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杀戮终结灾难

1943年7月的骄阳灼人双眼，烘烤着白色的城市，将暗红的海水映成银色。士兵们或挤在商贩遮阳棚的阴影下，或簇拥于一直延伸至港口的雪花石膏建筑的背阴处。汗水濡湿了他们的衣领和袖口，特别是那些身穿厚重人字斜纹布军装的作战部队。有些人摘掉了领带，将其仔细叠好塞在腰带下，以便能迅速拿出来戴上。司令官正沿着码头而来，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被小乔治·S．巴顿发现没戴钢盔或领带，就会被罚款25美元。

被盟军占领8个月后，阿尔及尔已经挤满了士兵：美国人、英国人、新西兰人、廓尔喀人……而商船海员在夜间行走时总会握着手枪，以防备出没于港口的强盗。士兵们大摇大摆地走在林荫大道上，穿过露天市场，朝阳台上的姑娘们吹口哨，或随手翻翻店铺里的物品，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纪念品。

在戴红色毡帽的法属塞内加尔人或胡子拉碴、留着辫子、身穿条纹斗篷的摩洛哥民兵聚集的地方，总有身穿丹宁布衬衫、头戴白帽子的水手混迹其中。德国战俘唱着《艾瑞卡》，在卫兵的看押下，列队走向将把他们送往新大陆战俘营的“自由轮”。身穿战斗服的英国老兵们回敬以一首叫《阿拉曼》的下流小调：“呔嗬，呔嗬，混蛋们有多远滚多远……”美国人则高唱着《比塞大省的格蒂》，据说其歌词已发展到200句，每一句都很淫秽。“你的鞋子里有沙子！”他们相互叫喊着（在北非，这句话的意思是“祝你好运”），并带着会意的表情伸出食指来表示“I”，意思是“入侵”（invasion）。

有轨电车叮当作响地超过满载着葡萄酒的大马车，却又被呼啸而过的吉普车超越。尽管艾森豪威尔曾对“带有将官标志”的指挥用车签发过一道特赦令，但超速驾驶在军中实在太过普遍，以至于宪兵们不得不扣押违规者的车辆。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会选择步行，或使用自行车和手推车，据一位目击者叙述，这里有“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到的马车：双轮马车、四轮马车、单马马车、运货马车、双轮单座马车和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简直应有尽有”。

年轻的法国人戴着窄边帽，身穿磨旧的夹克在大街上漫步。阿拉伯男孩们穿着从士兵背囊中偷来的肥大裤子，蹦蹦跳跳地穿过小街小巷，他们的裤腿几乎都磨破了两个大洞，臀部还印有裤子前主人的姓名和序列号。衣衫褴褛的乞丐戴着面纱，穿着旧军用床罩改制的长袍，而这些床罩也曾充当过死者的裹尸布。在阿尔及尔，唯一穿丝袜的女人是阿莱蒂酒店酒吧中的妓女，尽管军事当局已在5月下达了禁止卖淫的命令，但她们仍然是这座城市里最有钱的上班族。

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是，1943年7月4日中午，在这座城市最时尚的街区米什莱大街上，一支法国军乐队演奏了他们并不熟悉的乐曲《星条旗永不落》。在木管乐器和大号后方，伫立着粉刷一新的马蹄形拱门，露出了圣乔治酒店锯齿形瓦片铺就的屋顶，盟军驻北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院子里，棕榈树树影婆娑，微风中还掺杂着九重葛的香气。

国歌演奏得并不流畅，结束时，海军中将亨利·肯特·休伊特仍然保持着敬礼姿势。艾森豪威尔站在他的右侧，同样一动不动地敬着礼。他曾试图取消一切庆典活动，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手头重要的工作，但英国人坚持要为他们的美国表兄举行一场简短的庆祝仪式。在最后的音符消失后，礼炮响了起来。掠过这座城市中建筑物低矮而平坦的屋顶，以及壮观的阿尔及尔湾，休伊特看见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军舰上腾起了一股灰烟，随后便听见第一声炮响。“梅德斯通”号的炮弹越过防波堤射向外海，烟雾一股接着一股，轰鸣一声接着一声，在山丘中回响。

