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与郢的联系及“秦客公孙鞅”使楚
春秋时期多见秦人和晋人通婚的情形。所谓“秦晋之好”，反映了区域文化史和婚姻关系史的一个特殊的侧面。
秦国和楚国也有特殊的关系。两国的发展路径，也有相似之处。
来自东方的秦人最初的根据地在西汉水上游，今天甘肃礼县地方。后来因畜牧业经营的优胜，进入汧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又借助两周交替的契机，控制了关中平原西部，立国后逐步向东发展。
据清华简《楚居》透露的资料，有的学者认为，曾经集结于今鄂西地区的楚人也曾经在秦岭南北活动，后来循丹江进入江汉平原，成就了建国事业。
秦人由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获得早期发展的条件，又转向黄河流域。楚人由长江流域可能也曾进入黄河流域，再由丹江水系南下江汉。秦国和楚国，前者在西面，后者在南面，曾经分别形成对中原国家的威胁。
秦国和楚国地域亲近，关系特殊。正如战国游士所说，“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正是在楚“与秦亲”的形势下，后来成为宣太后的芈姓楚国女子出嫁秦国。
秦楚通婚，其实久有传统，张仪曾建议楚怀王：“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此前则有楚平王使人往秦国为太子娶妇，得知“秦女好”，竟然“自娶秦女”，“更为太子娶”的故事（《史记》卷四〇《楚世家》）。这一情形，后来导致楚平王父子的矛盾以及伍奢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发了楚国的国难。
著名的嫁为秦妇的楚女，又有后来成为秦孝文王后的华阳夫人。秦孝文王是秦昭襄王的继承人。吕不韦进行政治投资，支持异人谋求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机会。他让异人穿“楚服”谒见“无子”的华阳夫人，果然博得其欢心：“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异人“楚服而见”直接导致“王后悦其状”并更其名为“子楚”。
吕不韦以“使楚服而见”的巧妙策略，成功地撩动了华阳夫人潜在心底的思乡之情。
后来成为宣太后的芈姓女子由楚入秦，应当是通过武关道进入关中平原的。武关在今陕西商南。武关道以最便捷的方式沟通河渭地区和江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道路。
武关道作为联系秦、楚的交通通路，同时因行经的丹江川道形势重要，曾经为秦、楚反复争夺。
武关道上曾经发生很多秦国与楚国之间生动的历史故事。
楚平王信用佞臣无忌，逼太子建出亡，杀害直臣伍奢及其子伍尚。伍奢另一子伍员即伍子胥被迫流亡国外，后来率吴军伐楚，击败楚军主力，占领楚都郢。传说伍子胥以鞭尸方式为父兄报仇。传统戏曲中，高文秀《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吴昌龄《浣纱女抱石投江》、李寿卿《说鱄诸伍员吹箫》等，都是讲述这段故事的。当伍子胥率吴军破楚后，楚臣申包胥往秦国求得救兵，终于使楚复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传统剧目中有孟称舜《二胥记》，明崇祯刊本，记述了伍子胥覆楚，申包胥复楚的事迹，标目有“孝伍员报怨起吴兵，忠包胥仗义哭秦庭”字样。对于这段历史，《史记》卷五《秦本纪》有这样的记载：“（秦）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是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至国，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本来应当是楚太子建的妻子，后来为楚平王所霸占的“秦女”，是经由武关道自秦国至于楚国的。二十年之后出发救楚的秦军“五百乘”兵车，也是经由武关道自秦国至于楚国的。秦都咸阳和楚都郢，因武关道实现了便利的交通。
唐人胡曾的咏史诗《秦庭》于是写道：“楚国君臣草莽间，吴王戈甲未东还。包胥不动咸阳哭，争得秦兵出武关？”至于“申包胥来告急”，自然也是经行这条道路。
申包胥求救于秦的情形，《左传·定公四年》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使秦哀公感动，秦师于是出征。对于申包胥这次武关道之行，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用这样的语句形容，“山遥水远路三千”，“晓行晚宿无辞惮”。
申包胥求救成功，按照文学家的表述，秦国国君的说法，竟然也与这条古驿道上的交通设施“驿亭”“邮亭”有关：“有楚大夫申包胥前来借兵求救，某坚意不允。不意包胥在驿亭中，依墙而哭，七昼夜不绝，遂将邮亭哭倒。我想此人真烈士也，我如今要借兵与他。”
武关道是上古时代联系秦地和楚地的重要通道。由江汉平原至关中平原，这是最方便的路线。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曾经论证，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归及三十七年南游之途也”(1)。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廿八年】，今过安陆”（三五贰）的证实。(2)其实，在实现统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游至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很可能也经由此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秦始皇或许曾三次经行。秦末，刘邦由这条道路先项羽入关。由《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可知，因南阳地方“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这条道路形成“交通盛况”。(3)
