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认同：治统与道统的接续
明太祖对清前期政治的影响
明朝晚期，严重威胁明朝统治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是李自成等人领导的西北地区农民军与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洲政权。明朝是与满洲、农民军两种力量斗争的失败者，国家政权被大顺农民军夺得，短短的四十二天后，又易手于满洲人，清朝遂建立起对中国的统治。清朝统治的确立，不可回避地需要处理同明朝的关系，而如何对待明朝开国君主太祖朱元璋，也就成了清朝政治的一环。清朝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从政治合法性上承接明朝的治统，尊崇明太祖。同时，明太祖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清朝政治，或者说明太祖对清初政治产生了影响，本文探讨的就是明太祖如何影响到清前期政治的问题。文中的“清前期”，是指乾隆以前的历史。
一 迁主：明太祖与清朝的正统观
清太祖努尔哈赤扯起反明的旗帜，建立了后金政权，就表示了与明朝争天下的决心。后金的年号是“天命”，表示天命所归，努尔哈赤是替天行道。努尔哈赤多次谈到对天命看法，也涉及明太祖，他对诸贝勒说：
上天覆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尝观历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劳筋骨，备历艰难，而后得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闻于天而登帝位；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奋力行间，躬定祸乱，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事辽主，几被诛，卒能奋志修身，收服属国，灭辽称帝；明太祖早丧父母，栖身佛寺，历尽艰危，卒成帝业。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贱而弃之也。[1]
努尔哈赤从中国历史得出自己的看法，天眷有德，即使微贱之人也会因得到天命而拥有天下，明太祖等就是这样的事例。从而激励满洲贵族不以国小、微贱自弃，要有备历艰难的准备和得成大业的信念，为后金与明朝争天下的事业而奋斗。明太祖作为以微贱出身得天命而改朝换代的事例，成为努尔哈赤的一个仿效的楷模。努尔哈赤对于明太祖这样的看法，对于满洲贵族与子孙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太宗也以朱元璋建立明朝是天命所佑的观点，论证满洲同样可以得天下的道理。为了说服朝鲜叛明归顺满洲，清太宗授意满洲贵族遣使致朝鲜国王书说：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是以明洪武初，收并群方，定号于金陵，然后北逐大元，以成一统。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恩膏普被，浃髓沦肌，中心诚服，无异父子兄弟之相亲也。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向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致也。[2]
此后，清太宗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进一步说明有德者得天下的道理：
且尔国以明为天子，岂明国朱姓之始即有为帝王者乎？古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由此观之，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是故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凡此诸国，皆尔朝鲜世修职贡者，以此推之，则享有天下惟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3]
清太宗指出，朱元璋出身贫贱，最终成为皇帝，满洲虽然只是东北的一个小部族，也可以得到天下。明太祖成为证明满洲崛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事例。
清军是打着为明复君父仇的旗号取得入主中原政治合法性的，以争取明朝人的支持。清朝重要谋臣范文程为入关清军起草的檄文说：“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4]这样清朝以复仇为借口，转化了长期以来与明朝的敌对关系，先把自己变成明朝的友方，接着继承明朝的治统而成为一方。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清军击败李自成军后进入北京，标志着清朝取得中国政权。同年六月辛未（十五日）清廷诏告天下：“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义。惟尔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国，永世有民，代为哲王。”将清军打扮成明朝复“君父之仇”“救灾恤患”的“邻邦”，并且从汉族的民族大义肯定明太祖恢复中华的历史功绩。诏文还历数清廷击败李自成军后为明所做的事情：“予用息马燕京，抚兹黎庶，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葬尽哀，钦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勿樵。惟尔率土臣民所欲致情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无不曲体斯诚，有崇靡阙。宗藩之失职流离者，为尔存恤。士绅之忠节死难者，为尔表扬。轻刑薄赋，用贤使能，苟济生民，为力是视。”接着清廷重申为明复“君父之仇”之意：“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万邦，非有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将夺取中原说成是“救中国”。然后表明以优厚的待遇向江南臣民招降纳叛，并威胁说否则：“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难讨。”
值得注意的是《国榷》作者谈迁在该诏后注明“中书舍人华亭李雯所草”[5]。李雯，字舒章，明末诸生，入清荐为内阁中书舍人，“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致史可法书其最著者”[6]。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二十七日）致史可法书中也表明了清廷标榜的为明复“君父之仇”的说法：“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7]李雯为清起草书、诏自然是秉承清廷旨意，然而或许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清廷为明复“君父之仇”的口号收到一定的效果，汉族对于清廷有所认同。
