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水手 绅士和商人
如果说陆上营生的人有时候会觉得去海上当贼寇是个不错的主意，那么水手们当海盗的意愿肯定更加强烈。在16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随皇家海军的战船出海三个月，可以挣到大约1英镑10先令，而一名私掠者却可以赚到惊人的15英镑甚至更多。【150】毫不意外的是，经验丰富的水手们在“等级森严”的陆地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下层阶级，他们自然成了私掠船、海盗船及其他类似船只的主要招募对象。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海盗及私掠海盗约翰·沃德（John Ward，约1552—1622）的海上生涯便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出身不明，在加入私掠者行列之前是个近海渔民，主要生活在肯特（Kent）沿岸一带。沃德在同侪中脱颖而出，最终被授予船长重任。1603年，詹姆斯一世撤销了全部私掠许可，此时的沃德别无选择，只得加入皇家海军担任低阶水手。当时的他已过盛年（大概50岁左右），而且也不习惯海军严苛的纪律，因此他一有机会就当了海盗。沃德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水手，盗取了停泊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码头的一艘驳船，这艘船无人看守，但是随时可以起锚。【151】
就像15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一样，投身海盗活动以摆脱（相对）贫困的不仅是那些“受压迫者”。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许多“绅士冒险家”（gentlemen adventurers）之所以从事海盗活动，就是为了赚钱维持其奢靡昂贵的宫廷生活。其中有一些人常年背负着王室的债务，比如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另一些人则长期在破产和颜面扫地的边缘徘徊，只取决于他们探险行动经济方面的成败。与雷利同时代的马丁·弗罗比歇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约1535—1594）便是后一类人中的代表。【152】有位传记作家用一句尖刻的评语为他勾画出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形象：“他虽然出身不错，但举止粗野、胸无点墨，早年只是个蠢笨低贱的海盗……理应被绞死。”【153】然而，弗罗比歇在宫廷里有些很有权势的朋友在护着他。他们安排好让弗罗比歇指挥一支小型舰队。弗罗比歇的任务是在爱尔兰海猎捕海盗——一次不太成功的从海盗洗白为海盗猎人的转型（后文详述）——后来又奉命探寻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1576—1578年，弗罗比歇三次出海航行，都没能找到这条水道，而他带回来的大量所谓的含金矿石，其实是不值钱的黄铁矿。不过，他至少完成了对巴芬岛（Baffin Island）沿海地区的考察（后来，为了表彰弗罗比歇的功绩，该岛西南一处海湾以他的名字命名）。无论如何，这些科学探索，加上他在1588年对阵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时的英勇表现（他因此被封为爵士），多少还是给他那些失败履历——在经济收益和航线探索方面均徒劳无功的冒险，还有疑点颇多的廉价铁矿石交易——遮了遮羞。与此相反，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约1540—1596）则是成功的典范。他有过多次成功的冒险经历，这让他成为历史上获利第二高的海盗，他的个人资产按照今天的物价换算，估计可达9000万英镑。【154】最重要的是，他的探险经历帮助他实现了从社会底层起步的阶级跃升，而封建社会通常不具有向上流动性。他的座右铭——“伟大始于渺小”（Sic parvis magna）——正是这种飞速跃升的精准注脚。
不过，投身于海盗活动的不仅仅有英格兰的贵族，商人们也愿意涉足此道。合法贸易和违法的走私兼海盗活动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一旦有机会，商船会迅速变身为海盗船。例如，1592年，一位叫作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的船长，在从伦敦到巴巴里海岸的一次完全合法的贸易航行的返航途中，毫不犹豫地捕获了两艘偶遇的大型西班牙船只，尽管他遭到了对方船员的顽强抵抗。怀特掠得的战利品包括水银、葡萄酒、镶金弥撒书，甚至还有大量教宗诏书，总价值约2万英镑，按照今天的货币换算约为260万英镑。【155】除了这种顺手牵羊式的遭遇战，一些更有雄心的商人可能会禁不住诱惑，配置自己的冒险队伍。甚至可以这么说，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私掠活动之中，商人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对于私掠甚至海盗活动非常热衷——尤其热衷于为此类冒险活动提供资金支持。【156】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位明朝官员感叹商人和海盗基本上就是同一拨人：“朝廷准许贸易时，海盗成了商人；朝廷禁止贸易时，商人便成了海盗。”【157】
有时候，诱惑绅士阶层投身海盗活动的，是冒险精神而非贪婪或怨愤。斯特德·邦尼特（Stede Bonnet，约1688—1718）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是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位富裕地主，还在当地民兵队伍中担任少校，一直过着相当平静而体面的生活。但在1717年，他突然决定要当海盗，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邦尼特搞得有模有样，他买了一艘合适的船，命名为“复仇号”（Revenge），还雇用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船员，支付给他们很优厚的薪酬。不幸的是，他缺乏一项成为成功的海盗船长所必需的特质：邦尼特天生就不是当领袖的料。很快，他的船员们就抛弃了他，加入海盗船长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的麾下。蒂奇便是大名鼎鼎的“黑胡子”（Blackbeard），他“意识到邦尼特对于海上生活一无所知。在征得他手下人同意之后，蒂奇指派了一个名叫理查兹（Richards）的船长去指挥邦尼特的单桅帆船；少校本人则被带到了蒂奇自己的船上”【158】。于是，邦尼特成了受“黑胡子”以礼相待的座上客。1718年初，他非常识趣地接受了大赦，离开了海盗行当。但是，之后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以“托马斯船长”（Captain Thomas）的化名重新入行。【159】事实证明，这是个十分错误的决定：1718年8月，在一番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之后，海盗猎人威廉·雷特上校（Colonel William Rhett）捕获了他的舰船。邦尼特没有在战斗中阵亡，但很快便被审判，最终被绞死。
还有的冒险家要成功得多，其中一些人被后人铭记是因其对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而非海盗经历，比如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1—1715）。丹皮尔在今天以探险家（他是第一个完成三次环球航行的人）和自然学家而闻名，他登上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时间要比查尔斯·达尔文早了差不多150年。丹皮尔一开始在牙买加的一个甘蔗种植园里负责监管工作，后来当了加勒比海盗，参与过很多针对西属美洲（Spanish Main，即西班牙殖民帝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属地）沿岸地区的劫掠行动。尽管他后来声称自己“只是跟他们同行，并非他们的同伙”【160】，但他所谓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非参与型观察者”身份很难让人信服。更确切地说，丹皮尔作为探险家、水文学家和自然学家的人生经历，总是跟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跟他同时代的那些对科学没什么兴趣的人一样，丹皮尔并不反感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参与劫掠和抢夺。
1709年12月，在他航海生涯的末期，丹皮尔担任了伍兹·罗杰船长（Captain Woodes Roger）南方海域探险队的向导和领航员。在这次航行中，他甚至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珍宝船：一艘满载贵重货物的西班牙大帆船，正从马尼拉航向阿卡普尔科（Acapulco）。这是“圣母化身号”（Nuestra Señora de la Encarnación y Disengaño），其装载的财宝价值15万英镑之多——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英镑。“伟大始于渺小”也可能是丹皮尔的座右铭，尽管相对于德雷克，他跟达尔文、詹姆斯·库克的共同点更多：他的两次指挥经历——第一次是在1699—1701年指挥“罗巴克号”（HMS Roebuck）[53]，第二次是在1703—1704年指挥“圣乔治号”（HMS St George）——因为他拙劣的领导能力，均可称为“惨痛的失败”【161】。和斯特德·邦尼特一样，威廉·丹皮尔天生就不适合当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