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疯狂的AB面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
——陀思妥耶夫斯基
1
看守所原本只有一位医警，姓陈，外号“拒收”，五十多岁，就是一小老头儿，头发脱得厉害。如果他脱去那身警服站到火车站广场上，别人会把他误当成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伯伯。
陈拒收的阵地就是这间十八平方米的医务室，外间是诊疗室，里间是留观室，同时也是我和陈拒收的值班休息室。除了巡诊和治疗工作，陈拒收还兼着药剂师的职务。我到看守所报到前，他老人家独自撑了十年。这十年来，陈拒收没请过一次公休假。
虽然看守所医生负责处理的都是一些轻症小病，那种真正危及生命的，甚至罹患绝症的，还是要送去医院处理，但毕竟会有些突发事件，需要驻所医警快速做出反应和现场处置。在这一点上，陈拒收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陈拒收从警前是当地一家煤矿附属医院的骨科医生。遇到井下发生安全事故，特别是那种磕了碰了的骨折病例，不方便移动伤者时，陈拒收便会像矿工一般戴上矿灯、穿上窑衣，下到井下为那些伤者治疗。别看陈拒收身形瘦小，却生了一双大手。用不着X光机，只要他的手一摸，便知道骨折的位置和程度。做好安全措施后，他再陪伤者一同升井。
后来企业改制，陈拒收参加社会招考，成了一名警察。他的愿望是当一名交警，却因为一流的急救能力被看守所看中，当了驻所医警。从井下到看守所，虽说地方不一样，沉闷、压抑的环境却没有改变。因此，看到我来报到时，陈拒收长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立刻向所领导请了公休假，说要趁这个机会出去旅旅游，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走之前像是不放心似的，对我交代道：“收押犯人时，一定要把好关啊。”
我点点头。
听说“拒收”这个外号是外面那些办案单位的警察喊出来的。按照规定，每名犯罪嫌疑人在投送看守所前，必须被带到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做身体检查，体检项目包括血压、血糖、血脂一类的基础检测，以及肺结核、艾滋病等相关的传染病检测，还要拍摄胸片，确保其没有吞噬回形针、打火机等异物。之后，办案民警才会押着犯罪嫌疑人来到看守所，将体检报告交给医警，由他评估决定是否收押那些犯罪嫌疑人。
曹大牙后来对我说，他谁都不怕，就怕陈拒收在收押单子上面盖上“拒收”的公章。不管是杀人犯还是盗窃犯，不管是局长协调还是办案民警哀求，只要犯罪嫌疑人存在因为身体健康问题在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的风险，陈拒收一律拒收。拒收就意味着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这不仅会延长诉讼时间，也会增加办案成本。因此，很多民警对陈拒收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
那些办案民警可能不知道的是，在陈拒收手中没有任何一名在押人员因为假装托病而逃出看守所。面对在押人员报上来的各种疾病，不管有多么严重或古怪，陈拒收只需望闻问切便可洞悉他们的谎言。但陈拒收并不揭穿他们，他喜欢听那些在押人员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他们的过往，似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进入对方曾有过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明白，作为一个在看守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警察，陈拒收有多么向往外面的大千世界。
正如女管教姜高音所说，我这个年轻男民警的到来引起了女监区的骚动。
陈拒收离开后，我在医务室接收的第一个问诊病人是一个女人。她今年三十五岁，体态丰腴，自带香气，举手投足都比别人慢半拍，拿东西总是轻拿轻放，不禁让我联想起杨贵妃。因此，我暂且就把她唤作“贵妃”吧。
姜高音把她带到医务室，指着冷藏柜说：“里面有她的眼药水。”
我一愣。
“贵妃”笑说：“我前夫送的诀别礼物。”
对讲机里，监控室在呼叫姜高音，要她把另一名女在押人员送往审讯区。姜高音对我说：“去去就回。”接着，她就把“贵妃”撂在了医务室。