明朝统治的象征物如何处理，显然是清朝首先遇到的重大政治问题。国家倾覆，宗庙不存，明朝的太庙必须废除，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通行的做法。清朝对待明朝太庙的做法比较巧妙，明朝太庙存在的重要标志是明太祖的牌位，清朝处理明太祖的牌位的做法是移置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太祖洪武年间。《明史》记载：
（洪武）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终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七年，令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惟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八月，帝躬祀于新庙。已而罢隋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罢历代帝王南郊从祀。令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岁以仲春秋致祭。[8]
明朝于洪武六年（1373）建历代帝王庙于南京钦天山，又在嘉靖九年（1530）建历代帝王庙于北京城西，历代帝王庙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供奉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等帝王。
顺治元年六月癸未（二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祭祀故明太祖及诸帝的名义而废掉明朝太庙，《清世祖实录》记载此事：
摄政和硕睿亲王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文曰：“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至于宗庙之主，迁置别所，自古以来厥有成例。第念曾为一代天下主，罔宜轻亵，兹以移置之故，遣官祀告，迁于别所。”……甲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9]
将明朝宗庙之主，迁置历代帝王庙，表明明朝国祚已终，天命转移，无疑对于效忠明朝的人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清朝将明太祖牌位迁于别所，对明朝遗民来说又算是一个安慰。明太祖被多尔衮评价为“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的“一代天下主”，这一评价是很高的。
历代帝王庙创建于明朝，清朝增加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君王入祀，通过新的正统观念，以确立清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在顺治二年（1645）进行的，当时清朝遇到第一次正式祭祀包括明太祖在内的历代帝王问题。《清世祖实录》对此事的记载是：
礼部奏言：三月初三日，例应祭历代帝王。按故明洪武初年立庙，将元世祖入庙享祀，而辽、金各帝皆不与焉。但稽大辽则宋曾纳贡，大金则宋曾称侄。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庙祀似不得独遗，应将辽太祖并功臣耶律曷鲁，金太祖、金世宗并功臣完颜粘没罕、完颜幹离不，俱入庙享祀。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未有世祖入庙而可遗太祖者，则元世祖之上，乃应追崇元太祖一位，其功臣木华黎、伯颜，应从祀焉。至明太祖并功臣徐达、刘基各宜增入，照次享祀，以昭帝王功业之隆，用彰皇上追崇往哲至意。从之。[10]
于是清朝遣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祭历代帝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昊金天氏、帝颛顼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以及增入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祀以太牢、祭筵各一，祭品俱二十四。同时还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工部尚书星讷、梅勒章京吴拜、兵部侍郎朱玛喇分祭配享功臣。计有徐达、刘基等四十一位，祀以少牢，二位祭筵共一，祭品俱十[11]。新增入历代帝王庙的明太祖并功臣徐达、刘基，同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并功臣俱入庙享祀，淡化了增加金太祖、金世宗、辽太祖、元太祖少数民族君主的色彩，看上去这些少数民族君主与汉族君主明太祖入祀的权利是平等的。
不过是否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增入历代帝王庙，有过反复。顺治十七年（1660）山东道监察御史顾如华上疏建议，在历代帝王庙增入守成贤君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并以宋臣潘美、张浚未可与韩世忠、岳飞同日并论请罢从祀，而以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诸帝王，不宜与祭。于是礼部议覆从其请，皆罢祀[12]。顾如华与礼部诸臣出于是否统一中国的帝王标准，从礼制出发请求停止祭祀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竟然获得通过。这或许是对于摄政王多尔衮时期行政的某种纠正，但是顾如华与礼部诸臣对多尔衮做法的政治深意恐怕是理解不够。于是政治上精明、具有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嗣服立即加以纠正：
大学士会同礼部遵旨。议覆历代帝王祀典，如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俱系开创之主，仍宜入庙崇祀，至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守成七帝，应照《会典》，在各陵庙致祭。宋臣潘美、张浚已经罢祀，无庸议。从之。[13]
康熙皇帝以开创之功肯定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实际上意在表明这样的态度：清朝作为承天命的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其前身的后金朝同样具有继承治统的合法性，是应当尊重和值得纪念的。
深得康熙帝之心的乾隆皇帝，完善了历代帝王庙中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在乾隆皇帝看来：“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14]为了巩固这种说法，乾隆四十九年（1784）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乾隆皇帝认为杨维桢所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之说为是，今帝王庙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15]。于是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帝王。乾隆皇帝不区分南北少数民族政权帝王入祀历代帝王庙，今天看来是深思熟虑且利于多民族国家政治的。不过其深意则在于肯定作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一员的清朝，具有同样的正统地位。
