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腹有诗书气自华
生活之意蕴层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历史上虽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但这一年，却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时局的事件。
五月，权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官饶州。范吕之争，牵连甚广。余靖、尹洙等大臣上书为范仲淹辩解，也遭贬黜。欧阳修愤怒之下，写信指责谏官无所作为，任由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因其言辞激烈，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景祐三年，可说是宋朝政治走向极为重要的一年，尽管多年后范仲淹重返朝廷中心、全面施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成为一呼百应的股肱之臣，但大宋却已然埋下了党争的伏笔。纵观宋朝三百年，大小党争，数不胜数。文官之间，但有政见不合，便口诛笔伐，欲置对方于死地。
就是在这样的时局纷争下，在远离京师的眉山县城，苏轼降生了。这一天是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一个平常而又普通的日子。
苏轼虽为地道的眉山人，但其祖籍却在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苏轼家族可追溯到唐代。唐武则天朝有个叫苏味道的人，曾官至丞相，据苏洵考证，此人是他的祖宗，再往上，就不得而知了。苏味道主张遇事要含糊，“模棱执两端”，切不可旗帜鲜明。时人赠他一个绰号：苏模棱。在古代，这种为官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行得通的，但苏味道遇上武则天，不大走运。他被贬为眉州刺史，后迁益州（成都）长史，但未赴任就死了。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在眉山定居，其名已不可考，却繁衍了眉山苏氏。
苏轼与苏味道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模棱两可变成了棱角分明。在苏氏家族里，苏轼的性格很像他的祖父苏序。苏轼出生时，苏序六十三岁，体魄强壮，能写诗，更能喝酒。据说他写过一千多首诗，可惜没有一首流传下来。他的酒量远胜于苏轼。苏轼爱酒，但酒量有限，“饮少辄醉”。苏序就不同了，这个奇怪的老头儿总是骑着毛驴到处转悠，边转边饮，逢人就开玩笑，爽朗的笑声总是飘荡在县城的石板路上和远近的乡野。
苏序除了具有幽默感，还具有同情心。有一年，眉山闹饥荒，他见很多人饿肚子，二话不说，就把自家积存下来的四千石谷子，散个精光。虽然苏序开仓散谷有个先后顺序：先济族人，再助外戚，之后才救济贫民和佃户，但他扶弱济贫的行为足以说明他高尚的品格。
苏序的作风，造就了苏家与众不同的处事风格和家庭风气。苏序的儿子、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人。《三字经》上讲：“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就是指苏洵。初读这段话，以为苏老泉二十七岁才走上正路，此前一直贪玩好耍。其实他并非不学，只是不屑于“学句读，属对、声律”罢了。
苏洵不喜读枯燥之书，却喜欢到处走动，时人称“游荡不学”。苏家有祖田，有城南纱縠行经营绢帛的小产业，这也为他提供了“游荡”的盘缠。于是，苏洵索性就当个飘在路上的远行者。
尽管青年苏洵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求功名，但苏洵的远游，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早已埋下中国人游学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知州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二是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然而，苏洵倒有点儿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远游是快乐的，但毕竟花费大，很快苏洵手头拮据了，幸好婚姻又给他带来新的财力支撑。苏洵十八岁时，迎娶了眉山首富程文应的女儿程氏为妻。程氏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温良贤惠。如此美好的女子，能与苏洵共结连理，作为男人应当知足。然而，苏洵在婚后依然没有安家立业的思想，而是继续在外游荡。年轻的程氏虽“耿耿不乐”，但她努力放下富家小姐的身段，孝敬公婆，教育子女，苦心经营在外人看来并不是很“得体”的小家庭。这样的生活又过去九年。
到苏洵二十七岁时，情况突然改变，他居然发愤读书了。没有人知道苏洵性情大变的原因，或许是对妻子经年累月的奉献感到心中有愧，或许是兄长苏涣高中进士的鞭策……无论是何缘由，他开始埋头苦读，六年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决不再提笔为文。