我打开冷藏柜，发现一个容量为三百毫升的玻璃瓶，里面装有液体，瓶上贴有印着她名字的便笺。“贵妃”在我身后说：“找眼科专家配的，给我续命用的。”
我有些不放心，便先查了“贵妃”的治疗用药记录，然后用吸管吸了很少的剂量，向仰面朝天的“贵妃”走去。左眼三滴，右眼又是三滴。“贵妃”眨了眨眼，溢出的药水滑过脸颊，就像她流下的两行清泪。
“贵妃”睁开眼，用有些浑浊的眼睛看了看我，又侧耳听了听门外，接着说：“姜管教还没回来？”
我“嗯”了一声。
“贵妃”笑说：“我的这个管教啊，见人先听音，到哪儿都哼着歌。”
我附和道：“心态保持得好呗！”
“有时也挺折磨人的。”她说，“陈老头儿的书柜里有茉莉花茶，你给我泡一杯吧！”
我愣在那里。
“产自台湾彰化，挺不错的茶，他当宝贝藏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贵妃”笑了：“眼睛不好，鼻子就特灵，我嗅出来的。”
我犹豫片刻，然后打开了陈拒收的书柜，果然看到一罐茉莉花茶。我拧开盒盖，捏了一小撮给“贵妃”泡了一杯，香气开始随着水蒸气飘散。“贵妃”把纸杯放在鼻尖嗅了嗅，问我：“你知道我嗅到什么味道了吗？”
我开玩笑说：“自由的味道？”
“贵妃”笑着摇头。“轻浮的味道，正如那些不知愁滋味的少年。”她轻轻抿了一口，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刚刚说过，这眼药水是前夫给我配的。”
我“嗯”了一声。
“贵妃”再次把头侧向门外，走廊上依然没有姜高音哼歌的声音。“贵妃”转向我问：“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我一怔，故作样子抱起了胳膊：“如果你愿意的话。”
2
她姓黄，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技校毕业后，她到一家玩具厂当女工，专门给娃娃的眼睛、肚脐和衣服扎纽扣，扎了不知多少万枚扣子。当然，她也和同学、工人谈过几场恋爱，并在一次次分手后逐渐明白了自己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
有一天，银行派一个小伙子到厂里面催收贷款。小伙子个头儿不高，发际线却很高。“黄贵妃”很有眼力见儿，看出小伙子对这个世界而言尚稚嫩，对女人尤其经验不足，便制造了一场偶然的邂逅。然后，像煲汤一样，她把小伙子下到了自己的锅里。不到两个月，两人便成了蜜月夫妻。
小伙子的父母本来反对这桩婚事，但知识分子家庭倡导民主，完全不像“黄贵妃”家中一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风格。所以反对也是软弱无力的，只是走走过场。结婚后，两人和正常夫妇没两样，男主外女主内。小伙子业务精干，且靠着家族关系能拉来大笔业务，没两年就高升为银行副行长，发际线因此更高了。“黄贵妃”则辞掉了玩具厂的工作，一心相夫。
两人每个月都会尝试要孩子，但“黄贵妃”始终没有怀上宝宝。男人不言语，“黄贵妃”也没有把偷服避孕药的事情告诉他。究其原因，“黄贵妃”后来自我剖析，觉得是因为自己那段时间对未来很迷茫。虽然房子、车子、票子和空闲时间都有了，但生活中似乎缺了点什么。此外，危机感也始终缠绕着她，丈夫各种应酬不断，回家越来越晚。虽然她没有从他身上寻到任何可疑的长发和香水，但她明白，自己已经远离情场好几年，久疏战阵，已经打不过外面的那些小妖精了。
在无聊和危机感的双重夹击下，“黄贵妃”开始跟踪自己的丈夫。不过，她跟了几天并没有任何收获，丈夫还是那个丈夫，老实、木讷，没花花肠子。但外出跟踪让“黄贵妃”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让她从一只慵懒的猫变成了一只到处嗅闻的狗。是的，她无法拒绝外面精彩的世界。她开始频繁外出，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走进别人的生活。
一次，她偶然来到一处老旧的矿区家属楼，看到一扇敞开的院门，院子里有花，还有猫。“黄贵妃”进了院子，喊了两声，没有人应。她又进到屋里，心脏扑扑跳了会儿，才确定屋里也没有人。她左右打量，发现屋里陈设老旧，显然没有什么可偷的，所以主人才没有锁门。“黄贵妃”没有久留，离开时，折了一朵月季花别在耳朵上。
从那天起，“黄贵妃”便经常去那一片老矿区的家属楼，在逼仄、泛着酸腐味儿的巷子里寻找自己的过去。她看中了几户人家，其中一户门前落了一层落叶和狗屎，像是有一段时间没住人了。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她从香奈儿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小盒，里面有不同尺寸的小铁棒和铁片。她将小铁棒和铁片塞进门缝轻扭两下，门便开了。