明清易代，明太祖的宗庙之主迁到历代帝王庙，并引发了历代帝王庙增加少数民族君主入祀的变化，明太祖作为易代之君、开创之主受到清朝尊崇，影响了清朝的正统观念。
二 祭陵：明太祖与清朝皇帝的南巡
明清之际的江南是中国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初年因反对剃发易衣冠，江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士大夫普遍存在着故国之思，对清朝统治心存不满。康熙皇帝为了治理黄河与了解江南的吏治民情，维护清朝的统治，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六次南巡。值得注意，南巡中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到南京的明孝陵祭祀明太祖。对明太祖的尊崇，在于承认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认同清朝的统治。
早在顺治二年，清军消灭南京福王政权，摄政王多尔衮致书清军统帅多铎，要求保护明太祖陵：“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二百晌，以供祭祀。”[16]以安抚江南人民。
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标志着中国的进一步统一。翌年康熙皇帝即举行南巡，可见他对于江南的重视。此举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在于表明清朝完全有效地统治着中国，通过南巡彻底征服江南士大夫的人心。康熙皇帝安排首次南巡返回途中祭祀明太祖陵，这也是南巡中的一场重头戏。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己未（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在苏州对大学士等说：
明太祖一代开创令主，功德并隆。朕巡省方域，将及江宁，钟山之麓陵寝斯在。朕优礼前代，况于其君实贤，可遣祀如礼。[17]
十一月壬戌（初六）康熙皇帝至江宁（今江苏南京），第二天遣内阁学士席尔达祭明太祖陵。御制祝文曰：
自古历代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弈世。朕君临海宇，运会升平。轸念民生，省方问俗。途经白下，凭眺钟山。缅忆前徽，兴言往烈。园陵入望，瞻封树之依然；史册可征，企芳规之俨在。仪章式举，殷礼聿称。敬遣专官，代陈牲帛。爰申禋祀之诚，用着景行之志。冀神爽其不昧，降云车以格歆。[18]
虽然已遣官致祭明太祖陵，但是康熙皇帝认为既抵江宁，距陵非远，应亲为拜奠。于是同日又谒明太祖陵。首次南巡留下了致祭明太祖陵的典礼事例，即遣官致祭后皇上亲诣奠酒。
康熙皇帝过明故宫，慨然久之，写下《御制过金陵论》。其中评价明太祖说：
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经营大业，应天顺人，奄有区夏。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
文章结尾议论道：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19]
从明太祖因天时而得天下，到宫阙化为废墟，康熙皇帝悟出天时与南京虎踞龙盘的地利并不足恃，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帝王当勤政不怠。
甲子日（初八）康熙皇帝要求地方政府维护明孝陵。他对江南江西总督、江苏巡抚说：
明太祖天资英武，敷政仁明，芟刈群雄，混一区宇，肇造基业，功德并隆。其陵寝在钟山之麓，系江宁所属地方。向已有旨，令有司各官春秋致祭，严禁樵采，并设有守陵人户，朝夕巡视。但为日已久，不无废弛。今朕省方江宁，亲诣拜奠，见墙垣倾圮，林木凋残。皆系无知民人不遵约束，恣肆作践，往来行走，殊干法纪。嗣后尔等督令地方各官不时巡察，务俾守陵人役用心防护，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践踏。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洁举行，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寝至意。[20]
康熙皇帝充分肯定明太祖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要求地方官保护陵区，认真祭祀，表达对于明太祖这位“古帝王”的尊崇。通过上述活动，可以博得江南的士大夫对于康熙皇帝代表的清政权的好感。
康熙皇帝在以后的五次南巡继续致祭明太祖陵。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于二月二十六日诣明太祖陵，至大门前，下辇步行。进前殿，行三跪九叩头礼。至陵前跪，奠酒三爵，行三叩头礼毕，赐守陵人一百两而还[21]。时隔十年，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皇帝对大学士等人说：“明代洪武乃创业之君，朕两次南巡俱举祀典，亲往奠醊，今朕临幸当再亲祭。”大学士等奏：“皇上两次南巡业蒙亲往奠醊，今应遣大臣致奠。”康熙帝说：“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于是派着兵部尚书席尔达致祭行礼，他亲自往奠。[22]四月壬子日（十三日）康熙帝至明太祖陵奠爵，阅视陵寝。他看到明太祖陵损坏严重，要求寻找明宗室后裔看管陵墓，专司职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
朕今日往明太祖陵寝致奠，见其圮毁已甚，皆由专司无人。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令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俟回都日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23]
甲寅日（十五日）康熙帝命修明太祖陵，并悬挂御书“治隆唐宋”匾额[24]。
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二月壬寅日（二十七日）康熙帝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四月丙戌日（二十三日）遣户部尚书徐潮祭明太祖陵，并对领侍卫内大臣等人说，回銮时诣明太祖陵行礼。大学士马齐认为已经遣官致祭明太祖陵，祈停亲诣行礼。康熙皇帝回答：“洪武素称贤主，前者巡幸未获躬赴陵前，今当亲诣行礼。”[25]庚寅日（二十七日）康熙帝自江宁府启行至明太祖陵，导引官引向中门。康熙帝命自东角门入，并说：“此非尔等导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既入，率诸皇子及大臣侍卫等行礼[26]。
