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向学术界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同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了如何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实施路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对于如何更好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方福前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何和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一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方福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而产生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理论体系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西方经济学在产生之初就有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支撑的辩护性和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性。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使我们可以把它的有用性从其理论体系中分离出来，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就是当时的英法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当年对待英法古典经济学的模式仍然可以作为今天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样板。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方面，方福前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运用、创新和发展，是能够指导和管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济学。虽然中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不同，但既然是市场经济，就有共性的一面，这种共性是不同制度的市场经济交往和共存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撇开了制度分析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况，其不少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是有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况，也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从而形成既有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又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体系、内容和特色。

在如何更好地借用西方经济学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方面，方福前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按其政治倾向性来划分，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治性的经济理论、主干性的经济理论和基础性的经济理论。根据这一划分，可以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实施三种“手术”以进行“中国化”改造。一是“剔除术”，即去除西方经济学中与我们的政治取向不同的内容和建立在西方利益立场上的内容；二是“整形术”，即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建立在与中国的现实条件或中国国情不符的前提和背景上的理论，需要对它们经过手术改造和加工才能加以运用；三是“移植术”，即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主要是描述市场经济共性或不同社会制度下构成市场经济的共同基础是什么等基础性理论则可以直接拿来用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方福前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种子基因，它扎根、成长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沃土，吸收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营养，同时，它的体系又是开放的，积极汲取一切历史的、外来的营养元素，不断壮大发展着自己。[31]

洪银兴认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二是要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三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洪银兴认为，一是它要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为政治经济学能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清楚；二是它要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职责；三是它要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潮，但不仅是当批判家，还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32]

目前，广大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等宏观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逻辑体系的构建以及核心理论的确立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而核心理论的确立直接关系到理论体系构建乃至整个学科的发展。刘谦、裴小革认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核心理论的定位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阶段，要能够鲜明地体现这一理论体系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定位需要从方法论意义上借鉴马克思在构建其经济学体系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上述两个基本原则为依据，可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