摘要：检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结盟的历史，发现它们的结合在有关空间的元理论、当代社会批判以及新型政治学建构等方面有重大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不断重构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融入当代社会研究，其重心既不是为当代流行的生态、性别、少数等多元价值进行辩护，也不是抽象地伸张正义和权利，而是对今天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进行科学剖析，为进步政治学的实现创造条件和打开道路。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空间哲学 空间政治经济学 空间社会学 空间政治学
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研究中，城市已经构成核心或中轴，空间视角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状况首先归于那种动态，即城市世界的形成把城市问题直接推到了社会生活的前台，使我们不得不以城市为平台考量文明本身。而在全部有关城市、地理和空间的话语中，历史唯物主义又处在极为显著的位置：不仅其实践意识持续地推动着人们从地理学、社会理论和文化角度对作为空间的批判性理解，而且其唯物辩证法为这些领域打开了方法论视野（尽管存在着复杂的争论）。在直接意义上，无论“关系性空间”（哈维）、“空间生产”（列斐伏尔）等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成果，还是以“认同”“差异”和“性别”为核心关注的各种后现代地理学，它们的形成都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可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的互动中，马克思主义以城市为落点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城市的当代境遇则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支撑下得到澄清。在此背景下 ，对这一关系进行历史透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大有帮助，也有益于对当代中国城市问题的理解。本文的基本目标便是：简要概括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中结盟的历史[3]，阐明其内在的逻辑，从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发展勾勒出宏观理论背景。
一 马克思与城市
在直接的意义上，马克思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借助于列斐伏尔等哲学家、哈维等地理学家、卡斯特等社会学家重新“发现”和解释的。更确切地说，在城市成为社会斗争基本舞台的背景下，人们试图从空间变迁机制角度阐明当代城市的性质及其意义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已得到了再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是迄今最具竞争力的历史叙事和任何现代性自我理解都无法绕开的思想资源。正如哈维论证的那样，城乡对立、劳动地域性分工的重要性、生产力在城市群中的集中、劳动力价值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都呈现出空间的细分、通过交通和通信技术创新克服空间障碍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当代来说至关重要的论题马克思皆有涉及。[4]由此出发，建构某种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并非难事。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这使我们在分析今天的城市机理时可方便地引用马克思的结论。所以，当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打开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的大门时，它便以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方式散布到流行研究中，以至于在今天有关城市的研究中（从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讨论到城市规划这样的实践科学）不谈及马克思，成为一种反常。
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以城市为中轴展开的，但他们毕竟并没有直接突出城市在整个分析中的中心地位，而是聚焦于以其为载体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即商品生产的机制），也不曾突出强调空间视角的重要性和意义。换句话说，当以城市为落点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来回应当代社会历史发展难题时，因为这种“空缺”，人们不得不重构它，甚至通过与马克思的批评性对话来阐明其在城市问题上的潜能。在重构过程中，人们也依据福柯等人对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历史叙事批判而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从而进一步陷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争论之中。换言之，从城市研究或空间视角出发，也产生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义要求并引发有关元理论的争论，并且最终汇入第二国际以降特别是在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长期存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争论史，甚至重新定义了它们。这一点，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社会理论、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表述中特别明显。这意味着，与城市结盟的那个“马克思”是不确定的。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事先确立自己关于马克思与城市关系的基本理解框架，我们关于它的历史叙述就会因缺乏中心而流于描述，也将最终陷于对那种基本历史经验的外在评价之中。这正是当前研究之弊。为此，笔者在本文的叙述中并不采取那种编年史的方式，而是基于马克思与城市关系的基本理解从社会空间哲学、空间社会理论、空间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空间政治经济学等多维视角来审视那种历史经验。
关于马克思与城市基本关系的理解，笔者已经完成了一个详细的分析[5]，其中三个核心的结论如下。
第一，虽然马克思没有言明自己的分析是以城市为直接背景的，但在其理论前提上蕴含了这样的基本假设：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维系和扩大的理想环境。换言之，城市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前提。更重要的，尽管作为历史认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矛盾的分析具有时间优先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解释的那样，他们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之“历史乃生成”这一革命思想，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分析，即资本一般运动的形式分析。没有这一点，列斐伏尔不可能谈论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升华到空间生产的知识，也不能有大卫·哈维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尝试。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某种新视角需要，如城市、生态、性别等，强加到马克思身上，断言它们在马克思那里的缺失是一种遗憾。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马克思的身上，那意味着解除我们自身的理论义务，并且它也是教条主义思维的深层逻辑。在这一点上，不只是正统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且多数对其进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分享了同一逻辑。
第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的论述，这些论述强调了：（1）城市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成中具有基础作用；（2）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不断建构的对象；（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城市正是那种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4）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代城市的中心问题。由此，只要肯定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策源地、再生产的基本平台，就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仅适用于今天的城市分析，而且实际上构成今天研究的前提，虽然他们并没有在分析过程中直接强调城市。
第三，在透视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关系——也就是说，在城市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困难之处并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找不到多少直接的结论，而是真正鉴别那些确实针对城市进行的然而马克思又将其抽象为现代社会一般原理的论述。这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建构体系的概念工具，而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的关系，最核心便是唯物辩证法在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中的运用。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不能把当代各领域的突出问题简化为某种突出空间重要性的地理解释，而必须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它们的性质和表现。二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之际，为这种生产方式的科学叙述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对资本生产一般的抽象概括，也就是我们今天泛称的“资本逻辑”之一般分析。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类型分析向今天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过渡，是我们而非马克思本人的任务。这意味着，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城市、地理或空间，不是泛论历史性和过程性，而是强调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市空间和地理生产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并不主张抽象的空间生产观念或者建立在过程之上的某种城市或空间本体论，而是突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变迁揭示当代城市的矛盾，探寻人类改造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从全球理论动态看，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中重新占据核心位置，同时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激励，以福山“历史的终结”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胜利论获得了广泛的市场，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不能掩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的困境。