康熙四十六年最后一次南巡，三月庚申日（初七）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辛酉日（初八日）对大学士等说，明日亲谒明太祖陵。大学士等以此前巡幸江南，“明太祖陵或遣官致祭或遣皇子致祭，亦有皇上亲行灌奠之时。又重新庙貌，专人看守，自古加厚前朝未见如此者。今皇上又欲往谒，臣等以为太过。况此行已遣大臣致祭，天气骤热，不必亲劳圣躬往谒”。康熙皇帝回答：“天气骤热，何足计耶，朕必亲往。”[27]态度坚定。次日康熙帝“诣明太祖陵，乘步辇由东石桥至大门下辇，由东门升殿，行礼毕回行宫”[28]。康熙帝不从正门而由东门升殿，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
康熙皇帝格外尊重明太祖，是与清朝继承明朝正统的观念连在一起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感到身体情况糟糕，于是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宣布长篇谕旨，讲述“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的道理，要求臣下遵守，实为提前写就的遗诏。其中有这样的话：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29]
康熙帝所说太祖、太宗的言行属于政治宣传，不足为凭。但认为清朝与汉高祖、明太祖一样，应天顺人，为天下真主，成为中国的正统，则显示出肯定明太祖以证明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想法。康熙帝的这篇谕旨后来果然成为遗诏[30]。因此，康熙皇帝尊崇明太祖的措施，也就成为后世子孙遵守的家法存在下去。
前面提到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康熙帝看到明太祖陵损坏严重，对大学士等说，要寻找明宗室后裔看管陵墓，专司职守。晚年康熙皇帝又寻找明太祖的直系子孙，世袭官职，以示尊崇，这一遗旨由雍正皇帝完成。《清世宗实录》记载﹕
谕大学士等：朕近于圣祖仁皇帝所遗书笥中，检得未经颁发谕旨一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统一方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君之所未及。其后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国之迹，欲大廓成例，访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职，以奉春秋陈荐，仍令世袭。朕伏读之下，仰见我圣祖仁皇帝海涵天覆，大度深仁，远迈百王，超轶万古。朕思史载东楼，诗歌白马，商周以来无不推恩前代。后世类多疑忌，以致历代之君宗祀殄绝。朕仰体圣祖如天之心，远法隆古盛德之事，谨将圣祖所贻谕旨颁发。访求明太祖支派子姓一人，量授职衔，俾之承袭，以奉春秋祭享。但恐有明迄今年代久远，或有奸徒假冒，致生事端。尔内阁大学士即会同廷臣详明妥议，以副圣祖仁皇帝宽仁矜恤之至意。[31]
此事在雍正二年（1724）得以解决，《清世宗实录》记载：
礼部等衙门奏言：圣祖仁皇帝以明太祖宗祀沦绝，访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烝尝。我皇上继志存恤，特申前谕。臣等谨按：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余年，子姓虽繁，无从考证。查得厢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时简王后裔代王，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山。我太宗文皇帝时，代王与伊侄文元同被俘获，遂归我朝。曾蒙圣祖仁皇帝召见，亲询宗系，今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汝錩之子众关保等，俱文元之孙也。文元于顺治年间，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来京，今见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是也。请于此一支内查取谱牒，吏部拣选引见，择用一人。随饬礼部差官，同伊告祭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仍令回京居住。嗣后每年春秋二季，令其呈明前往。从之。[32]
依照该谕旨可知，所谓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的代王与其侄文元，不过是八旗中的汉军而已，也属于广义的满族。清朝在顺康年间严厉查拿明宗室之后，搞此表面文章，真是一场政治游戏，此举只具有尊崇明太祖的象征意义。
雍正皇帝没有南巡，不过他也表示像其父一样，尊崇明太祖。雍正七年（1729）给内阁的谕旨说：
自古帝王皆有功德于民，虽世代久远，而敬礼崇奉之心不当弛懈，其陵寝所在，尤当加意防卫，勿使亵慢。至于往圣先贤、名臣忠烈，其祠宇茔墓亦当恭敬守护，以伸仰止之忱。着各省督抚转饬各属：将境内所有古昔陵寝祠墓勤加巡视，防护稽查，务令严肃洁净，以展诚恪。若有应行修葺之处，着动用本省存公银两，委员料理。朕见历代帝王皆有保护古昔陵寝之敕谕，而究无奉行之实。朕于雍正元年恩诏内即以修葺历代帝王陵寝通行申饬，亦恐有司相沿积习，视为泛常。嗣后着每年于岁底，令该地方官将防护无误之处结报督抚，该督抚造册转报工部，汇齐奏闻。傥所报不实，一经发觉，定将该督抚及地方官分别议处。明太祖陵在江宁，昔我圣祖仁皇帝屡次南巡，皆亲临祭奠，礼数加隆。着江南总督转饬有司，加意防护。其明代十二陵之在昌平州者，自本朝定鼎以来即设立太监陵户，给以地亩，令其虔修禋祀，禁止樵采。圣祖仁皇帝屡颁谕旨，严行申饬。着该督转饬昌平州知州、昌平营参将，差委人员时加巡视，务令地境之内清净整齐。傥陵户或有不敷，即着该督酌量增添。其南北二处陵寝防护无误之处，亦着该督抚等于每年岁底册报工部汇奏。[33]
可见雍正皇帝继承了康熙帝尊崇明太祖的做法。
由于发生曾静策动岳飞后裔岳钟琪造反一案，清朝发现曾静的反清思想，是受到浙江人吕留良解释《春秋》大义在于“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的影响，于是雍正帝论述清朝得天下的政治合法性，涉及明太祖。雍正皇帝说：
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生疾怨而行其忤逆乎。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34]
由此可见，直到雍正年间，一些人对于明朝还有故国之思，民间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造反，并不认为清朝统治中国是得天下之正的理所当然。所以清朝统治者厚待明太祖，实在是为了换取汉族的好感，使其认同清朝统治。当时雍正皇帝将其谕旨“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35]，向天下之人辩解。
