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兄弟，德意志

如果说盟军在“爱斯基摩人行动”最初的12个小时里犯了太多错误的话，那么轴心国守军就几乎没做对任何事。失算和霉运不断令守军对盟军的进攻做出错误反应，正如一位德军指挥官后来承认的那样：“时间因此而无法挽回地损失了。”英美军队抢占了一处落脚点，很快就将其扩展为一片立足之地。随着每一辆DUKW和坦克登陆舰的到达，将他们逐出西西里岛变得越来越困难。实际上，在周六响起的警报声中，一名意大利军官报告过盟军“水陆两栖新装备”的抢滩能力，“能够依靠自身的动力”向内陆推进。

几个星期以来，轴心国的侦察活动一直未能发现进攻行动的迹象，甚至没有发现于7月1日出现在直布罗陀的6艘医务船（意大利飞行员最终计算出，地中海地区共有16艘这样的船只），以及登陆艇和滑翔机在突尼斯的集结。盟军持续数月的伪装非常成功，轴心国情报机构一直处于毫无准备和糊里糊涂的状态。例如英国人虚构出驻扎在开罗的“第十二集团军”，其“任务”是于1943年夏初穿过希腊进攻巴尔干地区。另外，“肉馅行动”也尤为成功，该行动的核心是一具后来被赞誉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尸体。

4月末，一艘英国潜艇在西班牙南部海岸附近抛出一具身穿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军装的尸体。死者的手腕上铐着手铐，连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文件。盟军方面希望西班牙当局会将这些文件与德国人共享，而西班牙人确实这样做了。随后，“超级机密”拦截到的情报表明，德国情报机构确信这名“少校”是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被淹死的，认为这些文件证明盟军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撒丁岛和希腊，而不是西西里岛。

现在，西西里岛海岸由6个固定不动、装备低劣的意大利海岸师守卫，部署在内陆的4个意大利步兵师为他们提供支援。另外，德国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分别驻守着西西里岛的西部和东部，战斗能力出众。

第一次明确警告已于7月9日周五晚6点40分在西西里岛发出，但盟军的炸弹已摧毁了岛上并不完善的电话系统。因此，只有部分部队收到消息。一些意大利指挥官认为，没有哪个傻瓜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发起进攻，所以就上床睡觉了。周六凌晨1点，保卫“意大利这块最珍贵的土地”的告诫成了耳旁风。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利用通讯信号确定了德国空军司令部的准确位置，炸毁了圣多米尼克宫（这座位于陶尔米纳的大型酒店，曾是D.H．劳伦斯最喜欢的地方），在进攻部队逼近岛屿前就打乱了轴心国的空中防御。

没什么人会对意大利海岸师寄予厚望，但他们却成了唯一的希望。最近，他们因鞋子不够用而减少了训练，而奉命不得射击9 000码以外目标的意大利海岸炮兵则成了“豌豆枪射手”。清晨的阳光太过刺眼，面朝南方和东方的守军什么也看不清。战斗刚一打响，锡拉库扎的守军司令便被击毙，他的同僚身在奥古斯塔，同样紧张不已，未经战斗便将大炮破坏殆尽。意大利士兵大批大批地投降，或者干脆脱掉军装，混入向内陆涌去的难民群中。

德国人在第一时间内做出的反应虽不能称之为胆怯，也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西西里岛上的通讯条件糟糕至极，“赫尔曼·戈林”师的师长直到收到从弗拉斯卡蒂（弗拉斯卡蒂靠近罗马，是德军的司令部）发来的警报时，才得知自己遭到了攻击。发给下级指挥官的命令不是姗姗来迟就是相互矛盾。一名携带调动命令的传令兵在车祸中丧生，延误了某个团的调动。德国人试图于星期六将17辆“虎式”坦克投入杰拉附近的战斗中，却受困于机械故障、糟糕的指挥和盟军舰炮火力，而且根本找不到穿越橄榄树林的小径。幻想战胜了铁一般的事实：位于罗马的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于7月10日中午宣布，敌人在杰拉和利卡塔的登陆部队已“基本被肃清”，一些展开两栖登陆行动的英美部队已重新回到船上。罗马方面随后在一份急电中宣称，“敌人仍在积极登陆，危机重重”。

这种童话故事当然无法蒙蔽将指挥西西里岛防御战的那个人。此刻，他待在弗拉斯卡蒂的司令部里，审阅着支离破碎的报告、传闻和谎言。但在战役初期，他就展现出在战术方面的影响力、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及有如天赐的即兴发挥能力。盟军非常了解德国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作为德军在地中海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在级别上与艾森豪威尔相当），凯塞林曾在突尼斯挫败过盟军，将英美联军拖入一场持续数月的惨烈拉锯战中。