无论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冲突的威胁，还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都迫使我们在政治上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模式。在此背景中，尽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到压抑，其阶级分析视角、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想象被悬置，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作为核心资源融入了主流社会理论。在这一语境中，可以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地理和空间论域的广泛生长，具有双重含义：其一，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分析中仍然具有优越性；其二，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左翼激进理论在遭遇理论困境背景下在新的论域中的突围。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值得欣喜的事，但同时也是需要警觉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和理论中的这一胜利，潜在包含着双重代价：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之意义被压抑。在多数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或其他后现代立场的注脚，成为这些立场政治化的手段。二是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被强调。在城市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地理学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的指南这一科学方法论意义被压抑。因此，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时，有必要首先从前提上反思和澄清城市在马克思历史叙事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之方法论的整体特色。
二 马克思与城市联姻的实质：来自规划领域的启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之间联姻的故事，通行的做法，是由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等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三剑客[6]说起。在本文中，我们采取不同的思路，从规划设计领域说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一个边缘领域，然而对于理解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复杂表现来说，这具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资源之一，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诸如有关时空的元理论、有关资本生产的一般逻辑等核心问题上恰恰陷入了僵局：一方面，“时空的社会生产”“过度决定”“时空分延”“时空压缩”等观念已经成为共识；另一方面，恰恰在当代地方之多样性、资本主义多维表现和未来可能性等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上，似乎再也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换句话说，元理论之实际运用这个中间地带成为永恒的战场，不同理论卷入无尽的厮杀，相反，在一些边缘领域和特殊的文本中，我们意外地遇到马克思。这往往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在《猿、电子生物和妇女：自然的重生》中就读到这样的观点——就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解读，在当代需要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对古典生物学进行批评性解读，从而打开女性解放的视野，[7]对此我们将会有何感想？列斐伏尔也曾提出，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拓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在今天有必要把“空间的科学”升级到空间生产的知识，[8]并且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具有重大影响的“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个元理论，[9]那我们又该如何反应？如果我们肯定，哈拉维和列斐伏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那么可以说，他们代表着那种值得赞许的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当然，这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此获得了正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就此解决，我们就此找到了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正确道路。笔者的意思是，在这样的领域，我们恰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以及自身理论的界限所在。就城市规划设计领域来说，其特殊意义在于，它尽管在当代人生存空间和环境营造方面具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但在表面上表现为与宏观经济社会过程及其冲突并无直接联系的相对独立的专家活动，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其理念和理论的动向（特别是其诉诸马克思主义的趋势）直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空场”，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介入现实的可能空间。
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规划领域中极少存在像曼弗雷多·塔夫里那样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10]其后，新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这一领域的核心资源之一，尽管其在多数情境下面目模糊。我们以卡斯伯特为例简要阐述其特征。卡斯伯特选编了这一领域部分重要作品，以《设计城市：城市设计的批判性导读》为题出版了一个读本，[11]同时，他自己也相应地回应了读本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出版了《城市形态：政治经济学与城市设计》，从而部分地呈现这一领域新马克思主义动态。[12]从新的动态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阶级主题被压抑了，社会公正、性、生态、美学等主题则突出，这典型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大众政治的旨趣。值得注意的是，在元理论层次上，新动向最突出的东西是：它强调空间不是与社会脱离的独立对象，规划实践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社会后果进行回应的集体行动。在严格的意义上，这既可视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在规划领域的反响，也可视作规划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积极回应。在一般意义上，新的规划思想承认城市发展并非自发的过程，这意味着它是由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驱动的，体现了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承担着其后果。因此，它从多个维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后现代城市”与新自由主义规划之私有化、取消管制、消减社会福利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旧式的基于国家内部区域性的劳动分工正在被网络社会和联盟重构中新的联合所取代时，规划实践所涉及的社会尺度；如果空间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和权力的媒介，那么规划如何在抵抗权力的过程中承担自身的伦理功能；创造新空间的革命与话语更新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回应这些问题时，旧有的规划知识显然捉襟见肘，新的动向不得不从当代社会理论前沿中挪用各种概念工具，这也是包括现象学和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规划领域大行其道的原因。当然，就马克思主义来说，观察这一领域时也面临一个基本前提：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规划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核心原因是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另一方面，这不是简单地意味某种既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在规划实践的运用，实际上，通过规划领域表述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围绕规划实践本身面临的问题被重组了，而且经过了与许多其他政治诉求、价值以及社会理论视角的中介，例如，与性别等问题的结盟。我们可以断言，离开政治经济学，要说清当今的城市是不可能的。至于是否需要发展出专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则是另一回事了。
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空间和城市理论的发展逻辑。实际上，无论是否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或空间政治经济学，我们都能够承认：设计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必然面对由社会结构产生的基本社会矛盾和代表各种特殊利益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正如亚历山大·加文以巴黎、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城市例子所阐明的，规划即博弈（game）[13]，也就是说，它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开发商、媒体以及不同旨趣的个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在直接意义上，正是那种复杂的社会过程推动规划领域对既有社会和知识体系的反思，他们与马克思的遭遇，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这说明，在相关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生长不是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自发扩展，而是内在社会生活需要推动理论多样性增殖。
三 从空间生产的知识和社会空间哲学到“后现代地理学”：马克思与元理论幽灵