由于苏洵的发愤，苏家忽然有了许多书。不过，即使这样，苏家的藏书在眉山也不是特别显著。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板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眉山属县青神有名的孙氏书楼，藏书竟达数万卷。
蜀人爱藏书，也爱读书，然而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如果想出仕，他必须从家乡前往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再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科举制自隋朝开始，在唐朝逐渐盛行，普通庶族子弟可以经过寒窗奋斗而金榜题名，从此改变家族的阶层。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更是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苏轼祖上五代人，长期生活在眉山，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却过之。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因而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九百余名。
然而，不管宋朝的科举之风如何兴盛，苏洵却没有像他的兄长苏涣一样高中进士——他写的议论文不合时宜。
苏洵未能开启仕途之路，但他的苦学依然卓有成效。短短几年时间，他不仅熟读经史，更写得一手好文章，文风纵横恣肆、奔放雄健，文字行云流水，落笔惊风。当时的文坛大家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也大加赞赏：“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
可以说，苏洵的人生确属另类。而在苏轼的成长过程中，与时人大不同的父亲苏洵，则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苏洵的远游，为苏轼提供了同龄人所不具有的财富：广阔的见识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能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
其次在教育方面，苏洵吸取自己读书晚的教训，对两个儿子的施教非常严格。只要苏洵在家里，他每天给儿子布置的功课都有具体的安排，而且往往亲自检查。五十年后，苏轼远在海南，还曾梦见童年时读书的情形：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是出自苏轼《夜梦》中的诗句。意思是说，他夜里做梦，梦到童年，正在嬉戏玩耍，而父亲要检查功课，惊得急忙奔向书本。按照父亲的计划，他应该把一本《春秋》读完了，可他只大略读到桓公、庄公部分，因此惊恐不安，坐立不稳，就像被鱼钩钩住的鱼儿。
这个梦境不是现实，却也是现实的折射，它反映出苏轼学习之刻苦。在苏洵的谆谆教导下，在苏洵充满感情的文风和言之有物的文章引导下，苏轼童年时代起步学文，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苏洵对儿子的教导是严厉的，但不是日复一日都如此这般。毕竟，苏洵在学成之后，又多次离家外出游历，难以一直盯着苏轼。因而在苏轼的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多的反而是母亲程氏。
与古代众多嫁为人妇的女子不同，程氏不是一位只擅女红和烦琐家务的女子，她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在教育孩子时，她不仅督促孩子学习，还很注重培养孩子的高尚品格。比如，她会教尚且年幼的苏轼读《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名士，为人正直，有气节，但被卷入到党锢之祸中，最终性命不保。离家前夕，他向母亲诀别，请其母不要悲伤。范滂之母慨然回答：“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到这里，苏轼与母亲都被震撼，久久不能言语。片刻之后，苏轼仰着稚气的脸庞问道：“母亲，倘若我也像范滂这样，你会同意吗？”
程氏则回答：“你如果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之母？”程氏之气度，在此可窥知一二。不仅如此，程氏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她对世间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都心存爱惜。在苏家的庭院里，种植了大量竹柏和花草，环境清幽，有山林之趣，因而吸引众多鸟儿前来筑巢。
苏轼和弟弟苏辙，幼时顽皮，他们经常仰头追寻飞鸟的踪迹，爬树捉蝉掏鸟巢。程氏信佛，善良有爱，她特意召集家人聚于院内，指着在树间或鸣或飞的小鸟，重申家规：严禁家人捕鸟和毁坏鸟巢，违者责罚。看着母亲脸上从未露出过的认真而严肃的表情，苏轼兄弟二人连连点头。久而久之，到苏家庭院筑巢的鸟儿越来越多，甚至毫不防范地将巢安置在低矮的枝丫上。如此，苏轼和苏辙也可直接俯视而看，投食嬉戏。
可见，大到做人读书，小至兴趣爱好和生活琐事，苏洵和程氏都对儿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苏轼后来才成了一位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而坚持初心的人。然而，在苏轼出生的时代，宋朝的为官风气已江河日下，这也注定他的仕途之路不会平坦。但即使他一生所遇之艰难处境，只要随波逐流，便能逢凶化吉，但他偏要秉承自己的一肚子不合时宜。
