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中国古小说中，《燕丹子》和《穆天子传》值得高度关注，其因有四：

一是它们与史官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我们深入考察中国小说的源头在于包含了神话、传说和史书的综合体，提供了内涵丰富的基础样本，开启了或可通达思考结论的阶梯。

二是小说形态较为成熟，尤其是《燕丹子》，已突破了后世所谓古小说篇幅短小、粗陈梗概、艺术性稚拙等传统观念；同时，《燕丹子》具备了中国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因何而成？基础在哪里？与西方小说成熟之后的标准有何差别？类似这些问题的中国化阐释，都可从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两部作品导源而出。如此，对中国小说民族性方面的研究，才是立足中国古代自身的小说存在而出发的。

三是两部作品成书较早。有关中国小说的发生期存在着各种不同议论，其中占据主流的是包括各种分期的“晚出说”。如果我们对“古小说”与“古代小说”有一通贯式的理解，如果我们在“目录学小说”与文学性小说之间能够达成某种联系和共识，如果我们认可《燕丹子》的文本形态为中国小说，那么，在我们考虑小说发生问题上，它们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分析的样板。

四是它们的成书和影响问题极其复杂。中国古小说以及早期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如同这两部作品一样，可能都存在着一个由历代积淀而成的过程，最终出现的文本，大多源于编作而非个人独自创作。在文本被编作出来之前，史官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和在此基础上繁衍而成的民间口传资料，成为推动和促成文本编作的胚料。文本被编作而面世，有可能就被作为无名氏作品混同于在此之前被视之为胚料的其他文献资料而广为传播，对之后的其他史家的编纂或编校行为甚至对于一般文人的撰述行为，产生隐微、复杂而曲折的影响。研究这两部作品的成书问题，对于还原中国早期小说乃至某些史籍作品的真实的成书场景、梳理早期小说与史籍作品之间的关系、廓清堆积在类似这些问题上的种种古今疑问，均有裨益。

目前小说史研究界注重小说史观念的梳理，正在逐渐修正和突破一些基于西方小说观念的误解和认识，关注以《汉志》小说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小说的历史传统，开拓出未经深耘的学术天地，本书对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燕丹子》的研究，正是受学界的这种启迪和影响而成的。

毋庸讳言，对于早期小说作品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学界关于《穆天子传》的研究，清代有洪颐煊《竹书穆天子传》校本，今人也有些专著[1]。相形之下，《燕丹子》自清代孙星衍以《永乐大典》本为底本进行辑校而成《平津馆丛书》本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程毅中先生的整理本后出转精，给学界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校定本，然而整体上尚缺专题性研究成果，即使单篇论文，数量也不多。

研究《燕丹子》，必须针对其特殊性，它们表现在：

首先，《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此，前贤时俊说法颇多，观点不一，显示出这一问题的难度。同时，三者文本之间的同异现象，如果不作整体对比研究而只抽取某些个别段落，则有可能将三者关系之辨析导入歧途。事实上，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几篇研究《燕丹子》的比较性论文，可能出于篇幅方面的考虑，往往以段落对比代替文本整体的对比，其结论或正确或错误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可靠性不强。

其次，《燕丹子》成书诸问题史料无多，渺茫难求，但与其小说史地位密切相关，故而不可回避。历代学者对此也多有探求，但结论不尽一致，故须在细加辨析基础上，寻找相对确凿的证据以求解决或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与探讨其他古籍的成书问题类似，《燕丹子》的成书问题也涉及它的编作时代、编作者、历代著录及其他相关命题。此外，由于《燕丹子》的题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因此在探讨其成书问题时又要考虑这一层因素。

最后，《燕丹子》的文学成就及其小说史地位问题。作品的文学成就与其主题的复杂性、人物塑造的多样化、风格的多侧面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与编作者所取用的材料和自身文化观念的潜在表达也有一定的关系。只有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作系统研究，才能凸显出它的整体成就及其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从而确定其小说史地位。而对其小说史地位的衡定，又与我们的小说史观念紧密相连。

本书在上述几个相对特殊的问题上都设置专章予以探索，希望以此专题性的个案撰述，为学界研究古小说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书问题以及对古小说的文学性的把握问题等，提供一个有益的尝试。若能以此进一步唤起学界对小说史观念和中国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等问题的思考，则不枉作者一番苦心。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除了高度关注作品的特殊性之外，还力求以如下几个方面贯彻之：第一，注重系统性。将有关《燕丹子》的学术性问题，整合为三个方面：与《战国策》《史记》的关系问题、成书问题、文学性问题，以此对涉及《燕丹子》研究领域的内、外诸问题，作穷尽式的系统研究。第二，注重科学性。通过资料汇集与理论准备相结合、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理论阐释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保证研究过程与最后结论的科学性。第三，注重问题意识。全书五章十五节，提炼和解决了许多相关问题，从而保证了在问题意识引导下的深入研究。第四，注重宏观与微观。将宏观的理论探索建立在微观的考证基础上，做到考论结合，既有坚实的实证，又具备相应的理论视野。

有关《燕丹子》研究，前期文献稀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书所得出的结论，有些是探索性的，如能在学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于愿足矣。

[1] 《穆天子传》的文本性质古人认识不一，《隋志》列于“史部起居注”类，新旧《唐志》并同，《宋志》属之“别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于“子部小说家”。今人的认识，与古人类似，也有分歧。研究性和解释性著作有：顾实编：《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卫挺生：《穆天子传今考》（第一册《外篇》、第二册《内篇》、第三册《时地篇》），（台北）中华学术院1970年印行；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上述研究之方向，取决于作者对该书性质的认定，不特限于小说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