乾隆皇帝效法祖父，也南巡江浙六次，同样拜谒明太祖陵。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事先礼部请旨：跸路所经禹陵、明太祖陵应否亲诣或遣官行礼，乾隆皇帝明确表示：“朕亲诣行礼。”[36]礼部又请旨：“亲祭禹陵、明太祖陵，请照十三年东巡亲祭少昊金天氏陵，行二跪六叩礼。”乾隆皇帝提出：“行三跪九叩礼。”[37]乾隆十六年三月壬戌日（二十五日）乾隆帝果然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礼，并御书扁曰“开基定制”；颁布谕旨：
朕省方问俗，巡幸江宁，象山之麓，明太祖陵在焉。皇祖圣祖仁皇帝南巡时，念其为一代创业之君，銮舆屡诣，旷典光昭。朕于驻跸诘朝，即命驾前往躬申奠谒。念本朝受命以来百有余年，胜国故陵，寝殿依然，松楸无恙，皆我祖宗盛德保全之所致也。可令该督抚饬地方官加意保护，其附近陵地毋许樵牧往来，致滋践踏，并晓谕各陵户知之。[38]
在对待明太祖陵的问题上，乾隆帝比起康熙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清高宗实录》还可以获知以后历次南巡致祭明太祖陵的情形。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三月戊申日（十七日）遣官祭明太祖陵，庚戌日（十九日）乾隆帝诣明太祖陵奠酒。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三月庚戌（十七日）遣官祭明太祖陵。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闰二月辛未日（二十六日）遣官祭明太祖陵，壬午（二十七日）乾隆帝诣明太祖陵奠酒。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三月甲辰日（二十五日）遣官祭明太祖，丙午日（二十七日）乾隆帝至明太祖陵奠酒。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闰三月壬戌日（初七日）遣官祭明太祖陵，并颁布谕旨与礼部讨论诣明太祖陵仪注，进一步尊崇明太祖：“谕曰：礼部奏诣明太祖陵仪注，三奠酒，每奠行一叩礼等语。前代陵寝于经过时亲诣拈香，自应较本朝陵寝仪节有别。然朕加隆前代，礼数从优。”[39]甲子日（初九日）乾隆帝诣明太祖陵行礼。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解释自己致祭明太祖陵时说：“明太祖为一代开创之主，是以朕南巡时躬诣孝陵致祭，用彰隆礼胜朝之意。”[40]
三 法明：洪武体制在延续
明太祖确实为一代开创之主，清初诸帝对他的尊崇也不仅仅停留在祭祀神牌、陵墓的象征性仪式上，还有总结明太祖政治经验教训的内容。
清朝仿照《洪武宝训》，编纂了《圣训》。洪武六年八月朱元璋任命儒臣詹同、宋濂编纂《大明日历》，至翌年九月书成，稍后完成了仿照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之体的《皇明宝训》。洪武以后各朝有《宝训》与《实录》同时编纂的修史制度。万历三十年（1602）陈治本、吕本、朱锦等将明太祖至明穆宗十个皇帝的《宝训》汇成《皇明宝训》40卷。《明太祖宝训》原本15卷，万历合编本被合并为6卷[41]。《明太祖宝训》，亦称《洪武宝训》，对清朝影响深刻。清朝也有《十朝圣训》，包括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各朝，光绪间由内务府刊印。《圣训》是新皇帝为老皇帝编辑的语录汇集，分类辑录老皇帝品行与事功，以教化臣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始编于顺治十二年（1655），康熙二十二年又下令编《世祖圣训》，以上三种《圣训》均在康熙二十五六年辑成。《圣祖圣训》修成于雍正九年（1731），《世宗圣训》修成于乾隆六年（1741）。清朝的《十朝圣训》实际上是模仿《洪武宝训》以及《皇明宝训》。
《洪武宝训》反映了朱元璋治国的方针大政，也是明代皇权政治的象征。清一入关，即格外重视《洪武宝训》。《洪武宝训》是清入关后翻译成满文的第一部汉籍，《清世祖实录》记载：
翻译明《洪武宝训》书成。上以《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御制序文，载于编首，仍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42]
《洪武宝训》成书的顺治三年（1646），皇帝年仅九岁，所谓“御制序文”，当是摄政王多尔衮任命汉官代笔的。从“以翻译明《洪武宝训》成，赐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等”[43]来看，清廷重视《洪武宝训》，可能是受这些汉官的影响。清朝还“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满文《金》《辽》《元》三史并明《洪武宝训》”[44]，借鉴以往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前朝统治中国的经验。
顺治皇帝非常推崇明太祖。顺治十年（1653）他问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人：“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大家回答：“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他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顺治皇帝则认为：“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45]对于明太祖评价如此之高，主要是看重明太祖制定的“条例章程”即一代制度。大学士宁完我还进明洪武《大诰》三册，顺治帝“命内院诸臣翻译进览”[46]。
顺治时期仿照《洪武宝训》，编纂了清太祖、清太宗的《圣训》。《清世祖实录》记载：
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奏言：“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治。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伏乞皇上特命诸臣详加校订，所载嘉言善政，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缉成治典，恭候皇上钦定鸿名，颁行天下；尤望于万幾之暇，朝夕省览，身体力行，绍美前休。”下所司议。[47]
这一提议不久得到皇帝的首肯。顺治皇帝指示内三院：
朕惟帝王之道，法祖为先……《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
，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即于五月开馆。特命辅臣冯铨、车克、成克巩、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麻勒吉、铿特、祁彻白、胡兆龙、张悬锡、李霨、梁清宽为副总裁官，王无咎、杨思圣、方拱乾、卓彝、周启隽、黄机、吴伟业、左敬祖、曹本荣、熊伯龙、马叶曾、宋之绳又满官四员为纂修官，满汉官各四员为誊录官，满汉典籍四员为收掌官。卿等膺兹委任，须勤励恪恭，精心搜讨，务祈早竣大典，以称朕觐光扬烈至意。[48]
可见《太祖圣训》《太宗圣训》是在太祖、太宗朝的《实录》修成后仿照《贞观政要》《洪武宝训》修成的。修书者主要是投靠清朝的故明士大夫，自然《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的编纂会按照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明太祖的治国理念编排清帝的行事。