这，就是苏轼。
不仅在当时，在近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性格鲜明，独树一帜。
天才少年
苏轼虽年少聪颖，但他并非属特别聪明一类。特别聪明的孩子往往难成大器，所以我宁愿说：少年时代的苏轼心智健全。
他家境尚可，家里有城西的五亩园子，有侍女，有乳母。早年的苏轼衣食无忧，这一点可以肯定，也很重要。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般都立志早，能发愤，但心中也会有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穷孩子的发愤多半就是同这种阴影做斗争，等他战胜了阴影，幸福地掉头回顾，却发现错过了童年。苏轼不同，他无忧无虑地成长，像一棵树，既有沃土，又有充足的阳光雨露。现存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苏轼小时候有过任何足以留下心理症结的童年经历。
苏轼七岁入乡塾，老师是个道士，名唤张易简。张先生穿着道袍上课，不总讲诗文，有时也讲鸡犬升天的故事。百余学生中，有个叫陈太初的，听得最是入迷。道家故事，一般学生听听也就罢了，这位陈太初却能听出弦外之音。老师讲升天，他就会意地微笑着，一副了然于心的神情，仿佛老师讲的故事里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这陈太初后来也通过了科举考试，大约也做过官。到暮年，他忽然决定不再食人间烟火，在自家门前按道家规矩打坐，不吃不喝。朋友或路人劝他吃点儿东西，他都不予理会。虽然饿得东歪西倒，他的脸上却浮着微笑，和童年的表情一般无二。朋友不知个中玄妙，不敢再来相劝，只远远地瞧着他幸福地摇晃。过了几天，他终于摇不动了。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叫下人来抬“尸体”，时值新年，下人们一面动手，一面抱怨：“大吉的日子抬尸体，真晦气。”话音未落，“尸体”忽然开口说话：“没关系，我自己走。”说罢便从地上站起身，朝乡野走去，最后在一个僻静之所倒下来。
其时，张易简早已作古，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弟子。而苏轼是知道的，他记下了这件事。“尸体”开口说话就是他讲的。
苏轼在乡塾读了三年书，换句话说，他稚嫩的眼睛望着张道士，整整望了三年。他心智正常，受道士的影响也就有限。他后来回忆，从乡塾到县塾，前后两任老师器重的学生，只有他和陈太初。陈太初听升天的故事听得怡然自得，而苏轼则是因为一句话让另一位老师刘微之失了面子。
刘微之乃眉山县塾首座，苏轼何以让其失面子？因为苏轼替首座改诗。
当时，诗是一种高雅文化，也很有实用性——科举考试，诗赋是考试内容之一。刘微之是喜欢写而不轻易公布诗作的那种人。如果他公布了，那就证明他自己很满意；如果他在课堂上对着学生吟诵，那就不仅满意，而且得意。
一天，他非常得意地吟着一首叫《鹭鸶诗》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吟到这一句，不自觉地停下摇晃的脑袋，捋须而笑。所有的学生都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觉得他不让陶潜，直追李杜。就在这时，有个学生要求发言。这名学生身材修长，脸也比较长，他就是少年苏轼。对于苏轼，刘微之是知道的：历来肯用功，脑子也灵活。看到苏轼要发言，他当时或许有些得意：苏轼要称颂他的诗作了。
刘微之仍然捋须而笑，为了显示他的谦虚，他甚至换上一种亲切的笑容。然而，苏轼的一句话，将这笑容凝固起来。
苏轼说：“那个诗句固然好，但不如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鹭鸶被渔人惊起，转眼又被风卷着，像雪片一样落于蒹葭之上。这一起一落岂不美？再者，可爱的鹭鸶也有个归宿，不复可怜兮兮地“逐风斜”。
苏轼坐下了，课堂哗然。有人对苏轼侧目而视，似乎在说：“苏子瞻，你竟敢改老师的得意诗作。‘逐风斜’哪里不好？你偏要说什么‘落蒹葭’。你以为你是谁？你用意何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老师尴尬！”
很难设想刘微之当时的表情。他大约笑不起来，有几分尴尬也在情理之中。他细细一想，认为苏轼改得有道理，于是当众宣布将“逐风斜”改为“落蒹葭”，并加上一句感叹：“吾非若师矣！”
此言一出，对苏轼侧目而视者立刻转变态度，对他青眼有加。其时苏轼才十二三岁。这样的年纪，许多人尚在玩乐，或者循规蹈矩地读书，而苏轼却能修改老师的诗作，单不说这诗改得如何，其见识和勇气，已非常人能及。
苏轼长到十七八岁，渐渐出落得一表人才。他是那种体形瘦削的男人，眼睛细长，鼻子直挺。他走路的姿势很像祖父苏序，像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他喜欢笑并且笑声富有感染力，不笑时则常常沉思。说话当然是眉山口音，只是书读多了，词汇丰富，土语就用得少了。
苏轼读书，不是应付，不是泛泛而读，而是到了嗜书如命的地步。母亲程氏引导他读班固的《汉书》，结果他把《汉书》抄写了三遍。父亲则抓住时机，刺激他求知的欲望：当他发现苏轼爱读《战国策》，便故意把这本书藏起来。苏轼翻箱倒柜，才捧得《战国策》在手，因而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苏轼不仅文采佳，史学素养也极好。陈寅恪说：“有宋一代，苏东坡最具史识。”史识是指洞察历史的能力，不是历史知识的堆砌。