在希特勒“不得后撤”的命令彻底葬送了非洲的轴心国军队后，他没有被俘，也没有遭到斥责。从表面上看，根据1939年签署的《钢铁条约》及墨索里尼独占地中海的要求，他理应受意大利当局辖制。但他实际上听命于柏林，而且地位高高在上。凯塞林忠于希特勒，认为他是“拯救德国于水火的救星”，但他早已发现，这种忠诚“可能忽略了纳粹政权中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希特勒以一支元帅权杖回报他的忠诚，这支权杖被放在一个装有拉链的皮套中，由一名副官携带。

现年57岁的凯塞林，脸上时常洋溢着笑容，既体现了他巴伐利亚人的亲切，也呼应着部下们给他起的绰号，“微笑的凯塞林”。“凯塞林是个了不起的乐观主义者，”希特勒在5月20日说道，“但我们必须小心留意，这种乐观是否会令他变得盲目。”作为一名炮兵，凯塞林在职业生涯中期学会了驾驶飞机，并转入空军。他具备一种死里逃生的本领，在5月，盟军对玛莎拉发起的一次空袭中，他便展示了这种本领。当时，两名参谋中弹身亡，凯塞林逃至一座破碎的建筑物上，利用绳索降至街道，手掌被严重磨伤。

6个月来，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在南欧部署防御。而近6周以来，他相信盟军的下一次打击目标很可能就是西西里岛。凯塞林的整体战略构想是尽可能长久地让这场战争远离自己的祖国。作为一名飞行员，他非常清楚盟军一旦占领意大利的轰炸机基地，对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意味着什么。与许多德国将领（包括他的竞争者，埃尔温·隆美尔）不同，他认为完全可以守住意大利全境——如果意大利人奋起反击的话。凯塞林相信他们能做到，尽管他对意大利人的信任已经因为来自他人的讥讽和鄙夷而没有那么强烈。“意大利人很容易知足，”凯塞林说道，“他们只有三种爱好：咖啡、香烟和女人。”至于意大利士兵，“根本就不能算是军人”。

凯塞林曾在春末将意大利的防御看作是“漂亮的糖果点心”，直接予以忽略，但他在7月10日又报告说，所有的意大利师已一改颓气，甚至成为“出色的乐观主义者”。如果盟军在位于意大利靴尖的卡拉布里亚登陆，西西里岛将成为一个“捕鼠器”，其结果是另一支轴心国部队将被歼灭。凯塞林意识到，要想阻止这场灾难，驻扎在岛上的德国军队必须在盟军巩固其滩头阵地前发起突击。西面的第15装甲掷弹兵师相距太远，无法迅速发起进攻，这完全是因为凯塞林没有理会意大利人的建议，命令该师跨越155英里的烂路去对付于西西里岛西面登陆的盟军部队。但现在看来，盟军不大可能从那里实施进攻了。这样一来，能与敌人交锋的就只剩下“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了。在突尼斯遭受重创后，这个师才重建不久，东拼西凑出9 000名士兵和90辆3号、4号坦克，外加17辆6号“虎式”坦克。

凯塞林从弗拉斯卡蒂给“赫尔曼·戈林”师师长保罗·康拉特将军下达了一道指令：7月11日周日拂晓对杰拉发起反击，将敌人赶下海。“元帅阁下，”康拉特告诉凯塞林，“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是我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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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特”号上的特德·罗斯福准将坚持要跟随第一进攻波次登陆杰拉滩头。周六拂晓前，他从“绿2”滩头给船上发回一份振奋人心的急电：“罗马人正逃往内陆。”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帮着身后的第1步兵师抢滩登陆。太阳升起时，舰炮闪烁的光芒和震荡波跨过海面，罗斯福加快了步伐，他粗短、扎着绑腿的双腿忙不迭地交替，“像一只在海滩上飞奔的鹬”。他没系领带，还经常不戴钢盔，皱巴巴的军装使他看上去像个绿色和褐色相间的麻袋。艺术家乔治·比德尔用四个词描述了他：“光着脑袋、晒得黝黑、饱经风霜、满脸皱纹。”

尽管患有先天性弱视，特德·罗斯福却不屑于佩戴眼镜。做战术简报时，师部的恶作剧者故意将地图上下颠倒地钉在墙上，他浑然不知，而且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他偶尔会诗兴大发（一位崇拜者认为他是世界上背诵最为流利的人之一），怀着“一种颇具韵律的心境”背诵吉卜林的短文、《天路历程》，以及他最喜爱的诗人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的抑扬格五音步。受过伤的膝盖和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髋骨迫使他随身携带一根手杖，他像挥舞长剑那样在空中挥舞着手杖，指着穿过沙丘的通道。他说话时很少轻声细气，现在更是用雾笛般的嗓门一次次吼叫着：“投入战斗！”