这条道路在历史上发生重要作用的另一件实例，是汉景帝时代周亚夫出征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事迹。汉文帝曾经视察周亚夫屯驻的细柳营，体会他治军之严，曾经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于是汉文帝临终时，对于太子有周亚夫可以在危难时将兵的告诫。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后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面临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任用周亚夫为太尉，作为最高统帅，往东方平定叛乱。周亚夫乘坐当时驰传系统中等级最高的“六乘传”出发平叛。“六乘传”见诸史籍只有两例，另一例是汉文帝以代王身份入长安继承帝位时，也曾经乘坐“六乘传”（《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周亚夫行至长安以东的霸上，赵涉阻挡车队，劝告说：吴王长期以来财力雄厚，豢养一批敢死之士。现在知道将军将要东行，一定会派遣间谍刺客潜伏于殽山、渑池地方的崇山险道之间等待。而且兵事神秘，军机不宜泄露，将军何不由此折向右行，走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南），抵雒阳（今河南洛阳），行程相差不过一两天，至雒阳后，直入武库，击鸣鼓，东方诸侯闻之，将以为将军从天而降也。赵涉的建议，不仅能够避开吴王派遣的刺客，也有益于保守军事机密，可以予叛军以突然的震撼。太尉周亚夫采纳了赵涉的建议，从武关道迂回抵达雒阳。他派人搜查殽山、渑池之间，果然发现了吴王派置的伏兵。周亚夫以赵涉建议的正确，向汉景帝推荐，任用他为护军。
作为一条重要的道路，“武关道”这一名称的出现，最初见于《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的记载。王允看到董卓扰乱朝纲，祸害社会越来越严重，于是密谋诛杀之。他建议任命护羌校尉行作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一同率兵出“武关道”，这次军队调动以讨伐袁术为名，实际上是准备分路征董卓。但是这一计谋似乎被董卓识破，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另一处记载，见于《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其中写道，蓝田人刘雄鸣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聚集了武装力量，被州郡地方政府任命为小将。为马超击破后，归顺曹操。曹操建议朝廷拜为将军，希望他召集部党，安定一方。然而其部党不愿意归于曹操，于是又叛离。其力量逐渐壮大，有众数千人，控制了武关道口。最终为夏侯渊击溃。
在后来成为宣太后的芈姓楚女出嫁秦国大约300年后，在中国历史上也许知名度更高的另一位楚女，也经过这条道路从楚地来到关中长安。她就是远嫁匈奴的王昭君。王昭君至长安入宫，沿途应满足高度缜密和绝对安全的要求，必然依赖驿传体系的交通保障。经行武关道应当是合理的选择。而武关道的通行条件，当时达到最高等级的水准。
作为许多位出身楚地的美女北上的通路，武关道上经历过丽人的倩影，飘荡过脂粉的香气，也保留了若干珍贵的历史记忆。
主持成功变法的政治家商鞅，封地就在武关道上。陕西丹凤古城镇发现的战国古城遗址，经调查发掘，确定是商鞅所封商。
商鞅进入秦国执政集团上层之后，曾经制定法律，操作行政，也曾经率军作战。但是人们可能会忽略他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从考古发掘收获的楚简资料得知，他曾经作为使节出使楚国。
“客”的出现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表演，是东周时期重要历史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社会交往史由此进入一个活跃的阶段。楚简发现“秦客公孙鞅”“秦客公孙紻”简文，对于了解商鞅的个人表现，以及当时的秦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秦国强势政治人物商鞅曾经至楚国活动，史家前所未知。我们对于秦楚交往的密度和热度，因此可以有新的理解。
《战国策》中“客”的身份，可见“秦客”“楚客”“燕客”“梁客”“魏客”“韩客”“卫客”“晋鄙客”等。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出现“秦客卿”字样。而多有苏秦事迹的记述。而苏秦就是以“客”的身份游走各国的。他还曾经“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战国纵横家书》有《苏秦谓陈轸章》，说到“今者秦立于门，客有言曰：……”(4)，《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与此对应的内容则说苏代事，其文字作：“今者臣立于门，客有言曰：……。”
在有关“客”的历史遗存中，“秦客”的活跃，有醒目的表现。
《吕氏春秋·应言》：“魏令孟卬割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于魏王。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无用卬。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卬于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于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此说“秦客”，即秦王指令“为孟卬求司徒于魏王”的起贾。《孟子·公孙丑上》：“……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赵岐注：“隐遁之辞，若秦客之廋辞于朝，能知其欲以穷晋诸大夫也。”焦循疏：“秦客廋辞于朝事，见《国语·晋语》。”《国语·晋语五》写道：“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这里所谓“秦客”，也是执行外交使命的国家代表。