少年苏轼除了读书之外，自然也会去干别的事情。眉山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山不高，但足以构成风景。岷江从城边流过，像一首跳动的音符。百里之外，还有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苏轼可能没登过峨眉山，乐山大佛却不止看过一回，那儿有他的读书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自然呈现的美感非寻常可比。对语言的敏感，说到底是对世界的敏感。当然，前提是非功利；一旦功利，美感就消失了。换成海德格尔的话是“一旦功利，世界就遮蔽了”。
苏轼的自家居所，环境也十分清幽，“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令人无比羡慕。无论风吹还是雨打，竹子发出的声音都类似最美妙的音乐，沙沙响成一片，又如佳人般弯下纤腰，姿态优美。竹子，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绵长的诗意。苏轼生长于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不羡山慕水？
每年三月时节，苏轼总是骑在马背上踏青，看眉山七里坝、青神瑞草桥，远眺峨眉之巅。夕照与微风中，他也会手捧一册《诗经》或《楚辞》，或者其他前人的集子诵读，字里行间都泛着青草的气息。苏轼骑牛读书，骑马喝酒，有时干脆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有一回，苏轼出城七十里，在一块山崖上大书“连鳌山”三字，字大如屋宇，据说是用扫帚写成。这些字迹今天犹存，虽为少年墨迹，行家依然不吝辞色地称赞：雄劲飞动。苏轼“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中国书法几千年，能与他比肩者，数人而已。
苏轼长期生活在眉山，对眉山充满感情，但由于童年时代一直耳濡目染父亲远游的故事，因而心中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尤其是距离眉山一百多里的成都，更是他一心想要探寻之地。然而，古代车马不便，直到十九岁他才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走进了梦幻般的成都。武侯祠凭吊诸葛亮，浣花溪追寻杜甫的遗迹，摩诃池故址勾画蜀主风流，望江楼感怀名妓薛涛……苏轼在成都盘桓多久，历史没有记载，想来时间不会短。
其实，苏洵早年外出游荡，曾不止一次到过成都。但这一次，是大人物张方平邀请苏洵前往的。
张方平，乃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曾任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当时张方平以京官外放益州（今四川成都），任知州。
这位身居要职的文官，亦是个天才人物，他看书，过目不忘；喝酒，百杯不醉。张方平遇事，也坦然应对，临危不乱。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西蜀盛传骚扰两广数年的豪强侬智高即将率部攻入四川。益州知州慌了神，又是筑城墙，又是调兵遣将，仓促训练步骑兵与弓箭手，半夜三更杀声震天。成都如临大敌，而朝廷急抽陕西军迤逦入蜀，更是增添了战争的气氛。成都百姓乱作一团，抢购粮食，埋藏金银……城外的人蜂拥而入，四面八方皆是人群。当时的成都号称有十万户、二十多万人，而大量难民涌进来，米价翻了几十倍。关于侬智高的传言一波又一波，全城“谈侬色变”，小儿不敢夜啼。这时候张方平上任了，他从陕西入蜀，沿途把朝廷派往成都的军队都打发回去。进了成都，他下令停止筑城，遣散弓箭手，取消宵禁令，城门大开。张方平这么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料定两千里外的侬智高攻蜀的可能性非常小，再说，宋廷名将狄青还在围剿流寇呢。
不久便是元宵佳节，张方平带头观灯赏月，条条街道布置花灯，城门通宵不闭。成都人惊魂方定，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承平景象。满城自乱几十天，很快就被张方平稳定下来，而侬智高果然没有攻来。
张方平忙完了这件稳定大事，立刻着手寻找人才。蜀地向来藏龙卧虎，但“蜀人不好出仕”，必须把人才发掘出来。张方平早年就曾听说眉山有个处士叫苏洵，苏洵还有两个天才儿子。处士就是民间有才华的读书人，朝廷希望“野无遗贤”，寻求处士便成了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当然，求贤也因人而异，有些官员热衷于此，却是另有动机，比如趁机索贿，即使弄不到金银珠宝，也要搜刮几堆土特产。可是张方平是好官，好官不刮地皮，一味发掘人才。
三苏父子抵达成都，是在骚乱平息之后的当年，即至和二年（1055）。张方平请他们住高级客栈，陪他们吃喝游玩，“待以国士”。看三苏的文章，听三苏的谈吐，张方平拍案叫绝。尤其苏轼，简直是一代奇才！苏辙也不错，虽然年仅十六岁，但张方平同样以国士之礼待他。三个眉山处士，一变而为国士，在成都风头大盛。成都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也芳心暗许，一心想要嫁给苏轼与苏辙兄弟。
事隔多年，苏辙还写诗感慨：“成都多游士，投谒密如栉。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