“我永远会被看作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1910年，23岁的他这样写道，“而不会被视作是我自己。”他用接下来的30年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第1步兵师服役，凭借自己的勇气获得了勋章（在康蒂尼中了毒气，又在苏瓦松负伤）。年轻的特德随后便走出父亲的影子，积累起专属自己的财富和声誉。30岁时，作为一名富有的投资银行家，他在1924年的纽约州长竞选中，以10万张选票的差距输给了艾尔·史密斯，随后便投身于其他工作，以各种公众或私人角色现身：担任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总督；8部著作的作者；美国运通和双日出版社的高级主管；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活动家。

同时特德·罗斯福还是个探险家和猎人，送给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战利品包括罕见的山地野绵羊（盘羊）和一种前所未知的鹿（后来被命名为罗氏麂）。他直言不讳——“我是个反虚张声势、反骗子和反懦夫的人，我就是这样”，而且从不惺惺作态。“在信里写点家里的琐事吧，写点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美好的往事，”6月5日，他写信给妻子埃莉诺，“还有家长里短，我喜欢读家长里短。”一周后，他又写信给她，以两句诗为开头：“黑暗、残酷的战争吞噬了一切，我爱它。”

也许这并非全部，他当然也热爱“大红一师”（第1步兵师对自己的称谓）。“特德·罗斯福可能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为战斗而生的人，”老资格战地记者昆廷·雷诺兹写道。1941年重新被召回现役后，罗斯福出任该师副师长。“在你写报告时，请记住，你是写给一个该死的蠢货看的，”他提醒那些下级军官，“务必简单明了。”士兵们崇拜他那种鲁莽好斗的劲头，并认为他“是个知识分子，因为他的背包里带着许多股票书籍”，记者A.J．利布林评论道。第26步兵团的一名军医回忆道：“他起身离开时，我们心甘情愿地站起身敬礼。”在突尼斯战役中，他再次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并因在埃尔盖塔尔激战中表现英勇，荣获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在6月下旬的日记中，巴顿认为罗斯福（现在已55岁）“疏于纪律和训练，却是个出色的战地指挥官……这样的人太少了”。

说他“疏于纪律”，这一点难以否认，但这个缺点仍然富有争议。另一名将领抱怨说，罗斯福和第1步兵师师长特里·艾伦少将“似乎认为美国军队是由第1师和1 100万补充兵组成的”。罗斯福打趣道：“没错，难道不是吗？”他在突尼斯告诉部下们，“等痛揍德国佬后，我们就回奥兰去教训那些城里的宪兵。”突尼斯战役后，该师返回阿尔及利亚，沿途真的留下了“惨遭劫掠的酒铺和愤怒的镇长们”。一些士兵坐在运兵车车厢里，朝阿拉伯农民开枪射击，“只是为了看看他们跳跃的狼狈样，”第26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承认，接着又补充道，“太多的葡萄酒，太过狂妄，太多无处发泄的精力……我们只是些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东西放在眼里的普通士兵。”

有传言说，第1步兵师将从非洲被送回国——团里的赌徒甚至出钱打赌，8月1日前他们就会踏上美国的土地，但“大红一师”没有踏上返乡之旅，而是被巴顿征用，作为进攻西西里岛的先头部队，这引发了不满。兵营里顿时怨声载道：后方部队已换上了凉爽的卡其军装，可他们还穿着又脏又厚的羊毛作战服，那些从未在战斗中开过一枪的人却佩戴着棕绿色相间的非洲战役绶带。后勤单位囤积了大量“骆驼”和“好彩”香烟，却把劣质香烟送往前线。巴顿告诉特里·艾伦，“第1步兵师的胆小鬼们不需要卡其军装，”他又补充道，大多数士兵“很可能在发起进攻时就阵亡了”。

5月下旬，该师驻扎在奥兰城外一片荒芜、无遮无蔽的营地，距离1942年“火炬行动”的进攻滩头不太远，师里的士兵们一致认为，奥兰城需要再次获得解放。8名士兵大摇大摆地走在奥兰的人行道上，将那些身穿卡其军装的家伙推入下水道，并撤掉他们军装上的战役绶带。另一群士兵将3个月的军饷掼在佛罗里达俱乐部的吧台上，告诉酒保：“这些钱用光时告诉我们一声。”师里的一份备忘录谴责士兵们“过度酗酒”和“衣冠不整的形象”。士兵们的指节铜环和私藏的德制鲁格手枪被没收，下午5点，市内各家酒馆开始实施宵禁。

