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等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的纪念年。2019年又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政治经济学界围绕这些重大节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研究和反思，对经济实践中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呈现了大量具有时代感和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具体来说，2019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系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深刻提炼发展特点、理论创新和不足之处，丰富和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例如，顾海良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展现了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创新和拓展，最后建立“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历史路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和根据，以“第二次结合”为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突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关系的整体研究。在理论逻辑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本质问题，也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全过程的理论主线；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中，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主题；新发展理念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导。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向。张卓元认为，纵观中国经济学70年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在正确掌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掌握至关重要。经过近70年艰辛探索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根据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国情确立的。第二，重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研究和确立中期发展目标首先要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还要契合阶段性特征。第三，服务于改革发展，以改革发展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和发展。第四，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逄锦聚认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振了信心。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力度还需加大，需要进行深度回顾，将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理论发展进行整体性的完善。

二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体系化、系统化研究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系统化”研究，成为2019年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张占斌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其理论母体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承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价值遵循的同时，也借鉴了国外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和重要术语，如“看不见的手”、市场失灵、现代产权制度、制度性交易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是习近平本人对经济问题探索与实践历史积淀的总结。张开等学者则从理论底色、本质特征、根本立场、主要内容、工作主线和思想方法等六个维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认为六个维度构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其理论底色；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是其本质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其根本立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其主要内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其工作主线；运用辩证方法做好经济工作，是其思想方法。还有学者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来源。例如，赵炎才和赵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最重要的有四个：一是理论形态显现为秉持原理、兼收并蓄与学说创新的持久共存；二是历史发展体现为立足现实、注重根本与顺应潮流的不断递进；三是基本内涵呈现为聚焦发展、积极坚持与多维平衡的密切链接；四是内在实质凸显为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的有机结合。陈柏良和李闽榕则指出，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思想的长期动态、持续推进、逐步深化、创新拓展和不断升华的演进过程与脉络轨迹，呈现了其“实践—研究—实践”的双向互动、双重创新、有机统一和完美融合的理论渊源与方法特色，展现了其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和深邃思想，为研究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其中，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根本指导思想，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以解决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实现有机融合为最根本的理论核心问题，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最大特色（根本特色），站在人民的根本立场，以科学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为根本目的，以总结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经验、探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为重要内容和方法。还有学者对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贡献进行了探讨。如胡晓宇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阐释呈现三条进路：一是提出“人民主体”与“共同富裕”相融合思想，重视社会个体的经济价值主体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二是以“供给侧”为着力点提出经济结构性改革方案，推动经济发展重点从“社会总生产供需总量”转向“社会总生产供给结构”，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要素理论的内涵；三是将自然生态纳入经济伦理范畴，主张发展“生态经济”以实现人民群众对物质与生态的双重需求，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趋于完备。