在今天，列斐伏尔的“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观点已经成为城市、地理、空间研究的一般性前提或元理论假设。这一观点实际上代表着相关领域对空间本体论理解的变迁，即从传统的“给定的地理”向“生成的地理”视角之转变。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这一变化的勾连可以看出其核心贡献之一在于关于空间的本体论理解，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影响最深而争论最小的方面。从这一方面看，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列斐伏尔阐明的那样，在解构传统空间科学（从地理学到城市规划）、拓展理论视野、揭示当代社会矛盾从而探索改善当代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空间生产的知识（列斐伏尔）、社会空间哲学（哈维）、后现代地理学（索亚）等新的提法，代表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空间本体论的种种努力，由此产生的许多理论都可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空间领域的重要发展。不过，流于关于空间的流动性、多样性（异质性、多元性）、开放性的论证，将历史唯物主义泛化为与马克思批判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相对应的一般空间哲学，也必然带来对这种学说的误解和意义之压抑。
“（社会）空间乃（社会）产物”是列斐伏尔提炼的马克思主义式命题，这个命题使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基本思想通俗易懂。不过，在把这个命题本体论化过程中，不仅马克思相关思想，而且列斐伏尔本人提出的这个命题的实际意义也遭到压抑。因此，有必要阐明其底蕴以及被泛化的问题。
列斐伏尔提出的这个命题，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推论，或在空间研究中的运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表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便强调历史乃是人类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也清晰地强调，“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14]，即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创造性在人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想实际上构成卢卡奇开辟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卢卡奇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的依据，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主张批判理论的理论支撑。当然，他们都没有从空间角度来阐发这个思想。掀开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解释的，不是列斐伏尔，而是斯特劳斯。他强调：“时空就是我们用来单独地或作为整体地确定社会关系的两个参照系。这些时空维度与其他学科中使用的类似的时空并不相同，而是由‘社会的’空间和‘社会的’时间组成的，这意思是说，它们除了那些从把它们‘充实’起来的社会现象的性质中所获得的性质之外，便没有其他任何性质了。”[15]
一般研究很少关注列维-斯特劳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的象征人类学实际上就是在与萨特代表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竞争中产生的别样马克思主义解释。[16]正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个例子身上，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元理论视角的转型而打开的潜能。以其作为参照，列斐伏尔和哈维试图通过反思空间定义从知识学角度打开空间生产视角的路径，其意义可以更加真切地彰显。
列斐伏尔和哈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向社会空间领域拓展自己研究的，而哈维则是在寻求关于社会空间正解过程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他们不同的路径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空间之元理论地位。在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他们的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批判中潜能的实现，需要贴近时代特点和需求的落点。空间之于“后68时代”激进主义，正如历史客观规律之于第二国际之社会民主党、阶级意识之于列宁主义、文化之于法兰克福学派等，在马克思主义干预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承担着落脚点的功能。也正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变迁所造成的激进形势压力清晰地显现出来，随着万物商品化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工人阶级也越来越深地被嵌在全球资本链中而丧失通过早期工厂反抗形式与资本博弈的能力，更不必设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了。激进左派关于新社会想象的依据从历史必然性向阶级意识再向文化的不断退却，反过来见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化。就此来说，列斐伏尔把生产关系分析落实在空间生产之上，实际上便是试图揭示那一背景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干预的道路。
在列斐伏尔看来，生产关系再生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但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整体的生产方式分析时实际上往往压抑了生产关系的独特性，因此这一分析并没有充分发挥效力。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抽象运用以及马克思时代以来生产本身变革带来了新的难题（例如自然成为问题等等）。他强调，生产关系不是抽象，而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空间联系在一起。因此，必须把上层建筑等问题的分析与空间联系起来。在列斐伏尔看来，辩证的、冲突的空间便是生产关系生产得以完成的地方。正是空间通过将其多种矛盾引入生产而成就了生产，而不管这些矛盾是否源自过去的积累。资本主义通过巨大的过程接管了历史地形成的城镇，将其变成碎片并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社会空间。通过占据空间并进一步生产空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维系和扩大。
列斐伏尔强调，资本主义把空间生产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直接生产空间而非在空间中的生产，成为至关重要的话题。[17]客观地说，列斐伏尔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资关系）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时代那样主要是在劳动过程之中从而是在工厂内部（即狭义的商品生产过程）维系和不断再生产的，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与之相伴，围绕生产关系的斗争也不仅仅表现为直接围绕财产权而展开的利益斗争，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定义和选择的权利斗争。所以，他提出了城市权和差异权等问题。
综观二战后欧洲的思想地图，这不是列斐伏尔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激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例如，阿尔都塞通过主体问题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从教会、媒体、学校到家庭无所不包的意识国家机器联系起来，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共识便是文化承担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所以他们聚焦于理性及其当代表现的“文化产业”等问题，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启蒙辩证法理论以及由马尔库塞“大拒绝”理论所代表的文化革命思路，甚至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为开端试图从主体/意义关系一般结构角度揭示权力的后结构主义批判也是如此，只是后者以逻辑压倒了历史从而陷入了列斐伏尔批评的那种“脱离生活”的抽象科学之误。
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哈维的真正突破也是从元理论诉求开始。1973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空间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pace）之构想。通过简要回顾人类关于空间认知面临的难题，哈维指出：“每种形式的社会行为都会定义自己的空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空间是欧几里得式的，或者它们彼此间接地相似。基于这一点，我们拥有地理学家的社会经济空间概念，心理学家或人类学的‘个人空间’概念，等等。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之空间形式的话，首要的需求便是阐明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哲学。我们只能通过某种社会行为理解社会空间，就此而言，我们非得尝试把社会学的和地理学的想象力整合起来”。[18]
在这本书中，哈维并没有真正完全其社会空间哲学的建构，而只是奠定了其后来终生努力的理论方向，这便是以马克思为基础从社会实践角度阐明了城市建构的复杂过程并寻求改善当代社会之可能性。[19]他关于“社会空间”的提法，较为广泛地动员了包括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卡西尔符号哲学在内的哲学史资源，旨在突出空间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复杂联系。因为社会空间由个体感觉、围绕个体的空间象征之意象以及对这些象征的反应之复杂结合体所组成。[20]正是按照这一路线，哈维提出后来成为20世纪地理学重要进展的“相关空间”（relational space）思想，拓展了传统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的区分。哈维是借助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来解释相关空间的。一个单子，总是把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内化在自身之中。由此而言，一个物体仅就其在自身中容纳和表现了与其他物体的关系，才能够说是存在的。[21]空间也是如此。这一思路打开了从关系入手进行当代城市分析的视野，因为它摆脱了传统地理研究关于空间的“实体”假设（即将空间视为孤立的要素）之束缚，把眼光投向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对城市和地理的建构。