平静的“第二次奥兰之战”爆发了，“士兵们分两方，穿着两种不同的军装，发生了激烈的斗殴。”第18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指出，“荷枪实弹的大兵和神气活现的下级军官搭乘卡车接管了奥兰……吓唬平民，让他们待在家里，并搜捕宪兵。”罗斯福暗示属下，他们不需要向本师以外的军官敬礼，这激起了“大红一师”的斗志，据未经证实的传闻，第18步兵团与宪兵们打斗时，特里·艾伦也参与其中。

罗斯福承认，师里的高级负责人“牢骚满腹、疲惫不堪、不明事理”。卢卡斯将军在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师被宠坏了，他们一直被告知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以至于根本不把纪律放在眼里，肆意妄为。”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命令艾伦的顶头上司奥马尔·布拉德利中将立即将第1步兵师逐出奥兰。对布拉德利这位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将军来说，这场骚乱是自突尼斯战役以来，他为这个师及其指挥官又添上的一笔不良记录。在他看来，两位师长简直就是“强盗”。布拉德利对“大红一师”嗤之以鼻：“根本就是一群海盗。”

现在是强盗和海盗们改邪归正的时候了。7月11日周日，拂晓刚过，罗斯福驾驶着他的“莽骑兵”吉普车，从位于“绿2”海滩外一片柠檬园内的师部出发，赶往位于杰拉东面的第26步兵团防区。安息日轻柔的清晨亲吻着平原上的葡萄园，这片平原向北延伸8英里，越过蓬泰奥利沃机场，直达一片低矮山丘的顶部。

天刚亮，“大红一师”便沿着一条6英里长的战线向那些山丘挺进：第26步兵团居左，沿117号公路而行；第16步兵团居右，沿115号公路和通往尼谢米的道路前进。罗斯福跳下吉普车，匆匆来到遮蔽在一片伪装网下的团部电台。先头营发回的报告支离破碎，而且令人不安：行进中的美军步兵与轴心国坦克迎头相遇。德军装甲部队分别从蓬泰奥利沃、尼谢米和比斯卡里出发，再分别向南、向西南和向西推进。“里窝那”师的意大利士兵在更西面的地方集结，准备对杰拉发起进攻。清晨6点40分，在杰拉到蓬泰奥利沃的途中，至少12辆德军坦克在117号公路上，从被打垮的第26步兵团第3营中间冲了过去。这些坦克转向东南方，驶过麦地，隆隆地冲向盟军登陆滩头。

透过望远镜，罗斯福紧盯着北面地平线处腾起的褐色灰尘。两辆涂着灰色伪装斑点的4号坦克全速冲过起伏的田地，试图吸引盟军的火力。一名军官觉得它们就像是“全力追逐鹌鹑的雪达犬”。德军的其他坦克则沿着平原轻微的褶皱而行。炮口的闪光穿透了尘埃。很快，清晨的空气便因机枪的吼叫和深红色的坦克炮火而变得浓稠起来。

早上7点前不久，罗斯福用战地电话叫通了第1师师部。“我们左侧的第26步兵团遭遇敌人坦克攻击，目前尚不清楚情况有多糟糕，”他告诉一名参谋，“让艾伦将军来听电话。”艾伦的声音在话筒中响起，罗斯福没有浪费时间，“特里，听好了，这里的状况不太妙。第3营遭到敌坦克攻击，已被突破。第2营仍在苦苦支撑，还不止如此，这里没有反坦克炮的掩护。要是我们能调个中型坦克连来，肯定会有所帮助。”

每份作战报告显示的情况似乎都比上一份更加凶险。德军装甲部队已突破至第3营的后方，战斗不断在散兵坑和战壕中打响。在缺乏“巴祖卡”火箭筒和迫击炮弹的情况下，美军各个步兵排交替掩护着向南后撤了3英里，退至杰拉郊外。“第26团惨透了，”早上8点后不久，罗斯福告诉师部的一名参谋，“那个中型坦克连怎么样了？还没卸载吗？该死的，我马上过去，亲自把他们带上来。我们可等不及他们明天赶来。”一个小时后，他告诉艾伦，“情况不太妙。”