房间里打扫得很干净，显示出女房主的勤快。越是干净的房子，“黄贵妃”就越想留下些什么。看到泛着硫黄和皂角味道的床单，她忍不住躺了上去。她闭上眼，阳光透过木制框架窗户投射在她的脸上。她感觉很舒服，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她告诉自己不能睡着，勤快的女房主随时可能回家。她翻开床头柜，除了劣质的避孕套，里面只有一些不值钱的首饰。她拿走了一副耳环中的一只。
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合照，在红色背景中男女主人坐在一起，笑得有些僵硬。合照下面有一行字：安全生产，幸福一生，××矿工会。“黄贵妃”的手指在照片上摩挲，划过男人和女人的面庞。然后她关门离开，好像什么都没拿般回到家中。
日头西沉，小保姆已经离开。她把那只耳环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期待半夜归家的丈夫可以看到。然后她吃晚饭、洗澡，之后躺在床上看时尚杂志，不久便沉入梦乡。第二天她起床时丈夫已经离开，耳环还在客厅的茶几上。“黄贵妃”瞅了眼耳环，把它放进了一个小木盒，然后把木盒塞到了床底。耗过整个上午后，她又拎起香奈儿包出了门，坐上公交。另一处早已踩好的点正在等她。
十年前，“黄贵妃”谈过一个男友。对方是维修摩托车的，精通开各种车锁，后来触类旁通，也学会了开各种门锁。男友没钱，为了给她买生日礼物，一晚上偷了十家住户。偷到第十家时，他在床下发现一个箱子，打开后傻了眼，里面放了好多捆票子。男友咬咬牙，拿床单把钱包起来并打好结，可刚出门便撞见了回家的男主人，于是盗窃变成了抢劫，还把人捅成了重伤。
后来，法院判了她男友二十年有期徒刑。那段爱情就此结束。男友没留下什么，只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各种开锁工具，算是一个如毒瘤般的念想儿。当在越发乏味的婚姻中喘不过气来时，“黄贵妃”翻出了那个小盒子，沉默地瞅着。
“黄贵妃”频繁造访那些陌生的空房子，与其说是在向“银行家”丈夫无声示威，不如说是在释放自己心中那朵罂粟花的毒汁。每次躺在别人家的床上或坐在别人家的梳妆台前，或站在别人家厨房的灶台前，她都能更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不仅是心理上知觉的真实，更是味觉、视听、触觉等感官上的真实。只有那时，她才感到自己真正存在。
当然，“黄贵妃”也有反侦查的意识。她只挑选老旧偏僻的小区作案，那里没有视频监控，更不会有保安，人员的流动性也大。更关键的是，那里的门锁好开。最初作案时，她被兴奋与恐惧摄住心魄，生怕打开门会看见屋内的人向她投来探询的目光。随着作案次数越来越多，她变得越来越平静、淡定。有一次，在她作案时，女主人突然回家。她主动开门，凝视着傻了眼的女主人，然后轻声地告诉对方：“我把你的丈夫还给你吧。”说着，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然后飘然离去。女主人完全傻眼地戳在原地。
“黄贵妃”最终还是“翻车”了。一个夏末的傍晚，当她被人推醒时，脑袋里的第一个想法是：糟糕，怎么睡着了！但她很快恢复平静，直面女房主的质询。“黄贵妃”故技重施，摸着自己的肚子羞涩地说：“我怀了你丈夫的骨肉。”女主人沉默片刻，然后笑出声来：“我丈夫死了十多年了。”
女主人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把“黄贵妃”带回派出所采集了指纹。将指纹输入系统后，警方一下便侦破了近期连发的八起盗窃案。警察还从“黄贵妃”家的床底搜出一个小盒子，里面全是偷来的物件，一件不少。警察问她丈夫见没见过这些赃物，惊呆了的“银行家”根本说不出话来。
“黄贵妃”说完了自己的故事，然后举起杯子，示意我给她添热水。我问她：“你的眼睛怎么了？”
“十八岁的时候，我到医院动了个手术，把近视眼给做了，想变得更漂亮点。没想到医生手法不精，眼睛落下了病根，现在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药水也就起个维持作用，不让眼睛那么疼。”
我又问：“你说这眼药水是你老公给你配的？”
“前夫。”她顿了顿，接着说，“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当然，他没法儿接受一个小偷老婆，所以才选择离婚的。”
我大胆地说：“比起给你送眼药水的前夫，你好像更喜欢那个送你盗窃工具的前男友。”
