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冷战
第一章
邪灵
1954年的一个冬日，一群美国科学家发现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制造的一个装置足以导致世界末日。在夏威夷以西2650英里辽阔的太平洋上有一条小岛链，即比基尼环礁（Bikini Atoll）所在的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时间是1954年3月1日，比基尼环礁当地时间是凌晨4时29分。在这群科学家中，已经有人对它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都是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他们将这个装置称为“邪灵”（evil thing），并曾劝告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但它还是被造了出来，而且即将被引爆。
“邪灵”是一枚热核武器，或曰氢弹。它已经足够小，因而能够由美国空军轰炸机携带，并将其投放在莫斯科。为防止美国公众知道它的存在，人们把即将进行的这场核试验代号称为“幸运城堡”（Castle Bravo）。
在比基尼环礁的另一头，十个人躲在一个混凝土掩体内，等待着未知命运，他们都拥有美国最高等级Q级安全许可，可以接触与核武器相关的最高机密。两个多小时后，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炸弹将会在19英里以外引爆。从来没有人距离这种炸弹将要释放出的能量如此之近，人们预计其当量为600万吨TNT（一种烈性炸药），意味着“幸运城堡”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战”期间投放到德国和日本炸弹总和的两倍，包括两枚原子弹在内。
由于国防科技的最新进展，到1954年，机械装置小型化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特别是核武器，其体型正在以科学家们在十年之前绝对无法想象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威力却越来越大。“幸运城堡”爆炸时释放的能量，将是1945年8月投放在广岛的那枚原子弹的1000倍，但重量仅仅是它的两倍多。
天还没亮，比基尼环礁头天晚上刚经历一场强降雨，椰子树和露兜树叶子挂满水珠。环礁低洼处覆盖着喜盐的海赤芍，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壁虎在潮湿的白色沙滩上蹦来蹦去。代号为“70号工作站”的掩体外形看起来很奇怪，长方形，面积较大，但是高度很低，装有防爆门，混凝土墙体有三英尺厚。除入口外，掩体其他部分都掩埋在10英尺的沙土下。掩体与环礁湖之间建有一条独立的混凝土海堤，它被设计用来抵挡爆炸引发的巨浪。附近还立有一个300英尺高的无线电天线塔，这使人们可以在掩体里直接与美国国防部官员和实施这项秘密行动的科学家通话，他们位于60英里外的特遣部队指挥舰、美国海军“埃斯蒂斯号”（USNS Estes）舰上。
掩体内的人是点火团队成员，包括6名工程师、3名军队技术专家和1名核物理科学家。掩体内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通过数十英里长的防水电缆与“幸运城堡”核弹连接。核弹被部署在一个单独的小岛上，该岛距比基尼环礁泻湖19英里。
核武器工程师伯纳德·奥基夫（Bernard O’Keefe）曾参与试验保障，他后来回忆道：“在掩体内我们感到十分安全。”和费米与拉比一样，奥基夫也曾参与曼哈顿工程。但与两位核物理学家不同，他认为这枚氢弹是个好东西，会为美国带来安全。对此，国防科研会上人们起了争议，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奥基夫接着回忆道：“凌晨4点30分，我们听见科研主管的声音。”威廉·奥格尔（William Ogle）博士是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主管。他使用岸舰无线电频道下达来自“埃斯蒂斯号”的指令。零时正在临近。
“启动倒计时。”奥格尔说。
奥基夫宣布：“2小时准备。”在他旁边，点火团队另一名成员摁下标有“2小时准备”的红色按钮，核爆装置开始运转。
在掩体内，伴随着倒计时的开始，据奥基夫回忆，总体氛围也由尚可忍受变为“让人感到非常痛苦”。“70号工作站”里面既粗糙又简陋，新浇筑的混凝土光秃秃地暴露在外，非常潮湿。工事里装着台球厅风格的反射灯，发出强烈的刺眼荧光。一个实验台上满是工程实验工具：无线电晶体管、长短不一的电线，还有一块烙铁。其中一面墙上挂有一块黑板，上面写了一个数学公式，但被擦去了一部分，已经无法读懂。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已接近零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说话，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沉重而不祥的沉默。距离点火还有16分钟，终于有人开始说话。一名陆军无线电技师大声说：“不知今晚的牛排味道如何，我准备在实验结束后品尝一下。”这些牛排都存放在掩体后面一个冷柜里。
“15分钟准备。”奥基夫说。他的声音通过几十个扩音器传播出去，接收到这一信息的人包括科学家、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政府官员，人数达数万名，他们分布在14艘远洋舰船、46架飞机和2个气象站里。现在，核爆炸已不可逆转，距离零时还有15分钟时间。