作为来自地理学的例子，哈维关于元理论的探索具有独特的意味。一方面，他表明“建构一种对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作为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彻底基础”，[22]这是当前左派理论要务。因此，只有这样才能为当前分裂的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提供可能结成联盟的手段。这也是列斐伏尔以及受列斐伏尔影响的戈特迪纳关于元理论讨论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不同的是，后两者更突出地强调从知识学角度描述出元理论或统一理论（unitary theory）在打破倾向于封闭的各种学科或专业边界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哈维的研究中，在元理论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例如《资本的界限》所代表的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之空间视角重构，《新自由主义简史》《新帝国主义》等代表的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由于这些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具体落点上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批判潜能。
空间本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中影响最深、争论最小的方面，因此可以在几乎所有激进地理学话语中看到其影子。这也带来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许多激进话语过于依赖于本体论视角的改变而试图打开多元、差异价值的认同政治学论证，而忽略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实际运行过程的分析，从而使许多讨论呈现出形而上学的特征。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关于空间政治学的分析中加以说明。
就本体论层次的理论进展看，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如果像列斐伏尔等例子表明的那样，如果以问题为导向，以拓展分析为前提，把基础推广应用，那么不仅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之批判潜能，而且能够在现实的分析中深化元理论本身的认知。与之相对的是，如果迷恋元理论革新而缺乏对现实的深入批判，则往往使元理论成为流行价值的婢女，它的理论进展则成为政治上退却的标志。
四 从城市社会学到空间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激进化与退守式更新
如果城市和乡村是两种基本的人群聚落形态，那么，作为社会学之对象的社会，在根子上便是城市。因此，“城市与社会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联系，而是处于社会理论的核心”[23]。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社会理论的基本派别之一，其原因也不外乎它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卡斯特的《城市问题》等文献出版之前，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此就没有贡献。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便在于社会理论，只是与马克思一样，他们并没有直接强调自己的分析就是聚焦于城市的。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领域中占据了一个显著位置，而且直接参与了对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知识更新。20世纪80年代，与哲学上趋于保守相反，整个社会理论倒是呈现出激进化趋势，马克思和列斐伏尔、哈维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福柯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综合性的社会理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24]而这一趋势给马克思主义也带来了挑战和压力，它的总体性视角、阶级立场和批判姿态都被极大地压抑了，即经历了“无害化”过程，这也限制了其理论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以1968年学生革命失败为代表的挫折之后重新激进化的一种重要方向
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三剑客的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1969年前后，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研究集中于城市，出版了《城市与乡村》《城市权》《城市革命》《资本主义的残存》《空间生产》等重要著作，强调都市社会的形成，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分析置于城市水平之上，打开新的斗争地平线，乃是对“68年5月”的直接回应。而哈维自己也解释了从《地理学中的解释》之实证主义立场向《社会正义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惊人一跃”，关键原因便是激进运动的触动。列斐伏尔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介入城市提供了基本概念工具，这使他的理论长期占据后来城市社会理论的元理论位置；而哈维则打开了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道路，从而对后来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经验和当代状况（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人中，相对特殊的是卡斯特。一方面，卡斯特的《城市问题》（1972年）比前两者更急切地表达了通过城市问题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激进干预的愿望，通过把城市结构和社会运动理论化，指明了城市斗争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他提供了一个在形式上更为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框架。这正是该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基本文献之一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重心是建立一种合理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对问题的实证分析。以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目标是以新的视角提出问题，以便为科学分析以及通过正确的政治实践解决它们创造条件。因为这一点，他的分析过于强烈地表现出形式主义特征，逻辑上的完备性恰恰压抑了其政治上追求的实践性。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二版（1976年）后记中，卡斯特自己也检讨，受阿尔都塞的影响，他的著作明显地表现出“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之混合物”[25]的特征。这也与阿尔都塞本人关于自己与结构主义调情之检讨所使用的措辞类似（阿尔都塞强调是“理论主义”），而由后者，我们可以确认，它必然具有“理性主义和思辨哲学”倾向。[26]当卡斯特克服这种倾向后，在20世纪80年代又逐步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成为另一种例子：要追求对现实的“完美”（即他本人在《城市问题》中批评的实证主义科学）解释，理论必然会在不断地现代化更新过程中走向双重意义上的保守。一种含义为保证自身的完备性而必然落入黑格尔式建构体系压抑问题的理念上的保守性；另一种含义是为确保自身解释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即理论的有效性）而必然把现实的合理性置于自身的逻辑前提之上，从而抛弃政治上的革命性，这也是黑格尔体系的典型特征。这正是本文讨论从城市社会学到空间社会理论变迁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尽管卡斯特的《城市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已经在其理论中埋下了那种变化的种子，但这并不影响其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中的贡献。原因便在于其明确地把城市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从认识论角度给出马克思主义回应城市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本书采取认识论视角，无论较之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城市科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多少都有点另类。不过，这并不难于理解。可以说，这一策略本身具有很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血脉，又极深地记录了“后68时代”新激进主义在起点上所面临的独特理论情境。从前一个方面来看，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所以主要表现为哲学的性质，乃是因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意识形态批判，而这多依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建和拓展；从后一个方面看，在检视1968年学生革命失败教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内外两个方面得到反思。从外（即主题运用）角度说，正如列斐伏尔的工作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问题的忽视得到纠正；从内（即认识论）角度来讲，正如后来结构主义在英语界的泛滥所表明的，从主体转向位置成为激进主义的新选择，而在这其中，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核心命题的重新定义具有关键作用。这两个方面产生的基本动态之一便是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分析深化或替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话语政治学是其重要后果。毫无疑问，卡斯特是这一转型过程中崛起的理论新秀。在确切的意义上，《城市问题》是一场双重的理论战斗，一方面是对都市主义城市研究（即所卡斯特所称“右翼”）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忽视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列斐伏尔、哈维一样，卡斯特试图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再定义来保持一种批判意识，通过对主流实证科学的批判来阐明一种革命的知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主张将焦点置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建构上。不同的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意义的理解上，他追随了阿尔都塞，从而产生了上文提及的他后来检讨的“形式主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开创者之中，卡斯特更典型地代表着社会学风格。其《城市问题》的目标便是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分析框架。在他看来，城市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斗争的焦点，而城市规划乃阶级斗争过程，这一点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因此，他试图将城市体系结构化为分析新的阶级斗争形式提供帮助。这也使其将理论重心放在城市结构模型的建构上。作为与主流规划科学、社会学等列斐伏尔所称“空间科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社会结构的基本假设上，如卡斯特绘制的图1所示，核心在于将静态结构转换成动态结构（过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社会分析中，城市实践体系（system of urban practices）构成焦点。
图1 卡斯特城市实践体系
