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
环境史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最近二三十年来，以王利华、包茂宏、梅雪芹、侯文蕙、高国荣、钞晓鸿、夏明方等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学者致力于西方环境史理论的介绍及中国环境史思想框架与研究理路的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环境史研究在国内可谓方兴未艾。环境史是什么？中外学者对其有过很多不尽相同的界定，其中美国学者J·唐纳德·休斯甚至有一本书名为《什么是环境史》的著作。在该书中，休斯指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根据他的概括，环境史可以涉及的三个主题是：“（1）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2）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变化过程中引起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3）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藉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1）这位环境史初生之时就活跃于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在这本环境史研究指南性质的著作中对环境史的界定，显然是可以为一般学者所认可的。
环境史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它所考察的历史自然现象是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方面。在这里，环境的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环境史想要弄清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这种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环境史不同于自然史，它的落脚点同样在于社会与文化，只是与一般的历史学不同，环境史特别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强调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关联，认为社会和文化的变异和差别不但要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变中去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寻找根源。环境史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将自然纳入了历史之中，而且也将生态学意识引入了历史研究。生态学意识是环境史看待人和自然关系最基本的立场和观念。“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所谓整体意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人文情感是指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只有在认识了自然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2）。
环境史希望能够从人类与自然相互关联的新视角来重新探索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而在传统社会的所有人类活动中，与自然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最为明显的应该就是农业生产了。农业生产是利用植物或动物的生理活动机能，通过人类劳动来强化或控制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转化，从而获得人类需要的产品的活动，受环境影响很大，具有季节性与地域性。自然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农业生产的部门结构、耕作制度、区域分异、技术措施。但是，自然环境仍然为农业生产保存了相当广泛的自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适应或改善不利的自然环境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尽管从长远看，有些改变也可能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等后续影响。同时，自然环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优劣也会日益显示出与以前不同的内容。可以说，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两者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因此，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环境史关注的重点。
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取得的成就与生态环境的改变都相当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水平尽管在农业起源初期很可能要高于北方的旱作农业，但此后的发展进程却一度非常缓慢。位于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在成书于战国的《禹贡》中分列下中、下下之地，被认为最不适宜农业生产。直到西汉时期，楚越之地仍然以“火耕水耨”著称，百姓普遍“以渔猎山伐为业”（3）。然而东汉以降，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态势转而出现明显强于全国农业变动的大趋势。至南朝刘宋时，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更已成为全国最为富饶的农业基地。《宋书》卷54云：“（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4）也是在这段时期，人们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秦汉之际中原人士对于长江中下游的生存环境普遍心存畏惧，大都不愿前往南方。《汉书·晁错传》载秦朝发兵戍守“扬粤之地”，“秦民见行，如往弃市”（5）。《史记·贾生列传》载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因“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6）。魏晋南朝时这种心理不再牢固，人们对于南方的印象已明显改观，当时的南迁士族和百姓在适应南方生活后往往不愿再迁回北方。而在稍后的唐朝，更出现“人人尽说江南好”的诗句。既然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存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关系，上述两个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值得好好发掘。
二、学术史梳理
