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的先生与柏拉图学园的教师之比较
阮芬[*]
摘要：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分别是古代中国和希腊在公元前4世纪末创建的学校，稷下学宫中担任先生的是有学之士，而柏拉图学园的教师则是“爱智慧”的哲学家。有学之士和哲学家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古代东、西方此前百余年间知识分子成长的结果。稷下先生由齐国君主提供俸禄召集而来，他们在学宫中自由地讲学、期会与著书，进而形成各种思想流派与学术思想争鸣；柏拉图学园的教师却只能依赖私人财富和个人魅力建校，并通过与学生之间的研讨来形成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然而，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希腊，教师都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中，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只不过参政方式和经历并不相同。
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化的程度之高在令人震惊之余，也让我们注意到其中存在诸多差异和同质之处，而教育可以说是理解文化异同的关键因素之一。巧合的是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期，中国和希腊都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机构”，[2]它们分别是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而且这两所学校的传承都逾百年之久。稷下学宫历经齐国六代君王，从齐桓公田午（前374—前357年在位）至齐王建（前264—前221年在位），传承150余年。柏拉图学园的“园长”（scholarch）从公元前388年创建之日起至公元前84年的消亡之时共有14人，历时304年。[3]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和希腊在相差不多的时间建立起这样的教育机构？又是什么让它们能够在历史长河中闪现耀人的光辉，传承若干世代？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稷下学宫的研究，[4]西方学者也有一些关注柏拉图的研究，[5]但较少学者将两所学校进行对比。[6]为避免分析过于笼统，本文试图将研究中心放在两所学校的教师身上，围绕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行为，比较古代世界的东西方教育，以期更好地理解古代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并期待能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启发。
一
中国人和希腊人分属不同的历史舞台，教育情况也各不相同，但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都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只是纯粹的碰巧，它与成长了很长时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密切相关，与后来在这两所学校从教的教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中国在春秋时代之前，教育只面向世袭贵族，普通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自春秋时代开始，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动荡，周天子无力号令全国，诸侯、卿大夫等世袭贵族朝不保夕，大量的世代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没落贵族流入民间。其中一部分人面向全社会，创办私学，以教授文化知识为生。私学的教育结果是民间出现了大量有学识之人。比如，孔子施行有教无类，只要缴纳学费，便可以接受教育，导致其门下“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墨子的教育也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据说其“弟子弥丰，充满天下”[8]。这些有识之人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中有不少进入士人阶层，为诸侯贵族的各项事务出谋划策。对于他们来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9]。至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贤能人士的建议对于国富兵壮、稳定统治、称霸天下的重要性。公元前374年，田齐第二代国君田午继位，距离父辈田齐代姜执政齐国仅十余年之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且也有与其他诸国一争天下之野心。在这种情况下，田齐桓公需要养士纳贤，为齐国的统治提供建议。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他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建立稷下学宫，广招天下名士。[10]正如东汉徐幹在《中论·亡国》中所言：“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11]
换言之，战国时代的齐国之所以建立稷下学宫，与自春秋以来不断成长的知识分子有关。事实证明，后来进入稷下学宫执教的诸多教师大都是来自各国的学富五车之人。淳于髡、孟子、邹衍、鲁仲连、尹文、慎到、荀子等历史名人曾在不同时期来到稷下学宫讲学。至于稷下学宫何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有学之士，这与从田齐桓公以来学宫教师的超高地位和待遇有关。桓公在设立稷下学宫之时，就给招来的贤能人士以极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让他们享有“大夫”的爵位，这让他们的身份甚至居于下层贵族“士”之上。至齐威王时，稷下学宫逐渐走上兴盛之路，据钱穆先生考证，此时已有“稷下先生”的称谓。[12]齐宣王时，可谓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彼时稷下先生的地位和待遇均有所提高，不仅有76个人被授予“上大夫”的尊位，还赠予豪宅。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3]
