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楼梦》评点派作品的源流嬗变及批评功能

第一节 产生《红楼梦》评点作品的文化渊源与历史环境

评点派是红学早期的重要流派。就表达形式而言，《红楼梦》评点作品的文字较为琐碎，不像后来出现的索隐、考证、批评等范式那样具有系统性，以致长期以来红学研究者对这一流派的评价并不很高。实际上，清代红学主要是《红楼梦》评点的天下。作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模式，评点在《红楼梦》传播接受史上曾产生过深远影响，对《红楼梦》评点作品进行全面清理与价值新估，于红学文献学、《红楼梦》传播研究和古典小说批评史阐释盲点的填补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楼梦》评点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一辑发表冯其庸《重议评点派》长文，分别从主题性质、人物评论、艺术结构、作者生平、版本异同、佚稿线索等几方面对《红楼梦》评点进行了重新评估。此外，《红楼梦》评点家的个案研究，如胡文彬对王希廉生平事迹的钩沉、张庆善对陈其泰评点的探索、苗怀明对刘履芬批语的考辨[1]，都相当深入。出版的《红楼梦》评点学术专著有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胡晴《红楼梦评点中的人物批评》、何红梅《红楼梦评点理论研究》、宋庆中《红楼梦黄小田评点研究》等[2]，这些丰硕的学术实绩，为深入探究《红楼梦》评点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红楼梦》评点作品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曹雪芹这部旷世巨著本身的诱人魅力和巨大影响，但也离不开清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及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红楼梦》评点作品是在对前代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话等文论[3]及画论进行吸取、借鉴的基础上，又在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对《红楼梦》作了全面而富有创造性的美学开拓。

最早的小说评点本为北宋刘斧文言小说总集《青琐高议》[4]，而小说评点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在明代万历时期，李贽《水浒传》评点标志着小说评点的真正崛起。由于古代“小说”一词概念内涵外延较大，文学意义上的小说长期处于缺乏文体自觉的状态。从语源学角度去追溯，“小说”一词最早当源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5]。《汉书·艺文志》中也出现了“小说”一词：“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6]尽管秦汉之际出现的“小说”术语不是就文体意义上所言，“小说”观念有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但“小道观”长久制约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及理论[7]，确是事实。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叙”对具体小说的考语，总体上仍未摆脱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如前所述，“小说”一词本源于中国，18世纪后随着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小说”一词开始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根据西方的知识谱系被重新定义。晚清“小说界革命”后，经过当时学人对小说术语的移植重构，生成了近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8]。对“小说”术语演变的历史梳理很有必要，研究者认为可藉此考知中国古代小说之特性[9]，而“虚构”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性之一。李贽的评点提出了“虚构”的重要命题，将小说从稗官野史、笔记杂录的母体中剥离出来，实际上揭示了小说的文体特征并规定了其基本属性。李贽之后，小说评点更成为一种风气，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迄至清初刊行的小说几乎都有评点，康熙后期，小说评点数量骤增。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10]中曾统计过，小说评本约有百种之多，大致占明清小说评本的半数。“四大奇书”在这一时期都有代表性的评点本，尤其像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这几位评点大家的评本，已成为小说评点的范本。各家书坊也趁机对评点之风推波助澜，这就是明清小说所处的一般时代氛围。

在众多的小说评点中，《红楼梦》的评点可谓独树一帜，成为清代中后期整个小说评点的中心。此种现象，与清代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由于评点《红楼梦》在道光时期达到了顶峰，因此研究者探讨《红楼梦》评点产生的文化背景一般都是以这一时期为展开点，这时期的评点较之此前在体系上也更趋完备。需要补充的是，《红楼梦》评点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不仅与乾嘉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一脉相承，同时，晚明以降追求个性解放的“心学”也是有关联的思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颇多《红楼梦》评本中存在程朱理学等“纲常名教”思想，为什么肯定人欲特别是大胆肯定“情”的评语会在《红楼梦》评本中高频率出现。同时还应看到，尽管考据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晚清以降，特别是道咸年间随着社会动荡而导致士人忧患意识的凸显，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由考据学向“经世致用”思潮复归的学术转向，乾嘉学派已显示出由全盛期向衰落期逐渐过渡的状态，而这种思想动态在一些《红楼梦》评本中也得到了或隐或显的反映。既然以道光时期为展开点去探讨《红楼梦》评点产生时的文化背景，就应全面把握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各种思潮对《红楼梦》评本的交叉互渗。事实上，诚如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研究》中指出的：“当时文学流派纷呈，理论思维活跃。……汉宋之争已全面展开，其馀波所及影响到包括辞章之学在内的各门学问。”[11]所谓“汉宋之争”，从表象上看，是乾嘉学派为救宋学乃至明清理学末流的凿空之弊而进行的“考据”与“义理”论争，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论争的陈旧话语因注入了新的生命而更显出学术张力，只不过乾嘉学派的学术追求被湮没在浩繁的钩沉、爬梳工作之中，甚至将作为工具存在的考据之学当作价值理性的前提。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到“汉学”与“宋学”在冲突对垒中的磨合重构以及对当时和以后文学格局的影响渗透。如翁方纲同时受到乾嘉考据学风和桐城派古文“义法”说的影响，在诗歌领域创立“肌理说”，要求作诗以学问为根底，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典雅；又如本属于“宋学”范畴的桐城派也进行了自我调整。这种融通与创新的学术环境势必会带动评点家摒弃门户之见，从而以更开放、宽阔的胸襟去评点博大精深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