《战国策·西周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关于樗里疾使命和职任，虽然只言“秦令”或“秦使”“以车百乘入周”，而出现在周王室面前，且在国际关系中形成影响的形象，是“秦客”。《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此“秦客”，应当也是当时活动于“荆”的秦国代表。
江陵秦家嘴楚墓M1、M13、M99都出土竹简。发掘者认为，“其下限年代当在战国晚期早段，即公元前278年以前。”(5)M1出土的第1简可见“周客”。M99第15简：
秦客公孙鞅聘于楚之岁，八月庚子之日，野以其有病之。
据晏昌贵的判断：“‘公孙鞅’即‘商鞅’，……此条纪年当在前356年至前340年之间。”(6)
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竹简也有记录“秦客公孙紻（鞅）”曾经在楚地有所活动的简文：
秦客公孙紻（鞅）闻（问）王于
郢之岁。(7)
前例称“秦客公孙鞅聘于楚”，此言“秦客公孙紻（鞅）闻（问）王”，应当都是作为国家外交代表从事着高层次的活动。
这两条简文，提供了反映商鞅以“秦客”身份在楚地活动的重要史料。商鞅很可能由武关道入楚。(8)经过他的封地商邑(9)，交通最为近便。
简文出现的“秦客公孙鞅”、“秦客公孙紻”，应当就是商鞅。《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史记》多称其本名“公孙鞅”。《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
《史记》中，“商君”48见，“卫鞅”24见，“商鞅”7见，“公孙鞅”6见。虽然“公孙鞅”出现最少，但却是他的本来姓名。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所谓“名鞅，姓公孙氏”。
楚简所见“秦客公孙鞅”“秦客公孙紻（鞅）”，记载这位秦国权贵，也是秦国行政最高决策者，曾经“聘于楚”，“闻（问）王于
郢”，即前往楚国有所活动。这应当是秦楚外交史的珍贵记录。战国史籍未见相关记载，而出土文献保留了秦国与楚国交往史迹中这非常重要的一页。
战国时有“天下莫强于秦、楚”（《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的形势判断。秦国和楚国地域亲近，关系特殊。正如战国游士所说，“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而楚有多“与秦亲”的历史表现（《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虽频繁争战，亦往往交好。在新的资料支持下研究秦楚外交史，应当可以取得新的认识 。
所谓“秦客公孙鞅聘于楚”以及“秦客公孙紻（鞅）闻（问）王于
郢”，说明身份为“秦客”的公孙鞅参与了楚国高层政治生活。
有关商鞅历史表现的研究论著都没有说到他曾经活动于楚国的事迹，这是因为史籍记载有限的缘故。杨宽《商鞅变法》言“商鞅诞生于卫国”，“入秦”，“东伐”。(10)谷滋《商鞅简介》也只说他是“战国中期卫国人”，“到了秦国”，“在秦国变法”，曾经“东伐魏国”。(11)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说，“对秦国及秦朝而言，没有什么比商鞅及商学派更重要了。”对于商鞅事迹，指出：“在国内，开发全国经济，动员全国生产力量，又提高法治及法治效能；在国外，发动军事战争，消灭山东六国。”(12)涉及“山东六国”，显然只是概说其战略方向。而称其学派为“商学派”，提示了其封地为“商”的标志性意义。而“商”正位于秦楚曾经先后用心经营的丹江通道上。有的论著列录《商鞅的年表》，只记述了他在魏国和秦国的行迹(13)。出土楚简“秦客公孙鞅”“秦客公孙紻（鞅）”文字因此具有特别值得重视的秦史与楚史史料价值。
(1) 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版，释文第7页。
(3)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第4—5页。
(4) 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中华书局2014年6月版，第252页。
(5) 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咀秦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6) 晏昌贵：《秦家嘴“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8) 王子今：《武关·武候·武关候：论战国秦汉武关位置与武关道走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9) 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
(10) 杨宽：《商鞅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16、55页。
(11) 北京大学谷滋：《商鞅简介》，《北京日报》1974年6月15日。
(12) 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页。
(13) 陈启天：《商鞅评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5月版，第2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