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识之士对教育所带来的改变相类似，公元前6世纪之后的古希腊智者（sophist）也对旧有的希腊教育发起冲击。在此之前，除了斯巴达自吕库古改革以后在公民中实施集体军事化教育之外，[14]大多数希腊城邦的教育只在贵族中间流行，而且也不存在与学校相类似的机构。旧时代的贵族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亲密的个体之间，通常年长者是年轻人的榜样，是他的导师和引路人。年长者通常被称为“爱者”（erastes），年幼者则被称为“被爱者”（eromenos）。在克里特，对那些有着杰出祖先的人来说，没有来自作为爱者的年长者的教育，会被认为是耻辱的标志。[15]即便在集体军事化教育盛行的斯巴达，男孩子们长到一定年龄，也会与一些眷爱他们的人交往，这些人皆是有声望的青年男子。[16]在后世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古典时代以前的教育也依旧以贵族式的生活作为理想和样本。
最先打破希腊旧有教育模式的先驱是智者学派。他们在各地设立学校，向登门求学的学生收取学费，负责承担学生的全部教育，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的教育，学制一般是3—4年。最早一批的医学学校来自克罗托内（Crotone）、库列涅（Cyrene）、比尼多斯和科斯岛。[17]较早的哲学学校包括色诺芬尼在今意大利的韦力亚设立的学校，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在希腊世界的另一端设立哲学学校，它们不再是建立在师生个人关系基础上的旧式教育，而是培养学生新的人格和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学校。[18]在新式教育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有名学者难以尽述，如巴门尼德（Parmenides）、高尔吉亚（Gorgias）、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等。
柏拉图的学园就是在这种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建立的。虽然柏拉图学园的教育方法看起来似乎和前代的智者们一样，都是教师负责培养一群学生，但是它却在一些方面仍具有创新意义。柏拉图创建的学园没有任何明确的现实目的，不像智者学派那样注重实际的功利成效。它不向学生收取学费，不会承诺将他们培养成何种类型的人。柏拉图创建学校只是因为真正的“爱智慧”（现代“哲学”一词便由此而来），怀抱着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的高尚情怀。实际上，柏拉图自20岁起便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哲学和科学知识，直到苏格拉底去世为止。之后，柏拉图才去希腊各地拜访各类学者，如赫拉克利特学派的科拉图鲁斯（Cratylus）、巴门尼德哲学的信奉者赫尔墨根尼斯（Hermogenes）。直至28岁，柏拉图仍然孜孜不倦地四处求学，他拜访了数学家特奥多鲁斯（Theodorus）、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菲洛拉奥斯（Philolaus）和欧利图斯（Eurytus）等。[19]当柏拉图创建学园时，他已满40岁，是一位见多识广、才华横溢的学者。据说，一群曾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外邦人并没有见过柏拉图本人，却知晓他的名声，以及他所建立的学园。[20]除了具备个人魅力之外，学园的创建还得益于柏拉图本人较为宽松的经济条件。实际上，柏拉图并不用为生计问题而苦恼，不像中国古代的很多有学之士那样穷困潦倒。从狄奥根尼·拉尔修提供的一份柏拉图的完整遗产来看，其中包括两处地产，分别在伊菲斯提阿戴（Iphistiadae）和埃瑞斯戴（Eiresidae），还包括一些比较昂贵的私人所有物，价值165德拉克马的银盘、45德拉克马的杯子、价值40德拉克马13奥博尔的金制的图章印戒指和首饰、4个奴隶、诸多家具等。[21]虽非大富大贵，但也足以保证柏拉图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全身心投入他的教学和研究。
比较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来看，它们的建立都得益于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以来不断成熟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是有学之士，在希腊则是智者，而接受他们教育的在公元前4世纪成长起来的学者则成了后来两所古代学校中的教师，在中国是稷下学宫的先生，在希腊则是柏拉图学园的园长。不同的是，稷下先生由齐国国家供给俸禄，而柏拉图学园的园长则依靠的是私人的财富。
二
虽然一个是“公立学校”，一个是“私立学校”，但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的教师都有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便是学术思想的繁荣。即使数百年之后，两所学校都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它们所留下的学术精神却源远流长。
稷下学宫由田齐国君出资兴办，但却并未受到官方的过多控制。国家除了赐予稷下先生极高的“大夫”地位，赐予他们豪宅之外，并没有对教师们的思想进行控制。他们可以自由地阐发自己的思想，这甚至得到了国家的鼓励。稷下先生们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就要聚众讲学。[22]一方面，通过给学生们讲课，起到了教育的作用，在这个时代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以如上节所述，至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另一方面，通过先生的个人魅力，可以吸引大量深受其思想影响的门徒。据说，孟子“从者数百人”[23]，田骈有“徒百人”[24]，宋钘、尹文“率其群徒，辩其谈说”[25]，“髡死，诸弟子三千人为缞绖”[26]。稷下先生与其门下众多弟子，日益成长为较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彭蒙、田骈、慎到、环渊、接子及其门下弟子都属于道家或黄老学派，兒说、田巴及其门下弟子等是名家，宋钘、尹文及其门下弟子是接近墨家的，[27]邹衍、邹奭是阴阳家，淳于髡则是由儒家转化成的法家，此外还有农家、兵家、纵横家、方技家等都出入过稷下。[28]尽管我们现在将他们归类为黄老、名家、墨家等学派，但需要指明的是，稷下先生大多独立研究，各成家派。即便后来黄老之学似乎成为主流学派，但这个派别中稷下诸子的思想也不会完全一致。