拉尔夫·吉姆·弗里德曼（Ralph Jim Freedman）当时在另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安斯沃斯号”（USNS Ainsworth）上。他回忆道，奥基夫嗓音“清晰洪亮”。弗里德曼是一名24岁的核武器工程师。甲板上，一群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与弗里德曼站在一起。他们是设计制造这枚核弹的物理学家。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见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费米和拉比告诫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被称为“邪灵”的核武器。太阳还没有升起，周遭海面一片漆黑。
奥基夫的声音如雷声一般滚滚而过。“所有携带护目镜的观测者，请戴好护目镜！”弗里德曼瞬间感到焦虑和心神不宁，他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他回忆道：“我和几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住在一个舱室。他们有些人彻夜未眠，喝着芝华士，讨论着第二天的核试验。他们的谈话违反规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在核试验前安然入睡呢？”“幸运城堡”按照“泰勒—乌拉姆”（Teller-Ulam）构型制造——如此命名是为纪念这种构型的共同设计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与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这两位物理学家。不像爆炸威力要远小于此的原子弹，这枚氢弹被设计成在亿分之一秒内，将自身极度收缩从而允许内部的氢同位素发生聚变，然后启动一系列的原子反应，或称核聚变，释放出潜在程度上数量无限大的能量以及放射性物质。“这就意味着，”弗里德曼解释道，“鉴于地球大气层中的氢气含量，有百万分之一可能，当‘幸运城堡’爆炸时，会点燃地球大气层。一些科学家极其紧张，一些人甚至打赌这会否带来世界末日。”
对于弗里德曼而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大气层核试验。截至1954年，他已经在内华达州的陆上核试验场参与过十几次核试验，那个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以北70公里。弗里德曼曾经通过黑色的焊工专用眼镜见证过核爆现场，也见过蘑菇云。但“幸运城堡”不同以往，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核试验。戴上护目镜后，弗里德曼把脸转向氢弹爆炸方向。距离引爆氢弹的零时已经不到两分钟，身边一名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开始失落地啜泣。
“他把护目镜忘在了甲板下，”弗里德曼解释道，“下去拿已经来不及了。”
弗里德曼把自己的护目镜递给他。“我是个年轻人，”弗里德曼说，“这次试验对我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没有眼部防护，弗里德曼不得不转过身来，背对着氢弹。因此，弗里德曼没有看到“幸运城堡”爆炸瞬间的景象，而是看到了观察氢弹爆炸的科学家们。
扩音器里传出早已录制好的奥基夫计时录音，最后几秒钟的倒计时开始。没有一个人说话。“5、4、3、2、1”——引爆“幸运城堡”的零时到了。一束热核反应光线——也被称为“泰勒之光”——横空出世，像伽马射线一样布满了整个天空。热核反应产生的X射线使那些日常情况下不可见的物质也变得肉眼可见。通过泰勒之光，弗里德曼——此时，他正背对氢弹却面朝那些见证氢弹试验现场的科学家——可以看见这些科学家脸上的骨头。
“在我面前……他们是一群骷髅。”弗里德曼回忆道。他们的脸看起来不再是人形，只是下颌、眼眶、牙床和颅骨的组合体。
在远处的海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火球点亮了整个天空。火球直径4.5英里、高9英里，其爆炸强度是如此剧烈，以至于爆心以东155英里外一个海军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充满敬畏地发现，本来漆黑一片的夜空竟被瞬间点亮，并持续长达60秒钟，真是令人痛苦。接着，蘑菇云开始生成。弗里德曼依然在看着那些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因为没有泰勒之光，弗里德曼视野里的景象逐渐恢复正常。“我看着他们的脸，”他回忆道，“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大多数人的嘴都合不上，眼球在来回地转。我记得这些眼睛，它们一直在动。我想，那里满是担心和恐惧。蘑菇云越来越大。”科学家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一名科学家将两根手指放在眼前，在一群核武器工程师面前粗略计算着蘑菇云的扩张速度。爆炸当量显然已经超过原来预计的600万吨。“幸运城堡”的爆炸当量实际达到1500万吨之巨，没有人预计到它的威力会如此之大。
“蘑菇云宽度在当时本应是15英里或20英里。然而，实际上却是40英里，”弗里德曼解释道，“随着我身后的蘑菇云继续膨胀，我从一些科学家的脸上看出，他们认为大气层已经被点燃。他们的表情分明在说‘世界末日到了’。”