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所显现的重大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各种发展中的矛盾愈加突出，政治经济学界围绕“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扶贫与贫困问题的再认识”“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积极成果。刘伟、蔡志洲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理解高质量发展，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具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谢富胜等指出，企业要努力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推进关键部件创新，获得全球制造的标准制定权。通过构建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之间的国内生产网络，满足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高培勇等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四个转向”——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与“四个转向”相对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转体现为“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转型，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深入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数字经济的兴起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为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江小涓分析指出在网络与数据时代，技术迅速发展，社会高度联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变化，市场秩序的构成要求和形成过程也在变化。如何重新划分各个界面，如何有效组合各种途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这将是今后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关于国有经济的改革比较集中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季晓南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是增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个活力的重要动力，是竞争性市场结构形成的助推力量。张晖明认为，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是在现代公司制度框架内，在明确终极出资人的基础上，以出资与用资关系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的又一创新，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重要举措。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要确保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宋方敏指出，要客观辩证把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性、目的性、共融性和风险性，防止因私有产权进入而改变全民产权性质。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须深刻把握“两个做强做优做大”的改革总目标和“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方针，坚守防止颠覆性失误的底线原则，选择正确的改革方案和举措。葛扬认为，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从“两个毫不动摇”到“两个都是”的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化，通过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推动“两个健康”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理论拓展，将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进行理论突破。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如下。孔祥智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总体开局良好、农产品贸易稳中有增、“生态宜居”初见成效。从长期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呈现三大趋势，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刘守英等认为，农地“三权分置”是继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改革后对中国农地权利结构的顶层制度设计，旨在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实现农户承包权与耕作者经营权分离的法定和对承包权与经营权实行依法平等保护。洪银兴、王荣认为，“三权分置”的改革在土地集中和统一规划基础上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其目标是根据发展现代品质农业、提高附加值要求选择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以土地资本来选择土地的经营者，以推动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高帆认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当前可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下乡、新型农民形成、信息技术应用、各地自发实验、补贴政策完善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的政策建议。探索城乡融合的可行机制，需要从多角度推动改革走向深入。于晓华等认为，土地政策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并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遵循土地使用权改革与财产权改革“两手抓”并以财产权改革为重的总体思路，在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土地征收四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与深化。在“精准扶贫与贫困问题的再认识”方面，在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经验。李小云等认为，中国扶贫政策为应对21世纪以来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挑战，在扶贫领导体制、贫困治理机制、扶贫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创新。黄薇认为，针对扶贫攻坚工作中发现存在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新现象，以提升保费补贴程度和住院报销比例等为重点的倾斜性保险扶贫政策，对帮助脱贫和防止返贫具有积极的影响。现阶段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尾声，巩固脱贫效果，防止返贫发生尤为重要。围绕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机制，许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余永定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根源是美国不同阶层的分配问题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中国的强大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禁运和封锁就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链。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关税、投资、技术、汇率和金融多方面，可能是持久的，难以在一代人中得到解决。中国一定要坚持战略定力，加速市场化改革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切切实实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新成果。主要反映在对国家理论与世界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再生产与经济周期研究、数字经济研究等方面。2018年孟捷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出发建立的具有内生性的国家经济理论，以及杨春学从国家观角度对“国家”重要性的论证，引起学术界对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关注。王立胜与张弛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指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超越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普遍现象，在后发经济体赶超、经济稳定运行、参与全球竞争等方面都需要国家参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体性是国家主体性的应有之义，是国家主体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从国家主体性的角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思考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稳定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李帮喜等通过将马克思经典的两部类再生产图式拓展为包括固定资本、一般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三部类再生产模型，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量化宏观模型，为系统研究宏观结构调整与效率变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马慎萧从金融化的角度对劳动力再生产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过程中，金融资本不仅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而且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进行了有效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一方面缓解了工人工资不足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持续加深工人家庭的被剥削程度。胡乐明等发表的《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与解析框架：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新拓展》中提出，由于缺少兼容中间层次分析和技术革命重要性的系统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也未能确立一个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全面的方法论基础。他们以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解析经济长波的中间层次概念，构建了一个长波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数字经济研究的视野聚焦在平台经济方面，涉及社会再生产、资本生产过程等环节。谢富胜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平台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谢富胜等认为，平台经济是适应数字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亦即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依靠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以及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种生产方式，由于数字平台的技术特性及资本对平台的垄断，塑造了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从而导致了就业的不稳定和工资收入的不稳定，使资本积累的逻辑渗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生产方式，仍然无法克服资本积累规律揭示的内在矛盾。姜宇在比较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特征，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三大特征进行了批判，即用户活动的使用价值被无偿占有，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交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以及普遍的人的无产阶级化。同时指出了数字资本原始积累的其他特点。一是资本主义在空间地理上的扩张是有限制的，但平台的生产过程不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只要技术不断发展，原始积累就不会停歇。二是技术在生产中起主导性作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劳动者（计算机工程师）和大量的网络用户，而不再需要普通的劳动力。以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须集中大量的劳动力，而平台的生产过程并不需要大量的工人（雇佣劳动者）。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对新帝国主义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和性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垄断组织的真正代表。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跨国垄断资本和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强化。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五是经济本质和大趋势。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张严通过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研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处境恶化，劳资关系进一步失衡。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观念基础的破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和“华盛顿共识”的推出直接导致了战后欧洲“福利国家”观念的解体。三是人口老龄化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威胁。老龄化导致社会公共服务与财政支出面临着更大压力。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挑战，医疗费用支出越发庞大，老龄照料服务机构供不应求，针对老年人的基础设施严重欠缺。四是世界格局变化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影响。共产主义制度的冲击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得以产生和维持的重要原因。东欧剧变之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存在基础不断瓦解。

从以上粗略的梳理来看，2019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十分丰富和精彩，既有对基本理论的澄清和深化，也有对错误观点的批评和纠正，还有对新理论新现象的评介和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回应。

对于2020年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几点简要的展望。

一是聚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和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交汇之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要求，需要政治经济学界给予扎实的回应。因此围绕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是一个热点。

二是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期待能产生更多更有深度的成果。

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理论的追本溯源可能形成一个小高潮。尤其是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等，将有一轮重读、重释、重介经典著作的研究热潮。

四是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主的世界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或将成为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

五是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进一步扩展，对于世界经济走向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不应小觑。尤其是涉及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会更加激烈，这将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

本书由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设计总框架，张旭、胡怀国进行报告写作的组织和协调。具体写作分工如下。前言：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题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进展”：郭冠清、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题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进展”：陈柏良（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专题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进展”：张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题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进展”：周煊、郭义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题五“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李连波、孙小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题六为年度专题“新中国70年研究”：陈雪娟、赵伟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9年政治经济学大事记：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9年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论文选目：隋筱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对全书进行了统稿，胡乐明审定全书。

本报告是年度性的，但是研究的主题具有连续性，因此个别专题或问题会适当地上溯。同时由于专题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问题以及资料收集可能存在遗漏问题，还请各位同仁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