不打电话的时候，他拖着脚步来回走动，步态有如斗鸡一般。他挥舞着手杖召集散兵坑中的士兵们。“这帮家伙打不中我！两次世界大战了，他们仍然做不到。连我这样的老家伙都打不中，他们肯定无法伤害到你们，”他吼叫着，“你们知道这帮王八蛋是谁吗？是‘赫尔曼·戈林’师。我们曾在北非狠揍过他们，我们要再揍他们一次。”后来他在信中告诉埃莉诺，“老家伙仍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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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2”海滩附近的柠檬园中，只能通过一块小小的标志牌（“危险前哨”）和一堵石墙后伸出的无线电天线，找到第1步兵师的师部（“危险前哨”是“大红一师”师部的绰号。——译者注）。在这里，另一名老兵同样热血沸腾。他长着塌鼻梁，皮肤如皮革般坚韧，深深的褶皱分布在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周围。一头蓝灰色的头发有些花白，从钢盔的边缘下露出来，一名细心者写道，他走路时“稍有些摇晃，这是一个长期坐在马背上的人的特征”。与特德·罗斯福相同，他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锤炼：在阿尔贡战役中，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脸，在他面颊上钻出两个孔，以至于他现在还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像轮胎漏气般的嘶嘶声。和特德·罗斯福一样，他也对“大红一师”珍爱有加，无条件地忠诚于战友们。然而，这两人对大红一师怀有的深厚感情根本不能帮助该师遵守纪律。

但在特里·德·拉·梅萨·艾伦看来，秩序和纪律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从西点军校退学前，不守纪律是他的家常便饭：迟到、半夜洗澡、上课时打哈欠、消防演习时大呼小叫、突然离开队列去逗狗等。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他“喜欢马、酒、女人和跳舞”。成为少校后，他以班级最后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指挥参谋学院，而同为少校的艾森豪威尔则名列全校第一。但艾伦知道如何打仗和指挥，美国陆军对这两点的重视使他成为同期西点毕业生中第一个戴上将星的。现在的艾伦就佩戴着代表少将军衔的两颗星。

“士兵最害怕的，就是觉得自己被派去白白送死，”一位副官后来写道，“但在艾伦手下，大家没有这种感觉。”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后悔在这个多事的早晨错过了弥撒，但他已在私下做了祈祷，就像每次在战斗前所做的那样，为他那些死去部下的灵魂祈祷。对于领导才能，他认为“用兵之道十之八九就是要胆子大”。他最喜爱的军事格言古老而又质朴：“找到他们，咬住他们，干掉他们。”再例如：“不胜则死。”艾伦的政治哲学则没有这么复杂。“这场战争太疯狂了。”他耸耸肩说道。6月，他劝告自己的部下，“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不想当英雄——死掉的英雄。我们不是为了荣耀。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干又脏又臭的活儿。”可是，他又写信告诉他年轻的妻子玛丽·弗兰：“我坚信我的好运会持续到将来。”

这种好运在今天早上受到严峻的考验。“传令兵在树林里跑进跑出，”记者唐·怀特海德写道，“战地电话响个不停，电台中喊声一片。炮弹在头上呼啸而过。”一名焦虑不安的参谋跑了过来，艾伦说道：“先别告诉我，让我猜猜，他们是不是从东面和西面发起了进攻？”那名军官点了点头。“大红一师”右翼，第16步兵团的境遇比左翼的第26步兵团更糟糕。第16步兵团第2营面对敌人的40辆坦克，在尼谢米公路上的阿比奥普廖洛坚守了2小时，最终两个连队被打垮，士兵们从试图阻止他们的军官身旁挤过。“弟兄们感觉被彻底地挫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对付坦克的武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哭了起来。”一名上尉叙述道。上午晚些时候，在皮亚诺卢波，幸存的美军士兵沿着一道山脊，冒着猛烈的火力挖掘战壕。午夜时，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的。“×的，我们不能傻等着他们发起进攻，得先下手为强。”一名中尉的话音刚落，便被一发子弹击中头部，当即倒地身亡。

上午10点10分，第3营报告说，在杰拉—尼谢米公路连接处的东北方遭遇30辆敌军坦克，并补充道：“我们正与敌坦克猛烈交火。”此刻，团里的9门反坦克炮已损失了6门，两位营长身负重伤。军官们从观察哨的缝隙，用他们的点45口径手枪狙击敌人。上午9点，少量已登陆的火炮开始用5号炸药对6 000码外的目标拼命射击。10点30分前，后撤的步兵潮水般涌过，炮兵们换用1号炸药，对不到1英里外的目标开火。“形势危急，我们要被敌人的坦克打垮了，”第16步兵团团长告诉艾伦，“我们不知道东面的情况如何。”

艾伦爬到师部后方一座沙丘的顶部，脸颊嘶嘶作响，腋下夹着一幅地图。“整个平原，”一名炮兵后来写道，“到处是爆炸的炮弹和燃烧的坦克，一片混乱。”艾伦身后的海滩并未变得有序起来。拂晓时分，意大利轰炸机俯冲袭击了锚地，从那时起，几乎每隔半小时便有轴心国的飞机赶来空袭。周六和周日两天，艾伦共请求了10次空中支援，但只有一次抵达，因为从北非和潘泰莱里亚岛飞来的盟军战斗机要负责保护舰队，实在太过繁忙。