时间慢慢过去。弗里德曼盯着这些惊恐不安的科学家。然后，快速膨胀的蘑菇云终于放慢了扩张速度。在弗里德曼看来，科学家们脸上原本充满极度恐惧和绝望，然而那样的神情很快一扫而光。“他们的面部表情由恐惧转为满意，”弗里德曼回忆道，“世界并没有灭亡，他们胜利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对自己做的事情很满意。”
在60秒内，蘑菇云高度就达到5万英尺，是当时民航飞机最高飞行高度的两倍。蘑菇云的盖最终达到惊人的70英里宽。蘑菇云巨大无比的“柄”，将上百万吨珊瑚礁粉末从海中吸走并卷入空气中，它们将被驱散至高空急流中，成为放射性尘埃。这些放射性珊瑚残骸将随之分布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突然间，风向意外发生90度转向，这意味着气象预报有误。大量放射性沉降物向东而来，也就是说，它将途经多艘特遣部队任务舰只以及“隆格拉普”（Rongelap）和“隆格里克”（Rongerik）两个有人居住的环礁。而且，沉降物的移动方向直指位于恩与岛的“70号工作站”。
掩体内，点火团队一片沉寂。他们感受不到也看不到核火球，错过了泰勒之光。团队里的十个人只能通过掩体内电子设备发出的噪声去猜测并估计外面的情况。
“核爆一定是导致电子设备发出噪声的主要原因。”奥基夫后来回忆。奥基夫曾经计算过，冲击波从爆心穿过宽19英里的泻湖到掠过掩体的盖子，时间需要45秒钟。仅仅10秒钟后，掩体就开始摇摆，奥基夫迅速意识到发生了意外。
“整个掩体都在移动，”奥基夫回忆道，“不是冲击波到来之前那种颤抖或震动，而是以一种缓慢但可察觉的、延绵起伏的方式在运动，就像船在摇晃一样。”
奥基夫感觉有点恶心，甚至想吐。“我的大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掩体在移动这样一种想法。”他说。他自己尽量把“掩体即将沉入大海”这种令人讨厌的想法从大脑里面驱逐出去。“掩体外墙有三英尺厚，”他告诉自己，“它在这个岛上牢固得像一块岩石。”但物品的确在向外移动。工作台和墙上的东西开始嘎嘎作响，快速移动，并滑向地面。奥基夫看了一眼时钟。他知道冲击波从爆心到达掩体的预计时间。“冲击波当时就已经到达恩与岛，根据计算，这完全不可能，”他回忆道，“但毫无疑问，掩体确实在移动，就像它被建造起来这件事一样，实实在在。”
灯光闪烁，墙壁开始扭曲，部分墙体内陷。后来，那扇钢制巨门像敲鼓一样，发出霹雳般的骇人巨响。“冲击波过后，后面的空气迅速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间”，一种“缓慢但让人难受的呼啸声”掠过掩体。点火团队的一个人摔倒在地，奥基夫看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火花四溅，电池也发出喷溅声。一股水汽开始弥漫整个掩体。在这个灾难时刻，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水！”有人大声叫道，“进水了！”
奥基夫惊得差点跳起来。他告诉自己，海浪来得太早了些，他认为也许周围整个海洋已经喷发，他和同事们将沉入海底，混凝土掩体也会变成水下墓穴。掩体内负总责的科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博士派一名陆军技师前去调查。掩体唯一的舷窗位于防爆铁门上，呈圆形。那名专家走到舷窗前，向外面观察。“70号工作站”没有被淹没，依然立在海岛之上。水来自一根爆裂的水管。奥基夫自愿携带一个“盖革”计数器冒险外出查探情况。其他几个同事也拿着“盖革”计数器跟了出来。
外部景象看起来远比预想的还要糟，棕榈树正在燃烧，地面上满是死鸟。目之所及，已无生命，而且他们感觉其他地方也不会有生命存在。太阳在核爆蘑菇云的后面，似乎已被弄脏。“空气中弥漫着白色粉末，”奥基夫回忆道，“我伸出手，很快就被一层类似滑石粉的物质覆盖。”奥基夫打开“盖革”计数器，准备测量一下辐射剂量，指针不停抖动，读数很不稳定。有人喊出了一个危险放射剂量。如果有人暴露在这种辐射水平下超过25分钟，就必死无疑。
人们跑回掩体。但在掩体里面，即使有3英尺厚的混凝土墙壁，放射性污染依然会危及生命。点火团队撤到掩体最里面的厕所，躲在两层混凝土墙体后面。约翰·克拉克（向指挥所）呼叫紧急撤离，但被告知此时派直升机来恩与岛太过危险。在设计“70号工作站”时，考虑了一万倍放射性防护。无论掩体内部情况如何，外部环境必然比里面的情况糟糕一万倍。点火团队必须在里面等到合适时机才能出来。他们被告知，致命的放射性水平最终都会下降。
再向东80英里外，另一场灾难正在降临。日本拖网渔船“祥龙五号”意外出现在美军军事管制区外15英里海面。“幸运城堡”氢弹被引爆后，拖网渔船上的许多日本渔民跑上甲板，注视着这一奇特景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们惊愕地站在甲板上，看着核火球越变越大，直到白垩一样的物质——热核爆炸后具有极强放射性的珊瑚粉末——开始从空中飘落。回到日本后，船上所有渔民都深受放射性毒害之苦。6个月后，“祥龙5号”首席无线电操作员爱吉久保山去世。
“幸运城堡”的毁伤规模史无前例。它释放的能量是科学家预先计算的2.5倍。最后，此次试验成为史上最严重的放射性灾难。放射性污染物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以至于核爆两天以后，海军撤离了隆格拉普、隆格尼克、艾林吉纳埃岛和乌蒂里克环礁上的居民，这些岛礁位于爆炸点以东75～300英里。那里的大部分岛民都沾染了放射性尘埃。