稷下先生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多流派思想的交融，比如儒家荀况的学说吸收道家哲学，在其作品《天论》中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的新命题；道家尹文与荀况儒学有相通之处，对于社会分工、等级名分、“不苟”之论、性恶论等看法都有不谋而合之处；慎到思想中“道家”和“法家”的相结合，既有“弃知去己”为特点的道家思想，也有黄老气息的法家学说，如“立公去私”“至工大定”“以道变法”等。[29]多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得益于稷下学宫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值得一提的是，稷下学宫会定时召开“期会”。但遗憾的是，根据现存资料来看，我们并不能确定期会具体如何举行。古代文献只告诉我们“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30]，或“齐有稷城门也。齐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者甚众”[31]。根据现代学者推测，应有德高望重之人召开主持，“祭酒”便是这样的主持人或学术领袖。期会活动则包括演讲和辩论两种：通过演讲，各家各派获得公开自己学说和观点的机会；通过辩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形成学术争鸣的热闹场面。[32]我们虽不清楚期会的具体形式，但稷下学者争辩的文献却能够证明思想交流的存在，比如，稷下先生兒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辩者”[33]，“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34]。此外，学术的交流与争鸣还体现在稷下学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十大辩题：世界本原之辩、天人之辩、人性之辩、义利之辨、名实之辩、王霸之辩、礼法之辩、古今之辩、寝兵之辩、本末之辩。现如今，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些议论，是由于稷下先生们为表达自己的看法，纷纷著书立说。诚然，很多学者的著作并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管子》《荀子》《慎子》《孟子》《史记》等一窥其思想，尤其是《管子》一书中保存了稷下学者们大量的思想资料。
与稷下学宫完全不同的是，柏拉图学园并没有那么多的教师，也没有那么多的学术流派，更没有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甚至更多时候学园可能还需要担心雅典人是不是会迫害教师，因为毕竟在公元前399年发生过雅典人控诉苏格拉底腐坏青年且不敬神而将其判处死刑的先例。好在雅典历史上这样的事例非常少见。虽然自公元前4世纪以后，雅典的处境一直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政体从民主制转变为僭主制，后又继续维持民主制，但是城邦的政治思想环境一直以来相对比较自由。除了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团等国家机构中发声的权利之外，雅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毫不避讳地谈论城邦过去与现在的政治，尤其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存在大量反讽当下政治的内容，如《骑士》中直接讽刺雅典政治家克勒翁（Cleon），给他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帕佛拉工”（Paphlagon），并且直接用尼基亚斯（Nicias）影射当时著名将军尼基亚斯；[35]《马蜂》中更是讽刺陪审团的陪审员们终日像马蜂一样到处蜇人，不干好事。[36]连政治都能毫不客气地批评，可想而知，雅典人日常的学术思想环境也不至于受到多少限制。就苏格拉底的诉讼案件来说，其实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正反两方的票数相差并不太多，只要互相对调30票，他就能安全释放，但当他再次发言的时候，他却没有过多为自己辩护，反而似乎选择触怒在场的审判官们。[37]他的赴死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
虽然并无国家经费支持，却也不用过于担心思想自由受到限制，柏拉图学园便拥有了相对自由的外部环境。但学园中自由而活跃的学术环境，主要来源于师生之间的自由讨论。教学活动从来不是为了传授教师的个人学说，而是培养自由独立的研究方法。柏拉图的学园中没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严格界限。学园中最常见的教学方法是讨论，由某个引导者（这个人可以是柏拉图或他的继任者，也可以是其他人）发起一个谈话主题，如灵魂、美德、正义、政体等，然后集体讨论如何求得真正的“真实”。从柏拉图留下的诸多对话录来看，其中所做的研究便以这种方式展开。尽管柏拉图对话录中绝大多数时候柏拉图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但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很多时候苏格拉底的名字是柏拉图本人的伪装，穿上这种伪装的柏拉图从不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去研究。[38]另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喜剧作家艾比克拉底（Epicrates）的残篇可以证明柏拉图学园日常的教学模式。