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对有价值、数量较大的地方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已成为共识，一批有代表性的整理成果相继面世，如《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苏州商会档案选编》(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3)、《徽州文书》(4)、《福建民间文书》(5)、《清水江文书》(6)、《石仓契约》(7)、《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8)、《太行山文书精萃》(9)、《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10)、《湖北民间文书》(11)、《土默特文书》(12)等。其中更有一批以“省”为标志的文献整理成果，如《湖湘文库》(13)、《山东文献集成》(14)、《台湾文献汇刊》(15)、《海南地方志丛书》(16)、《云南丛书》(17)、《巴蜀全书》(18)等。此外，一些省级以下的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也在陆续出版，如温春来主编的《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自2012年以来，已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27种224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莞城图书馆合编的《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于2017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7册；谭剑锋主编的《遵义丛书》于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了210册。

地方文献的整理成“井喷”之势，与国家的文化发展和个人的研究需要密不可分。就国家层面而言，挖掘和保护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最终实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者而言，随着研究的深入，视野的地方转向，以往通用的正史、政书、文集、笔记等传世文献已远不能满足需要，而那些提供了大量传世文献所未言的、细致入微、系统连贯、生动逼真的历史信息的地方文献则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来说，很难做到亲自到各个地方去查阅所需的地方文献，况且有些作为文物保存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纸张脆化，即使能去，也不一定被允许查阅。因此，整理并出版，使之化身千百以嘉惠学林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事实也证明，这些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为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地方基层社会的综合考察提供了多种素材，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也由此推出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

地方档案作为地方文献的一种，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对于何为档案、何为“地方”档案、地方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何在、如何看待“档案迷信”“档案虚构”等诸多问题，学界仍然有些纠缠不清。不仅如此，我们常常也会被追问为何有的出版物取名某某档案，而有的又取名为某某文书，两者究竟有无区别。以下就这些问题略作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