接下来几天，世界其他27亿居民对发生在马绍尔群岛的这一切仍一无所知。原子能委员会发布了新闻审查令，要求媒体报道不得涉及大面积放射性沉降、四个岛礁的大规模人员撤离等核爆后果。“幸运城堡”仅是美国一系列氢弹试验中的首次核爆，这些氢弹试验在对外宣传中均被称为“武器试验”，其他相关信息也被列为机密。1954年，卫星还没问世。因此，美国仍有能力将一万名工作人员与大量战舰飞机悄无声息地运送到世界某个无名角落，开展神秘的氢弹试验。
美国国内民众对此也一无所知。3月10日，也就是美国引爆了一枚最终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TNT的氢弹，并造成了环绕全球的致命核辐射。沉降整整9天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登上白宫新闻中心讲台，出席每周举行的总统全国新闻发布会。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需要宣布。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无关紧要。下周某个时间，我将开始在广播中探讨税收问题。”
但在日本，“祥龙5号”拖网渔船已经返港，渔民核辐射中毒的消息立即成为全球媒体头条。原子能委员会发布简短声明，声称“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例行性核试验”，但有一些人“非常意外”地遭受到了核辐射。3月17日，在白宫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希望总统能简短介绍这种神秘的强大武器。
“总统先生，”史密斯说，“国会原子能委员会昨晚说，我们拥有了一种氢弹，而且可以将它投放到世界任何角落。我想，您能否介绍下有关情况？”
“不，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总统说道。而且，他确实什么都没说。
这是在“冷战”年代，到处都是机密。
在幕后，关于“幸运城堡”核爆，艾森豪威尔总统了解到的信息却极其惊人，远超大多数人想象。总统的科技顾问们向他展示了一张绝密地图，上面标示了“幸运城堡”核爆在马绍尔群岛地区所造成的核沾染。科学家们将那张标有核沾染范围的地图与同比例尺的美国东部地图重叠起来。如果爆心位于华盛顿特区，而不是比基尼环礁，那么，大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所有居民现在都已死亡。如果没有“70号工作站”那样的掩体作为防护，那么暴露在5000伦琴核辐射环境之下，在那生活的所有人将在几分钟内全部死去。即使是150英里外的费城，大部分居民也将在1小时内被核辐射杀死；在华盛顿以北225英里的纽约，一半居民将在夜幕降临前死亡。再往北，远至美加边界以内的居民都将暴露在100伦琴甚至更高剂量的核辐射之下，他们遭受的痛苦类似于“祥龙5号”上的渔夫。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无意将这些信息告知公众；与之相反，他却说无可奉告。核沾染范围地图仍将在此后数十年内被列为机密，但即便是总统，也无法控制国际社会对“幸运城堡”核爆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很快，他被迫将此事公之于众。
研制热核武器或曰氢弹的秘密决定始于5年前，即1949年8月29日苏联试爆该国首枚原子弹后。当时美国突然之间丧失了自“二战”之后一直保有的核垄断地位，如何应对苏联挑战的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美国是否应采取更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抑或克制才是更合适的反应？
苏联试爆原子弹后一个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们秘密召开会议，这是一个由核物理科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将确定美国是否应该立即开始研制氢弹。委员会主席是曼哈顿工程科技主管、被世人称为“原子弹之父”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结果，与会科学家“全体一致反对”美国寻求氢弹，他们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原因并不复杂。“很明显，使用这种武器将毁灭难以计数的人类生命，”他们说道，“使用它的决定，必将屠杀大量平民。”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已经造成数万人死亡，而一枚氢弹在一次打击中就会杀死数百万人。顾问委员会警告称，氢弹这种武器内含有“屠杀平民的政策”。
委员会其中两名成员，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伊西多·拉比感觉很有必要再增加一封信函或“附录”，以便总统阅读。“显然，这样一种武器根本不符合任何一种道德评价，”他们写道，“这种武器有无限的毁灭效果，这个事实使得它的存在以及制造它的知识技能，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危险。”作为核武器事务官方咨询机构，虽然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致反对研制氢弹，但在华盛顿特区，顾问委员会成员们并不是拥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唯一一群核物理科学家。