19响、20响、21响……休伊特放下了举着的手，但礼炮仍在继续，他用余光瞟了一眼，发现艾森豪威尔的右手仍贴在卡其军帽旁。美国海军放礼炮最多是21响，不同的是，陆军会在独立日鸣放48响礼炮，每一响代表一个州，现在，“梅德斯通”号的舰员们则沿用了这一礼仪。休伊特再次举手敬礼，直到炮声停息下来，从此，他将这个姊妹军种间的区别牢牢记了下来。

仪式结束后，休伊特匆匆穿过院落，踏过大厅里的马赛克地板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沿走廊继续向前，便是艾森豪威尔位于角落处的套房。圣乔治酒店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参谋人员和通讯（现称通信，为满足阅读习惯，本书沿用旧称）设备。8个月前，在对北非发起进攻前夕，盟军最高指挥部表示，需要700名军官以充实总部各个岗位。

随后，一名指挥官提出抗议，认为这个数字比真正所需的人数“多了2～3倍”。可现在，军官人数已近4 000，其中包括约200名上校和将军。副官、文员、厨师以及各种各样的副手使得盟军总部的人数达到了1.2万。通过7条海底电缆传入和传出阿尔及尔的军用通讯量已经占了陆军部通讯总量的2/3。但没有哪条电报比今天早上签发的密令更加重要：“执行‘爱斯基摩人行动’。”

休伊特从未这么忙碌过，甚至连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也无法与眼下相比。当时，他指挥海军特遣舰队将巴顿的3 000名士兵从弗吉尼亚运往摩洛哥，整个航程危险重重，但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这成功的壮举使休伊特获得了第三颗将星，并奉命指挥地中海地区的美国第8舰队。回国待了4个月后，他于3月15日抵达阿尔及尔，每天醒来后便忙着策划将巴顿和他的部队再次运往敌人的海岸。

虽然看上去不太像，但他确实是一名海军作战将领。他夏季白制服上佩戴的海军十字勋章还是他在一战期间作为一名驱逐舰舰长获得的。海上任务令休伊特有些肥胖，或者说过胖了些。在阿尔及尔期间，他试图通过运动瘦身，便在黎明时分跟随当地的阿尔及利亚骑兵一同骑马，他们的马术最早起源于公元14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这么努力，他的身材却从未变过，正如一位旁观者说的那样：“真是够胖的。”

休伊特来自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曾是一位祭台侍者，还做过敲钟人，在他56岁之际，仍为自己具有鸣钟送别“暮色苍茫的一天”的能力而深感自豪。他钟爱双离合字谜，他的“柯费尔&埃瑟”牌双对数三角计算尺是由海军学院于30年代研发而成的，当时的休伊特还在学院负责主持数学系。如果不加留意，他的优点很难被发现——记忆力超强、遇事果断，还能与乔治·巴顿友好相处。《星期六晚邮报》将休伊特描述为“养狗自吠的人”（意为雇人做事，自己却事事亲力亲为。——译者注）。

可事实上，他很少咆哮。他审慎、含蓄，十分健谈，唯一的小毛病就是偶尔会有些不雅，还稍微有点傲慢。他喜欢派对，在阿尔及尔他组建了一支乐队，取名为“流言五人组”。他还设立粥棚，为穷人们提供海军厨房的残羹剩饭，还亲自吃了第一碗。而且，他还很幸运，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向感，在舰桥上，这种方向感就变为一种领航的天赋。所以，肯特·休伊特总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搭乘他的指挥车（可免于扣留的特权车辆之一）从圣乔治酒店出发，驶过曲折的巷子赶往港口。环绕着新月形海湾的各个码头都停泊着两三排舰船，有货轮、护卫舰、油轮、运输船、扫雷舰和登陆艇。还有些船只在港口的防潜网外驻锚，沿海岸线巡视的巡逻机和驱逐舰为它们提供保护。从“绘制虚假的船艏波”到“斑点分级体系”，美国海军拥有33种伪装组合，大多数都在生机勃勃的阿尔及尔锚地被使用过。