当日清晨，巴顿曾命令他海上的预备队迅速登陆，但第18步兵团的4个营登陆时只带了他们随身装备的武器（“大红一师”下辖3个步兵团，分别是第16、第18和第26步兵团，外加4个炮兵营。——译者注）。一些重型武器被卸在东南面第45步兵师的登陆区域，迫使炮组人员不得不沿着鹅卵石路面艰难跋涉数英里去寻找。第313号坦克登陆舰的坦克舱被炸弹击中，彻底烧毁，第26步兵团的反坦克炮悉数损失。第1步兵师的两辆通讯车被摧毁，其中一辆携带着30英里长的电话线。至于另一辆携带无线电设备的通讯车，也沉入了7英尺深的海水中。杰拉的滩头依然拥挤不堪，使得数十艘登陆艇根本无法穿过拥堵的船只和沿岸边堆积的补给箱，不得不在近海游弋，或是干脆返回母船。迫击炮手们只能利用小舟将他们的炮弹运上滩头。

“我需要坦克，我他×才不在乎它们来自哪里。”艾伦说道。60多辆M-4“谢尔曼”坦克在7月11日登上海滩，但只有一个排（4辆坦克）设法越过沙丘，在周日早上投入战斗。其他坦克被破碎的驳船、拥堵的路况和混乱的局面所阻，上岸的装甲车辆的电台功能完全瘫痪。“谢尔曼”坦克穿越沙滩，士兵们发现那里铺设着钢网，会缠住履带，破坏坦克的车轮，需要用大型的钢剪将其破坏。绕过钢网的坦克又被陡峭的沙丘困住，导致履带脱落。

然而，同样的灾难也困扰着康拉特将军，他正待在位于普廖洛的“赫尔曼·戈林”师师部。在德军左翼，从比斯卡里发起进攻的掷弹兵在黑暗中走错方向，随后便与他们的团长失去了联系。这位团长离开指挥部，去找康拉特为自己辩解，却落得被撤职并送交军事法庭的下场。群龙无首的士兵们恐慌不已，朝比斯卡里退去，最终还是由团里的军官带着这些士兵到达了阿卡泰河北岸。正如一名德军参谋所说的那样，“缺乏凝聚力”暴露了德军左翼，坦克不得不在没有足够步兵掩护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结果遭到隐蔽在山丘后和沟渠中的美军步兵骚扰。另一位德军团长也因为无能被撤职，致使伤亡人数激增。

不断发生故障的“虎式”坦克太过沉重，无法被拖走，以致堵住了道路。另外，康拉特也不知道，右翼的意大利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意大利人几乎不再配合作战了，”他的参谋长抱怨道，“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协同作战。”实际上，“里窝那”师已接到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以最大的决心”向杰拉发起进攻，却没人想到要将这一点告诉德国人。中午前，轴心国的防线已被拉伸成一条长18英里的弧线，毫无协调性和连贯性可言。可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位于罗马的最高统帅部宣布，杰拉被夺回，美国人也已“逃回他们的船上”。

站在柠檬园上方的沙丘上，面对眼前的混乱，艾伦知道，如果不尽快扭转态势，意大利人的说法就将成为事实。他看着德国人的坦克逼近海滩时，第18步兵团的一群士兵越过沙丘，仓促向后退去。“他们抱着毛毯、工兵铲、望远镜和武器，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第18步兵团的一名中尉描述道。一名参谋问艾伦，其他部队是否也应该后撤，艾伦回答道：“见鬼，绝不后撤。我们还没开始战斗呢，他们还没有被我们的炮兵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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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早上9点30分，巴顿在杰拉附近的“威士忌”沙丘靠岸，跳下跟休伊特借来的驳船，涉过最后几码大腿深的海水。他摸了摸自己的脉搏，感觉到它跳得有些快，对此不太满意。“你最好赶紧上岸，”他招呼着“蒙罗维亚”号上的一名记者，“否则我的部下就要把那些王八蛋都杀光了。”他用皮马鞭轻拍手掌，“穿着靴子和马裤的他看上去迷人而又好战”。一名记者写道。他的脖子上挂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没有佩带他那两支招牌式的左轮手枪，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柯尔特“和平缔造者”点45口径左轮手枪。穿越海滩时，他仔细看了看被地雷炸毁的两辆“DUKW”，就在这时，几发炮弹落在了离海岸30码远的海中，轰鸣着爆炸。“赶紧离开这片海滩，”他用他那奇特、高亢的嗓音朝四下游荡的士兵们喊道，“去干掉那些德国王八蛋。”