在任何激烈的科技竞赛中，幕后都有着激烈竞争。当时，有另外一群核物理科学家极力支持研制氢弹，其代表是生于匈牙利的爱德华·泰勒及其顾问——美国人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Lawrrence），他们当年也都曾参与曼哈顿工程。泰勒和劳伦斯都没有被选入顾问委员会，他们也没有参与建议杜鲁门总统放弃研制氢弹的请愿行动。
泰勒和劳伦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原子能委员会都有极大的权威和影响力。意识到顾问委员会计划阻碍他们制造氢弹，泰勒私下拜访了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泰勒说：“我们必须了解热核装置的更多原理以便明确其军事意义。”泰勒认为，在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面前，奥本海默愚蠢地被道德原则束缚了手脚。权势极大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克马洪（McMahon）表示赞同。他告诉泰勒，奥本海默团队的观点让“他感到恶心”。
劳伦斯拜访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E.李林塔尔（David E.Lillenthal）。“如果我们没能先造出氢弹，”劳伦斯警告称，“我们就完了，美国将不战而降。”劳伦斯认为原子弹是“人类最大福祉之一”，同时认为氢弹是“从战争中获利的一种技术手段”。他拜访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劳伦斯对那些将道德原则引入决策的想法很生气。他们的谈话启发斯特劳斯决定直接向总统呼吁，“由无神论者组成的政权不太可能出于道德原因而放弃研制氢弹”，斯特劳斯认为必须研制氢弹。“如果苏联人首先研制出氢弹，灾难就差不多确定无疑地必将降临。”麦克马洪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我们要么造一个出来，要么就等待苏联人毫无预警地向我们扔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海军上将悉尼·索尔斯（Sidney Souers）说。
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授权紧急上马研制氢弹项目。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认为应该再建一座核武器实验室，以便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形成竞争。竞争带来卓越，其对于登上至尊之位必不可少，这一理念将引领美国国防科技领域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劳伦斯被任命为新实验室主管，泰勒是他的特别科技顾问。这个实验室是加州大学放射性实验室的一个分支，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南40英里的利弗莫尔。
利弗莫尔实验室在1952年春天正式运行，初始时有123名雇员，其中有3人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放射实验室，并且都是泰勒的学生：赫布·约克（Herb York），30岁，实验室首位科技主管；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24岁，实验室A分部负责人，从事氢弹研制；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29岁，B分部负责人，专门研制小型高效原子弹。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约克、布朗和福斯特将负责研发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但他们看起来显然都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然而，这三位科学家都将在DARPA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起初，实验室的核武器研发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尽管实验室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1953年在内华达试验场组织的一系列核武器试验完全失败。其中一次，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很小，仅有约200吨TNT，以致放置核武器的钢筋塔架在爆炸后依然屹立在沙漠中，仅仅发生弯折。全国报纸都疯狂转载这个畸形塔架照片，同时嘲笑利弗莫尔实验室“阳痿不举”。
后来科技主管约克回忆道：“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在各种场合大肆嘲笑我们。”因此，尽管利弗莫尔实验室科研团队渴望由他们来研制世界首枚实战用氢弹，但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授权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接手“幸运城堡”号氢弹研制工作。在利弗莫尔实验室成立之前，泰勒就设计了氢弹构型，这也是他被认为是“氢弹之父”的原因。尽管如此，首次氢弹试验最终还是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进行。
