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书记清晨落入敌手

然而毕竟事出仓促，不是周密计划之后的行动，处决易觉先之后，李鸣珂也不幸落入敌手。

关于李鸣珂的被捕，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事后在《朝天门事变》报告中所作的具体记叙：

这时，市面的情形非常紊乱，不久惊动了城防部团务局航务管理处。这几人见大事已成，遂分头鸟兽散。正赶捉间，共党邓文书腰间掉下小手枪一支，被城防部拿获，连同刘森元一同解部。当下军警团四下搜查，逮捕嫌疑犯数人。李鸣珂打中易觉先后，情急心虚，无路可投，他躲在象鼻子（作者注：朝天门码头北侧嘉陵江畔地名）汤德轩隔壁二层楼上，次早，他不小心，由二层楼跳下，误踏断竹竿，将汤德轩惊醒，问是谁人，他回答：“我是共产党，你如果藏匿我，我谢你一千两银子，保全我的性命。”汤德轩知道他的情形重大，恐惹不测，便赶他出外，这时，遇着巡查队追赶经过此处，便立刻将李鸣珂挡获。

另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十八日晨约六点半时，他与军委交通（特务队同志）各带一手枪到朝天门（那天十时江北区委召集会议，决定他去出席，因时间没有那样早），刚到城门约二三十家铺口时，邓文书即被谍查捉住。鸣珂走在前面，回头看见文书被捉，立即取出手枪将谍查打倒。这时易觉先发现鸣珂打枪，一面取出手枪向鸣珂狙击，一面呼唤三十个谍查包围拢来。邓文书也抽出手枪来打。不一时将易打倒，另外又打倒五个谍查，其余谍查向城外引退，他们跟踪追出了城。当时正值城防部在检查平安轮上土匪，听见枪声，一齐抄拢来。捉匪防务保安队听说捉匪，也一齐追来。他们又打倒两个保安队，卒因弹尽不得不跑。邓当场捕获，李把枪抛了，跑到一个家里（大约是娼妓的样子）去躲。他向那主人说：“别人说我是共产党，我是好人，让我躲一下就走，我给你一些钱。”那主人说：“不行，快出去。”他于是出来，看看已经没有什么了。他刚一进城门，那主人就指说他是刚才打枪的匪人，于是把他捉住，到城防部问时，那主人又来对证，硬说他是共党。鸣珂说：“你妈的，老子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军法官打了他四十个嘴巴，不准他说话了。

这两种说法中，前一种因是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依据直接参与此事的特务及士兵的叙述总结写出，应该比较准确；而后一说法，则因中共四川省委当时处于地下状态，决无条件对事情进行详细调查，消息只能间接获知，显然不可能写得准确。

当时的省委领导，在李鸣珂被捕后，就只剩下书记刘愿庵和常委陈惠二人。而陈惠（又名熊子良）又在李鸣珂被捕四天后慑于白色恐怖，卷款潜逃。因此这份报告只可能是刘愿庵所写。刘愿庵当时处境十分险恶，根本不可能到处找人调查了解弄清真相，所依据的多半只能是第二手第三手传闻，其中较明显的不确之处就有：一，只字未提江北特支被破坏和刘森元被捕之事，估计写报告时尚未得知此事；二，易觉先等“谍查”并无理由（未见有何记载）在早上六点多钟就跑到朝天门码头去。敌侦缉员按惯例是早上八九点钟才会出外活动，这里显然把李鸣珂被捕的时间与前一天枪击易觉先的时间混为一谈了；三，既然李鸣珂已打倒易觉先等人，在“其余谍查向城外引退”后，他们有何必要跟踪追出城去？此时撤退岂不更好？李鸣珂决不会只图一时痛快而对“其余谍查”追杀不休。因此这后一种说法只可作为参考。

不过，两种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点：李鸣珂是在18日清晨落入敌手的。

李鸣珂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城防司令部。地下省委派人去探望时，他丝毫不谈自己的处境，而对来人宽慰地说：“我连打狗易觉先三枪，他一定会死的。”

当时的重庆城防司令郭勋祺，在大革命时期属于左派，在刘湘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重庆“三·三一”惨案中，他曾冒险掩护当时的两个共产党干部，中法大学教务主任萧华清和《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逃离重庆。此时他在反共方面也还不像刘湘那样激烈，加上他的妻弟徐春芳又是中共秘密党员，地下省委便准备通过这层关系进行疏通，特派交通科会计科主任陈茂华将筹集的钱款送去。

谁知陈茂华拖延误事，钱款尚未送到，李鸣珂已被二十一军军部提走。

那时共产党人在被捕之后，只要还没有被抓到确实的证据，一般都不采取硬顶的态度，而是虚与委蛇，尽量争取大事化小。在刑讯逼供下，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李鸣珂也是如此。

他坚持不承认真实姓名和在共产党内的真实身份，而自称名叫李春发，入党才一年余，因工作不力，被视为机会主义者，加之共产国际有命令，知识分子不能当省委领导，所以他并非省委领导，在党中不重要。

同时，他还不无幽默地跟审判官开了个玩笑。

当审判官要他供出到重庆后如何与省委联系的方法时，他说，他接到的指示是：到重庆后，到某纸铺去买一种固定格式的信笺，写上“我已来渝就医”等字样，贴到当时重庆仅有的一个公园——中央公园门口，就有人来会。他又说，来重庆之前，长寿有人送了条子给他，告诉他到江北对河去找插竹竿的划子（木船）。找到后，去船上问，就说是“找竿竿朋友”，若问到了，那里就是码头工会接头处。至于共产党的省委机关，他则说听说是不在城里。

当时坐镇重庆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刘湘，一心想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即使不全信李鸣珂的话，出于侥幸心理，也不会不派人去试一试。可以想象，当那些被派出的特务在公园门口傻等，或在江北河边挨个爬上那一艘艘插着竹竿的木船去说“找竿竿朋友”而遭到船工们的嘲笑时，他们会有多么狼狈！

当审判官问到李鸣珂那天是专门打易觉先还是碰到才打的时，他坦然说：

“易觉先不打，党的组织不健全。此次并不是蓄意打他的，天意而已。”

同时，李鸣珂还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为什么闹革命的道理。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报告中记载：李鸣珂“善于词辩，被获进部，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机会”，李鸣珂的宣传使得不少士兵和夫役对他表示同情，令特务们十分头疼。特委会在报告中掩饰不住地惊呼“共产党人的魔力真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