游士和处士不同，游士主动投谒，“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处士则比较矜持，因为处士的肚子里往往有真学问。成都当时游士多，和张方平求贤若渴的名声是有关系的。然而，许多游士游了很久还是游士，反而是三个从眉山来的“乡巴佬”，倒成了万众争羡的国士……
既然是国士，搁在成都总不如到京城去发展吧？但若要把三苏推荐到汴梁，荐给谁好呢？张方平为此颇为踌躇。最佳的人选是欧阳修，欧阳先生既是科举主试官，又是文坛领袖。可是张方平与欧阳修因政见不同而有宿怨，不相往来十几年了。万一欧阳修不买账呢？张方平觉得自己失面子事小，三苏失前程事大，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提笔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直觉告诉他，欧阳修是一位胸怀宽广之人，绝不会因为个人恩怨而埋没栋梁之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切都如张方平所料，欧阳修对三苏的器重甚至超越于他，朝野长期传为佳话。而由于共荐三苏，张方平和欧阳修的宿怨也一笔勾销。
大凡真文士之间，向来如此奇妙，他们可以因政见不同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攻讦，但若从文学和品行来说，却又惺惺相惜。在张方平和欧阳修之间如此，在多年之后的苏轼和王安石之间，亦是如此。
三苏，名动京师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和弟弟苏辙告别亲友，跟随父亲前往京城汴梁参加进士考试。从眉州到汴梁，千里之遥，道路险阻，但苏氏父子未曾退缩。他们走陆路，先到达嘉陵江畔的阆中，又从阆中登终南山，走曲折陡峭的古栈道，进而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后东行到达河南之地。
父子三人一路前行，偶有登高览胜之举，但始终未有间歇。即使如此，此段路程依然耗时两月有余，三月出发，直到五月才抵达汴梁。
苏轼与苏辙风华正茂，初到京城，对新鲜事物自是兴趣盎然。但在父亲的督促下，两人皆未来得及领略京城的繁华，便进入紧张的科举备考之中。
宋代科举主要有贡举、制举两种。其中，贡举历来为朝廷所重视，士子亦趋之若鹜，人才亦多出于此。在贡举的考试流程上，须经解试、省试、殿试三级。三者的主持级别不同：解试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主持，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省试统一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因礼部隶属中书省，故称省试；至于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由皇帝亲自主持。
苏轼与弟弟苏辙，首先参加的是开封府主持的解试。嘉祐元年八月，两兄弟不负苏洵之期盼，首战告捷，双双高中。但面对即将到来的礼部考试，已成功晋级为“举子”的两人依旧不敢懈怠，继续闭门读书。
嘉祐二年（1057）正月，弱冠之年的苏轼和苏辙在汴梁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为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当时的文坛，因袭五代的浮华文风，文章讲究辞藻华丽，但所述空洞无物，乏味至极，为有志之士深恶痛绝。因此，从北宋初期的王禹偁、石介，再到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等，都极力反对浮靡文风，而主张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这种诗文革新运动，发展到欧阳修，则有意把诗文的革新与政治上的改革要求相呼应，提倡文章要有用于当世。
欧阳修的思想，在礼部主持的省试中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他告诫阅卷同僚，对于空洞浮华、言之无物的应试文章，一律不准录用。
其实，当时省试的考察科目，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欧阳修要求文章经世致用的主张。省试不仅包括诗、赋、论各一篇，还有时务策五道。所谓时务策，即是论时务的对策，颇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意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时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踏入了省试考场。他自幼饱读诗书，且深受父亲的新式文风的长期熏陶，诗文辞赋于他自是不难。唯独时务策，尚有新意。时务策的考试题目，有一则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三易其稿，最后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以仁治国的思想：为政者应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同时赏罚分明，立法严而责人宽。这是苏轼人生中第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而言之，他的政治理念在二十多岁就趋于成熟了。