注：箭头并不代表顺序。“系统中无触发条件”，因整个系统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统一结合体“通常不平衡”，不断地受阶级斗争影响。
资料来源：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ld，1977，p.264。
诸如此类的图式，为我们理解改变城市形态（结构或体系）所涉及的各种力量及其之间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但是，《城市问题》这一著作因为无法实现卡斯特改造世界之理想而被其本人放弃了，其理论框架并没有真正解决革命在主体与结构问题上所遭遇的疑难。那么，其理论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它代表着在城市理解的元理论上转向。卡斯特本人直接强调了关于空间理解的两种本体论假设冲突：一是“自然的给定性”（physical given），二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historically-constituted social relation）。《城市问题》当然是在后一假设基础上形成关于城市结构的描述，这与列斐伏尔和哈维是一致的。正是他们差不多同时出版三本著作以密集轰炸的方式使城市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开始注意空间生产问题，并推动整个城市研究在本体论上改弦易辙。
其次，它为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意义进行了理论上的辩护。卡斯特把城市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他把新社会运动视为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不管这个前提的形成，是出于其个人经历，还是对20世纪60年代革命经验的概括，从其论证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重要的便是在理论上把城市社会运动与城市规划和政策联系起来，强调通过社会运动强势介入城市规划从而实现城市体系改造的政治方针。[27]
最后，它也描述了以城市问题为表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结构性特征。在这个点上，卡斯特把消费问题政治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在他看来，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与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共同作用，使垄断在每一个领域都将消费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组织和理性化，其结果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压迫和工作之外的活动被强加了一种彻底的他律节奏。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结构和方式的变化。例如，凭借税收调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扩大等形式，国家机构以一种巨大的、系统的、永久的和结构上必然的方式对消费过程进行干预，这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整体的消费过程的组织者。在卡斯特看来，这便是所谓“都市政治”之根。[28]尽管撇开生产来消费肯定是成问题的，但就提出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这个问题来说，卡斯特确实打开了今天的城市政治学之视野。
以卡斯特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1968年学生革命失败之后，以城市为落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领域和方法上形成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因此，在总体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视为“后68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突围所形成的第一批最重要成果。同时，也正是在卡斯特这里，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蕴含在这种理论动向中的一种风险，即上文所述的完备性理论诉求最终对革命目标的压抑。固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即便有革命的理论，也不见得实现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的“正确结合”。更何况，在由偶然性积累而形成的复杂历史情境面前，那种具有“形式主义”特征的理论实践无法保证自己的纯粹性。我们看到两种变化的基本方向，第一种如阿尔都塞所示，他保持着激进主义立场但最终走向“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即在偶然的历史情境中无从决定的机遇主义；第二种则是曾经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最终走向普遍伦理呼唤的哈贝马斯。卡斯特则最终回到了他的老师阿兰·图雷纳的道路，在保持批判性立场的前提上走向宏大社会理论的建构。
（二）在与城市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空间社会理论的勃兴，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空间社会理论的流行最终消解了其政治性，将其收编为对当代社会结构无害的批判性视角
卡斯特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在宏大社会理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主流学者的例子。以其作为参照，马克思在今天主流社会研究各个领域中的异常增殖便不难理解。在多数的例子中，马克思不是C.赖特·米尔斯所批评的那种“宏大理论”的注脚，而是那些机智的社会批评之灵感。在其中，试图以完备的结构化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吉登斯是一个完整的例子。
从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空间化浪潮来看，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只是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分支。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地理学不仅是直接在马克思那里，而且更多在福柯等人那里汲取营养的，由此形成地理学、哲学、文学批评以及其他领域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使传统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社会理论的兴起便是对这一语境的一种描述方式。作为在这一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重要代表，德雷克·格利高里曾经在其《地理学想象力》一书中对这一变迁做出详细的叙述和分析。[29]格利高里使用复数形式的imaginations，表明在城市、地理、空间研究方面存在着多种视角。不过，这些视角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克利福德的旅行文化理论（traveling cultures），哈维的“地理学想象力”（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以及詹姆逊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体现了“联结、跨界和越轨”特征，即把当代创造性的和进步的政治学之中不同观念结合起来，把不同知识领域、不同立场以及理论和实践联结起来，打破学科话语的藩篱以及它们与权力的联系，推动伦理和批判的实践，从而创造全新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在格利高里看来，这便是地理学想象力的要义所在。[30]由此而言，在当代关乎城市、地理和空间的言说，很难纳入传统的单一学科视角，它们最终的归宿，用便利的方式来描述便是社会理论。反之，社会理论也只有落脚于地方、空间、景观，也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价值。
格利高里本人的研究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推动社会理论的空间化也是其基本旨趣之一。这可以从其与约翰·厄里共同编辑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1985年）一书中清晰地看到。该书可谓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空间性推进社会理论以及从后者拓展前者的一种努力。正是在这样的例子中，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地理和空间结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也显著地暴露出来。从积极方面看，无论源自马克思主义向城市领域的拓殖，还是出于地理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挪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空间”语言试图从社会关系角度打开当代地理及其运动规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从消极方面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理解和运用，还是在“空间”“城市”的理解上，共识很少，争论很大。争论源自多方面的原因，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差异，到研究范围和视角的扩大带来的理论适用性问题，再到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实质的认识不同，等等。这些争论的存在，对于格利高里提出的目标来说无疑也是挑战。[31]当然，在多样性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共同倾向，在此我们简要地讨论两个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具有重要影响的方面：一是分析从具体的物质环境向抽象的空间转移；二是分析重点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向更宽泛的社会关系的转移。
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在多数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空间实际上等同于社会。不过，在这种等同中，隐含着不少至关重要的错误假设。例如，它排除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之自然构成。这一点，赛雅已经指出了。在他看来，自然现象只有通过社会媒介才能为我们所知，这一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毫无关系，它们是不依赖社会现象而产生的。[32]通过赛雅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此类误解的原因，在归根结底意义上，乃是因为诸如“空间”“时间”“过程”等乃是无内容的抽象。我们突出这些抽象，实际上反映了把握具体环境性质的无能。较之马克思《资本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当然是一个退步。因此，赛雅的强调十分有益，“跨国公司知道如何利用的不是空间，而是那些处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的不同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里的原材料，那里的富足市场，这里的廉价劳动，那里的管理运动等”[33]。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以批评立场著称的社会理论研究，恰恰从这些过程撤出，转向宏大而抽象的形式化主张，为多元、差异和开放价值辩护，重复一些正确的废话。