尽管环境史学科出现较晚，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与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其实很早就已经在进行。农业史一度是史学研究的重点，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火耕水耨的稻作方式（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杨振红：《论两汉时期的“火耕水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国灿：《“火耕水耨”新探——兼谈六朝以前江南地区的水稻耕作技术》，《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北方旱地作物的推广〔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张学锋：《试论六朝江南之麦作业》，《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农田水利建设（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汪家伦：《东晋南朝江南农田水利的发展》，《古今农业》1988年第2期；张芳：《六朝时期的农田水利》，《古今农业》1988年第2期）、封山固泽现象〔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侯旭东：《东晋南朝江南地区封山占水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农业人口南迁（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等很早就是学者讨论得较多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研究继续深入，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王利华主编《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方高峰《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等等。其中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将全国划为十一区，按秦汉、六朝、隋唐分别立论，探讨各区在汉、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指出其各自独特之处。书中的东南区（含江淮平原、吴越平原、江南丘陵、浙闽丘陵等）、荆楚丘陵区（含南阳盆地、荆襄地区、湘楚地区）大体相当于长江中下游的范围。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梳理中国农业空间的发展历程，在综述中国农业空间拓展进程、农业生产技术地域差异的基础上，分作物与区域两个内容，分别探讨了各种主要农作物在中国（含汉晋南朝时期）的起源与传入、传播路径、空间分布及作物组合方式，以及各农业区（含位于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区、长江中游区）的发展进程与农业地理基本面貌。此两书详细阐述各区域农业历代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基本状况、发展进程，而且有助于理解其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独特之处。
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区域的经济开发在上世纪已均有研究专著面世。中国江南区域开发研究丛书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在1993—1997年间相继出版，这套丛书包括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魏嵩山、肖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应岳林、巴兆祥《江淮地区开发探源》。针对太湖流域的农业开发，更有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等重要成果。新世纪以来又先后出版了王鑫义主编《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年），冯利华、陈雄《钱塘江流域水利开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朱华友、徐宝敏《钱塘江流域经济开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王晓天主编《湖南经济通史·古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区域研究专著，这些著作对汉晋南朝本区域的开发情况都设有专门章节进行阐述。而前引方高峰《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王玲《汉魏六朝荆州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更是直接针对汉晋南朝时期的研究。
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考察了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与自然灾害、城市水网等环境问题，并在考察当时建康城粮食供应问题时，论述到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结构情况。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对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的河湖环境、自然灾害、农业地理情况分章进行了讨论。此外，梁华东《六朝时期皖南农业开发述略》（《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陆建伟、陈剑峰《略论六朝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经济圈的形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王玲《汉魏六朝荆州大地产农业的发展》（《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陈刚《试论六朝时期宁镇丘陵陂塘灌溉农业区的形成》（《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0年），彭安玉《六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镇江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开发》（《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0年），袁祯泽、沈志忠《六朝建康地区的农业发展》（《古今农业》2014年第2期）等论文也是汉晋南朝中下游地区农业研究地域日益细化的反映。
新世纪以来，关于江南稻作技术的讨论仍在进行。何德章《六朝江南农业技术两题》（初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后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认为火耕水耨是指南方山地和平原湖泊区的两种生产方法，并据此推断六朝江南农业发展主要体现为在湖泊山林开发基础上耕地面积的扩大，技术进步并不是六朝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牟发松《江南“火耕水耨”再思考》（《中国农史》2013年第6期）认为火耕水耨最适宜濒海傍湖的水泽之地和冲积扇状的河谷盆地，这里秋冬枯涸可以火耕，春夏多水可资水耨。这种方法在耕耨环节上劳动投入少，却“功浅得深”，但仍需对水、火有一定程度控制，还需有水产捕捞业为其补充。朱宏斌《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李荣华《汉魏六朝华北的水稻种植技术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均论述了北方农业技术南移对汉晋南朝南方稻作农业的影响。王玲《汉魏六朝荆州稻作农业的发展》（《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从稻作种植区域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产粮的增加等方面论述了荆州稻作在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的发展。曾雄生《中国稻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涉及水田农具、稻田种植制度、稻作环境、水稻栽培技术、水稻品种等诸多方面，有助于对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稻作技术与种植区域的认识。