省试放榜时，苏轼名列榜眼。然而，他实为状元，当时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亲嫌，才把苏轼的考卷列为第二。
苏轼的确很擅长考试，这一点很像唐代的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只有进入仕途才有可能实现，而考不上则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自是知晓这个道理，难能可贵的是，他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吧。
在这次省试中，苏辙的成绩虽然不如哥哥，但也榜上有名。此后，两人搬到兴国寺居住，一心为殿试做准备。忙碌的日子总是那样充实，在琅琅不绝的读书声中，时光飞快而逝，转眼就到了殿试的日子。这一年的三月初八，仁宗皇帝亲自在崇政殿主持策问，试题有民监赋、重申巽命论等。苏轼与苏辙皆应答自如，同科进士及第。
按照惯例，新中进士与主考官之间有师生的名分。苏轼金榜题名，循例呈上《谢欧阳内翰书》，感谢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这封书简，不足五百字，除了向欧阳修表达谢意之外，还精练地阐述了宋朝文学发展艰难之境遇。欧阳修读后，大为称赞，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
欧阳修对苏轼这位后生极为喜爱，这不仅关乎才学，还关乎苏轼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的济世之心。此后，欧阳修不止一次表达了对苏轼的欣赏，时常对人称赞苏轼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此时，欧阳修有一把年纪了，据说面相丑陋。但这位其貌不扬的人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情与态，跃然纸上。他也是《新五代史》的作者，史学素养极为深厚。他还是金石研究家，是考古学的权威，是文人书法的倡导者。人生到了他的这种境界，其实已经无所谓美丑，他的面孔更多是才华和幽默的符号。
欧阳修的官运也比较好，做过礼部尚书，官至参知政事（副相）。庆历年间他做谏官，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摇旗呐喊，“力忤权贵”，得罪过不少人。可见年轻时，他的火气也比较旺。他为官，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在扬州城南之蜀冈筑有平山堂，堂前种了一株柳，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欧公柳。他曾赋诗：“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后来有个姓薛的庸官继任扬州知州，也种了一株柳，号召州县官吏称呼为薛公柳，却被扬州百姓当作笑料。此人离开扬州，“薛公柳”即被人砍掉，单留下枝繁叶茂的欧公柳。由此可见，欧阳修的声名有多大，威信有多高。
以欧阳修当时在政坛与文坛的声望，能得其夸赞，自会闻名于世，更何况欧阳修多次不吝辞色地在众人面前赞扬苏轼。因此，偌大的京城之中，一时之间，无人不知苏轼。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从苏洵的文章中选出二十篇，又作《荐布衣苏洵状》上奏朝廷，力荐苏洵：“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因欧阳修的大力举荐，苏洵大名也不胫而走，加之苏轼兄弟金榜高中，苏家三父子立时名满京师，成了人们争相谈论的话题人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三苏父子在汴京春风得意，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
说到这位程夫人，其一生可用悲情来形容。
程氏嫁给苏洵之后，生下三男三女，长子和两个女儿早殁。另有一女八娘，十五岁嫁给表兄程正辅，结果备受公婆责骂，不到两年就病死了。苏洵大怒，写文章怒骂程家，苏家与程家从此不相往来。程氏秉承夫志，再也不回娘家，自此郁郁寡欢。程氏忽然病故，大约与此有关。但真相究竟如何，史料无载，只留下无尽的叹息。
或许，程夫人至死都不知道两个儿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这个养育出两位进士、造就苏门三位文豪的完美女人，就在远离丈夫与儿子的孤单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活着的时候，全力为家。她走的时候，寂静无声。
听闻噩耗，苏轼和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便随父亲回眉山丁母忧。古代的丁忧制度极有深意，不管官居何职，必须丁忧。丁忧既是尽孝，又是对官场身份的中断和超越，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甚至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一个人的生存。说到底，人间万事，除了铭记、追思父母的恩典，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暂停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丁忧淡化了官本位。