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许多学者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主要涉及资本生产，而将劳动力仅仅视为资本生产过程的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之生产过程的分析。正是这一原因，当代社会理论突出劳动分工与劳动力的生产、阶级形成之经济过程之外的社会进程影响。对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当然有其现实的基础。阿尔都塞曾在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正确地指出当代劳动力生产何以极大地转移到直接的生产过程之外，从教会、家庭、学校到媒体等各种机构如何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范围和深度上的拓展。不过，把眼光移至狭义生产过程之外并不意味着告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业已展开的广义生产关系分析，那样做的结果便是把阶级关系还原为社会生活的抽象差别。正是这一原因，差别在多元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中，一方面成为替代现代性早期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教条，另一方面成为最终的不可能。因为在逻辑上，它已经成为排除社会不平等的抽象的平等。
从上述两类例子看，在社会理论的勃兴中，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牢牢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恰恰是以磨平自己的批判矛头为代价的。
（三）如果说社会理论试图维持自己的科学身份或地位而执着于解释时，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安然寄于其中，那么，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拓展城市、地理和空间分析呢？这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全球发展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
从西方理论界的例子看，卡茨纳尔逊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卡茨纳尔逊在阶级的社会史分析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并提出了一种比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宏大而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构想。[34]说其宏大，乃是因其旨在完整地说明从封建主义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历程以及在其中工人阶级的实际表现及其当代命运；说其严谨，乃是因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特别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开辟的阶级分析视角）介入城市—空间议题，从而使之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分析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卡茨纳尔逊看来，恩格斯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之间令人振奋的联姻，尽管在后续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令人遗憾地中断了，但为回应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和阶级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基本框架。因此，在今天，重新检视如下三个维度的议题仍将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的基本任务：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规模过程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为资本积累地点的城市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城市形式与阶级意识和集团意识之间的联系等。这些问题，也正是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之基本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长期难题所在。卡茨纳尔逊基于美国经验所做的分析及其结论具有特殊条件限制，其结论之意义不可轻率放大。不过，他的思路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建议确实值得重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力图不只是限于理解资本主义内部的日常生活，或弄清对分析发现挑战的关键因素、结构和能动性。对马克思本身来说，能够分析特定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理论工程，安居于他全面理解和塑造时代变化的野心勃勃的工程之中。特别是，马克思力图提供种种方式以说明变化、历史和能动性，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只要能与特殊情境中主体的自觉行为联系起来，就会成为历史性的时刻”[35]。
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在资本主义分析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本身就是同一研究过程两个互动的维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旨趣便是在这种互动中打开新的社会历史实践。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为现代提供一种完美的解释，而是发现改造世界的机会。列斐伏尔的著作，为何总是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张力？哈维的分析，何以总是贯穿着一种乌托邦的焦虑？基本原因正是在这里。
五 从人本主义地理学到政治地理学或空间政治学：空间的政治化与马克思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研究结盟的过程中，社会理论倾向于压抑马克思主义之解放旨趣，但在理论的表层，以马克思作为资源推动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的激进化却是极为显著的冲动，甚至政治地理学或空间政治学在今天人文地理研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理查德·皮特是20世纪70年代激进地理学的旗手之一。他强调，“当资本主义进入其晚期阶段，资本国际化的阶段，地理类型的矛盾也就在如下方面不断加强：中心地区的社会矛盾；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中心之间的矛盾；中心与腹地之间的矛盾。直面这些矛盾，将是地理学的任务。在此意义上，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将是不可避免的”[36]。换句话来说，当代社会矛盾推动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关于社会矛盾的分析，正是后者的强项。当然，原因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把空间、环境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而其核心关注则是生产中劳动的创造潜力。无论其旨趣和方法都满足了地理学发展的需要。由此不难理解这种结盟。其后，皮特总结道，“马克思主义者将地理从濒危的、不相关的，或者更糟的是成了区域科学穷亲戚的领域中挽救了回来”[37]。
正如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1998年）总结的那样，20世纪后半叶英语界地理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挪用，不止一种路径。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地方与景观的关系等整合成一幅人类活动——在空间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总体系统，这使地理学成为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成为可能。不过地理学家们试图援引马克思主义时，他们面对的却不只是一种传统，如经典作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每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能够为地理学研究打开空间，也具有自己的局限。
这就把地理学家们置于选择的境地，甚至把他们拖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争论之中。而那种争论，最终又造成地理学家群体内部的分化。这一点可以用斯瑞夫特和哈维代表的两种不同路径之间的关系典型地说明。斯瑞夫特的技术路线，是从主体与结构之间互动入手阐明社会生活过程的趋势。对这种趋势的形成，结构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不是正面促成的，因为它恰恰起因于对结构主义关于主体（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之压抑的不满。英语界地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受法国理论影响较多，在其中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又处于显著地位。他的“过度决定”观点，有助于阐明空间实际形成过程之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不过，其最终把空间生产投放到偶然的境遇或随机的过程之中，使主体成为不可能，又破坏着地理学所要求的科学上的确定性。在此语境中，斯瑞夫特试图从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入手，以地理作为入口为主体与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一种解释。早在1980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试图通过马克思的“积极的生命过程”概念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有关社会行动的分析结合起来推动地理学的进展。在斯瑞夫特看来，“积极的生命过程”必定在时空中发生并且是社会理论旨在回应的那种决定作用（determination）之关键因素。[38]
不过，这并没有能够解决主体问题。因为，正如阿尔都塞正确阐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分析采取总体化的视野，乃是现代社会本身结构使然，物化只是那种结构的表现形式，在那种结构中，现实的人只能以社会结构的当事人（agent）形式存在。马克思试图以阶级分析来回应这种难题。更复杂的是，20世纪70年代日隆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在全球深化了资本主义实践，使阶级问题更加暧昧。在此背景中，受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影响以及新社会运动支持，种族、性别、少数以及多元价值渐渐被激进理论接受为新的主体位置。这也就是上述地理学后现代化的背景，也为先前左派地理学家重新激进化提供了支持。阿什·阿明和斯瑞夫斯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把流动的位置或流动的主体置于中心地位。
在他们看来，左派是一个永无止境和永不变色的政治事业，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停泊地（there is no anchor）。因此，他们主张，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不必抛弃长久以来左派坚持的规范价值，如平等、社会正义、生态责任、互惠性等，不过，如果要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而同时又保留差异的话，则必须认识到这些价值是如何之广。他们强调，“基于私有财产、人性化（humanity take）的形式、权力形式等多方面都在当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处在进一步的变化之中，我们不可能继续停留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前提上，而是为争取再分配的斗争建立更宽泛的基础”[39]。