事实上，我怀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当初的书名未必是“圣训”，今名有可能是后来改的。理由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二十日所作《〈太祖高皇帝圣训〉序》，有“总为《宝训》四卷”[49]之语，说明最初编辑《太祖高皇帝圣训》是仿照明朝的《宝训》，书名拟为“宝训”，而不是后来统一的书名“圣训”。
《洪武宝训》的政治影响还有其他证明。《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可前疏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可前疏言：昔明太祖将当日政事辑成一书，名曰《宝训》。我皇上创守同揆，文武兼济，超越明太祖万万。臣请敕内阁翰林诸臣备辑睿谟圣政，汇成一书，刊布寰宇，以昭法守。得旨：朕御极以来孜孜图治，勤政爱民，日理万幾，常怀兢业。虽海宇底定，渐致升平，但风俗人心未臻上理，这所请历年政事汇集成书，是否可行，着内阁翰林院会议具奏。[50]
九卿、詹事、科道等议覆，应如所请。康熙帝批准进行[51]。可见这次将康熙政事编书是仿照明太祖编《洪武宝训》。不过《圣祖仁皇帝圣训》则是雍正皇帝下令命大臣辑成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清朝的《圣训》继承了明太祖修《宝训》的传统。
雍正帝的一段话也可以证明清初数帝的《圣训》体裁模仿了明太祖的《洪武宝训》。雍正帝指出：
朕览明太祖所著《洪武宝训》一书，词义周详，诰诫谆切，所以教其子孙臣庶者，亦费苦心。但明太祖起自布衣，奄有天下，虽姿性过人，而其识见尚局于卑隘，其规模未臻于广大。盖缘文过其实，言行多不能相符，而议论自相矛盾者有之。朕观尧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时中，始为至善。我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相承之神谟圣烈，合于大中至正之道者，已经敬辑《圣训》，垂为世法。[52]
此段话除了清朝《圣训》与《洪武宝训》的关系外，也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对于明太祖执政特点的总结。雍正帝认为明太祖“识见尚局于卑隘，其规模未臻于广大”，原因是“文过其实，言行多不能相符，而议论自相矛盾者有之”。而雍正帝自身则奉行持中之道，表达了他以及清朝诸帝超越明太祖的看法。
雍正帝始终重视明太祖的政治，雍正六年（1728）仲春，命儒臣采录经、史、子、集所载自古帝王训诫、名臣奏章、先儒语类深切治道者，次第进呈，亲为删定，成《钦定执中成宪》一书，卷4收录《洪武宝训》，便是进一步的证明。事实上，雍正七年在汉族大臣的劝说下，仿照唐太宗《贞观政要》、明太祖《洪武圣政》《洪武宝训》《御制大诰》编辑反映雍正朝政的书。此书乾隆六年告成。原本未题书名，因雍正谕旨由内阁宣示者居多，于是题名《上谕内阁》[53]。另外，雍正九年编辑的《上谕八旗》，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上谕内阁》是雍正帝借鉴朱元璋政治的产物。本文所引有关雍正皇帝论述涉及明太祖的谕旨，多数收入《上谕内阁》，也说明编辑该书具有宣传的意图。
清朝汲取明太祖政治经验，形成“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纲。明太祖编辑《洪武宝训》是为了让子孙遵守祖宗家法，保证明朝江山传之久远。清朝编辑《圣训》，性质相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属于家天下的“法祖”，正如前引顺治帝所说的“帝王之道，法祖为先”一样。
从明、清两朝的《宝训》《圣训》来看，清朝的“法祖”与明朝一脉相承。《明太祖宝训》[54]类目共计五十一项，内容如下：
卷1：论治道、敬天、孝思、谨好尚、谦德、经国、封建、兴学；
卷2：尊儒术、圣学、褒功臣、教太子诸王、正家道、厚风俗、议礼、兴礼乐、崇教化；
卷3：任官、守法、求言、纳谏、去谗佞、却贡献、勤民、理财、节俭；
卷4：戒奢侈、励忠节、报功、警戒、弭灾异、屏异端、评古、仁政；
卷5：求贤、恤刑、赏罚、宽赋、恩泽、赈贷、保全功臣、礼前代、礼臣下、谕将士；
卷6：谕群臣、武备、驭夷狄、怀远人、辩邪正、育人材、务实。
《清太祖圣训》的类目如下：
卷1：敬天、圣孝、神武、智略、宽仁；
卷2：论治道、训诸王、训群臣；
卷3：经国、任大臣、用人、求直言、兴文治、崇教化、勤修省、节俭、慎刑、恤下；
卷4：辑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鉴古、赏功、昭信、诫逸乐、谨嗜好。
以上共计26项，其中的类目如敬天、论治道、经国、崇教化、节俭、慎刑6项与《明太祖宝训》相同。其他名称稍异而内容一致的则有以下12项。我们列表加以比较：
表1—1 《清太祖圣训》与《明太祖宝训》内容一致类目比较表
（续）
《清太祖圣训》另外8项类目：智略、用人、勤修省、辑人心、通下情、明法令、昭信、诫逸乐，也多可以包括在《明太祖宝训》相关内容中。因此，我们对《清太祖圣训》模仿《明太祖宝训》类目有了具体而准确的认识。
雍正帝阅读《明史·太祖本纪》，对于“敬天”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感悟。他对大学士、九卿等人说：
朕恭阅《太祖高皇帝实录》，内圣训昭垂，惟时以敬天为要务，谆谆诰诫，念兹在兹。迩来又览《明太祖本纪》，所载当时训谕之词，亦皆原本敬天之意。是知天道昭明，鉴观有赫，与人事感孚，捷于影响。自古迄今，神灵首出之君，必皆以钦崇时宪，为盛德大业所由成，承烈显谟所由极。此明太祖之开创规模，与我太祖高皇帝后先同揆，良有以也。[55]
随后，雍正帝大谈他对“敬天”的理解，清帝重视“敬天”加上上面谈的强调“法祖”，构成清朝格外重视的“敬天法祖”政治。另外如上引大臣请求将康熙皇帝政事编书“以昭法守”，而康熙皇帝自称即位以来“勤政爱民”，所以法守（也是“法祖”）的内容是“勤政爱民”。这样我们从清帝学习明太祖《洪武宝训》《明太祖本纪》中，看到清朝政纲“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与明太祖政治的关系[56]。一个好的例子便是，乾隆帝命大臣编的《御览经史讲义》卷13记载，在讲说《书经》“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经文时，侍读鄂容安列举了历代君主勤政的事例说明其与治理好国家的关系，其中便有说：“近代如明太祖，亦能勤于政治”，并举出具体事例。
清帝吸取明太祖的治国经验，还有不少例证。明太祖治国以严刑峻法著称，顺治帝并不以为然。他对臣下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57]大臣魏裔介告诉皇帝自古宽严相济的道理。顺治、康熙之际制定礼仪，也以洪武礼制为本。关于祭祀天地日月之礼，《清世祖实录》记载：
又谕礼部：帝王父天母地，禋祀大典务求至当。朕稽考旧章，洪武初原系孟春合祭南郊，至嘉靖年间始定分祭，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而合祭之礼遂止。朕思合祭之礼，原以毕萃神祇，普荐馨香，不宜竟废。今欲祗申昭事之诚，修举合祀典礼，除四郊仍旧外，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但礼关重大，尔部即会同九卿、科道详议具奏。[58]