“黄贵妃”捋了捋额前的刘海儿：“当然，一个是爱我的，一个是我爱的。”
“有什么区别吗？”
“黄贵妃”想了想，答道：“其实爱别人就是爱自己。”
我沉吟了几秒，听到走廊里传来姜高音哼歌的声音，起身说：“那么，祝你幸福。”
“黄贵妃”笑了：“会的。他们说，判刑后我会被投送到我前男友服刑的小孤山监狱，没准儿我在那儿还能和他见着面。”
说完，“黄贵妃”站起身，向在门边站着的姜高音点了点头。
“黄贵妃”走后，我坐在板凳上嗅着茉莉花茶的余香，不禁想起她提到的那座小孤山监狱。巧的是，我家乡的小镇上也有一座监狱，据说还是全省规模最大的，里面足足关了两万多名犯人。两万多名犯人就意味着两万多个家庭，以及来此地探视犯人的数量成倍的亲友。人流就是现金流，监狱成了小镇的经济支柱。
我曾看过一则关于“高考小镇”的报道，说是每年都有上万名高三学生从那里步入大学校园，上万陪读家庭带火了小镇的租房业。反之，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当地政府和家长们联手清除了小镇上所有的网吧、影院、KTV等娱乐场所。
有趣的是，我家乡的小镇情况刚好与“高考小镇”的相反，宾馆、KTV、洗发屋、按摩房鳞次栉比——刑满释放者想体验“自由”，探视者摆脱压抑环境后想发泄。
镇子和监狱被一条人工开凿的小河隔开，河的这边霓虹烂漫，河的那边高墙森严。监狱高墙下有几块耕地，被铁丝网围着，有些灰头土脸的囚犯在铁丝网后面耕作。据说这些人的刑期都只剩下几个月了，犯不上此时越狱。
小时候，我爸会指着高墙告诫我：“以后要是不听话，就把你关到那里面去。”当时我并没有被吓住，少不更事的我自然无法想象里面的幽闭、恐怖。事实上，那时候我还蛮想进去瞅一瞅里面的光景。后来，这种好奇慢慢消退，我心底开始滋生一种压抑感，不知道是不是监狱的高墙给我造成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在家人眼中我是个听话的男孩，但他们想必听不到我心底那试图挣脱、逃离的呐喊。
终于，我鼓起勇气参加了社会招警考试，离开了家乡的小镇。可老天爷和我开了个大玩笑，我刚摆脱监狱的魔爪，就一头扎进看守所的怀抱。也许，这就是生活吧！
3
两天后，我刚完成巡诊回到医务室，就看到一个红鼻子管教和一个套着黄色马甲的犯罪嫌疑人坐在医务室里，两人还在交流有关离婚官司的问题。
看到我进屋，红鼻子管教指了指对方，说：“给你送来一个病人，王律师。”
我有些迷惑。
红鼻子管教笑了：“既是犯人，也是律师。”
对方摆摆手：“律师资格证已经被吊销啦，现在就是一普通犯人。”
红鼻子管教起身：“不，你还是律师。回头我弟和他老婆打离婚官司，我少不了要向你咨询。”
王律师也站起身：“有事儿您说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红鼻子管教出了房间，守在门外。我请王律师坐下，问：“你进来前真的是律师？”
“真是律师，专门做刑事辩护的，里面有好几个我以前的客户。”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王律师笑了：“难道我看病前还要做有罪忏悔？”
我耸耸肩：“好吧，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我浑身都不舒服，但你能检查出来吗？”
我摇摇头：“条件有限。”
王律师又问：“之前那个老头儿呢？”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师傅陈拒收，便告诉他老头儿请了一个星期的公休假，正在外面享福呢！
王律师哼笑道：“对啦，老头儿说要骑行穿越全中国来着。”
我从文件柜里调出王律师的病历，上面的记录显示他正在服用一种名叫盐酸多塞平的药，一种抗抑郁的药。
王律师的脸上堆满了笑：“我又抑郁了。”
“看起来不像啊。”
“你知道世界上从事哪三种职业的人最会撒谎吗？美国总统、保险电话销售，还有就是辩护律师。”
我把药片递了过去。王律师看着掌心的药片，露出一丝苦笑，然后一口吞下。接着，王律师冲门外的红鼻子管教喊道：“我能在医务室多待会儿透透气吗？”
“给你半个小时。”红鼻子管教说。
王律师瞥了眼墙上的挂钟，吐了口气：“半小时够我忏悔了。”
意识到有故事可听，我用自己买的茶叶给他泡了一杯黄山毛峰，然后问他从茶叶里嗅到了什么味道。
“希望。”王律师笑着摇头，“希望可不是一个好东西。”
案子起源于一个夏日清晨，那天王律师正开车上班。刚出小区，他就被一辆缓行的洒水车堵在了后面。王律师打开雨刷，借着喷来的水擦拭挡风玻璃，突然发现上面有一片小小的雪花，呈放射状，顽固地趴在玻璃上。他不由得纳闷：大夏天的，怎么会有雪花？