副官拿掉了巴顿那辆侦察车上的防水布，又将一面三星将旗插在保险杠上。巴顿打算沿115号公路（这条公路现被称为“阿道夫的小径”）向东行驶3英里，赶至“危险前哨”看望艾伦。与此同时，巴顿听说达比已在杰拉镇的法西斯党部大楼上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便命令开往镇内。巴顿到达时，达比已经离开，投入了其他战斗，但巴顿仍然在楼顶观赏到了庄严的场景。自“爱斯基摩人行动”展开30个小时以来，他对这场登陆行动的进展状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进攻发起后，“蒙罗维亚”号上的通讯室已乱成一锅粥，第七集团军诸多单位发来的紧急电报被积压了8个小时，而较为普通的电文则被推后两天再作处理。而在这里，巴顿至少能亲眼看看战场的态势。

尘埃和灰色的硝烟模糊了镇子北面和东面的景观。在117号公路东部边缘，德军坦克从第26步兵团身边冲过，跨过浅浅的杰拉河，对“阿道夫的小径”和艾伦的隐蔽所形成了威胁。公路西面的意大利坦克距离杰拉也已不到1英里。巴顿朝下方街道上一个携带步话机的海军少尉喊了起来：“嗨，带着电台的那个人！要是你能联系上你那该死的海军，告诉他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朝公路开炮！”

几分钟后，“博伊西”号巡洋舰射出的38发炮弹呼啸着掠过屋顶。炮弹在意大利坦克间炸开，一阵切分音般的雷鸣隆隆地穿过镇子。更多爆炸接踵而至，这次是迫击炮射出的白磷弹，在敌军的步兵队列中炸开。巴顿指出，燃烧的弹片“令敌人惊慌失措，他们冲出山沟，双手抱着脑袋，像苦行僧那样尖声惨叫”。一名游骑兵上尉补充道：“能看见敌军士兵四散奔逃，似乎被彻底打蒙了……一些尸体挂在了树上。”战俘们排成一列穿过下方的街道时，巴顿朝押送他们的宪兵吼道：“朝他们的屁股上来几脚，让他们跑步前进。”在巴顿的注视下，这群战俘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

意大利人的推进在中午前停顿下来，德国人的炮兵却开始轰击杰拉镇。两发88毫米炮弹击中了法西斯党部建筑，钢铁碎片和砖石瓦块四散飞溅，第三发炮弹射穿了街对面的屋顶。“除了一些平民外，没有人受伤，”巴顿指出，“我从未听到过如此惨烈的尖叫声。”这种恐慌情绪随着两架德国战机的出现而加剧。巴顿后来写道，炸弹逼近的呼啸声使当地人“采取了最为愚蠢的做法，在街道上来回奔跑……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动用宪兵和枪托让他们冷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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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已停止推进，德国人却没有。中午前，特里·艾伦的部队右翼面临着灭顶之灾。德军的突破对柠檬园的侧翼形成威胁，在那里，无烟火药的臭气与柠檬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坦克炮火已经席卷滩头，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还令士兵们无比惊恐。圣斯皮那附近的德军坦克控制了115号公路，距离海岸线已不到1英里。盟军的登陆艇中弹，敌军威胁着第26步兵团位于距离内陆仅700码处的补给物资仓库。步兵们撬起干泥块，构建可怜的泥巴胸墙。沙滩上的一名海军军官“摆出了英勇的姿态，喊叫着，‘拿起武器，拿起武器！’”海军的文书、电工和木匠们哧哧笑着，七手八脚地争夺步枪。士兵们烧毁了包括地图在内的所有个人和官方文件，一部雷达设备也被炸毁，以防被敌人缴获。

在被命名为“危险前哨”的师部旁，艾伦蜷缩在战壕里，睁着因疲惫而惺忪、发灰的双眼，查看着作战汇报，并请求更多的炮火支援。支援终于赶到了：4个炮兵营，每个营有12门大炮、1个“谢尔曼”坦克排、6个火炮和1个反坦克连，终于越过海滩来到沙丘处。

“那里有许多很好的猎杀目标。”第1步兵师炮兵主任克利夫特·安德鲁斯准将告诉赶来的炮兵们。安德鲁斯抽着烟斗，擦了擦自己的眼镜，这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土木工程师被部下们称为“薯片先生”，他再次展现了自己曾在凯塞林山口和埃尔盖塔尔展现过的沉着冷静。他从一个连队走到另一个连队，用自己的手杖指明目标，并命令炮手们使用跳弹射击，在突尼斯，这种打法被证明对敌步兵尤为致命（所谓跳弹射击指的是给炮弹装上药包和引信，炮弹落地后弹起，在空中炸开，对暴露在外的目标杀伤力巨大。——译者注）。一个火炮连摆开155毫米口径的“长汤姆”火炮，用直瞄火力对准逼近的敌军坦克，不停地开炮射击。据说，一名中尉站在火炮连后方，挥舞着他的点45口径手枪，威胁说谁敢弃炮逃跑，就毙了谁。