苏家父子返乡，陆路、水路昼夜兼程，一路悲恸，与之前进京赶考时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父子三人终于回到阔别一年多的眉山老家。然而，满目皆是苍凉。家中大半屋舍已然倒塌，断壁残垣间杂草丛生，处处透着凄凉的味道。
两个年轻的媳妇，见到归来的父子三人，似乎是终于找到了支撑，泪水情不自禁地掉落下来。她们诉说婆婆生前的最后时光，也诉说家中境况。但一切已回天无力。
回想当年，苏家庭院深深，苏洵教导两位儿子读书，程氏就在近旁陪同。待到两个儿子娶妻，程氏便与两个儿媳妇一起准备茶水糕点，屋内屋外，到处充斥着温馨与欢声笑语。如今，却只剩回忆可供追寻。
苏洵忍着悲痛，将妻子安葬在武阳安镇山的山间坡地。此地风水极佳，旁边有一口井，名曰老翁井，山间清冽甘甜的泉水尽流此井，长年不竭。苏洵又在井旁筑一座亭子，作《祭亡妻文》，真切表达对妻子程氏的思念和感激：思之情深，念之贤惠，感其付出。在文章结尾处，苏洵也表达了死后回归故里，与妻子长久相伴的愿望：“我归故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至于苏轼与苏辙兄弟，青年亡母，其悲伤自是难以言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兄弟两人依礼守制，在家乡丁忧。
重返汴京
光阴飞逝，转眼已是嘉祐四年（1059）的金秋十月，苏轼与苏辙兄弟丁忧期满。
没有程氏的眉山，已成为苏家父子的伤心之地。父子三人商量之后，决定举家迁往京城。家当细软收拾完毕，到了启程之日，苏家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他们直下嘉州、泸州、渝州等地，出三峡向江陵。
经过近三年的沉淀，苏轼将母亲亡故的悲伤情绪藏于心底，此时展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即将步入仕途的壮志雄心。路过嘉陵江，苏轼豪气冲天，出口成章，咏出《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这首诗虽是苏轼年少写成，然其洒脱的风格与空灵的意境，仍难掩大家风范：清晨船只出发，鼓声喧嚣，西风掠过画旗。随着行船飘荡，故乡渐行渐远。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但苏轼去意浩然无边。岷江支流的锦江遥不可见，青衣江水却清澈可爱。三江合流从弥勒大佛脚下奔腾而过，浩浩荡荡，造就一马平川之地。乡村集市有一参禅之僧，于傍晚烟霭笼罩的钓鱼台上寻觅。他定是应约而先行到达，并已久久伫立在流水潺潺的钓鱼台上了……
过往无所追寻，前路却隐约可知。苏轼寄情于山川景物之中，借悠悠诗句，抒发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和心之所感。此时的苏轼已无暇顾及离乡的感伤，对仕途的无限憧憬和对未来的热烈向往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前路漫漫，伟大的功业也在等着他去建立。
行船两月，苏家三人历经十一个州郡、二十六个县，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江陵。因天气渐冷，又近年关，全家决定暂且安顿下来，等来年的春天再从陆路北上京师。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苏家抵达京师。他们在西岗租了一座宅院，暂且安顿下来。待京城的生活步入正轨，父子三人便着手整理这次行程中创作的诗文。其实，中途在江陵停留时，他们就已经梳理了从眉山到江陵的行船诗文，称《南行前集》。而从江陵到京师途中的诗文，则到京城后才开始整理，被称为《南行后集》。
这些诗文，皆为沿途所作，记录景物，也记录心情。有些诗文广为传颂，有些诗文只有学者光顾。但这些并不重要，苏家父子无论描写风景，抑或凭吊古迹，全凭一时心情，“得于谈笑之间”。
三月，万物复苏。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主簿是辅佐知县、办理文书等事物的九品官。两人文章震动朝野，却只落得主簿一职，未免有些失望，均辞不受。在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均可如此。故而，苏轼与苏辙的行为并未引起非议。
后来，听闻仁宗皇帝将于第二年亲自主持制科选拔，苏轼与苏辙便分别找到大学士欧阳修和当朝重臣杨畋，经他们举荐，得以参加考试。制科不同于常规举行的贡举，是由皇帝临时设置，通常不重文采，而重在政治眼光。应试制科，必须经大臣举荐，并由六名考官先行考察后，才准予参加御试。
苏轼为这次的制科考试准备了五十篇文章，可见他在眉山丁忧期间并未闲着。当然，文章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文章写得好，可以入仕途，却难保仕途一帆风顺。许多时候，情形或许刚好相反。好文章总是关乎性情，仕途通畅则注定要压抑性情。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是深知仕途险恶的人，但对年轻的苏轼，他无法讲得太多，他也无意干预这个大才子的成长过程。
从个人追求来说，才子苏轼想做个政治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屈原、杜甫原属同一种类型，首先为天下苍生计，其次才是展示文学才华。“致君尧舜”是前提，然后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古代的文人，属于这种类型的不少，不像近现代，文人渐渐变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