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1954年冬天，按照计划将在比基尼环状岛礁进行一系列氢弹核试验。按照计划，从3月1日到5月14日，进行6次均以“城堡”命名的氢弹试验，“幸运城堡”仅仅是第一个。其中5枚氢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计制造，另外1枚名为库恩（Koon）的氢弹由利弗莫尔实验室设计。同利弗莫尔实验室早期的努力一样，库恩也遭遇失败。库恩的爆炸当量仅有11万吨，没有达到百万吨级的设计目标。利弗莫尔实验室成立不久即面临着严峻的关停风险。如果竞争中的一方看起来根本无法取胜，那么竞争还有什么价值呢？
泰勒及其弟子约克拒绝承认失败。饱受羞辱的他们决心在竞赛中打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幸运城堡”核试验4个月后，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氢弹技术。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4年半以前反对研制氢弹者。奥本海默没有出现。有关部门以他是共产主义者为由，取消了他接触国家安全信息的许可，而且终身不得再从事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此事向防务科学家们传递出了强烈信号。对于他们来说，提出不同意见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更不用说列举道德理由进行反对。相关道德讨论或者关于氢弹是个危险事物之说全部消散无形。氢弹现在是美军武库组成部分。作为委员会成员，这些科学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伊西多·拉比取代奥本海默成为委员会主席。拉比为氢弹欢呼鼓舞，称氢弹将在“核武器领域带来一场全新革命”。拉比说，科技进步正在催生新一代高科技武器，并为热核武器这个新家族铺平道路，它的出现“将会使大量武器，从战术级武器到数百万吨当量的战略级武器，成为过时库存或降低其效能”。
即便在这样一种科技进步狂飙突进的氛围下，利弗莫尔实验室依然地位不稳。它的3次核试验，在内华达试验场代号为“露丝”（Ruth）和“蕾”（Ray）的2次以及在马绍尔群岛代号为“库恩”的1次，均告失败。1954年7月，顾问委员会在新墨西哥召开会议，讨论设立第二个实验室的决策是否正确。拉比称利弗莫尔实验室为“外行”，考虑到利弗莫尔实验室全部工作都围绕氢弹展开，那么它的失败就更加明显。拉比称，利弗莫尔实验室不需要像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那样承担任何国家安全任务，包括建设国家武器储备库存在内。在1954年夏天，看起来利弗莫尔实验室很快就要关闭。
但是，利弗莫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约克以及劳伦斯的特别顾问泰勒，早已准备好勇敢面对这一切。他们也来到新墨西哥向顾问委员会陈述观点。会议第3天，约克和泰勒代表利弗莫尔实验室提出一种新武器构想。“幸运城堡”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利弗莫尔实验室提出要制造两枚超级氢弹，他们将其命名为“圭表”（Gnomon）和“日晷”（Sundial）。这实际是个文字游戏，圭表和日晷是两种早就为人所熟知的古代科学装置，用于测量日影长短。约克和泰勒说，超级氢弹爆炸当量将达100亿吨，其将有能力在一次打击中毁灭整个大陆。
对于他们的构想，人们付之一笑。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惊诧不已。在仅存的唯一一份会议记录上，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惠特曼（James Whitman）博士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并说100亿吨当量的核爆炸将会沾染整个地球。泰勒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自夸劳伦斯已经与空军接触，而且空军表示感兴趣。拉比认为这个计划纯属“哗众取宠”，建造100亿吨当量核武器的计划就此搁置，但利弗莫尔实验室被允许保留下来。
美国已经借助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的“幸运城堡”号氢弹取得了对苏联的优势地位，为什么仅仅数月之后，约克和泰勒就感到有必要研制爆炸当量为100亿吨的核武器？约克在数十年后解释了自己和泰勒当初的想法。约克说，为保持优势地位，美国科学家必须冒更新、更大的风险。约克说：“若没有积极进取的研发机构去主动拓展科学疆界，美国就无法维持武器性能优势，而这反而会引起更激烈的武器竞赛。如果我们要以质量优势对冲对手数量优势，就必须要这么做。”
对于约克来说，维持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地位的办法就是不断向科学进军。如何才能让一个美国科学家发挥出最大的创造潜力？那就是让他与同等聪明的人竞争。约克说，这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争之道。而且，这也是与苏联生死相搏的美国国防部对科学家的期待。热核战争时代已经来临。双方都以非常狂热的速度建设了庞大的武器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唯有继续向前。
必须进军科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