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兹华斯的政治家品质
华兹华斯是个天才。他是诗人，但不是普通的诗人；他的诗歌是由常识、深刻的反思和对普通事物最灵敏的观察所引发的热烈想象的产物。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外交思想，与他的诗歌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基于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认知。
他天生具有最敏锐的观察力。所有人一致认为
他见过天空和大地，
山丘和河谷的样貌；
源自更深处的冲动
孤独地降临于他。[1]
虽说华兹华斯喜爱乡村，尤其是山丘和河谷，但在年轻时，他却以最快的速度和强烈的渴望吸收着眼睛领略到的城镇生活。因此，他描绘了古老伦敦最美的图景，尽管如今我们大多数人仅仅把那个地方视为一个传统而已；对于年事不高者来说，那更激不起他们对维多利亚早期伦敦的声像的回忆。任何对此有所怀疑的人，都应该仔细思考下面这段对伦敦街景的描述：[2]
……我面前流淌着，
你那不息的车水与人流！
你日常的容颜，震惊了各种陌生人
激起他们的好奇，由敬畏而叹服；
快速飞舞的色彩、灯光和形状；
震耳欲聋的噪声；
人们擦肩而过，接踵而来；
琳琅满目的商品接成长龙，
店铺也接连不断，门面上布满
标牌与纹章名，全是商人的荣耀：
这边的屋前好似书籍的扉页，
从头到脚写满大字，
悬在门庭，像是守护的圣徒；
那边塑出代表美德的男女人物，
也有真人的造型：陆地上的
武士、国王，或海上的舰长，
波义耳、莎士比亚、牛顿或某个扬名
一时的江湖医生的漂亮头像。[3]
甚至在年轻时，华兹华斯就已具备一种天然合理的判断力。他很清楚自己头脑中的理智和反思在多大程度上平衡了狂热想象带来的影响。在下面这段话中，他描述了自己还是个年轻人时，对将要身陷革命冲突的态度：
而我，当时尚未真正卷入
这场骚动，也还保持着比较
清醒的判断力，当为日后所不及；
过去的年代所给我的见识尚未
掺入多少异念与杂知，仍不失完整，
而只要借助于书籍和平凡的生活，
只要不那么急功近利，
不去加入广大的人群
而一同力奔眼前的目标并因此
变得狂乱或迷失，那么，年轻的
心灵必然能获取并保持这种见识。[4]
他对自身判断力的这种自信并非自欺欺人。顺带一提，一位非常熟知华兹华斯的人出言证实了这一点。当柯勒律治严肃地写到一位率真的朋友时，他注意到华兹华斯非凡地结合了强大的理智和想象的天赋。他声称，
如果没有深刻的感情和想象力，他的理智就会缺少生命的温暖和独特；如果没有强大的理智，他的神秘主义就会变成一种病态——仅仅是一团迷雾，一片昏暗。[5]
环境赋予了他另一个为英国政治家少有的巨大优势。在成年之前和后来的一生中，他亲身感受到贫穷和富裕的眷顾——这可能非同小可。生活在坎伯兰郡（Cumberland）和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自耕农或所谓的“政治家”之间，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精神。[6]他从不知道庇护人或者监狱会带来的祸害。他起先在一所优秀的文法学校，然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同开放给所有绅士或贵族孩子的教育一样良好而博雅的教育。但他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富裕；他和科贝特[7]或彭斯[8]一样知道囊中空空的滋味。因此他理解并同情穷人的需求。他既能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思想丰富的英国绅士的角度，也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自耕农的立场出发，从整体上看待生活，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他的每一分钱都靠辛勤劳作获得，先令和英镑对他而言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此外，无论从华兹华斯的思想和道德禀赋出发，还是从他的时代境况、成长环境和整个生涯来看，至少到1815年，他对公共事务的状况还怀有浓厚的兴趣，热切赞同强有力的行动，即使行动有时到了目无法纪的地步。[9]但总体而言，他将由道德情感唤起的对崇高事业的信念置于恰当的范围之内。他的确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人类的热情——大多数人在临近中年时很容易失去这种热情，但即使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展示出一种冷静而可靠的判断力[10]，而这种判断力的获得，往往是人生经验之果。此时，华兹华斯性格中的所有品质，如果没能让他直接有资格进入公共生活，也一定会让他规避掉导致议会议长和领导人犯错的某些不足。这类务实之人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不是缺乏深奥的知识，而是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无法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一场复杂危机中少数几个重要的、根本的又时常凸显的特征。政治家由于关注次要细节而忽视主要原则的倾向，至少在华兹华斯那里被纠正或避免了，因为他结合了毋庸置疑的严肃思考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天赋，而这常常为思维系统化之人所欠缺。