装卸工遍布各船甲板，吊臂从码头转向船只，随后又再次转回码头；门式起重机将码头上的托盘一个接一个地举起，送至船上。各船只都严格执行着防火措施，木椅、窗帘、电影胶片，甚至包括挂在舱壁上的画都被运下了船。旧衣服和毛毯也被送上岸，妥善存放在仓库里。水手们为避免被灼伤，干活前会穿上长袖的汗衫，他们将所有内舱的油漆凿去，并去除了甲板上的油地毡。

休伊特的旗舰是美国海军攻击运输舰“蒙罗维亚”号，停靠在39号泊位左侧，位于海港旧港池的“帕萨基尼斯”防波堤处。为确保安全，大批宪兵登上运输舰，舰上顿时人满为患。通常，舰船上每间舱室里居住10～20名军官，士兵们的高低床已搭到了4层，而“蒙罗维亚”号比大多数船只更为拥挤。休伊特的参谋人员，巴顿的参谋人员，再加上舰员，共1 400余人，是正常搭载人数的两倍。一些吊货网也被粗暴地塞入货舱，舰上还装载着20万发高爆弹和134吨汽油。

休伊特钻出汽车，朝踏板大步走去，迎接他的是水手长吹响的笛声和众人的敬礼。经历了非洲阳光的炙晒，“蒙罗维亚”号的过道显得昏暗、阴郁。拥挤的指挥室内，参谋人员仔细检查着“爱斯基摩人行动”的海军作战令，这本命令册厚达4英寸，20名打字员花了整整7天时间才匆匆定稿，随后800份副本将被分发给驻扎在北非的指挥官们。

休伊特还记得他的父亲，一名身材魁梧的机械工程师，喜欢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用一个重达100磅的哑铃稳住双脚。“爱斯基摩人行动”的作战令就像那个哑铃，除了基本概念外，没什么是简单的：6天后，也就是7月10日，两个集团军（美国和英国各一个）将在西西里岛东南部海岸登陆，为盟军重新夺回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块具有重大意义的欧洲土地。据估测，守卫该岛的轴心国士兵多达30万，其中包括两个战斗力出众的德国师。另外，还有许多部队据守在附近的意大利本土上。

行动中，部队将从地中海一端开至另一端。为发动这次进攻，盟军集结了大大小小3 000多艘舰艇和船只，正如休伊特所说：“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舰队。”他将指挥其中半数的舰艇，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6个港口起航。而其他船只将搭载着英国士兵，从利比亚和埃及出发，还有一个加拿大师会从英国直接赶来。进攻行动中，巴顿的第七集团军中将有8万名士兵登陆，英国第八集团军的登陆人数也差不多。随后而来的部队将增援这两个集团军。

海上编组经过精心设计，一些船队已冒出蒸汽，准备起航。这支庞大的海上远征军将于7月9日在马耳他附近的海上会合。盟军的第一步是夺取位于西西里岛西南方60英里处的潘泰莱里亚岛，行动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经过一场为期三周的空袭之后，岛上1.1万名意大利守军被炸得晕头转向，最终于6月11日投降，为盟军获提供了一座出色的机场。同时，盟军也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便最牢固的防御也可以凭借空中打击予以击破。

指挥室的舱壁上挂着一幅地中海地图。盟军将发起一场海上进攻，而另一场也正在准备当中，除此之外，在战争结束前，他们还将发动另外三场。作为美国海军最重要的两栖战专家，休伊特已经认识到，从外海发起突袭时要遵循一个颠扑不破的原则，即登陆部队的数量一定要超出运输工具的承载上限，哪怕是这次，如此庞大的舰队也不能例外。久经考验的他还知道，敌军部署在滩头的防御力量和大海自身的反复无常，是两大最致命的不可控因素。

在此次“爱斯基摩人行动”中，除了要将3倍于参与“火炬行动”的士兵送上滩头，休伊特还要指挥一支大部分由第一次参加作战的船只组成的舰队。舰队包含9种新式登陆艇和5款新型登陆舰，其中包括“LST”，即“坦克登陆舰”的缩写，但士兵们坚持称其为“大而缓慢的活靶”（large slow target）。一些舰长和舰员此前从未出过海，不了解新型舰艇的适航性，不知道该如何将舰艇靠岸，不清楚在不同负载下舰艇的吃水量，甚至不知道舰艇能搭载多少士兵和车辆。