剧中有一人向另一人打听柏拉图、斯佩西普斯和摩尼德莫斯（Menedemus）今天在讨论什么，后者回答说，他们正在探究本质（physeōs）的定义，并且以各种方式分类，以动物的生命、树木的本质、蔬菜的种类等方式。那时，他们正在研究到哪一种属类应该分配给南瓜。起初，他们都各占一方，低着头思考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其中一人说，它是一种圆的蔬菜，另一个说它是一种草，另一个说它是一棵树。当一个来自西西里的医生听到这里，即刻指责他们如同在讲废话。但这伙人似乎并不介意这个医生的责备。柏拉图当时也在场，他非常温和地告诉他们再次尝试定义南瓜所属的种属。他们再次尝试给出定义。[39]虽然残篇是喜剧，但恰恰因为是喜剧，反倒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就这个主题来看，柏拉图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他没有讲授自己的思想，而是在恰当的时候给学生以指导，让他们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正因为这样，学园中的成员各有各的兴趣和研究的方向，如奥普斯的菲利普斯（Philippus of Opus）对数学和天文学有着比较热忱的兴趣；本都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des of Pontus）的兴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下的数学和物理学。[40]亚里士多德则似乎对柏拉图所谈论的主题都有兴趣，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其老师的道路。在埃里安（Aelian）提供的一则逸事中向我们叙述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争论。据说，当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去拜访他的故乡时，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发生争论，围在亚里士多德身边的是一伙他自己的学徒，包括佛西斯（Phocis）的穆纳森（Mnason）之类的人。斯佩西普斯那时正在生病，因而没能站在柏拉图旁边。那时柏拉图已经80岁高龄，记性不够好。亚里士多德开始向他提出非常具有攻击性的问题，明显行为不正义又无情。因此，柏拉图离开了外面的广场，带着自己的同伴离开。[41]这个故事听起来不甚真实，却能够表明跟随柏拉图学习了2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在学术思想上同其老师分道扬镳。[42]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比较特殊，却也证明了学园在学术研究上的自由。柏拉图去世之后，他的后继者们将学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去，自由研究的风格也随之传承下来。这个由私人创建的学园竟然传承了几百年之久，甚至在一度销声匿迹几百年之后，又被新柏拉图主义者重建，其教学模式后来还流传到其他国家，不得不令人感叹柏拉图所创教学与研究的惊人魅力。
由上可见，稷下先生们受到国家的资助和鼓励，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在学宫中讲学宣扬自己的学说，也可以在“期会”中与其他各派先生进行学术思想的争辩，还可以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思想以书面形式表达；而柏拉图学园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师生之间的自由讨论，教学从来不是为了传播导师个人的学说，而是培养学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仅让学生拥有各自的兴趣和研究方法，也让学园的自由学术精神传承下去。
三
无论是稷下先生，还是柏拉图学园的教师，他们那自由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当下的政治有关。前者虽未入仕，但却有着“不治而议论”国家大事的权利；后者虽“爱智慧”，却也从未与希腊城邦政治相脱离。他们对学生的政治教育，便不只是教育，而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在现实政治中实践之策略。
作为“大夫”的稷下先生，受聘于国家，为国家之事，似乎是理所应当。他们的学术思想大多围绕国家统治而展开。其中，有数之不尽的各种统治策略：与百姓有关的统一天下之策，如“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43]；与名实有关的治理天下之策，如“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名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44]，“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45]；与君臣之道有关的法治策略，如“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书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管。管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46]；以“无为”治国的策略，如“无为者为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47]；与用兵之道有关的理论，如“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48]；等等。
即便看似无关政治的学术问题也常与国家治理有关系。人性本善或本恶的探讨，最终上升为如何让统治行之有效。孟子[49]倡导性善论，国家治理应以仁义礼智为先；[50]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国家应“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51]。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虽有差异，但似乎都能服务于君王统治。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52]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53]另外，《管子·宙合》中“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的学说，实为“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之新的推衍，而为君为政服务。[54]至于稷下晚期盛行的五行学说，用土木金火水的次序来说明五行与王朝更替的关系，也能为统治者所用，如“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55]；“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56]。
