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必要之恶——人类与“毒药”的故事

文/索何夫

现代化是有毒的

虽然这句话听上去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事实上，如果让任意一个现代人想出十个与“现代”和“科学”相关的图案，有着醒目的黄黑配色、由圆圈和三个新月状圆弧交叠而成的生物安全警告标志，以及由醒目的骷髅构成的剧毒化学品警告标志，多半会有一席之地，但凡需要解释那些能给主角制造麻烦并且能把观众吓一跳的丧尸、巨大的节肢动物、变异人类、食人植物，以及各种在灌满污水的下水道里来去自如、长满触手的诡异东西的来历，一堆冒着绿光、破破烂烂的大桶总是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现代化学的许多产物确实存在着客观的危险性，而现代社会也离不开它所创造的各种具有毒副作用的产品。不过，即便是以利用其毒性这一目的被生产出的化学品，也就是那些货真价实的“毒药”，本质上也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存续的“刚需”。纵然在许多年中被人们所口诛笔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离不开这些“毒药”。

你死我活——智人为何偏爱毒药

拜通俗文化产品的演绎所赐，在绝大多数人的意识中，“毒药”这东西的存在意义，主要是智人之间的相互毒杀——当然，这确实是一部分事实。但至少在现代化学武器被发明之前，相比于一棍子打爆对方的天灵盖，下毒这种“曲折迂回”的手段，在消灭同类这件事上总是显得颇有些不够利索，算不得是很好的选择。

而且，追逐毒药的也不仅仅是人类。

在自然界中，通过化学物质进行的“军备竞赛”，其实已经进行了数十亿年之久。很可能在显生宙尚未开始之前，仅有数微米直径的细菌就已经演化出了各类抗生素，用于对付竞争对手，确保本种群的生存空间。而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这种“竞赛”的进行：早期的刺胞动物最先把“化学武器”用于主动出击，而那些在速度和防御力上缺乏优势的生物——尤其是植物——也倾向于利用各类毒剂让自己变得不可食用。大量存在于多种植物中的单宁和各类生物碱，其实都是这种“军备竞赛”的产物。就连因为偶然撞上了智人的神经系统bug（在产生灼烧感时会分泌内啡肽）而大受欢迎的辣椒素，本质上也是“武器清单”上的一种“装备”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对人类自身以及大多数哺乳动物而言，毒素其实并不算是一种“刚需”——由于身体结构更加先进，在狩猎时，哺乳类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制服猎物。但是，作为一种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改变自然环境的动物，现代智人又与其他哺乳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智人需要防卫的对象往往并不只是自身，也包括了支撑其生存的人化自然环境。

而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冲突则决定了智人的行为模式。

自从万年之前的农业革命发生开始，现代智人就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植物性食物维持生存，远远超过了农业发生前依靠采集所能达到的水准。但是，随着农作物逐步“驯化”人类，它们事实上也成了人类种群的某种“外延”——人类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消灭与它们竞争的杂草和食用它们的害虫，以求在单位面积耕地上尽可能多地产出粮食、维系自身生存。而这也意味着，曾经不那么重要的毒素，又一次变得重要了起来。

在很早的时候，古人类就意识到，用物理手段对付数量庞大的杂草和害虫效果很差，相反，“化学战”却可以收获相对较好的效果。在公元前一千年，古中国就出现了被称为“翦”的职业，这些人专门负责通过点燃藜芦和乌头等毒草、用毒烟驱虫。而形成于迈锡尼时代之后的《荷马史诗》也已经提到，用来自火山的硫化物可以有效地毒杀害虫和杂草。随着矿产业的发展，在公元元年前后，亚欧大陆已经开始大量开采石灰和三氧化二砷（砒霜），作为除虫、消灭真菌和杂草之用。将植物的种子拌入砒霜、在田垄间撒上石灰，在新大陆茄科作物（往往有毒）传入后，旧大陆的农夫又开始将烟草和辣椒籽拌入石灰，以图利用辣椒素和尼古丁的毒性消灭蚜虫和介壳虫。而在诸如高加索山这种有着天然石油资源的地方，使用有毒的石油分馏产品来杀虫除草的方法，更是很早就已经被黑海和地中海沿岸的农夫们掌握了。

总之，在工业诞生之前，各种早期的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历史已经长达数十个世纪，只不过因为规模不大、记录不多，又被只注重帝王将相生活的旧史学家有意无意地忽视，因此长期不为大多数人所注意罢了。但是，只要仔细翻开古老的农书和第一手史料记录，我们就不难意识到，在生活中对有毒化学品的使用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它与“资本的贪婪”和“人性的迷茫”没有多大关系，也不代表人类“对自然需索无度”。

从明星到恶魔——进入工业时代的“毒”

经过17、18世纪的积累和发展，到19世纪，近代的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框架均已大致构建完毕，准确地分析物质的化学成分组成、并寻找合成路径已经变成了可能。于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化学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百草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意外地合成，只不过因为当时未受重视（被当作一种化学指示剂），因此直到1955年才被发现可以用于除草。在20世纪初，由于现代化畜牧业和农业发展需求的推动，化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合成了为数众多的毒剂、以取代过去的“原生态”农药。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敌敌畏等主要作用于昆虫神经系统的含磷毒剂，以及百草枯、敌草快这些用于遏制植物光合作用的杂环类有机除草剂。

在它们刚面世的年代里，这些化学制剂曾经被寄予厚望：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规模使用第一次有效地抑制住了人类过去难以对抗的各种害虫和顽固性杂草，将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损耗降到了最低，而用于对付直接危害人类的害虫的氯化物杀虫剂——比如DDT——的大量生产，则第一次成功地抑制住了低纬度地区猖獗的虫媒传染病。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遭遇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但现代智人的总数却逆势上扬、从十亿上下迅速飙升到了三十亿以上，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的正是这些“毒药”。

