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的倾向

苏执

1957年春，李南力同志将他近年来所写的讽刺社会现象的文章，编成了一本题为《镜子集》的小册子（包括作品九篇，由重庆市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作者还在同一时期内以原名和其他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另一些同类性质的杂文。从这些文章中反映了作者对待社会生活的某些看法和态度，就其总的倾向来说，是一种有害的修正主义观点。而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则尤其值得我们警惕。

这里，我想就读过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篇略加分析。

1956年6月，作者在《重庆日报》发表的不过一千字的杂文《一个蚊子哼哼哼……》，在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指引下，不仅对文艺创作的成绩加以否定，而且对社会生活以至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正常现象也都加以否定。作者以儿戏的甚至鄙夷的态度把一些作品加以分类并归之为这种“式”或那种“式”加以嘲笑。对于报告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前进中的缺点一定可以克服的提法，则称之为“四平八稳式”；讨论会上后者同意前者的意见则被叫做“认识一致式”；如有人稍微虚心一点，发言前后说个意见不一定对或仅供参考，则被斥为“虚怀若谷式”……我们认为，指出缺点但也要肯定成绩，不正确的意见不能同意，但同意正确的意见没有什么不对；分歧不是目的，认识一致才是目的，但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不良倾向，从而一概加以否定，斥之为思想和语言的重复、平庸、调和、虚伪……一切都是空洞乏味，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一个蚊子哼哼哼”！

作者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表现在另一篇题为《我的会议生活》的文章里（见《镜子集》），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会议过多，有时重复或者缺乏准备，以致不够准时，效果不好，这些本是应该纠正的现象，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却尽量加以夸大加以渲染。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在他一天的会议生活中，仿佛上午参加的研究工作的会是可以不必开的，下午参加的座谈文艺问题的会议也是可以不必开的，所有出席的人都是到会既不准时而又没精打采。晚上别人请他参加演出晚会，并要求对演出提出意见。他的观感是晚会节目并不精彩。按说这就应该有意见可提了，但这位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却反感极了，“当天的晚会并不精彩不说，反而确定召开一次座谈会提意见。”正是由于这种对会议、对晚会的反感，以致当他回到家里照例要记日记时，对上午的决定和下午座谈的主要内容连同当天的晚会一起就“什么也忘了”。

在上述这篇文章里，作者那种否定一切的观点，更表现为对待革命工作的厌倦，极端不负责的态度。如果说这是对不良倾向的讽刺，倒不如说它是作者自己思想情感的鲜明的反映。

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出作者1956年12月发表在《工人日报》的一篇题为《名人的苦恼》的杂文。作者在文章中以一句四川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为结语，进一步否定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原则。下面请看作者的一段原文：

许多有经验的人，因为他们的才能，担任着许多职务，我想谁也不会反对。而另外一些人呢，并不如此。比如先进生产者只是在生产上有特殊的贡献，对自己专门的技术有专长，而对于其他的并不熟悉，仅仅因为有名，头衔多得可怕，工作性质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地区遍及于本市、本省……既无孙悟空分身之法，又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本领。

我想看了上面这一段文字，谁也会感到惊奇。在我们的社会里应该给什么人以社会荣誉？应该让什么人参加社会生活的领导？难道我们不应该给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大的人以应有的荣誉？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居于社会生活的领导地位？在我们的社会里，社会荣誉和社会责任是分不开的。但作者却把职务当作“头衔”，这种看法多么错误！至于那些积极为社会创造物质的先进生产者，不正是他们在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作用吗？难道他们的作用就仅止于“生产上有特殊的贡献”而已？什么叫做有才能的人呢？难道说那些在“生产上有特殊的贡献”的人还不算最有才能的人？按照作者看来，先进生产者是没有才能的，而只有懂得“三教九流”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是最有才能的了。这是一种十分危险十分有毒的观点。所谓“名人”，正确地说，应该是那些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他们珍贵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何“苦恼”？个人主义者总想逃避一切社会责任，那就必然要发出哀鸣！

如果说前面两篇文章还只是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是错误的危险的，那么从《名人的苦恼》这篇文章来看，则表明作者实际上已走到和党背道而驰的立场上去了。

《镜子集》里的文章，除前面已谈到的《我的会议生活》一篇外，还必须举出《生活细节我不管》一篇来谈。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不仅丑化了老干部，而且也歪曲了党的生活。在这里，作者选择了一个蜕化堕落的老干部，硬把他摆在担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岗位上，违法乱纪，挖别人的“墙脚”。事前，上级对他的品质没有丝毫怀疑，而在违法乱纪引诱女干部的过程中，周围的党员也都是万分麻痹的。作者对这个老干部自然是描写得很恶劣的了，但被他引诱的女干部又怎样呢？女干部大学文化，反对崇美思想，“据她自己说很像一位美国有名的电影明星”，但在这以后，“她才不和那位有名的电影明星比了，可是仍然珍视自己的睫毛，看人的时候，眼瞳仁若隐若现的，确实也别致”。作者为了减轻在男女关系上这个女干部的责任，却把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情调的人的工作态度怎样好一类说得天花乱坠，“工作总是抢着干，而且虽然是大学生，却什么琐碎事情也不厌烦”，“有时下了班还加班加点”。作者对她这般赞扬，其用意就在于，你看，我们的老干部多坏！

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担任支部工作的党员对下级关系的看法：“他（指领导干部——笔者）那么忙，工作很辛苦，休息时间娱乐一下，作下级干部的，只有赞成，哪有反对的道理。”当这位领导干部与他商量要那个女干部去担任秘书时，他的心情是“他（指领导干部——笔者）来和我商量，我清楚地记得是用商量的口气，对于接受任务惯了的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不仅是一个不爱管生活细节的人，而应该是一个思想意识很低下的人！

作者描写的这位老干部，当他谈起自己的婚姻时，不胜感慨地说：“现在的青年多幸福，既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迫结合的，又不是饥不择食，在革命艰苦环境下马马虎虎凑合的夫妇！”虽然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堕落蜕化者之口，好像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作者却是对革命队伍的生活作了严重的歪曲。

以上，我对这几篇文章的分析是比较简单的，但我认为从这几篇文章来看，作者诽谤现实的思想却是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已经向广大读者散布了。

1956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学战线上，有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冲击着党的文学事业。现在它的高潮虽然已被击退了，但是和修正主义作斗争还是文学战线上一项严重的任务。李南力同志近年来的思想倾向就是修正主义的。希望他能认识到这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

原载《红岩》195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