除了提出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理论之外，稷下先生还能够面见君主，将其治国之策推荐给统治者。齐宣王召见尹文，问如何做一个好君主。尹文用的就是黄老学派中“无为而容下”的方法。他对宣王说：“人君之事，无为而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57]田骈则用了万物变化都有规律的“道术”，来回答齐王如何治理齐国。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如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皆有章，因性任物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58]当然，并非所有的治国策略都能得到君主的赏识，但稷下先生常能够进谏国君，给其以实实在在的政治意见，并且很多时候都能够影响统治者的决定。齐王曾经想攻打魏国，淳于髡讲了个狗兔追逐至死而农夫却捡走了它们的寓言来劝阻齐王，然后结合现实政治状况劝阻道，“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听了以后便不再出兵。[59]王斗曾经觐见齐宣王，劝其重用贤士。王斗先是承认宣王与先王桓公有四样爱好相同，唯有一样不同。随后，话锋一转指出：“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而后，王斗进一步直谏齐王：“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至此，宣王承认自己有罪于国家，选拔5位贤士，国家因而大治。[60]此外，稷下先生还常常为国君引荐人才，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比如，淳于髡曾经一次向宣王引荐7位人才，宣王表示人数似乎太多，淳于髡却说：“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皋黍、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61]齐宣王听了这番话，很快便任用了这7个人。再如，宣王本与靖郭君之间有嫌隙，经过齐貌辨劝解之后，了解靖郭君对王室的信任，后亲自在郊外迎接靖郭君，并且邀请他做齐相。[62]
与稷下先生不同的是，柏拉图及其后继者并没有受到城邦的资助，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意愿，关注国家大事。柏拉图在未创办学园之前，就有非常高的政治参与热情。柏拉图年轻时候和许多青年相似，希望一旦成年就可以立即参加政治，而当时的政治情况确实给了他机会。雅典当时爆发了革命，51个人组织了政府，11人在城里，10人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分别管理市场和处理城邦的日常事务，剩下30人掌握权力（即三十僭主），作为整个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其中恰好有一些人是柏拉图的朋友和亲戚，他们邀请他参政。但新政府并没有如他想的那样引导城邦从不正义的生活走向正义的生活，反而有一些不正义的行为，还想让苏格拉底参与他们的罪恶政治，苏格拉底拒绝了。后来，柏拉图放弃参政，三十僭主制也倒台了。[63]虽然柏拉图这次的参政实践失败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参与政治，尽管他的政治热情不如以前。而且，苏格拉底在此时被指控不敬神和腐化青年后被处死。随后，柏拉图发现，想要正确安排雅典事务非常困难，城邦已抛弃传统原则和法制形式，新的道德标准建立又极为困难。虽然他曾经满腔热忱想要参加政治生活，却有些无处下手。这时，柏拉图似乎在叙拉古找到了参政的机会。当他见到正当王位的狄奥尼修（Dionysius）时，受到了热情款待，交谈得很热烈，但当柏拉图谈到统治者要做的不只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还要在美德上出类拔萃时，却冒犯了狄奥尼修，后者变得愤怒甚至下决心要处死柏拉图。[64]几经周折之后，柏拉图回到雅典，却也宣告这次参政的失败。柏拉图在叙拉古第二次的参政经历与小狄奥尼修有关。他向这位僭主请求给予土地和殖民者以实现他的理想国。起初，小狄奥尼修允诺，但是后来却没有做到。第三次去那里，是为迪翁（Dion）和狄奥尼修做调解，但是失败了。[65]此外，据说当阿卡迪亚人（Arcadians）和忒拜人（Thebans）想要创建麦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时候，邀请柏拉图成为他们的立法者，但是当柏拉图发现他们反对平等的所有权时，他拒绝了。[66]
从柏拉图的参政实践来看，他似乎有一些参政上的“洁癖”，他无法容忍管理集团内部有不正义的行为或制度，更不可能与其同流合污。与其以这样的方式治理国家，他毋宁选择拒绝。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柏拉图虽有参政的意愿，却最终在希腊政治中毫无建树。当这种政治热情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时，柏拉图转而创办学园，但他创办学园并不是为了避世，也不只是为了研究学术问题。虽然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学园中如何研讨政治问题，但通过柏拉图留下的对话录，我们仍能看出一些端倪，尤其是《理想国》留下了诸多关于国家如何治理的研究。《理想国》前两卷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正义与不正义，以及城邦的正义是什么，而后讨论的结果是城邦需要各种各样的公民各司其职，需要优秀的护卫者来保护城邦。