王律师下车查看，发现那不是雪花，而是一道被砸出的涡状裂缝。雨刷器下方还有一块小石子，大拇指盖儿般大小。电光石火间，王律师想到了昨晚停车的单元楼。
王律师掉头回小区，在昨晚停放车子的位置发现了好几块大小相似的石子。这栋楼一共有三十二层，两梯两户，共计六十四户。王律师住在七楼，平时一个人住，周末回省城和老婆、孩子团聚。王律师扯了扯领带，开始一户接一户地跑，他要查清楚肇事小石子的来源。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核查，王律师有了结论：整栋楼共有三家在装修，两家在做瓦工，一家在做木工。做木工的已近装修尾声，而其中一家做瓦工的才刚进场，且位于二楼，小石子落下不会产生很大冲击力。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十八楼正在砸墙的那一家。
王律师重返十八楼。他并没与砸墙的瓦工废话，只是拍照取证。他正拍着，业主来了，是个老大爷。王律师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告诉大爷，这是装修公司的责任，和他老人家没关系。
大爷有些慌，声明房子是儿子的，准备结婚用，因为儿子工作忙，所以他来替儿子看着装修。
王律师再次安抚大爷，说自己就住在楼下，并说他不只是在追究车子前挡风玻璃被砸这件事，更是在保护邻里的出行安全，总不能让大家出门都戴着安全帽。王律师的话让大爷稍稍松了口气，然后大爷把装修公司的地址和电话给了王律师。
当天下午，王律师来到装修公司。公司老板是个胳膊上有刺青的男人，王律师向他提出了索赔要求。刺青男要王律师拿出证据。王律师用手机播了一段视频，是他拷贝的小区内部监控视频，证明车子一晚上都停在发生事故的单元楼下。刺青男提出车子早上离开了一段时间，怀疑事故可能是在那个时间段发生的。王律师又播放了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否定了对方的质疑。
接着，王律师从包内掏出一份4S店开具的定损单，上面标注更换挡风玻璃需要一千八百元。
刺青男对王律师的身份产生了兴趣，问他是不是警察。
王律师说自己是律师。
刺青男松了一口气，接着他问王律师有没有拍到石头从十八楼的窗户上落到车窗玻璃上的过程。
王律师反问对方，是不是认为小区的监控探头都是高速摄影机。
刺青男接着便摆出一副“你拿老子没办法”的态度。
王律师见惯了这样的人，因此还留有后招。他从包里取出一份小区物业开具的文书，要求装修公司配合业主调查高空坠物的原因，否则将取消该公司进场装修的资格。
第二天，王律师从修理厂淘来一块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前挡风玻璃，用支架撑好，由助手将那块肇事的小石头从十八楼往下扔。第一次没砸准，小石子掉进了路边的绿化带，没了踪影。助手又从屋里找了一块大小相似的往下扔。这下砸准了，玻璃上出现一道放射状的裂缝。
被迫到现场的刺青男耍起了无赖，说小石子可能是哪个熊孩子从其他楼层扔下来的。
王律师压住怒火，要求在场的物业负责人取消这家公司进小区装修的资格。
刺青男则在旁边一再保证会在施工住户家外围设置防护网，采取万无一失的保护措施。物业负责人有些为难。他向王律师表示装修公司已配合了调查，也承诺采取更周全的保护措施，至于实验的结果和赔偿，建议还是当事双方协商解决。
王律师这下恼了，说：“要不是地下车库漏水，我也不会把车停在楼下，更不会被高空坠物砸中。”王律师的话音刚落，其他业主便开始骂物业，什么单元门坏了、消防设施破损等毛病都被爆了出来。
王律师本是想拖住物业的，没想到引爆了业主们的积怨。在一片哄闹中，头号反派刺青男趁乱溜出了小区。
既然集体靠不住，曲线维权也达不到效果，王律师便打起精神，带着律师函重返装修公司。进门后他便大声宣读律师函，指控装修公司不顾施工安全，造成重大隐患。刺青男上前抢夺律师函，两人随即发生推搡。
王律师被一种强烈的兴奋和恐惧所支配。这正是他期待的结果，他既想像真正的男人一样和对方硬干，也希望对方能够冲自己挥拳，甚至把自己的鼻子揍歪，这样对方便会掉入他设置的文明陷阱。他一定会让刺青男为自己的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
可刺青男只是比画，并不动手。显然，他是个行走江湖多年的老手。僵持间，派出所的警察来了。面对警察，两方各说各话。警察问他们能不能当场把矛盾解决，两人都摇头。老警察见状就让他们到所里慢慢说。
刺青男倒是爽快，说走就走；王律师为难了，他偷偷拉过老警察，出示自己的律师证，表示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堪。