休伊特在“火炬行动”粗糙而混乱的准备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有许多经验被误用或滥用。最近几周，北非的混乱程度似乎并不亚于8个月前的汉普顿锚地（8个月前，由休伊特指挥的西路特混舰队从汉普顿起航，赶去参加“火炬行动”。——译者注）。去年曾针对如何标志海外货物下达过7道不同指令，由此产生的混乱促使相关委员会应运而生。

委员会制订了“斯克内克塔迪计划”，要求在集装箱上喷涂不同颜色的识别标签，却造成了更多混乱。下达执行“海上调遣准备令”的秘密通知后，军方在5个星期后才发现，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关键单位一直没有收到指令，因而没有制订将部队、车辆和武器装船的计划。而第七集团军最初的装船计划也没有给陆军航空队留出空间，他们装备的总重量相当于陆军总吨位需求的1/3。每个单位都恳请给予更大空间，要求获得优先权，同时对海军的麻木不仁唉声叹气。

尽管面临德国人发起空袭的危险，但港口的灯光仍然彻夜不眠，焦急的装卸长们仍然不断收到更改的货运单，要求卸载一艘货轮，或是重新搭载另一艘坦克登陆舰。一些小失误不断出现，例如，将面包炉运上了船，却忘记了面包烤模。当然也有些大失误：6月8日，巴顿的参谋发现，军械人员竟然将芥子毒气弹和其他炮弹一同装船，存放在一艘或几艘开往西西里岛的船只货舱里，没人知道它们具体在哪艘船上、哪间货舱里。

保密工作至关重要。休伊特很怀疑，3 000艘船只能否悄悄靠近西西里岛，但“爱斯基摩人行动”成功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出其不意。所有涉及进攻地点的文件都被标注了“顽固者”的保密代号，在阿尔及尔，“爱斯基摩人行动”总部的哨兵询问来宾是不是“顽固者”，以此确定对方是否持有安全许可。一名海军军官疑惑地回答道：“我是有些顽固，可从不觉得自己头脑僵化。”

一如既往，士兵和水手们对情况一无所知，写给家人的信件也受到严格限制。一艘船上的信件审查条例颇具讽刺意味，第4条规定：“你不能透露你在哪里，要去哪里，你在做什么或是你将做什么。”第8条又指出：“你不能，绝对不能，表露出你的兴趣。”根据第2条规定，士兵们可以“说自己已经出生，如果不能说在哪里或为何出生的话”。第9条规定又建议：“你可以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不会介意结识一个姑娘。”

一名飞行员试图遵守相关规定，他写道：“3天前我们在X。现在，我们在Y。”一名士兵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军中最为普遍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正向着灾难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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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驻扎在北非的美国士兵已逾50万人。他们只是世界各地所有身穿美军军装士兵中的一小部分，但从身份和信仰上来说，他们始终是那支庞大力量的象征。在驶往西西里岛的途中，一名海军中尉列出了他所乘坐的船上，1 500名士兵和水手战前所从事的职业，“农场小伙和大学毕业生……律师、啤酒分销商、工人、模具设计师、家具商、钢铁工人、飞机机械师、护林人、记者、警长、厨师和玻璃工”。还有个人的职业甚至是“马磨坊修理工”。

在这些士兵中，只有1/5的人是曾在突尼斯打过仗的4个美军师中的老兵，这4个师分别是第1、第9、第34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这些师投身于西西里岛战役，后来又被派遣进攻意大利本土。“我所认识的前线士兵，”曾跟他们一同跋涉穿越突尼斯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写道，“像动物那样度过了几个月，在凶险的死亡世界中磨炼成老兵。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切都是反常和动荡的。”