关于上帝坛及奉先殿祭典，《清圣祖实录》记载：
上谕礼部及议政王、贝勒、大臣等：禁中设立上帝坛及奉先殿祭典，着查历代有无旧例，定议具奏。寻议：历代旧制只有冬至祀天于南郊，宫中上帝坛应请罢祭。至奉先殿，应照洪武三年例，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生忌致祭，用常馔，行家人礼。从之。[59]
关于冬至庆贺典礼，《清圣祖实录》记载：
谕礼部：冬至庆贺典礼，明洪武十四年方定例举行，其后随令在外各衙门官赍进表文。今思官员往返有误职掌，且驿递繁苦，以后在外各衙门官员除元旦、圣寿节照旧赍进外，冬至赍进庆贺表文着停止，惟于各本衙门行礼。其在京庆贺表文典礼，仍照旧行。[60]
清朝用洪武礼制纠正明中后期出现的礼制变动，清朝继承了明太祖时的一些礼制。康熙皇帝高度评价明太祖，认为：“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61]承认清初借鉴明太祖制定的礼制，康熙帝对大学士说：
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见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今编纂《明史》，着将此谕增入修《明史》敕书内。[62]
康熙帝愿意让人知道清朝借鉴了洪武政治，除了政治宣传上的考虑外，说的也算是实情。上述引文提到清修《明史》，在此略加申述：清朝纂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五月，至乾隆四年（1739）七月告成，实际上史稿粗成于康熙时期，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帝利用修史也总结了明朝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清朝政治服务。
清朝满洲贵族确实想从明太祖那里学习治国经验。前面提到顺治年间曾发给满族官员《洪武宝训》，还有一个故事证明满洲贵族对明太祖的重视。康熙初年，有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打击其他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诬陷二十四条罪状，其中一条是：“苏克萨哈将内院收贮故明《洪武实录》擅专取回私家观看，伊欲效洪武所行何事。”[63]我们且不去具体考察苏克萨哈的政治意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想从《明太祖实录》中汲取政治经验。
清帝总结明太祖的政治，也有批评，并标榜改正。如苏、松重赋问题，雍正帝指出：
查各省之中，赋税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苏、松二府、浙江之嘉、湖二府，每府多至数十万，地方百姓未免艰于输将。其赋税加重之由始于明初洪武时，四府之人为张士诚固守，故平定之后籍诸富民之田，以为官田，按私租为税额。夫负固之罪在士诚一人，而乃归咎于百姓，加其税赋，此洪武之苛政也。有明二百余年，减复不一。我朝定鼎以来，亦照明例征收，盖因陆续办理军需，经费所在，未便遽行裁减。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常论及此，雍正三年，朕仰体皇考多年宽赋之圣心，将苏、松二府额征浮粮豁免，彼时颁发谕旨甚明。[64]
清入关之初以废掉明朝后期“三饷”争取民心，不仅声称不加赋，而且还蠲免钱粮，进行减赋。康、雍二帝将苏、松二府额征浮粮豁免的做法，进一步突出了清朝政治的高明之处。乾隆帝的论述，更加证明此点实为明、清两朝政治特色的重大区分之点。他说：
即以前明政事而论，并无可以动民系恋者。如洪武开基，严刑峻罚；永乐篡逆，瓜蔓抄诛，士民无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苏、松、嘉、湖各府为张士诚固守，迁怒及民，浮粮加重。寖至末季，征敛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见于史册者，有何可以系感之处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列圣相承，爱养百姓，赈灾蠲缓，厚泽频施。而江、浙浮粮之额，节经裁减，以除民害。朕践阼至今四十三年，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漕粮二次，其它灾赈之需，动辄数百万，穷檐疾苦，迭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岂不知感戴。[65]
洪武时期的严刑峻罚与苏、松重赋，成了清朝攻击的重点，于是清朝在政治宣传上反其道而行之。
乾隆帝也借鉴洪武礼制。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孝贤皇后富察氏病逝，同年七月将娴贵妃那拉氏晋为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册封皇贵妃的谕旨讲道，本应册立为皇后，但因孝贤皇后逝世不久，实在不忍心这样做，于是册封娴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其中援引了明太祖的事例。该谕旨说：
但思皇后大事，上轸圣母怀思，久而弥笃。岁时令节以及定省温凊，朕虽率诸妃嫔及诸孙问安左右，而中宫虚位，必有顾之而怆然者，固宜亟承慈命，以慰圣心。且嫔嫱内侍，掖庭之奉职待理者甚众，不可散而无统。至王妃命妇等，皆有应行典礼，允旷不举，亦于礼制未协。册立既不忍举行，可姑从权制。考之明太祖淑妃李氏、宁妃郭氏相继摄六宫事，国朝顺治十三年册立皇贵妃，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升殿命使，翼日颁诏天下，典至崇重。今应仿效前规，册命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于以整肃壸仪，上奉圣母，襄助朕躬，端模范而迓休祥，顺成内治，有厚望焉。[66]
乾隆帝在立储问题上，也总结明太祖的经验教训，坚持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他说：
朕历览诸史，今古异宜，知立储之不可行，与封建、井田等，实非万全无弊之道也。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平心而论，其事果有益乎？无益乎？……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汉之文帝最贤并非嫡子，使汉高令其嗣位，何至有吕氏之祸。又如唐太宗为群雄所附，明永乐亦勇略著闻，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则元武门之变、金川门之难，皆无自而起，何至骨肉伤残，忠良惨戮。此立嫡立长之贻害，不大彰明较著乎！我朝家法，实为美善。[67]
乾隆帝为此还有论述：
洪武泥于法古，遂立建文为皇太孙，其后酿成永乐靖难之变，祸乱相寻，臣民荼毒，皆刘三吾一言丧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鉴于历代建储之失，是以再三宣谕，并令纂辑《储贰金鉴》一书，为万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立储封建，以祖宗神器之重，轻为付托，岂我大清宗社万年之福乎？[68]
