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朝晚期西方逻辑的输入及传播

明朝晚期，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初现端倪。在思想领域也悄然发生着些许变化，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渐渐摒弃原来的王学末流和佛教末流的空疏学风，而主张和注重“实学”“实行”的经世致用之学。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使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成为可能，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思想，拉开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和碰撞的序幕，同时也开启了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历程。追溯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历史，不得不提到徐光启译《几何原本》和李之藻译《名理探》。徐光启发端于前，翻译《几何原本》，首次把一种全新的演绎方法介绍给中国知识界。李之藻紧承其后，穷数年之精力，与西方传教士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1587-1653）通力合作，把集中体现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名理探》译成汉文，这是第一部传入中国且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

一 徐光启译《几何原本》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明代科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

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传教，他带来了自鸣钟、三棱镜、日冕仪以及《几何原本》《逻辑》等中国士大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物、西学。这些西物、西学令中国士人大开眼界，而更令中国高士服膺的是利玛窦的学识与辩才。一种外来的宗教要征服遵奉儒学的中国士大夫谈何容易。然而，利氏善于形上思维与逻辑推理，在与中国士大夫的论辩中，从思维方式、方法上便占据了上风，这让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极为钦佩。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该书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配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将古希腊的几何学知识建构为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这与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叙述方法大相径庭。难能可贵的是，徐光启作为首先接触这一严密逻辑体系的人，就立即发现西方演绎方法的独到之处。他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3]徐光启敏锐地发现《几何原本》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体系的自明性。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西学方法的精髓在于，探讨科学命题，是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的，达到普遍的有限认识，通过逐次归纳达到更为广阔的概括，在归纳综合的基础上通过演绎而得到比较复杂的观念。并且，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融会贯通到“十事”中，即天文气象、水利、音律、军事、理财、建筑、机械、地理测量、医药、钟表制造。就当时的国人来说，这可谓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几何原本》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几何学本身，有的论著将它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结构的教科书。例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就把它看作“是哲学的最完善的引言和入门”[4]。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西方文明之飞速发展，就是以欧几里得（Euclid，约前330—前275）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进行系统实验的方法这两大成就为基础的。徐光启也意识到，此书的重要价值远不止是一部数学教材。他认为，《几何原本》能使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从事实践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指出中国人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5]。这种预言不能不说极富远见卓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与近代科学相符合的思想倾向，当时几乎找不到能够真正理解它的知音，只有《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精辟地把《几何原本》称为“西学之弁冕”。

几近两个半世纪后，《几何原本》的价值方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重视。例如，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专门讨论了《几何原本》中有关三角形定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叹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6]。康有为则按照《几何原本》的论证方式撰写了《实理公法全书》。《几何原本》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演绎方法，道出自然的和谐与合理的法则之所以然。及至清末民初，几何学已成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作为演绎的典范逐渐为世人知晓、传承和研习，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初等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追根溯源，徐光启译《几何原本》可谓功莫大焉。

二 李之藻译《名理探》[7]

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义，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万历举人，进士，明末著名学者。他与徐光启一样，十分倾慕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1623年，李之藻与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开始合作翻译《名理探》一书，由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于1629年完稿。《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此处所谓辩证法系指纯抽象的推理方法，实际上是传统形式逻辑。该书是16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Coimbra）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原版系拉丁文，主要内容是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基本上代表了经院逻辑的面貌。原书分为上下两篇，共25卷。上篇分为“五公”论和“十伦”论。下篇分亦为两部分：一是有关名词、概念、范畴等逻辑问题的论述和解释，二是对命题、三段论及逻辑规律等问题的介绍。

李之藻所译总计十卷。在译本中，李之藻指出了“名理探”即逻辑学，就是“循所以明，推而通诸未明之辩也”。他还进一步把“名理探”分为“性成之名理探”和“学成之名理探”，认为“性成之名理探，乃不学而自有之推论”，“学成之名理探，乃待学而后成之推论”；逻辑学主要探讨“待学而后成之推论”。该译本主要探讨的内容是“五公”“十伦”。“五公”，又名“五称”，指宗、类、殊、独、依；严复则译为“五旌”，即类、别、差、撰、寓；用当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五类概念”，即类、种、种差、固有属性、偶有性或偶有属性。“十伦”是指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暂久、得有，它基本上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划分的。严复译为物或质、数或量、伦或对待或相属、德或品、感或施、应或受、形或势或容、位或方所或界、时或期或世、服或习或止。相当于今译的实体、数量、关系、性质、主动、被动、姿势、地点、时间、状态。李之藻认为，要想掌握推论方法，必须先以“五公”“十伦”为其预备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些基础知识才能推论名理。

《名理探》全书近30万字，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只有3.5万字，充分反映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烦琐特点。然而，《名理探》的影响在逻辑史上却是相当持久的。这部书达辞“艰深邃奥”，李之藻与傅汎际反复琢磨、字斟句酌，整个译述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这种一丝不苟的翻译作风，为中国留下了一批逻辑名词，如以直通、断通及推通来译概念、判断与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译释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别来译科学、理论、实用等，至今看来在达辞方法上仍很有科学意义。根据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名字，结合西方逻辑术语，把物理学译为形性学，数学译为审形学，形而上学译为超形性学，自然科学译为明艺，精神科学译为韫艺，逻辑学译为辩艺、名理等等。终因译本语言艰涩难懂，以致读者不多，影响不大。尽管如此，但作为西方逻辑学的第一次系统输入，它使国人对西方逻辑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8]。因此，李之藻译《名理探》的首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