然而，想要理解华兹华斯政治观的读者必须始终牢记两个考虑因素。[11]
第一个考虑因素是，华兹华斯居于特殊而不同寻常的政治立场。至少就外交政策而言，他实际上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他在青少年时就已由衷支持法兰西自由的到来。
能够活在那样的黎明，已是幸福，
若再年轻，简直就是天堂！
这些话令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初期的狂热。它们确实汇集了1789年或1790年每个欧洲人所怀有的崇高志向——珍视自由的福祉，相信法国人民正在走向人类进步之路。这些心怀希望之人和考珀[12]一样感受到：
只有自由才能赋予短暂的
生命之花以光泽和芬芳；
没有它，我们就是杂草。[13]
在支持法国反抗专制主义初期，除伯克外，所有的辉格党人都走到了一起。[14]他们认为，1688年反对詹姆斯二世暴政的政治家的后裔们，必然会为1789年抵抗波旁王朝专制的法国人鼓掌欢呼。然而，华兹华斯比任何辉格党人都走得更远。他绝不会把像宗教改革一样强烈震撼整个欧洲的一场运动，错认为是光荣但保守的1688年革命的二手复制品。华兹华斯的确像伯克[15]一样清楚地看到，法国的那场运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不同的是，他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天然地吸收了坎伯兰郡政治家或自耕农具有的共和主义情结。[16]上大学时，他又从古典作家传承下来的情感中认识了共和主义。他接受这样一种美好信念：
荣誉向全民开放的时代来临了，
世人崇尚的不再是财富与爵位，
而是才华、能力与不懈的努力。[17]
他在法国的生活把他和吉伦特派（Girondins）联系了起来。同时，他一度采纳了不可靠的革命政治哲学，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相信他不再同情吉伦特派。你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对路易十六之死的愤怒表达。[18]他很可能和吉伦特派一样，相信国王准备倚重外国势力恢复王权。这个谋划是否通过国王之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留给政治诡辩家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绝不会原谅一个试图借助外国军队恢复王权的君主。华兹华斯无疑坚持认为，在拿破仑时代之前，以武力复辟旧制度而形成的联盟不应得到英国的帮助。但如果说华兹华斯期待世界从正义的胜利中获得救赎，并对英国式自由——如同瑞士践行的自由那样——怀有无法磨灭的信念，那他在1802年甚或更早时候，就已接受了伯克的大部分学说，公平地讲，也许从各种意义而言都接受了其中最好的部分。[19]吉伦特派在血腥的不公中遭受的迫害，加深了伯克对华兹华斯的影响，让他立即彻底意识到，企图通过藐视公共正义和道德义务的一般原则来推行正义的统治是徒劳而愚蠢的。他无疑从同一位老师那里获得了另一个信念，即一个民族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聚合，人类在整个世界取得的进步必定与尊重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息息相关。
在华兹华斯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轻松做到这种观念的融合，而这正是他的政治家品质中的巨大优势。他早期的共和主义思想让他能够看到法国大革命带给人类的一些真正福祉，尽管其间伴随着巨大的罪恶。他从伯克那里进一步学习到的历史方法，与他对日常事实的慧眼观察和对人类特性的习惯性思考，以最愉悦的方式结合了起来。这使他得以摆脱那种总是误导最客观公正的革命者或改革家的抽象信念。平等、民族，甚至冠以圣名的自由和正义，因其概念非常模糊，常常成为最严重错误的根源。任何人，无论是从政者、传教士还是革命者，如果不注意纠正具有欺骗性的抽象观念，总是把它们和“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日常事物”相比较，那么，他哪怕是为了一项向善的事业，也会无限地作恶。