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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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一九六二年

620410 致黄裳

黄裳兄:

前日得奉手教,弟今日北返矣。行箧已理就,聊书数语为覆。

不意弟所为“昭君”,竟与老兄看法相左!周建人文章曾于《戏剧报》草草读过,以为是未检史实,蔽于陈见之论,是讨论昭君问题中的最无道理的一篇。截止现在为止,我仍以为翦伯赞所写的《从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和亲》是一篇实实在在的文章。我的剧本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敷衍而成,虽然我在着手准备材料时还没有读过翦文。昭君和亲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对汉、胡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均有好处,为铁定不移的事实。你说侯外庐的看法过于新颖,侯的文章我未见过,不知是在何处发表的,倒想拜读一下,也好长点见识。如侯说与翦说同,则我以为并不“新颖”,而是符合事实。而自石季伦的《明君词》至周建人的谈王昭君,实为各有原因的一系列的歪曲,《青冢记》曾读过,可以算得是歪曲的代表。其中“出塞”一出写得颇好,即现在各个剧种“昭君出塞”所本(昆曲、祈剧、京戏……)。这给我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案子是很不好翻!

我的初稿已写得毫无自信。无自信处在于两点。一是史实。为了“集中”,我把历史在手里任意播弄了一回,把发生在昭君和番前十几年的事一塌括子挪在了和亲前夕,而且把已经死去十六七年的萧望之拉出来作为坚持和亲的主要角色,和害死他的石显相对抗,时间上大大打乱了。这种搞法,莎士比亚大概是会同意的,但历史学家如吴晗市长,大概很难批准。第二是戏,难的是“动作”太少,而话太多(不管是说出来还是唱出来的)。我这个人曾经有很厉害的偏见,以为人生只有小说,而无戏剧。凡戏,都是不自然的(我原来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现在看法上是改了,但终于还是一点不会写“戏”——我那个《范进中举》初稿写出来后,老舍却曾在酒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看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了也!

张君秋(此人似无什么“号”)有一条好嗓子,气力特足(此人有得天独厚处,即非常能吃,吃饱了方能唱,常常是吃了两大碗打卤面,撂下碗来即“苦哇……”——起解。玉堂春),但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他近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观众情绪哄起来之后,他出来亮亮地唱上两段(这种办法原来是容易讨俏的)。而我的剧本偏偏独少情节,两下里不大对路,能否凑在一处,并非没有问题。好在我是“公家人”,不是傍角儿的,不能完全依他。将来究竟怎么样,还未可预卜。

剧本到北京讨论一下,可能要打印出来,征求意见。届时当寄上一本,以俟“杠正”。草草。

即候著祺,曾祺 顿首 四月十日

621209 致黄裳

黄裳兄:

永玉和继炯叫我读一读《鸳湖记》,顷已拜读。你写了东西,首先是值得庆贺的事,向你道喜!

小说看来甚长。已经写了两万五千字,人物才出场,故事才开了一个头,全篇岂不要有二十万字么?那么,这是一个长篇。全篇已经续写完了么?我很想有机会读一读全文,也许可以提出一点读后感。单看开头,未免有点茫然。——这里面有些段落,字句显然是为了后面的情节而伏置的,在“此时”还不会发生作用。

单看开头,只有两点意见。

一、行文似乎过于纡缓。也许我看惯了京戏,喜欢明白了畅。写了三四个京戏本子,觉得“自报家门”式的人物出场办法,大是省笔墨、醒精神之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报纸的读者尤多是劳人,过于精雕细刻,也许不一定很配胃口。有一个很鲁莽的想法:不如前面浓浓地写上一大段风景,接着就点名,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姓脚色拉出一个单子,然后再让他们动作起来。

二、个别标点抄写时可能弄错了,有的按常例应是逗点处标成了句点,——或者是把原有的破折号丢了,有语意断促之感。

一个希望,是还是尽量写得简短一些。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我是只能写短篇,并且也只读短篇的。

我仍在写京戏,日前以一星期之力,写成一个剧本,(速度可与郭老相比!)名曰《凌烟阁》。但是,只是一个一个地在写,却未有一个演出,终其身作一个案头剧本作家,这事就不大妙!

奚啸伯在上海演出,以《范进中举》打炮,曾往看乎?“听”说他对原著“整理、加工、提高”了(此是贵报所云),不知“高”到如何境地也!

此候曼福不尽!

曾祺 顿首 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