虽然乾隆皇帝总结历史上立储问题的经验教训并不限于明太祖，无疑他是认真考虑过明太祖立储教训的。
更重要的是，清朝从明太祖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体制。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命纂《历代职官表》。乾隆帝就清代官制与以往历代官制比较论述，其中首先谈到最重要的丞相制度。他指出：
国初设官分职，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参稽前代，不繁不简，最为详备。其间因革损益，名异实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内有四岳百揆，外有州牧侯伯。奋庸熙载，亮采惠畴。周则监于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汉以后为丞相，为中书门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为大学士。其实官名虽异，职守无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简用得人，则虽名丞相，不过承命奉行。即改称大学士，而所任非人，窃弄威福，严嵩之流，非仍名大学士者乎？盖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兵〔后〕克艰厥后，庶臣克艰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实似是而非也。[69]
乾隆帝反对将大学士变为丞相，认为不符合清朝实际，他说：
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骫法，能移主柄也。大学士之于宰相，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如明季严嵩，岂非大学士，而其时朝政不纲，窃弄威福，至今称为奸相。可见政柄之属与不属，不系乎宰相大学士之名，在为人君者之能理政与否耳。为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则备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班联。如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暨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借为大学士者之参赞乎？[70]
洪武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废丞相，加强了皇帝的专制集权。清朝压制继废丞相后出现的内阁大学士，并创立军机处，保证皇帝专制集权，与洪武政治体制一脉相承。清朝皇帝确实善于驾驭大学士，皇帝多有能力控制国家，结果如乾隆帝所说﹕“无名臣亦无奸臣”，而“人主太阿不移”。借鉴了明太祖的政治，康、雍、乾三帝形成“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的“法祖”政治。
清朝还继承了明太祖的政治教化体制。朱元璋为维持乡村社会秩序，赋予乡里老人教化乡里的职责。《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命户部下令天下人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71]
文中所要宣传的六句话，就是后来流行天下的所谓《圣谕六言》或者说《圣谕六条》。日本学者木村英一指出，《六言》起源于南宋朱子的实践，即朱熹知漳州时为了民众教化所示的劝谕榜，正好和《六言》的内容相同[72]。我们知道朱熹的乡约思想受《吕氏乡约》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圣谕六言》脱胎于《吕氏乡约》四言，反映的是乡约的观念。朱元璋又将基层社会教化的各种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73]，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行全国，宣讲《圣谕六言》被列入第十二条。《圣谕六言》的宣讲制度给予明代社会深刻的影响[74]。清朝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强化传统的社会秩序，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大兴教化政治。清朝统治者借鉴明朝治国经验，于顺治九年（1652）将明太祖的《圣谕六言》颁行八旗及各省[75]。康熙帝继续加强教化，康熙九年（1670）向全国颁布《上谕十六条》：
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睦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法律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民俗 10.务本业以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善良
13.诫匿逃以免株连 1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仇忿以重身命[76]
《上谕十六条》模仿《圣谕六言》的做法，发展了《圣谕六言》的思想，内容详细而全面，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将教化作为治国重点。雍正帝更为重视《上谕十六条》，对其逐条解释，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77]，于雍正二年颁行天下，并在全国大力推行宣讲活动，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教化政治[78]。
四 结语
明太祖的政治影响了清朝前期皇帝治理国家。清朝皇帝作为满族统治者，重视通过文化认同消解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他们通过在历代帝王庙、明孝陵的祭祀活动表达对明太祖的敬意，以换取汉族人民对于清朝统治的认同。清帝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明太祖，因而向明太祖吸取统治经验，学习《洪武宝训》《明太祖本纪》等书，总结他的开国谋略，并编修清朝皇帝的《圣训》，既是向人民宣传承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德政，也是为子孙总结治国经验，要其遵守。清朝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治纲领，受到明太祖政治的很大影响。人们每谓“清承明制”，是指清朝各项制度基本承袭明朝。我们的考察结果，强调这种政治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体制，集中体现在君权与相权关系以及宣讲教化方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清前期延续了明太祖的政治。
（原载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