六朝时期旱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新世纪以来同样有新的研究成果。刘磐修《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豆生产和地域分布》（《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叙述了当时大豆在长江流域的种植情况，并认为大豆在南朝后期已进入南方主粮行列。张学峰《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载胡阿祥主编《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认为江南麦作的兴起是以永嘉之乱为契机的。东晋时期江南的麦作可能仍集中于侨州郡县，在平原传统的稻作区尚未大规模展开。南朝麦作业在江南全域得到进一步推广，并在技术上开始出现南方特色。前引何德章《六朝江南农业技术两题》认为六朝南方旱作农业的兴起是南方不宜稻作的山地开发的需要、大旱之时水稻种植难以进行时的救荒措施以及南迁北方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李文涛《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麦作》（《古今农业》2012年第1期）认为早在三国时期麦作已经在长沙地区得到推广，其原因是南北军事对峙期间喂养战马的需要，促进了麦作在这一地区的推广。何红中、惠富平《中国古代粟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二章“粟作的演进历程”认为两汉时期小麦种植已经扩展到了长江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粟作在南方得以推广主要是北方人口的南迁、统治阶层的推动与气候转冷创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作物的种植，方如今、陈国灿《六朝时期南方经济作物种植》（《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总结了六朝南方经济作物种植业发展的表现，梳理了六朝南方经济作物的种类。王利华《〈广志〉辑校（一）——果品部分》（《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抄录了晋代成书的《广志》中有关果品的条文，并逐句校勘。新世纪以来又有刘兴林《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纺织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从原料生产、织机类型、生产形式、织品种类等多个角度对战国两汉时期的江南纺织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对当时江南桑、麻生产情况的阐述。樊良树《汉魏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晋中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叙述了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甘蔗的认识。王淳航、李天石《论六朝时期的蔬菜种植与流转》〔《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秦博《汉代果蔬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秦汉研究》第1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郝天民等《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蔬菜》（《甘肃农业》2018年第22期），探讨了汉晋南朝的蔬菜种植问题。另外，很多通论性专著也对汉晋南朝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有新阐述。如王利华主编《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三章“农业生产结构与地理布局”的二、三、四节分别是“蔬菜和油料作物生产概况”“果树的构成及其地区分布”“衣料生产结构及其地理分布”。
由于农业的本质是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从而获得产品，各种农业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前述论著大都涉及环境因素，是建立在对长江中下游气温、降水、土壤、地形等自然条件考量的基础之上，如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对汉晋唐农业的分区探讨即基本是按照自然区划，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对农业空间的阐述尤其强调“作物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而且各部农业史专著往往设有专门章节讨论环境因素，如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第一章是“农业生产环境变迁”，王利华主编《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绪论是“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关于汉晋南朝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中，值得强调的是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书既从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影响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等方面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也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阐述了当时人们的生态环境观以及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从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推移、自然灾害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生态环境的整体情况有过阐述。连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生态环境下的居民生活》（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更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地区，阐述了当地气候、地貌水体、植被、动物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此外，张建民、鲁西奇主编《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有专章是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对长江中游地区距今10000—1800年间气候状况的研究。
在影响农业的环境因素中，气候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主要根据考古材料与文献中的物候资料，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描绘了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该文是历史气候研究最经典的论文，为后来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树木年轮、孢粉分析、盐湖沉积、地衣测量、冰川等方法的广泛应用，对于历史气候的研究日益深入。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均是对包括汉晋南朝在内的整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研究著作。专门针对汉晋南朝气候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文章认为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转变，并考察了与之相关的农时变化及气候转变对社会历史演进的影响。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从农事活动时节、物候和干湿状况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气候情况做了再考察，认为两汉时期的气温与今天相比无大差异，前、后汉相比，西汉略冷，东汉稍暖，但期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后来在《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状况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中，他又着重利用考古材料和钻孔孢粉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在两汉气候冷暖波动方面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郑景云、满志敏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2期）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异常霜雪记载及植物物候记述，推算了中国东部地区部分年代及每30年的冬半年温度距平；并结合有关自然证据，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冷暖变化特征。目前学界在两汉的气候状况上尚存在分歧，但大体肯定魏晋南北朝以寒冷为主要特征。