苏轼若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制科考试对他尤其重要：制科出身，其荣耀又倍于进士及第。为了全身心备考，苏轼与弟弟苏辙从家中搬了出来，到怀远驿中居住。怀远驿是官署，专门为进贡使节准备，环境清幽静谧。觅得如此场所，兄弟二人便一心苦读，对一切身外之事皆不关注，即使一日三餐也不甚上心，每顿只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也食之甚美，不觉艰苦。
兄弟俩每日读书备考，探讨诗文，研究时局形态，他们仿佛回到童年时相伴读书的场景之中，回到多年之前在京城备考进士的氛围之中，一切都是那样简单、美好而又充满希望。因而，两兄弟倍加珍惜此段光景。事实上，在怀远驿的时光，的确是两兄弟此后难得拥有的亲密相处的机会。在此之后，他们各自为官，相距遥远，即使后来同在京城短暂任职，也因各有家室，再加公务缠身，而不能如现在这般同榻共眠、朝夕相处了。
苏轼与苏辙在怀远驿相伴苦读，差不多有一年之久。眼看大考将至，自小就体弱的苏辙偏又生大病。突发事变，令苏洵和苏轼都极为忧虑，甚至苏辙本人也哀叹时运不济，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定是无法参加考试了，先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徒然。幸好，宰相韩琦听闻消息，马上向皇帝禀明情况，称苏家兄弟才华过人，即使有一人不能参加制科考试，都将是朝廷的损失。仁宗皇帝爱才心切，遂下令延期二十天。
风波既过，苏家兄弟在众士子的羡慕中，按时参加考试。制科考试极为严格，难度也非常大，因而应试者很少，通过的人更少。但对苏轼来说，一切都是手到擒来。他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仁宗皇帝显然被英气逼人的苏轼给吸引住了，无论看文章，还是观书法，始终兴致盎然。最终，苏轼以一篇《御试制科策》入三等。这对应试者来说，是极大的荣誉，因为这实际上是第一名。自宋开国以来，制科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接下来是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而在苏轼之前，宋朝仅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苏轼位列三等，在有宋一朝，实乃前无古人。
得此消息，欧阳修也非常激动，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连呼此为当朝之“盛事”。不过，值得一提的不仅是苏轼又一次排名第一，而是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个年轻人显然目光敏锐，且壮怀激烈，语出惊人。在他看来，仁宗朝“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对皇帝不客气的批评。甚至，苏轼还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
虽然苏轼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大好听，但仁宗皇帝并未介意。据曹皇后回忆，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两位“太平宰相”，一位指二十五岁的苏轼，另一位指二十二岁的苏辙。
经此制科，两兄弟的名声进一步传播，比之前初到京师所引起的轰动更为强烈。此外，苏洵也在京城获得官职，更为此事锦上添花。一时间，人人传颂苏家的盛事。苏家在西岗租的宅院也热闹起来，人们纷至沓来，有的前来一睹奇人风采，有的来请教文章写法，有的来拜苏洵为师，有的来传抄新作。他们的文章风格也成了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仕途是肉眼可见的美好，苏轼也开始为苏家的生活打点起来。他新购了一处宅院，称为“南园”。苏家新迁至此，在京城总算真正安顿下来。此处宅院不大，但内有花园，堂前种花，堂后植树，胜在清幽雅致。苏洵又在庭院前凿一花池，更为宅院添了曲水流觞之美。
不久，朝廷公文下来，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今陕西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
从二十岁进京赶考，至今五年已过，苏轼功名之路的开启一波三折，至此算是尘埃落定。然而，年纪轻轻的苏轼名震京师，却也不是人人都为他叫好。其中，王安石就不喜欢苏轼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甚至公开对人说：“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
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因为对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能力颇有怀疑，甚至连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也不肯写。于是，此事便耽搁下来。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注释
[1]中国古代使用农历历法，本书中涉及的人物生卒年、事件发生日期均以农历日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