自第三卷起，才开始讨论如何培养优秀的护卫者，如何有效地让城邦成为正义的城邦，以及哲学家如何将政治能力与聪明才智相结合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此篇对话录在研讨如何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只是强调国家体制的善好或正义，[67]这或许正是因为柏拉图并没有真正参与过国家治理；但对话录中关于如何培养优秀护卫者的研讨却非常具体，这恰也与柏拉图的教学经历有关。从护卫者的教育来看，其中包括音乐、体育、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等方面的教育，尤其是音乐和体育教育要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有所改变，比如音乐教育中所讲的故事必须是好的故事，[68]模仿的对象是勇敢、虔诚、节制、自由的人，[69]以及抵制诗歌的魅力，防止自己堕入幼稚的激情等；[70]体育锻炼的目的是锻炼心中的激情部分，[71]体育应与音乐互相补充等。[72]在经过良好的教育以后，必须确定哲学家是最完善的护卫者，一个天性稳定的人，敏于学习、强于记忆、机智、灵敏、进取心、豁达大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否则就不应当被授予荣誉和权力。[73]从政治体制来看，其中批评了现行的几种体制，包括寡头制、民主制等，比如寡头制下私人手里的财产会破坏荣誉，统治阶级风气不好；民主制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所有人，其实并不平等。[74]最理想的城邦体制是由哲人王、护卫者、公民组成，至于如何具体操作，则可能是需要继续研讨的问题。
在柏拉图的政治热情与教育的影响下，他的许多学生作为立法者或政治家活跃在希腊各地的城邦事务中。据普鲁塔克记载，柏拉图的一些学生成功地完成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事务，狄翁解放了叙拉古，皮同（Python）和赫拉克利特解放了色雷斯（Thrace），卡布利亚斯（Chabrias）和福基翁（Phocion）成为雅典将军；柏拉图还派他的诸多学生去各地立法，阿里斯托度慕斯（Aristodymus）去阿卡迪亚，福密俄（Phormio）去埃里斯（Elis），摩尼德莫斯去皮拉（Pyrrha），欧多克索斯（Eudoxus）去克尼多斯（Cnidos），亚里士多德去斯塔吉拉（Stagira）；还有亚历山大曾邀请色诺克拉底为帝国起草规章制度，而柏拉图的另一个来自以弗所（Ephesus）的追随者德利阿斯（Delias）则曾经作为使者被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派往亚历山大身边，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点燃了亚历山大征服异族人的热情。[75]阿忒那奥斯（Athenaeus）还为我们添加了以下从政的学生名单：欧瑞乌斯（Oreus）的欧弗拉乌斯（Euphraeus）、雅典的卡利普斯（Callippus）、库吉科斯（Cycicus）的蒂迈欧（Timaeus）、帕勒涅（Pallene）的凯荣（Chaeron）。欧弗拉乌斯曾作为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Perdiccas）的顾问，劝说佩尔狄卡斯将国土分出一部分给菲利普（Phillip），菲利普因此保存了实力，后来在佩尔狄卡斯死后控制住了国家。[76]卡利普斯曾是迪翁的好朋友，跟随他去叙拉古，对他宣誓忠诚，但当他发现迪翁想要建立君主制时，就杀了他，后来想自己建立僭主制，但失败并自杀。[77]蒂迈欧则捐助一大笔钱给他的伙伴公民，建立起自己的好名声，随后还改革了他们的政治制度。[78]凯荣既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柏拉图的后继者色诺克拉底的学生，他是帕勒涅的僭主，不仅驱逐了一些公民，而且把他们的财产和妻子赐给他们的奴隶。[79]或许这些学生的从政行为在阿忒那奥斯看来非常奇怪，特别是蒂迈欧和凯荣的行为简直令他无法理解，但这确实是受到柏拉图政治教育中关于理想的国家体制、城邦的正义、智慧的统治者等研讨的影响。[80]
换言之，柏拉图的政治热情与思想影响了他自己的参政经历，而他的政治热情与教育则影响了学生的政治实践。至于柏拉图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们如何带领学生参与希腊政治，并没有太多资料予以证明。但至少斯佩西普斯（柏拉图的侄子和第二任园长）和色诺克拉底（第三任园长）都曾经参政，并与马其顿有关。据说，斯佩西普斯曾经给菲利普一封信，他引证大量的神话和受质疑的历史为其辩解，进而证明菲利普征服的合理性，而后受到菲利普的喜爱。[81]虽然这封信真假不明，但这确实是他参政的证据。色诺克拉底虽然在雅典是外邦人，但由于他那极高的希腊声望，曾经代表雅典人作为使节之一去和安提帕特（Antipater）谈判。但安提帕特根本不愿意听使团的发言，直接提出自己的条件：驻军、赔款、恢复古老政体、财产资格限制的参政等。使团其他成员认为这些条款尚能接受，只有色诺克拉底坚持认为，如果安提帕特把雅典人视为奴隶，那么用这种方式对待大家，可以说相当公正；但如果这些条款是用来处罚自由人，不论怎样都过于严苛。[82]
因而，从政治教育与实践来看，稷下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都围绕国家政治而展开，即使那些看起来与政治无关的学术问题也通常与国家治理有关，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觐见君王直接向其推荐治国之策，举荐人才，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提出对策等；柏拉图及其后继者虽未得到国家支持，但也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不仅在日常教学中研讨政治问题，还将政治教育的内容付诸参政实践，尤其是柏拉图的学生在政治实践中相当活跃。