警察早已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劝王律师说，凭他现在搜集的证据，就算把装修公司的老板押到审讯室，对方也不会承认玻璃是他砸的；反过来，如果对方告王律师故意扰乱单位秩序，则一告一个准。
王律师沉默了。
回到家，王律师发现，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互相指责转移到了微信群。物业被逼急了，竟然威胁说要起诉那些没交物业费的业主。吵着吵着，有人多了句嘴，说要是那个车主不去闹，物业也不会提物业费的事。
王律师第一时间就想回嘴，刚打开输入框却又作罢，觉得下场和那些乌合之众争吵完全是在浪费生命。王律师有自己的“核武器”。
次日清晨，王律师来到法院的立案庭，给前台负责受案的小姑娘递了一份民事诉讼状。
看到王律师要起诉六十三户居民，小姑娘完全傻了，立马请来了立案庭长。庭长看了诉状，明白按照《民法典》的规定，高空坠物若是找不到肇事者，是可以起诉案发楼宇的全部住户的。不过，庭长还是反复向王律师确认了起诉的决心，力劝他走庭前调解的程序。
庭长的建议被王律师果断地拒绝了。
庭长叹口气，安排了四个前台人员办理立案手续，一共开具了六十三份《民事诉讼送达书》。之后庭长再次找到王律师，问他能不能把这些文书带给他的那些邻居，说这样能提高送达效率。
王律师再次拒绝，申明一切都得按规矩来。
庭长无奈，安排人连发了六十三份邮政快递。
小区的微信群里一下就炸了锅，有臭骂的，有看热闹的，有表示无语的，还有帮着算账的——最后算得的结果是，每户要赔王律师二十八块五毛七分，大抵能买一只咸水鸭。
王律师冷笑着退了群。
事后，物业负责人找上门来，说事情闹大了谁都不好看，并表示只要王律师撤回诉讼，明年的物业费就全免了。十八楼那个帮儿子监督装修的大爷也来了，要自掏腰包赔钱给王律师。王律师觉得他们有些犯傻，这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了。
审判庭挤不下那么多人，法官便把开庭地点移到了法院内的广场上。原告席上只有王律师一个人，被告席上满满当当挤了一百多人。台下还有闻风而来的新闻媒体。上午开庭，下午审判。结果确如预料：对于由无法确定来源的高空坠物造成的损失，由事发楼宇的全部业主承担。
对于这个结果，没有人提起上诉，也没人站到媒体的摄像机前谴责真正应该担起责任的小区物业或装修公司。事实上，那些业主被告一点也不在乎那二十八块五毛七分，他们只是不想继续丢人现眼了。当然，也有脑路清奇的被告拍照连发了几条朋友圈，毕竟绝大多数业主是第一次站上被告席。
接下来的两个月，被骂惨的小区业主委员会集体请辞，物业公司也没收到下一年度的续约合同。自然，地下车库的漏水问题仍没得到解决。至于那家出了名的装修公司，因为遭到大量客户退单，撑了一段时间后便关门大吉了。据说，刺青男转行做起了赌博游戏机的地下生意。
王律师的生活回归正轨，工作日上班，周末回省城和老婆、孩子团聚。他从来没把这场诉讼告诉自己的家人，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只是，每次乘坐小区电梯时，王律师都能明显感受到邻居们充满敌意的目光，狭小的电梯里充斥着怨气。又过了两周，王律师发现车胎跑气，送到修理厂才发现轮胎上被人扎了好几个图钉。王律师找物业调取地下停车库的监控，却被告知因为漏水，车库的监控系统已失修许久。王律师质问他们为什么不修，物业只说他们是代管的，等新物业进驻后自然有人会修。
接着，王律师新更换的挡风玻璃上又出现一个小孔，和之前被小石子砸破的裂缝在同一个位置。这一次，王律师选择了沉默，沉默地开着车子上班、下班，出入小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破裂的小孔慢慢变大，在玻璃面上，也在王律师的心里。一次，在一个暴雨来袭的午夜，保安挨家挨户地敲门，说地下车库渗水厉害，让大家赶紧把车挪到地面上。王律师没有挪车，他只是站在窗前，看着邻居们把车全部开到了单元楼下。
阵阵风雨中，王律师仿佛听见有人在恶狠狠地喊自己的名字。王律师耸了耸肩，从床下拿出一包从绿化带里捡来的小石头，冲着那一面面前挡风玻璃，一块块扔了下去。
4
说完自己的故事，王律师斜着脑袋问我：“你觉得，从我的故事中，你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我耸耸肩：“冲动是魔鬼，人要学会控制这个魔鬼。”
王律师叹口气说：“可那个魔鬼一直存在啊。”
我把药瓶举了起来，问：“所以你才会吃抗抑郁的药？”
“我觉得我有歇斯底里的基因，本来还掩藏得挺好，只是这个案子把它激活了，所以得吃药控制。”
“怎么个歇斯底里法？”
“被迫害妄想症算不算？”
我默默地瞅着这个身陷囹圄的律师，觉得他的精神肯定受到了刺激，便换了个话题：“在里面不太好过吧？”