关于气候变化对汉晋南朝的影响，李伯重《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人口研究》1999年第1期）、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布雷特·辛斯基《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到汉晋南朝的农业生产，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指出秦汉江南地区经济的显著进步，气候条件的变迁曾形成相当重要的影响。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一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损害，另一方面亦促进了传统农区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南方地区的开发。此外，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张养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与我国稻作区演变关系的研究》（《科学通讯》1982年第4期）、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王铮《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何凡能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地理研究》2010年第12期）等也有助于理解气候变化对汉晋南朝长江流域农业的影响。
水资源同样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汉晋南朝的水环境跟农田水利建设很早就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相关成果非常丰富，尤其是汪家伦、张芳编著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对汉晋南朝的农田水利工程已经有过相当细致的梳理。张芳编著的《二十五史水利资料综汇》（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年）又将散见于二十五史篇章中的水利资料录为一帧，更方便学界对这些资料的利用。近年来，出土文献中的农田水利史料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隐核波田簿”复原整理与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复原整理出了走马楼吴简中的“隐核波田簿”，并根据其内容推测这是郡县下敕令由劝农掾隐核诸乡陂田而制作的册书，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兴复陂田。此前，王子今《走马楼竹简“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沈刚《走马楼三国吴简波枯兼簿探讨》（《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张固也《走马楼吴简“枯兼波簿”新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也均探讨了走马楼竹简中的这批简文。
关于农田水利跟经济发展的关系，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仍值得提及。该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基本经济区的兴衰和转移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水利事业和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对封建时代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影响，自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学界重视。近年王铿《东汉、六朝时期三吴地区水利事业性质之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认为东汉、六朝时期，本应由政府使用公权力组织实施的水利事业，受到了私家势力相当程度的渗透，反映了该时期国家统合程度较低的事实。这种水利事业在中国是政府职能的观念，可能也是受冀朝鼎学术观点的影响。农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到汉晋南朝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可列举的较近代表性论文有牟发松的《从“火耕水耨”到“以沟为天”——汉唐间江南的稻作农业与水利工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文章认为汉唐间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在东晋南朝是一个节点，其重要标志是江东地区“带海傍湖”的“会土”出现了数十万顷依赖农田水利保障的“膏腴上地”，这是对东汉江东地区镜湖、钱塘县防海大塘工程的继承、发展，是以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为特征的先进稻作方式对南方传统的粗放原始的稻作方式的局部胜利。
与气候变迁及水资源相关的还有各种农业自然灾害。对农业灾害史料的辑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颇受重视。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等。专就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来说，目前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之一应该是卜风贤的《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该书对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有相当详细的研究，并附有两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灾害信息及灾度等级量化表”，能直观地反映这一时期灾害频度与程度的起伏变化。袁祖亮主编的《中国灾害通史》之《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对汉晋南朝的各种自然灾害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卷末所附“灾害年表”，按年月日顺序逐条收录了记载各类自然灾害情况的史料及其出处，同时还标明了灾害发生地的现属区域。此外，郭黎安《关于六朝建康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论述了六朝建康各种灾害发生的时间、原因及后果。前引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亦着重从气候异常导致各种自然灾害增多的角度，来探讨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有专章阐述汉唐时期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植被情况，在很多通论性的论著中都有涉及。如陈嵘《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董智勇、佟新夫主编《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陶炎《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马忠良等编著《中国森林的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焦国模《中国林业史》（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樊宝敏、董源《中国历代森林覆盖率的探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周宏伟《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从宏观角度考察了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进程。