那些向固有观念开战的思想家，常常由于偏爱某个一般概念，而被带入他们自以为已经揭穿的幻觉之中。无论如何，华兹华斯总能回归现实。而且，他能甄别不同面向的真相，这无疑抑制了在19世纪头25年败坏了英国政治的强烈党派精神的发展。霍尔克姆的柯克[20]（Coke of Holkham）是个能人，在辉格党中举足轻重。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被祖父告知，“汤姆，你现在记住，只要你活着，就不要相信托利党人”。父亲也教给他同样的教训。当他不断复述这些家庭逸事时，总会补充回答说：“上天可鉴，我从没有相信过，将来也不会相信托利党人。”他终其一生都谨守这个誓言。在辉格党的圈子里盛行着这样一个传统，当一位母亲被孩子问及为何托利党这么邪恶时，她立即回答：“他们生来邪恶，又让自己变得更糟。”悉尼·史密斯[21]具备最深厚的常识，非常幽默又性情良朴，但他发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能以普遍的公正对待珀西瓦尔[22]或坎宁[23]。这种痛苦当然并不局限于辉格党人。沃尔特·司各特是个天才，人也和蔼，当他相信自己的正确判断时，他能足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弊端，但他和朋友说的“具有良好品质”的人通常指的是明智的托利党人。1824年，司各特惋惜道，应该送巴克卢公爵[24]（Duke of Baccleuch）去剑桥，因为那所大学“很久以前就染上了政治自由主义”，并在此时激发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宗教热情，“让宗教成为政治和时事中特定思想路线的动机和借口”。[25]1824年这个时间表明，司各特对查尔斯·西米恩[26]所宣传的福音派教义（Evangelicalism）感到恐惧，认为它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走向政治自由主义。他略带怀疑地旁观“我的朋友，史密斯教授”明显带有辉格党倾向的讲座。史密斯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他作为一所英国大学的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istory）在1824年做了一系列历史讲座，并有一个班的学生参加了这些讲座。正是在这种感情状况下，华兹华斯从他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的事实中获得了政治洞见。他很容易成为一个原创性思想家，在年富力强之际就已思考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学说。
第二个考虑因素[27]是，华兹华斯的政治观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他早年就对法国人民有着透彻而直接的了解，而这即便是少数在欧洲大陆长期生活过的英国政治家也不一定具备。这种对法国及其人民的特殊了解在若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在下一章中予以充分考察。
[1]Hutchinson, p. 485.
[2]这段关于城镇的描述在《序曲》（The Prelude）中有很多类似的章节。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作品到处引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他清晰地捕捉到并暗示了诗人与小说家之间的相同点，即同样具有敏锐的眼光（参见Modern Painters, Ruskin's Collected Works, iii, pp. 570, 571，并请参阅关于狄更斯的所有注释）。事实上，华兹华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狄更斯和拉斯金本人，都属于天才中被描述为“通过眼睛思考”（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那个特殊群体。这些人能即刻在思想中复制出他们敏锐的眼力所传递的那些为一般人忽视的印象。毫无疑问，在这四人当中，华兹华斯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也是最冷静的批评家。
[3]Hutchinson, p. 689.［此节诗行出自华兹华斯的《序曲》第七卷，已有中译本面世。本书有关《序曲》的翻译均参考丁宏为译本，略有改动。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丁宏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译者注］
[4]Hutchinson, p. 714.