突尼斯战役结束7周以来，这些作战部队一直在休整，并为下一场战役做准备。“纪律方面问题严重，这很难办，”第1装甲师师长提醒乔治·马歇尔，“违法乱纪很常见……士兵们即将回家时，也发生了一些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6月15日，一名少将造访第34步兵师时指出：“士兵们看起来状态不佳，麻木而缺乏生气。”此外，1 000名士兵没有内衣，另外5 000名士兵也只有一套内衣裤。少将补充道：“他们为此感到沮丧。”第34步兵师的1 300名士兵刚刚被调至直扑西西里岛的作战位置上，发生了“自伤和开小差事件”。第1步兵师的一名上尉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队伍里自哀自怜的现象太多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即便是那些经历过战斗的老兵，也很少有人视自己为职业军人，无论是从他们训练时表现出的态度还是从性格上看都是如此。塞缪尔·海因斯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据他描述，当时士兵们普遍认为自己身上存在“平民性”，而“当兵是在冒名顶替”。他们都很年轻，平均26岁，用轰炸机驾驶员约翰·缪尔海德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青春将被耗尽”。他们被大批投入被海因斯称为“美国所经历的一场最具民主精神，且唯一一次实行普遍征兵制确实奏效的战争”。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投身于此次战争，就连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也被倒入美国陆军这口平等主义的大锅中：普林斯顿大学1942届683名毕业生中，有84%的人穿上军装，作为普通士兵入伍，其中还包括致告别演说者和做毕业致辞者（“致告别演说者”通常为该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而“做毕业致辞者”一般为第二名。——译者注）。在这届毕业生中，有25人在战争中死亡，其中19人在战斗中阵亡。“除了战争，世界上的一切都已停顿，”派尔写道，“在一个陌生的夜晚，我们都从事着新的职业。”

那么，这些在陌生的夜晚成为士兵的人们都相信些什么？“许多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究竟为何而战，”1943年夏天，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在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另一项调查表明，超过1/3的人从未听过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至于能清楚说出“四大自由”的人，还不到总人数的1/10。当年7月，在写给指挥官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感叹道：“被调查的士兵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参军入伍会比当工人对国家更有用。”认为“自己做好准备，急于投入战斗”的人不到1/3。在一场主题为“我为何而战”的征文大赛中，获奖作品的全文是：“因为我参军了。”

“平民性”熄灭了人们好战的热情。“我们可不是满口斗篷与剑这类废话的浪漫主义者，”正在赶赴西西里岛的海军预备役中尉约翰·梅森·布朗写道，“上一场战争就是那样。”军旅生涯令他们变得喜欢冷嘲热讽，而且满腹疑虑。一些粗俗的缩略语开始在军中流行，引起了士兵们的共鸣，甚至衍生出了用来表现美国大兵玩世不恭的词汇表，其中包括：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一切正常，可都一塌糊涂）；SUSFU（situation unchanged, still fucked up，情况一成不变，还是一塌糊涂）；SAFU（self-adjusting fuck-up，自我适应什么的糟透了）；TARFU（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事情确实被搞砸了）；FUMTU（fucked up more than usual，比平时更糟糕）；JANFU（joint Army-Navy fuck-up陆海军联合行动搞砸了）；JAAFU（joint Anglo-American fuck-up，英美军联合行动搞砸了）；FUAFUP（fucked up and fucked up proper，彻底搞砸了）和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混乱到无法收拾）。（约翰·B．巴布科克曾在他的《地狱归来》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认为SNAFU中的F是“弄糟、搞砸”的意思而不是“操”的人，根本就没弄懂SNAFU的意思。有趣的是，为他这本书作序的恰恰是本书作者里克·阿特金森。——译者注）

但他们拥有实际而又深刻的个人信念。“我们已准备好牺牲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可做，”布朗中尉解释道，“离开家人，正是出于我们对他们的爱。”战争艺术家乔治·比德尔指出：“他们希望打赢战争，这样，他们就能回家了。回家，回家后再也不离开。”第88师的一名士兵补充道：“我们必须打败那些王八蛋，这样才能退伍。”

一份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担忧的调查也表明，绝大多数士兵至少抱有一种尚不够成熟的信念，他们奋战是为了“确保所有人的民主和自由”。一名跟随第45步兵师赶赴西西里岛的记者总结道：“在这艘船上，许多人都相信，此次行动将决定这场战争究竟是以僵局而告终，还是会有一个明确的结局。”所有人都相信，在战斗打响后，自己会为了一个最大的原因奋战至死。“我们无法忍受自己不如身边的战友努力，这是一种耻辱，”约翰·缪尔海德写道，“我们奋战是因为他们在奋战，我们牺牲是因为他们在牺牲。”