无疑，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较为发达地区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一个世纪前人类的生存环境了，因此，他们自然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对各种各样的剧毒化学制品情有独钟：对一个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人而言，人的一生几乎都离不开各种有害生物的纠缠。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速度跟不上人口规模的膨胀，在当时的大城市中，没有密封好的汤罐和牛奶罐里能轻易捞出大把的死苍蝇和蟑螂；蚊虫带来的黄热病和登革热每年都能在热带地区按照特定比例消灭掉一批人口；至于农民们，则不得不周而复始地面对从蝗虫、蝼蛄到各种鳞翅目害虫在内的“立体攻势”，在每一场春雨后都惴惴不安地警惕着可能蜂拥而来的节肢动物大军；而在田间地头横行的各种杂草——无论是专性寄生的菟丝子，还是与作物抢水抢肥抢阳光的禾本科小喽啰们——虽然可以用相对更加“环保”的物理方式消灭，却也意味着必须投入更多艰辛的劳动和大把的时间。

总之，在那个自在自然远比现在更“强势”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够有闲情逸致去感受和讴歌生态多样性的美好，相反，大多数人只会本能地认为，任何不能“为我所用”的生命都是人类潜在的敌人。毕竟，相对于那些有害生物造成的迫切威胁，杀虫剂和除草剂偶尔毒死的少数人，便成了可以“牺牲”的代价。

除此之外，大多数化学毒剂对自然界的影响，也必须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凸显出来：毕竟，无论再怎么大量使用，人类生产的有毒化学品的总量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在被稀释到整个大气圈、水圈和土壤中之后，其直接危害性微乎其微、近乎无从观测，只有在经过食物链的长期富集后，人们才能观察到它们的影响。导致DDT遭受猛烈口诛笔伐的“软壳蛋”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虽然海洋生物普遍摄入了DDT，但遭到毒害、并受到显著影响的并不是位于食物链下层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甚至小型鱼类，而是作为高级捕食者的海鸟。

另外，许多化学品对摄入者本身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却会加剧遗传突变概率、导致下一代畸形，这类产品的问题要被发现，更是需要至少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在越南战争中曾被大量使用过的橙剂就是典型——这玩意儿原本是打着“安全无害”旗号上市的常规除草剂，其主要成分三氯苯酚和二氯苯氧乙酸被认为是对人类足够安全的。在进入环境后，橙剂（主要是其中含有的少量二噁英）需要经过多年时间循环，通过水体和土壤进入农作物中，并被人类食用，在持续富集之后，才会导致大规模的先天性畸形发生。在遗传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类危害无疑不可能被事先预防。这也意味着，当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时，情况往往已经相当严重了。

现实与理想——离不开的农药？

很少有人知道，对相当多的人而言，所谓“罪大恶极”的毒药，反而是救命的关键手段。

以遭到禁用的DDT为例，诚然，它在自然界中的残留会导致相当可观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但是，它也是消灭许多害虫，尤其是双翅目的各路“吸血鬼”的最佳手段。在发达国家，因为持续百年以上的城市化，各种有害蚊虫可以滋生的沼泽、水塘等自然水体至少已经离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们相当遥远，被铺天盖地的蚊虫吞没的景象早已变得不可想象。可是，在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却仍然是一种迫切的威胁。很少有人知道，除了现代智人自己之外，几种会吸血的蚊科昆虫牢牢占据着“杀死人类数量最多的动物”的亚军位置，对DDT的禁令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海鸟生下软壳蛋或者人类的后代患上白血病的概率，但也让每年有超过一百五十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有时候还会更高——面临疟疾、登革热、流行性脑炎、黄热病和其他蚊媒传染病的致命威胁。

没错，正如《寂静的春天》的作者所说的，DDT以及毒性更大的狄氏剂和艾氏剂这类“恶毒的化学制剂”会带来死亡。但如果没有这些足够廉价的有机氯杀虫剂,在很多地方，仅仅意味着选择另一种死亡方式罢了。让人“在痉挛和惊厥中死去”并不是杀虫剂的专利，疟原虫和登革热病毒在这方面的表现只会更加“优秀”。

当然，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对传统的廉价杀虫剂的限制和减产无疑减少了自然环境下其他动物遭到毒害的可能，也让人类中毒身亡或者死于杀虫剂造成的疾病的概率大为下降，但对于生活在东非的农民而言，要让他们为这样的“好消息”产生共情，实在是难了点儿：在看到自己的高粱、玉米和大麦被铺天盖地的飞蝗群一扫而空时，当地人无疑更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撒药飞机出现在空中——癌症？药物中毒？对于面临破产和饥饿的人而言，这种“威胁”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那些更加贫困的社会中，人们甚至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使用如此宝贵的财产自我了断，因为“有不掺假的百草枯用”在这些地方，往往都是种奢望。

当然，即便存在着如此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现当代社会对于各种有毒化学制剂污染以及其他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产物的反思态度是错误的——对于现代化而言，它们是必要的“助推器”，但却不可能永远留在“现代社会”这具火箭上。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百草枯、敌敌畏、橙剂、DDT或者别的什么“危害子孙后代的毒药”，而是这个世界的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以及这种发展差距造成的认知冲突和认知失调：已经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并不能有效地理解，明明共同生活在同一颗行星上却以一百年甚至数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度日的人们，而后者同样不能理解前者。这种隔阂所产生的问题，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足以威胁到其运行基础的巨大隐患。

我们只能希望，这种问题最终能在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妥善解决。毕竟，维系现代世界的一切，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而继续让人们将化学制品，尤其是有毒化学制品视为诞生于纯粹“贪婪”的万恶之源，绝对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责任编辑 ：阿 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