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结构

本书处理的主题是兰克与中国近代史学两者的关系，以示意图略加说明：

我们认为兰克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次要的（用虚线表示），主要端赖间接发生作用，包括两方面：其一，从方法学层面，借助各种史学方法论著作在中国的流传，落实在中国史家的日常治史活动，从而影响于中国近代史学；其二，从史学史层面，透过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著作以及日本西洋史教科书，提升兰克在中国史学界的认知度，传递兰克史学的某些特质。

第一章通过研究兰克存世的文字，从中呈现兰克史学的本相。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兰克开启的历史考证学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他不是史料学家。兰克是建构历史的叙事大师，不断且一贯地在巨幅的历史著作中，借着叙事赋予历史意义。他强调史家要有观点，要了解自我的局限性并提升自我，他也不隐诲自己的历史看法。兰克把历史叙述成许多趋势，每个趋势里都有它充满价值的个体性，所有趋势的交错汇集构成时代，或甚至是世界史。由于兰克基督教的信仰，让他把欧洲族群的冲突乐观地视为共同成长与融合的过程，同时也让他把这过程等同为世界史。他对非基督教世界的偏见，源自他的宗教精神，造成他历史理论本身的矛盾。这矛盾呈现在他无法以他核心的思想——个体性原则——对待异文化，在历史思考中他使用双重价值标准。

第二章全面梳理中文世界的兰克论述，通过勾联各种零散的史料，还原兰克史学在华百年传播的具体实况。通常认为兰克史学直到“五四”前后才对中国史学界发生作用，但我们辨析晚清各种思想资源，从中鉴定哪些思想观点与兰克存在学缘关系。这些观念虽很流行，但早已脱离兰克之名，化为普遍的常识。本章将溯源这些观念，重新归位于兰克名下。既存研究经常取中国史家偶尔论及兰克的只言片语，便推断受兰克影响，本章采用史源学方法，溯源中文世界的兰克论述，以及中国学者相互引述的锁链关系，从而对兰克的接受作出准确的判断。本章分析了中共史家之所以批判兰克，与苏联学者有关，后者之所以批判兰克又与马克思对兰克的评价相关。对于1960年代初兰克知识在中国大量出现的时代语境作出了说明。

兰克并没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他的理论尤其是方法学，被后人辗转写进总结性的方法论著作，最著名的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史学原论》，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则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衍生品。这三种方法论著作是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的域外资源，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是兰克方法学进入中国的媒介。本书第三、四、五章分别专论这三本著作，彰显兰克遗产尤其是方法学如何落实在中国近代史学。

本书不是人物研究的丛集，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前后左右皆有呼应，构成了一部有机作品。各章所论，略有交集，如讨论傅斯年同时出现在第二、三、四章，姚从吾出现在第二、三章，梁启超出现在第四、五章，所论侧重不同，并无重复，可见中国史家思想的多元性。

本书各章节写作分工如下：胡昌智：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至三节、第四章第一至二节；李孝迁：导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二至三节；贾菁菁：第五章第一节。

本书的框架虽由我设定，但如果没有胡昌智老师加盟，全力以赴，深度合作，这本书无法以现在的面貌呈现给读者。这是我们集体研究的成果，不敢自夸已达到预设的目标，但向读者郑重承诺它不是一本低水平整合性的著作，而是一项原创研究。

最后，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同行给予批评和指正。

李孝迁

2021年春华东师大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