在某种意义上，与拉克劳和默菲在1985年出版《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引发围绕“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相似，阿明和斯瑞夫斯在地理学中热情拥抱后现代主义多元价值的做法，也招致这一领域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例如大卫·哈维及其学生尼尔·史密斯。史密斯率先发难，同年便在发表《何谓左派？仅仅指未来》（What's Left？Just the Future）一文的《对立面》（Antipode）上发文，模仿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的标题，指责他们的地理学描述的只是“商业阶级的平坦的多元主义世界”[40]。这里的“平坦”之意便是消解了阶级的太平世界。这一点，哈维讲得特别清楚。在他看来，左派地理学不仅吸收了大量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概念工具，而且广泛采取了多元主义观念，但由此回避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哈维认为，在当代阶级力量在全球到处重构的背景下，这种去政治化的地理学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庸俗和值得怀疑的。哈维戏称，这种左派地理学，受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影响，“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但产品却也变得平庸”[41]。
阿明和斯瑞夫特为之辩护道：“确实，我们反对对马克思进行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解读，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读法，将资本分解成社会关系，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将辩证法理解成不仅是综合，以及将创造性和发生指认为资本主义连续性和转型的基石。”[42]实际上，通过与马克思的松散联盟，这些地理学家试图揭示当前左派斗争的多样化场地和不同价值联合起来的多种途径。
当然，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逻辑评价这种趋势。事实上，从积极的意义来说，诸如阿明、斯瑞夫特、卡斯特等人，确实推动了左派地理学家更具现实主义风格的研究，从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和劳动力分工到城市文化等不同层次都形成了有启发性的成果。泛泛地说，他们持续地推动了地理学的政治化，使政治地理学或空间政治学成为一种潮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介入开放的地理问题争论打开大门。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必须警惕当前这种潮流之中的重要倾向。如果不能正确地分析当代资本生产的全球机制，揭示其内在矛盾与后果，而满足于多元价值的鼓吹，必然会在政治化口号下陷入重新定义空间本体论性质的思辨争论。梅西的《保卫空间》是最近的重要代表。该著作明显地放弃了其早期对生产关系在空间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之经验分析，而转向对“差异”的空间视角的本体论论证。即通过将空间指认为相互关系的产物、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共存以及不断构造的过程，从而打开空间政治化的道路，为“差异”提供实现的基础。在一个通过关系制造出来的世界中，必然存在着政治。但梅西提供了何种视野呢？一种永不妥协的精神（战斗的）、一种对开放性的执着、一种对差异的想象（对某种特殊性、别样世界的要求），最终一种对偶然性的渴望（打破本质主义、决定论和整体论的冲动）。
这是不错的，但这不是真正的政治内容。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这一点：资本主义带来了个人自由的要求，但它的问题是，绝不会使自己创造的丰富的物质世界成为人们自由生活的条件。也就是说，真正的政治不是为所有这些价值进行辩护，因为它们之所以值得追求，乃是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所带来的客观趋势，真正的政治为实现那种趋势创造条件和打开道路。在今天，重返本体论，令人遗憾地呈现出政治的退却。
六 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确切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不断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一方面，直接源自资本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运动现实发展所造成的新的激进形势要求；另一方面，也至关重要地受制于知识生产以及学院制度。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无休止的争论过程。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例如弹性积累或后福特制，人们不断重构甚至替代了马克思的分析前提，例如把政治和文化较之于经济的主导地位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概念发挥着一种复杂的作用。尽管有关“空间生产”的基本观念可以说直接来自马克思，因此突出空间对诸如无产阶级的实际表现之作用时，从阶级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情境产物的角度可以恰当地说明20世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缺失和斗争动力减弱之现象，但同时也可能不恰当地把社会历史进程的确定性投放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不确定的偶然性进程之中，从而压抑了理论的解释力。就后一个方面说，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社会理论中拥有显赫的地位，但推动理论进步的那种原始的实践意识逐步消融在对世界的解释之中。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城市乃至空间研究领域的增殖，尽管其理论视野得到了扩大、方法也得到了更新，但正如西方学者争论的那样，其政治性却模糊了。在此背景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在当代的重构，主要意义不在于获得直接上手的理论资源，而在于识别问题，即城市问题的根源、可能的城市世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回应这些问题的潜能。
同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资源融入当代社会研究主流，尽管在多数情境中，不再直接以马克思名义在场，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并非坏事。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马克思的直接主张不再具有实现它的条件，继承马克思的精神推进现代性本身向更高级的和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仍然是知识的义务。在这一意义上，即便是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式”解读也具有积极意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对当代西方各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而政治化的城市、地理和空间分析，以及他们由此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抱着同情的立场。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和政治义务，即在定义进步方向的基础上为进步政治学之实现创造条件和打开道路。这一义务是由对时代条件的科学分析所维系的。如果说《资本论》代表着马克思在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实现的那种分析，那么在今天，与21世纪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是这种分析的基本要求。
From Marxist Urban Sociology to Space Politics
—Lessons from Western Humanities Research
Hu Daping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examples of philosophy，geography，urban planning，political science，social theory and other field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Marxism and urban，geographical，and spatial research，analyzes their combination points and contemporary excitement points，and identifies their highlights and stains.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understanding Marxism and urban research is possible to construct in terms of meta theory of space，contemporary social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olitical science，but the combination itself stems from the new theoretical needs of social life changes.Therefore，its focus is always o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oday's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cesses，rather than defending the multiple values of ecology，gender，minority，which are popular in the contemporary era，nor is it an abstract way to uphold justice and rights.
Key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Space Philosophy；Space Political Economy；Space Sociology；Space Politics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哲学和城市批评史研究”（11＆ZD0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胡大平（1969～），男，江苏句容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3]在这一历史中，跨越既有学科间的壁垒，实现不同知识的结合，从而打破僵化思维，始终是一种显著趋势。不过，我们将哲学作为落点，既源自研究者本身的学科偏好，也因为作为元理论的哲学始终是那种关系实际展开的中轴。作为环境，城市是如何在各种主客体力量相互作用中生成和发展，又如何作为一种特定结构推动社会分化并赋予不同群体和个人以意义，并最终为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整合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舞台。
[4]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p.325-327.