综合比较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教师，笔者发现其中至少有三个共通之处：他们都源自成长已久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学术研究都比较自由，而且学术自由精神代代相传；他们都有与国家治理相关的理论知识，也有较丰富的参政实践。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点，使得东西方的两所古代院校自创建之日起就拥有深厚的学术文化积淀，它们不仅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声名，而且文化传承达数百年之久。当然，笔者也注意到，每一个共通之处中均有不同。第一，稷下先生是齐国供给俸禄而召集起来的有学之士，柏拉图学园的教师则是依靠私人力量而成长起来的“爱智慧”的哲学家。第二，稷下先生得到国君的支持，在学宫中自由地讲学、举行期会、著书立说，产生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想争鸣；柏拉图学园的学术自由却更多地体现在师生之间的研讨，培养参与者自由探索科学研究的方法。第三，稷下先生被君王授予“不治而议论”的权利，不仅学术思想多围绕国家政治而开展，还能通过进谏君王而参与政事；柏拉图及其后继者出于个人意志，也有较高的政治热情，柏拉图本人曾参与希腊政治但多无建树，而受到学园政治教育的学生们却在希腊各地有着较为丰富的参政实践。从这些不同来看，稷下先生的生活、教学、议政等都依赖君王的支持，一旦齐王不予支持或君王本身懦弱无能，情况便会急转直下，这也是后来稷下学宫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柏拉图学园则由于教师的私人资金和个人魅力，顽强地生存了数百年之久，传承时间远超稷下学宫，但不得不说没有国家的支持，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最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思考教育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教育者是否应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如何服务于国家，以及怎样培养和传承自由的学术精神？国家是否应当支持教育者，怎样支持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以及如何给予自由的学术环境？
[*]作者阮芬，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虽说是基础教育之上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它们与我们今天的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完全相同，参见John Dillon, The Heirs of Plato：A Study of the Old Academy (347-274BC),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03, p. 6.
[3]公元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重建雅典的学园，并开始教授柏拉图主义，并且将之继续传承并传播到其他国家。据说，公元9世纪仍有新柏拉图主义教学存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痕迹。参见Yun Lee Too, ed., Education in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Leidon：Brill, 2001, pp. 433-458.
[4]关于稷下学宫的研究，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页；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新华书店，1998年，第287页；蔡德贵：《论先秦齐国与稷下古典自由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于孔宝：《简论稷下诸子学派》，《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李健胜：《稷下先生社会地位刍议》，《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张传燧、谢秀美：《稷下学宫及其办学理念述析》，《现代大学教育》2008年第3期；等。
[5]关于柏拉图学园的研究，参见［法］亨利-伊雷内·马鲁著，龚觅、孟玉秋译：《古典教育史（希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John Dillon, The Heirs of Plato：A Study of the Old Academy (347-274BC),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03; Edward Watts, “Creating the Academy：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the Shape of Community in the Old Academ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27 (2007), pp. 106-122; Edward J. Power, “Plato's Academy：A Halting Step toward Higher Learn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4, No. 3 (Sep., 1964), pp. 155-166. Etc。
[6]关于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参见李婷：《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之比较》，《文教资料》2010年1号中旬刊；刘莉：《轴心时代的东西方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之比较》，《教育与教学研究》2012年第9期。
[7]《史记·孔子世家》。
[8]《吕氏春秋·当染》。
[9]《管子·霸言》。
[10]关于稷下学宫创立于何时的讨论，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页。
[11]《中论·亡国》。
[1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页。
[13]《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4]由于资料的匮乏，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斯巴达公民的集体军事化教育源自何时，但斯巴达人称自吕库古改革以后教育一直如此，参见Plutarch，Lycurgus，16-21.
[15]D. Kamen, “The Life Cycle in Anchaic Greece”, in H. A. Shapiro ed., Archaic Gree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2.