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章绍尧、姚继衡《浙江森林的变迁》（《浙江林业科技》1988年第5期），杨绍章《江苏古代林业初探》（《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张玉良《安徽森林的演变》（《安徽林业科技》1997年第4期），林英、廖桢《江西森林的历史变迁》〔《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1982年第1期〕，陈柏泉《江西地区历史时期的森林》（《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冯祖祥、姜元珍《湖北森林变迁历史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何业恒、文焕然《湘江下游森林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何业恒、许辅会《澧水流域的森林变迁》〔《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年第2期〕等分别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各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关的有，何德章《六朝建康的木材》（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论述了六朝建康城木材的来源、用途，及采办不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李飞、袁婵《魏晋南北朝林政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从魏晋南北朝涉及林业的官制、政策与法令入手，分析了当时林政的特点及对林业生产与经营的影响。王飞《先秦两汉时期森林生态文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中论述了秦汉时期的森林分布、林政和管理、政府行为与社会生活对森林的影响等问题。
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生动物情况，同样有不少通论性的论著涉及。如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何业恒《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土学位论文）对历史时期江西、湖南等地虎的地理分布、时代变迁、人虎关系分别设有专章进行阐述。王子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关“鹿”的文字资料与梅花鹿标本》（收入其著《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签牌、遣策中有关鹿的文字以及鹿的骨骼标本入手，对梅花鹿分布区域变迁进行了生态史考察。樊树良《六朝江南生态环境蠡测——以鹿、虎为视角》（《社科导刊》2014年第4期）从各式鹿制品、虎患与打虎故事入手，对六朝江南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
关于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的研究。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册，1993年）阐述了汉至宋南方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与某些地方流行疾病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疾病对南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认为由于人为作用与气候变迁，2000年来瘴气分布区逐渐南移，其中战国西汉时期以秦岭淮河为北界，隋唐五代时期以大巴山长江为北界。他在《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4期〕及与叶护平合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中又分别对这两段时期疾疫的地理分布及危害进行了探讨。薛瑞泽《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陈金凤、王芙蓉《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王永飞《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等也对这一时期的疾疫问题有过探讨。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其中有关疾病的记载也引起学者留意，相关论文有：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高凯《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曲柄睿《肿足新解——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的一种疾病考述》（《吴简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11年）、庄小霞《走马楼吴简所见“肿足”“肿病”再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等。
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认为瘴疾作为一种地方性疾病，同样也是某种观念形态的反映，并从这一角度，阐释了汉唐时期的瘴疾。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认为所谓的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对于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形象模塑”，它更多的是文化概念，而非疾病概念。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认为中古时期南方“卑湿”的恶名虽有一定事实基础，但同时也体现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作为文化符号，其变化体现了族群边界的动摇与转移。“南土卑湿”是一个地理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他在《恶名之辨：对中古南方风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中进一步阐述了此观点，认为所谓南方瘴气、蓄蛊、卑湿等问题是对事实的夸大与想象，但在史料话语权作用下却逐渐成了非主流文化圈的标志，成为横亘在南北方之间的心理边疆。李荣华《秦汉时期南土卑湿环境恶劣观念考述》（《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也认为南土卑湿环境恶劣观念的形成，是南方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中原社会的主观认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至于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目前主要是在有关农田水利的论著中有较多阐述。由于农田水利工程是对不利地理环境的改造，故而能够直接提升工程覆盖区域的环境状况。此外，王福昌《秦汉时期江南的农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古今农业》1999年第4期）有提到秦汉时期江南在“卑湿”、水土、动植物、传染病环境的改造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尽管文中并没有将之与农业开发导致的结果联系在一起。陈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提到这一时期的土地开发对宁绍地区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文章所说的影响大致是指地理环境从比较原始的生态状况到被大量垦辟为农田。就农田开垦的后果而言，林承坤《古代长江中下游平原筑堤围垸与塘浦圩田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环境科学学报》1984年第2期）认为古代江汉平原筑堤围垸的开垦方式破坏了地理环境，造成严重的洪、涝、旱灾害，而下游三角洲塘浦圩田的开垦方式，不改变地表起伏，水系、湖泊都能长期保存，而且对某些不利的地理环境加以合理改造，显著减少了洪、涝、旱灾害。