[5]胡大平：《马克思与城市》，即将发表。
[6]之所以将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兴起的三剑客，乃是因为列斐伏尔从元理论上揭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个一般命题并基于此提出了空间政治学问题，哈维以城市化作为切入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历史理解问题，而卡斯特则从当代消费社会的经验出发强调了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之斗争（即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和特点。
[7]Donna 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1，p.45.
[8]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96，pp.195-196.
[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91.
[10]其1973年出版的《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被公认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讨论城市形态的著作。在塔夫里看来，“一种清晰的建筑和城市化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澄清缺乏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偶然的和历史的现实，使之摆脱神秘的形式，那种客观性和普遍性隐藏在艺术、建筑和城市等统一的东西之中。它也将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水平，借由这些认识，阶级运动得到回应”（Manfredo Tafuri，Architecture and Utopia：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6，p.179.）。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其1968年出版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是建筑学中第一本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意识形态批评著作。
[11]〔澳〕亚历山大·R.卡斯伯特编著《设计城市：城市设计的批判性导读》，韩冬青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12]〔澳〕亚历山大·R.卡斯伯特编著《城市形态：政治经济学与城市设计》，孙诗萌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13]〔美〕亚历山大·加文：《规划博弈：从四座伟大城市理解城市规划》，曹海军等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07页。
[15]〔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312页。
[16]列维-斯特劳斯不止一次声称，不仅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许多重大观点都来自或得益于马克思。例如，他说过，“甚至结构概念也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学者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做，目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研究”（〔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362页）。如果属实，那么他的研究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曾经断言，“马克思本人就建议我们揭示作为语言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的象征体系”，并强调自己的象征理论直接受益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此是唯物主义的（同上书，第104页）。甚至，“在《人种与历史》中所论述的在静止的历史、波动的历史与累积的历史之间的区别是能从马克思本人那里推导出来的”（同上书，第367页），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提供了关键性证据。简言之，不管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马克思的理解是否可靠，他关于自己与马克思关系的判断是否准确，至少他的主观意图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正是关系体系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面貌，人类学是一种关于关系的一般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最核心贡献之一也是从关系的角度揭示人类历史变迁之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关系，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又构成生产方式。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存在着两个极化的误读，一是主流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把生产方式分析不恰当地还原为经济决定论，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在此路线上达到顶峰；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把唯物辩证法发挥为阶级意识决定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将这一主体哲学路线推至极端。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作为切入点，基本意图便是避免这两极而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物化批判转换成科学语言。我们看到，尽管无法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归结为马克思主义（这在理论上也是无意义的），但对萨特的批评和关于结构因果性的分析最终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爆破效应。
[17]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6.
[18]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30.
[19]在这本书中，哈维提出的社会空间哲学构想与列斐伏尔同期提出的“空间生产”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虽然在“结论和反思”中专门评论了列斐伏尔，但不仅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一书还没有发表，其《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城市革命》两书也是哈维完成了《社会正义与城市》主体部分才读到的。简言之，哈维关于社会空间哲学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原创性思想。
[20]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34.
[21]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p.13.
[22]〔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4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69页。
[24]在许多流行的社会学教材中，福柯、鲍德里亚、哈维、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等这些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直接关系的学者都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参见〔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
[25]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ld，1977，p.438.
[26]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材料》，《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18页及其后。
[27]必须指出的是，卡斯特将城市问题政治化的逻辑框架是相当复杂的。从图1来看，他把城市规划过程区分为三个变化层次，即由大众参与的“管制”（regulation）过程、由各种主张推动的“改革”（reform）过程以及由社会运动产生的“变革”（transformation），而其目标便是为第三个层次打开空间。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他既对城市规划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论化，例如强调规划也包含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表达则包括在社会关系得以定义的领域中的全部政治斗争，也对政治的含义进行再定义，从而为革命理论的作用做出辩护。简言之，他试图从背景（即支持）、结构和主体等多层次的作用来解释城市变迁的不同状态，从而为实现革命目标的行动及其条件提供标准的路线图。
[28]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ld，1977，p.459.
[29]Derek Gregory，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4.
[30]Derek Gregory，“Reflection：A Geographical Unconscious：Spaces for Dialogue and Difference，”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85，No.1（Mar.，1995）.
[31]格利高里提出的目标是，“将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一部分学术空间缩至最小，为理论研究和经验工作制定一个新议程，从而探索一个全新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共同基础’”。〔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等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7页。
[32]〔英〕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载〔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等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60页。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任何特定的地方，人类生存的具体环境，都包含着自然前提，其既是空间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的界限。我们所称的环境或生态问题，当然是人类活动的后果。这意味着，如果不彻底改变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塑造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不过，不应该忘记的是，正是通过生态危机，我们看到了人类活动的自然界限之存在，自然界的再生有其不受人干预的规律。这是我们必须在城市化政策中考虑包括生态足迹等自然条件之原因。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按照经济学的意见，作为我国首位城市，北京、上海的规模仍然不够大，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城市结构、城市生活生态成本（生态足迹）等引发的自然界限。如果说由于总人口规模较小，欧洲各国的首位城市的实际规模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以13亿人口基数来计算，结果将是什么，这正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33]〔英〕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载〔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等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54页。
[34]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即“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城市，将城市—空间问题用于马克思主义，我将在与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和有关结构、能动性和决定因素的社会—理论问题的联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美〕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第86页。
[35]Derek Gregory，“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4.
[36]Richard Peet，“Societal Contradiction and Marxist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69，No.1.
[37]〔美〕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27页。
[38]Nigel Thrift，Spatial Formations，London：Sage，1996，p.91.
[39]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What's Left？Just the Future，”Antipode，Vol.37，pp.220-238.
[40]Neil Smith，“What's Left？Neo-critical Geography，or the Flat Pluralist World of Business Class，”Antipode，Vol.37，pp.887-899.
[41]David Harvey，“The Geographies of Critical Geography，”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ew Series，Vol.31，No.4（Dec.，2006），pp.409-412.
[42]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On Being Political，”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ew Series，Vol.32，No.1（Jan.，2007），pp.11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