王律师笑了：“还行，同号房的犯人都找我做法律咨询，不要钱的，所以都对我非常尊敬。”
“法院什么时候判啊？”
“下个月就开庭。”
“能判多久，心里有数吗？”
“一年半吧，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两个月。”
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还能问些什么。恰巧这时红鼻子管教走了进来，他指了指手腕上的表，接着就把王律师带走了。走前，王律师丢给我一句话：“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记得找我，不收费啊！”
总之，陈拒收公休的那一周，我接诊了不少求医的在押人员。他们患的大多是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或一些器官的老化衰退。长远来看，这些病或许会影响寿命，但短期内并无大碍。多亏陈拒收记病历记得清楚，大多数病人只需要定期服药，便能撑到走上审判席的那一天。还有一些在押人员，身体其实并没有太大毛病，但因为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多重的刑罚，长期处在焦虑和恐惧之中，身体机能便处于紊乱的状态。对此，我能做的就是“常常安慰，偶尔治愈，一直帮助”。
七天后，陈拒收回到看守所和我交班。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一辆装有铃铛的自行车，铃铛被陈拒收弄得丁零丁零响个不停。这辆自行车是看守所所长特批他带进来的。理由是监区分散在不同方向的八条甬道上，如果有人突发疾病，步行会误事，骑辆自行车能赢得许多抢救时间。
交班的时候，我和他说王律师吃了盐酸多塞平后还挺管用，自称精神状态好了不少。陈拒收狡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取出那个小药瓶，拧开瓶盖，往自己嘴巴里扔了一片。
我的嘴巴张成了“O”形。
陈拒收笑说：“这哪是什么抗抑郁的药，就是普通的维生素片。”
我一愣，想起了心理学上的安慰剂效应。我说：“那个王律师挺矛盾的，嘴上说希望是个坏东西，不应抱什么妄想，但心底还是希望过得好一些、坦然一些。”
陈拒收边用抹布擦拭自行车边对我说：“其实他只是害怕希望最后变成失望。”
我“嗯”了一声，赞叹道：“师傅，我觉得你都能当心理医生了。”
陈拒收笑笑：“在看守所每天面对高墙铁网，时间久了，总有些压抑，得找点事情转移一下注意力。”
我指着那辆崭新的自行车，问：“师傅，这是你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吗？”
陈拒收直起腰，叹口气：“本想趁公休出去旅游的，结果只是路过自行车店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挺好啊，有了它，就有了骑行全国的念想儿。”
陈拒收没再答话，他又洗了一遍抹布，然后一厘一寸地擦拭起车架来。
和陈拒收交完班后，我本打算回我空了一周的出租房里睡个天昏地暗，结果衢八两把我拦下，以副所长的口吻说要派给我一个任务，然后带着一脸坏笑把我带出了监区。到了看守所大门外，我看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她们个个都举着手机，要么在拍看守所的大门匾额，要么在对着镜头自拍。从她们制服上的徽章可以看出，她们是一家银行的员工。
衢八两对我耳语：“这些女孩是来接受廉政教育的，都办好入监手续了。你年轻，和她们有共同语言，就由你当向导啦！”说完他冲我挤挤眼，递过来一张活动安排表，然后把我一个人丢下走了。
我低头看了下参观计划，并借此定了定神，然后抬起头看着面前那几十个女孩。或许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一下子恍惚了，舌头也像打了结，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好在一个姑娘上前把走神的我拉了回来。她指着院内的一排警示教育长廊，问：“要不要讲解一下？”
我点点头，然后拍了拍巴掌，这才把姑娘们带到长廊边上。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们又像一群散养的欢乐小羊般各自散开，只有刚才和我搭话的姑娘在认认真真地观看长廊上的图文介绍。
第一项参观结束后，我把姑娘们带到监区外的武警岗亭，协助核验了每个人的身份，并提示她们一定不要弄丢通行证，还开玩笑说：“弄丢了就出不来了。”
一个胖姑娘说：“出不来也好，在里面减肥。”