[5]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ii. 161.可比较1831年，当年仅25岁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拜访华兹华斯时，后者的智慧与公正给前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参见后文［指原文；“参见前文”也指原文，见边码，下同。——编者］第112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 S. Mill，1806—1873），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功利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中译者注］
[6]“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山谷牧羊农民的思想、情感、语言和行为方式”，柯勒律治写道，“也许可以此作为解释，而这些原因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的每种生活状态中，都将并且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可以列出两条理由：一是独立自主，它让人脱离奴役状态或为他人谋利的日常劳作，但又能保持必要的勤劳和简朴的家庭生活；与之相伴的另一条是安分而又坚实虔敬的教育，这种教育让人只熟悉《圣经》《祈祷书》或《赞美诗》等少数书籍。”——Biographia Literaria, ii. 45.
[7]指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农民、记者、小册子作者，提倡议会改革，批判工业革命。——中译者注
[8]指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民族诗人，著名的“农民诗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曾广泛搜集整理苏格兰民间歌谣和古老传说，对苏格兰文学影响深远，代表作有《一朵红红的玫瑰》《友谊地久天长》等。——中译者注
[9]参阅他关于罗伯·罗伊（Rob Roy，1671—1734）的诗。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诗写于司各特将麦克格雷格（Macgregors, 即罗伯·罗伊。——中译者注）这个强壮而狡猾的歹徒首领介绍给英国大众之前。这些诗行幽默地赞扬了良好的古老规则，简单的计划——
他们应该带走，有权之人，
他们应该留住，能有权之人。（Hutchinson, p. 291）
［此处提到的司各特指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确立了历史小说这一体裁，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也是长期从政的托利党人。——中译者注］
[10]对比华兹华斯（当时是个23岁的年轻人）在《为法国大革命申辩》（Apology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针对沃森主教的用语表现出的节制，和伯克（当时61岁的政治家）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向理查德·普莱斯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发出的蔑视和辱骂。［沃森主教指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1737—1816），英国圣公会牧师，兰达夫地区主教，写过一些著名的政治小册子；伯克指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裔爱尔兰政治家和哲学家，长期担任辉格党下议院议员，支持美国革命，批判法国大革命，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论》《论崇高与美的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被后世喻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哲学奠基人；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1791），英国道德哲学家，不奉国教派牧师和数学家，激进的共和派政治小册子写手。——中译者注］
[11]本章处理第一个因素，尽管也会提及第二个因素，但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12]指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和赞美诗作者，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之一，深受华兹华斯爱戴，被柯勒律治称作“最好的现代诗人”。——中译者注
[13]Cowper, Poetical Works, ii. 142.
[14]据说考珀生来就是个辉格党人，至死仍是如此。这种说法属实，但也有不甚妥当之处。
[15]华兹华斯与伯克之间的思想关系，参阅本书第三章。
[16]Hutchinson, pp. 712, 713.
[17]Hutchinson, p. 713.
[18]“您希望假定自己属于不相信路易十六有罪的人之一。如果您曾如其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仔细关注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而不是驻足哀叹路易十六之死，就会痛惜正是人民盲目的爱，把他那样一个人置于如此可怕的境地，令其在人类的审判席上无从辩解。”参见华兹华斯1793年写给沃森主教的《为法国大革命申辩》，Grosart, i. 4。
[19]华兹华斯对伯克富有辨别力的赏析，参见后文第68页。
[20]指托马斯·柯克（Thomas Coke，1754—1842），第一代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英国政治家和农业改革者。——中译者注
[21]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71—1845），英国才子，辉格党作家，安立甘宗神职人员。——中译者注
[22]指斯宾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1762—1812），英国托利党政治家，1809—1812年担任首相，在伦敦下议院大厅被暗杀。——中译者注
[23]指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国托利党政治家，1827年4—8月短暂担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4]此处应指第四代巴克卢公爵查尔斯·蒙塔古·司各特（Charles Montagu Scott，1772—1819），也是第六代昆斯伯里公爵（Duke of Queensberry），英国地主，业余板球运动员和托利党政治家。——中译者注
[25]参见1824年6月15日司各特写给蒙塔古大人的信。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by J. G. Lockhart, iii. 209.
[26]查尔斯·西米恩（Charles Simeon，1759—1836），英国福音派教会神职人员，曾在1799年创立“教会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担任过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专职牧师。——中译者注
[27]参见前文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