[16]Plutarch, Lycurgus, 17. 1.
[17]Herodotus, Histories, III. 131;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I. 34; II. 2-3.
[18]［法］亨利-伊雷内·马鲁著，龚觅、孟玉秋译：《古典教育史（希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1页。
[19]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III. 6.
[20]Aelian, Various History, IV. 9.
[21]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III. 41-44.
[22]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2页。
[23]《孟子·滕文公下》。
[24]《战国策·齐策四》。
[25]《荀子·正论》。
[26]《太平寰宇记》卷19引《史记》。
[27]宋钘、尹文到底属于道家，还是墨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道家和墨家思想相融合的痕迹，参见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新华书店，1998年，第243页。
[28]蔡德贵：《论先秦齐国与稷下古典自由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于孔宝：《简论稷下诸子学派》，《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9]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新华书店，1998年，第85—303页。
[3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
[31]《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注引刘歆《七略》。
[32]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4页。
[33]《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4]《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35]阿里斯托芬：《骑士》，p. 1—6，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36]阿里斯托芬：《马蜂》，pp. 223—225，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37]Plato, Apology, 36e-42a.
[38]［法］亨利-伊雷内·马鲁著，龚觅、孟玉秋译：《古典教育史（希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8—149页。
[39]Epicrates fr. 11 (Kock)。另见John Dillon, The Heirs of Plato：A Study of the Old Academy (347-274BC),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03, p. 108。
[40]Edward Watts, “Creating the Academy：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the Shape of Community in the Old Academ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27 (2007), pp. 106-122.
[41]Aelian, Various History, III. 19.
[42]Edward J. Power, “Plato's Academy：A Halting Step toward Higher Learn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4, No. 3 (Sep., 1964), pp. 155-166.
[43]《荀子·王霸篇》。
[44]《管子·心术下》。
[45]《管子·枢言篇》。
[46]《慎子·君臣篇》。
[47]《管子·乘马篇》。
[48]《管子·制分篇》。
[49]关于孟子是否曾担任稷下先生的问题，学界颇有争议。起初凭借《盐铁论·论儒》中的一段话“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子、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学者们认为孟子是稷下先生。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并列举三条理由。而后，1982年在山东淄博举办的稷下学讨论会上，与会者普遍接受孟子是稷下先生的看法，并对钱穆的考证提出质疑。后来，学界又出现论证孟子非稷下先生的说法，参见白奚：《孟子非稷下先生辨》，《管子学刊》1993年第2期；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4—160页。本文认为，孟子确实在齐国稷下学宫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排除他曾经担任过稷下先生的可能性，而且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孟子与稷下诸子发生思想争辩的故事，如著名的淳于髡与孟子之间关于礼法的争论（《孟子·离娄上》），荀子在论述性恶论时将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比较对象（《荀子·性恶篇》），从中我们不难想象孟子与其他诸子学说的互相影响。因而，本文暂且把孟子的学术思想列入稷下先生学术思想的一部分。
[50]《孟子·告子上》。
[51]《荀子·性恶篇》。
[52]《孟子·王章上》。
[53]《荀子·天论》。
[54]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新华书店，1998年，第287页。
[5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56]《史记·封禅书》集解引如淳曰。
[57]《说苑·君道》。
[58]《吕氏春秋·执一》。
[59]《战国策·齐策三》。
[60]《战国策·齐策四》。
[61]《战国策·齐策三》。
[62]《战国策·齐策一》。
[63]柏拉图：《第七封信》，324e-325b，载于《柏拉图全集》（第4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64]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III. 19.
[65]Ibid.，III. 21-23；柏拉图：《第七封信》，333e，载于《柏拉图全集（第4卷）》，第88页。
[66]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III. 23.
[67]Plato, Republic, V. 449a.
[68]Ibid., II. 377a.
[69]Ibid., II. 392b.
[70]Ibid., X. 608b.
[71]Ibid., III. 410b.
[72]Ibid., III. 411e.
[73]Ibid., VI. 503b-e.
[74]Ibid., VIII. 553-558.
[75]Plutarch, “Reply to Colotes”, Moralia, XIV. 1126d.
[76]Athenaeus, Deipnosophists, XI. 506f.
[77]Ibid., XI. 508f.
[78]Ibid., XI. 509a.
[79]Athenaeus, Deipnosophists, XI. 509d.
[80]Ibid., XI. 509d.
[81]John Dillon, The Heirs of Plato：A Study of the Old Academy (347-274BC),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03, p. 34.
[82]Plutarch, Phocion,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