我暗想，这的确是个好主意。银行的用意是，员工们天天和钱打交道，很容易“湿鞋”，来看守所提提神，能让大家保持一份清醒。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这样走马观花，不如真待在看守所体验几天，没准儿效果会更好。
当然，这只是我不足道的想法罢了。倒是那个最初和我搭话的女孩一脸严肃：“里面不比外面，咱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看了下那个女孩的姓名牌：韩江雪。“独钓寒江雪”，很有诗意的名字！
接着，作为向导的我领着姑娘们进了监区内的办公区，向她们简单地介绍了收押流程，然后又带着她们参观了视频监控大厅和我工作的医务室。最后一项是今天的重头戏，参观在押人员的号房。
我正向大家反复交代“安全须知”时，衢八两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插话道：“要睁大眼睛观察啊，这样回头写参观体验时才有话可说。”
少数几个姑娘笑了，但笑得有些虚弱无力。其他人则紧张得没了表情，唯有韩江雪一脸镇定。
参观监区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在走廊里穿行，号房就在两侧，这样虽不必担心安全问题，但两边仅有铁栅栏挡着，号房内的犯人一起哄，参观者反倒容易变成被参观者，会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另一条路是走房顶，每个号房都有一扇被铁栏杆围住的天窗，里面的人可以抬头看天，上面的人可以低头观察，武警日常巡逻就走这条路。为了稳妥，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线。
或许是听到了说话声或脚步声，又或是闻到了姑娘们身上的香水味，号房里面正在劳作的犯人突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一个个仰着脑袋。至于他们流没流哈喇子，我没见着，但我能看到铁窗下面那一双双垂涎的眼睛。突然，一个男犯人喊道：“上面的妹妹，干吗穿裤子啊，下次来一定要穿裙子！”
那些女孩像是真穿了裙子一样，纷纷从铁窗边上后退、闪躲。我想制止犯人起哄，但又觉得自己的话不会起什么作用。我无奈地环顾，无意间撞上了韩江雪的眼神。她眼中透着一丝鄙夷，不知是瞧不起那些犯人，还是受不了她那些一惊一炸的同事。参观完几个普通监室后，我带着大家来到了专门关押职务犯罪人员的监室。
这些职务犯罪人员原本多是社会上的体面人，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等原因被关押，其中就有两个银行副行长。之所以将这些所谓的体面人单独关在一个监室，不是要厚待他们，而是怕把他们和那些抢劫犯、杀人犯关在一起的话，他们会被欺负。想想也是，对于这些社会蠹虫，谁不恨得牙痒痒呢？
姑娘们低头看着那些所谓的体面人，他们有的羞愧地低下了脑袋，有的则仰着头，像是在看自由女神像一般，眼中充满憧憬。有一个少年，右手背在身后，微笑着向上面的女孩挥舞左手，像是在邀请她们听他的故事。那个胖姑娘蹲下身子想和他说话，少年突然挥出背着的右手。韩江雪见状一把推开胖女孩，有东西穿过栏杆飞溅到韩江雪的裤腿上，是一团排泄物。下面，少年“哈哈哈”地贱笑出声。
我立马把韩江雪领回医务室，着急忙慌地翻出酒精和毛巾，又手忙脚乱地帮她擦拭裤脚。她倒是不以为意，反问我有没有黑裤子。我说警服裤子就是黑色的，衣柜里有一条新的。韩江雪说她借穿一下，回头还给我。
韩江雪走进用一扇布帘隔开的留观室，很快就换好了裤子，快到不容我胡思乱想。从留观室出来后，她问我裤子看着是否合身。我这才认真地看了看她：颀长的身材、饱满的额头、一丝不苟的马尾，还有酒窝里若隐若现的笑——这是一个称不上美女，但绝对能让人在人海中一眼认出的姑娘。
她问我：“那个孩子怎么了？”
我摇头说不知道，接着补充说：“回头我了解一下，让他给你写一封检讨信道歉。”
韩江雪笑了：“那我得加你微信了。”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这才意识到对方以为我是在搭讪。我是在搭讪吗？我也不知道。
“回头我得把裤子还给你。”韩江雪说完摸了摸上衣口袋，然后拍了下脑袋，“想起来了，手机全部交前台保管了。”
说着，她拿笔在一张空白的病历单上写下她的手机号，申明那也是她的微信号。接着，她又在数字前认认真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韩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