火炮的轰鸣声中夹杂着“博伊西”号巡洋舰射出炮弹发出的犹如火车头般的尖啸：每隔6秒钟便有15发炮弹在空中炸开，将小麦地、葡萄园和德国人一同炸个稀巴烂。它几乎已经坐滩，侧着舰身逼近至距离海滩3 000码处，测深员站在外舷，用测链测量着水深。另一艘巡洋舰“萨凡纳”号也加入了炮击，另外4艘驱逐舰甚至靠近至距离海滩1 200码处。

德军坦克起火燃烧，先是两辆，接着是6辆，随后是12辆，越来越多。美军在半英里外都能听见被困的坦克组员发出的惨叫，直到坦克内的弹药发生殉爆，惨叫声才平息下来。“炮塔左侧被击中，”“虎式”坦克部队的一名军官后来回忆道，“幸运的是没有被射穿，但铆钉从我们的耳边飞过。”一个德军掷弹兵被第16步兵团的一名步兵射中，跌倒在坦克履带下。这名步兵“拽着他的头发，把他的脸转了过来，但他已被坦克碾成肉酱”。

下午2点，康拉特下令停止进攻。德军坦克向后退去，起初速度很慢，但随着舰炮火力的不断加强，他们加快了速度，朝后方仓皇逃窜，犹如地面突然间向北倾斜似的。下午4点，“赫尔曼·戈林”师师部汇报：“对敌登陆部队的反击失败。”特里·艾伦督促他筋疲力尽的士兵“在该死的德国佬再次对我们发起进攻之前狠狠地揍他们”。当天发生的事件在他通红的眼中闪回。“形势看上去很危急，”他告诉唐·怀特海德，“但其实只是有点令人为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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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些时候，巴顿回到海滩上。尽管经历了轰炸、扫射和炮击，他依然扯着喉咙说话，毫无疲惫之色。下午，他在杰拉找到特德·罗斯福，批评他没能拿下蓬泰奥利沃机场，随后在拜访艾伦的师部时抽了根胜利雪茄。他跟一个大腹便便、满头白发、名叫威廉·J．多诺万的准将共进了午餐，吃的是K级口粮。

作为一名百万富翁和华尔街律师，多诺万在一战期间获得过1枚荣誉勋章和3枚紫心勋章，并被他的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为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从“塞缪尔·蔡司”号登上海滩，并亲自跟意大利人打了一天。“他快活得像个蛤蜊。”“大红一师”的一名上尉描述道。“比尔，你知道吗，”巴顿说道，“我最爱干两件事——搞女人和打仗。”多诺万点点头：“没错，乔治，你没有弄错这两件事情的先后顺序。”

巴顿赢得了彻底的胜利。两个轴心国师被击退，逃入西西里岛腹地。“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目睹了一切，这真是一段惨痛的经历，完全配不上德国士兵的名头。”康拉特怒斥着，在7月12日的一份战地命令中，他威胁要将那些懦夫和谣言散布者就地处决。第七集团军左翼特拉斯科特的第3步兵师正向内陆挺进，右翼加文的伞兵在比阿扎岭击退了敌军一股相当强劲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力量。安德鲁斯计算出，43辆被摧毁的敌军坦克中，6辆毁于“巴祖卡”火箭筒，这个数字与“赫尔曼·戈林”师统计的差不多。

康拉特汇报说，在“爱斯基摩人行动”前三天内，他手下伤亡了630人，17辆“虎式”坦克中有10辆被击毁。德军于周日发动的反击使美军伤亡331人。经过两天战斗，第七集团军汇报，有175人阵亡，665人负伤，近2 600人失踪，而大多数失踪者实际已经阵亡。美军抓获了9 000名俘虏，几乎都是意大利人。马车再次将丧生的平民拖至位于杰拉镇外的集体墓穴。

巴顿在海滩上徘徊，等待来接他的驳船。他看见一些士兵正在一堆500磅炸弹旁挖掘散兵坑，便建议他们：“要是你们想搞一场有坟墓记录的葬礼，那不妨如此。如果不想的话，最好换个地方去挖散兵坑。”就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赶来扫射滩头，那些士兵跳入刚刚挖掘的散兵坑中。巴顿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喊叫着，很快便臊得那些士兵从藏身处爬了出来。他浑身湿透地回到“蒙罗维亚”号时，太阳已落入地中海的西面。“这是这场战役的第一天，我想我对得起自己的军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我今天的指挥感到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