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与期待

1929年（一说1931年春），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城西十八里太平场附近真武宫南侧燕氏宅旁发现大量玉石器，其中不少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1930年，英籍牧师董宜笃（A. H. Donnithone）函约成都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D. S. Dye）同往调查，获得一批玉器。戴氏据此撰《四川古代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备记其事，并对器物用途等略加探讨。该文发表于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第4卷（1934年）。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称从燕氏购得玉器4件，撰《古玉考》一文(1)，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1933年（一说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 C. Graham）教授及该馆助理馆员林名均应广汉县政府之邀，在燕宅旁正式开展田野考古发掘，颇有收获，由此揭开了日后三星堆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序幕。

1934年7月9日，时旅居日本并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广汉发掘所取成果的兴奋心情，并认为广汉出土玉器与华北、华中的发现相似，证明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他还进一步从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曾参与周人克商等史料出发，认为广汉遗址的时代大约在西周初期。

1936年，葛维汉将广汉发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林名均亦撰成《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两文均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至于年代，葛维汉认为其最晚年代为西周初年，约当公元前1100年；林名均则将广汉文化分为两期，认为文化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则为周代遗物。

1946年7月，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把“广汉文化”作为一个专章加以讨论研究，不同意葛维汉、林名均提出的墓葬之说，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公元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之间。

广汉发掘尤其“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的学者对广汉遗物与中原文化有异有同的现象开始给予了关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广汉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特别重视。

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绵延至今的论争，引出了对这个谜一样的古蜀王国面目的逐步揭示。

自1920年代开始，在成都西门白马寺坛君庙，不时发现青铜器，以兵器为多，形制和花纹与人们常见的中原青铜器有异，流散到各地以至海外，被一些收藏家所藏，称引为“夏器”。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者云集四川，见到这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产生了很大兴趣，于是开始了对它们的来源、系属甚至真伪的专门研究。

当时的学者卫聚贤详细搜集资料，写成两篇考释论文，均题为《巴蜀文化》，先后发表在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说文月刊》上。经过初步研究，卫聚贤认为，这批青铜器是古代巴蜀的器物，年代可以早到商代(2)。

卫聚贤的文章刊布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知名学者力驳卫说，认为卫文所举青铜器，不是中原兵器，便是伪器。如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考古学家郑德坤等，都不同意卫聚贤的看法。在当时四川尚未开展科学的考古工作的情况下，人们大多还是信奉古人言：“蜀无姓”“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当然也便会否定巴蜀青铜器以至巴蜀文化的存在了。

可是，由“巴蜀文化”所引起的学术论争，并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

1941年，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经过仔细搜集古史，以其雄才大略写成并发表了重要论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彻底否定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说”，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古代蜀国融合中原文化乃是战国以来的事(3)。这篇论文，实际上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以及古蜀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未将这个重大课题再行具体化。

巴蜀古史的讨论激发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的热情，他们纷纷著文参加讨论，各抒己见。甲骨学家们也满怀激情地参加到拨开古蜀王国历史迷雾的研究行列中来。郭沫若根据甲骨文上的“蜀”字，断定蜀“乃殷西北之敌”(4)。陈梦家认为甲骨文中的“蜀”，是西南之国(5)。董作宾不仅断言甲骨文中的“蜀”约当今之陕南或四川境，而且进一步根据甲骨文所载商、蜀关系，指出蜀为商王朝西南的大国(6)。

与此同时或前后，还有一批学者对古蜀王国的历史、传说、交通以及物质文化进行了探讨，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然而，上世纪40年代的论争，大多建立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由于年湮代远，文献难征，又缺乏科学的考古材料的支持和验证，所以往往只能提出问题，还谈不上对古蜀王国历史的复原，更谈不上给以科学的解释。

1950年代后，科学的考古事业飞速发展，一批又一批古蜀文化遗存、遗迹和遗物不断重见天日，为重新探索古蜀王国之谜提供了契机。

徐中舒率先在《巴蜀文化初论》中指出，古代四川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文化区，与中原既有经济联系，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过语言文字和社会组织与中原并不相同(7)。蒙文通详细研究了史料，认为古蜀原来是一个小国，发祥于岷山一带，后来下迁至成都平原，经过治水，农业发达，形成了灿烂的文化(8)。

在这一时期，由于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墓葬、广汉中兴遗址、成都周围的遗址和墓葬以及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等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古蜀国的物质文化可以确切地追溯到殷周时期(9)。冯汉骥还根据古蜀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认为古蜀大约在殷周之际即已进入阶级社会，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10)。

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可以说已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廓清了前人的许多疑问，对于春秋战国的古蜀史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尤其对古蜀青铜器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对于巴蜀文字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认识阶段。到这个时候，几乎再也没有人怀疑古蜀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再也没有人怀疑古蜀王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夏商时代了。

然而，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古蜀王国，它的政体、性质、王权结构、统治范围、规模、文明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学术界在探索中期待，在期待中探索，人们坚信，古蜀文明的曙光就要从地面下重新照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