庄华峰《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在分析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时，则主要强调过度围垦破坏地区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的方面。这两篇文章的叙述都涉及了六朝时期，但重点均在封建社会后期。其他如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关于历史上生态环境变迁的通论性著述在论述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时，也往往重点在于阐述唐宋以后的情况，且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张芳《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发展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收入倪根金主编《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北万人出版社2005年）指出，唐以前，因太湖平原只在局部地区围垦，水域面积大，河流排洪能力强，围垦对太湖地区整体生态环境影响不大，水网建设反而改善了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值得强调的还有王建革的研究。他在《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形成》（《史林》2010年第4期）中指出，长期的火耕水耨并没有促成江南地区有序的人工景观的大发展，六朝时期屯田制度下江南出现初步的圩田与河道的棋布景观，直到唐代中后期，江南好风景的各个层面才开始形成。文章的重点在于强调经典的江南风光景观是逐步形成的，但追溯了六朝时期农业开发对农田景观的初步塑造作用。其《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系统描述了古代吴淞江的河道和水环境的景观与人文的关系、这一地区鱼米之乡的环境形成及其发展、古人在传统知识体系下对环境的认知与社会反映等问题。《江南环境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则更偏重于人与环境的互动，更多地涉及气候、植物和景观等要素，并且专门阐述了汉代与六朝士人对江南生态环境的认知、江南的自然生态与早期的人文风格等问题。尽管主要是研究宋代以来的情况，这些叙述及其研究视角对于思考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农业开发的环境影响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三、研究构想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一个相对晚出的地理区域概念，如果用汉晋南朝时人的说法，本书研究的范围也可以大致界定为“江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综述各地物产时，曾将全国划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经济区。依据《货殖列传》的叙述，当时的江南经济区包括西楚、东楚、南楚及颍川、南阳，即所谓的“楚越之地”，大体相当于淮河以南、南岭以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7）。只是古人的地理观念有时并不精审，《史记》中的“江南”所指本来就不确定，而且从古至今“江南”又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为避免引起理解上的差错，故而借用了这个当代的概念。
如前所述，本书的选择是由于汉晋南朝期间人们对于“江南”农业生产的评价和生存环境的认知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又存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关系，故而希望发掘上述两个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书所要考察的不是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的整个过程与全面成就，也不是对彼时彼地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及其变化情况的全面考量，而是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本书需要论述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对农业开发的影响，也要论述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于前者，目前相关成果相当丰富，由于着眼点在于两个变化之间的关联，本书的考察重点应该是动态的环境变迁及环境改造对农业开发的影响，而不是静态的环境状况。关于后者，由于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农业开发对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比较严重的时段，而在农业开发使环境逐渐趋向于适合定居方面留意得较少，故而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的不同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当时人们对于“江南”农业生产和生存环境的评价，往往是在与黄河流域的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后得出的。因此，本书在坚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同时，会适当偏重于从整体上将其与北方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而不是过多阐述内部各区域间的差异。
需要补充的是对本书所论“农业”的界定。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是指种植业，广义的农业则还包括林果业、畜牧业、渔业、加工业等。不过，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农业的含义主要还是从其狭义出发。《说文解字》“农，耕人也”（8），《汉书·食货志》“辟土殖谷曰农”（9），指出农业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是通过向土地投入劳动以获取谷物。《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无积聚而多贫”（10），《宋书》卷54赞颂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11），也是从粮谷种植的发达与否来评价江南的富庶或落后。鉴于此，本书所探讨的农业主要是指种植业，尤其是粮谷种植。
（1） [美]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第4页。
（2） 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3） 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1666页。
（4） 沈约：《宋书》卷54《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中华书局2003年，第1540页。
（5） 班固：《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4页。
（6） 司马迁：《史记》卷84《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3年，第2496页。
（7）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3—3254页、第3267—3270页。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
（9） 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上》，第1118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
（11） 沈约：《宋书》卷54《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第1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