日后，他们会被锤炼成一个个毫无特征的英雄人物，拥有神话般的勇气和毅力，下定决心让这个晃动的世界重新稳定下来，以此激励自己。参加过北非战役，后阵亡于诺曼底的英国军官基思·道格拉斯写道：“英雄是一个和善、即将过时的物种……就像独角兽。”这却令他们倍感光荣，后世的人们会因为他们，去追溯英雄的起源，他们的弱点和必死的命运都将令他们在逝去后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

第3步兵师的小乔治·H．雷维尔上尉，在赶往西西里岛途中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骗子、逃避兵役者、认为军人是为军火商卖命的蠢货的人以及那些智力低下的家伙，都在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这场战争。”

在雷维尔看来，发动这次进攻的原因既忧郁又高尚。“我们这些小人物，”他告诉妻子，“必须以杀戮来终结这些灾难，迫使这个世界恢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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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地中海面积巨大的南部边缘，这些农场男孩、城市小伙、护林员、钢铁工人，至少还有一位马磨坊修理工，将投身于战斗。美军的作战准备工作主要集中在位于阿尔及尔以西200英里处的奥兰，在旧时的海盗海岸上，伫立于巨大港口处的广告牌上已刊登出可口可乐和“胜家”牌缝纫机的广告。

5个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美军师中就有两个在奥兰集结。第2装甲师已于6月21日登船，他们从摩洛哥的露营地搭乘火车，穿越阿特拉斯山脉，跋涉500英里后赶到这里。在摩洛哥，蝗群遮天蔽日，为避开中午的高温（坦克内的温度高达140华氏度），清晨4点他们就开始训练。整个北非只有100辆强度足以承载一辆32吨重M-4“谢尔曼”坦克的铁路平板车，致使该师仅是调动部队就耗费了1个月。法国殖民地铁路系统的不稳定性令一名上尉大为恼火，他不得不用枪口逼着火车司机继续向前开进。

在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部队中，第45步兵师的2.1万名士兵挤在19艘船上，4.6万吨装备（其中包括400万份地图）由另外18艘船搭载，是唯一一支从汉普顿锚地直接驶往西西里岛的部队，而且他们将在奥兰停靠一周。6月8日，该师在弗吉尼亚登船时，被常说的“SNAFU”“TARFU”“JANFU”等问题困扰：在登船前的最后时刻，疯狂地向陆军部申领大量探雷器；仅仅一个工兵营就被分散在19艘运兵船上。

除此之外，该师指挥官还获悉，与全师一同在切萨皮克湾训练了数周的陆军登陆艇船员突然被调往太平洋地区，而接替他们的海军船员既不熟悉第45师，也不了解他们将要驾驶的登陆艇。尽管如此，旅程还是令人非常愉快的：红十字会的姑娘们分发着纸杯装的冰茶；露天甲板上举行着名为“快乐时光”的拳击赛；厨房服务员们在船尾跳起舞来，旁观的人们用手在栏杆上打着拍子；挂在吊艇柱上的救生艇晃动着，士兵们躺在里面睡午觉。一名军官通过船上的公共广播系统播放古典音乐，在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唱起《圣母颂》时，一名水手说道：“天哪，没想到还能再次听到女人的声音，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第45师是国民警卫队师，系战争初期直接受联邦政府指挥调动的18个国民警卫队师之一。一些正规军军官嘲笑国民警卫队师的简称“NG”意为“不够好”（no good），大多数国民警卫队师的高级军官已被陆军部以太过年轻或不称职的理由加以撤换。但五角大楼认为，第45师（该师被称为“雷鸟师”）“比迄今为止交给我们指挥的任何一个师都要准备得充分”。该师的将士们大多来自西部，其中的一个团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采矿营地，与“狼镇卫队”和“女王的绿宝石步枪队”这些民兵组织类似。另外两个团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其中包括近2 000名来自切诺基、阿帕奇、基奥瓦、科曼奇和纳瓦霍等52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在离开弗吉尼亚州的前一天夜里，一名炮兵上尉组织了一场篝火舞会，将士们一同跳起了充满活力的战斗舞。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雷鸟”们匆匆返回船上，有些人还在被称为“下疳巷”的红灯区染上了性病。“我知道，我有一支挺能打的部队，”师长特洛伊·H．米德尔顿说道，“我看了宪兵司令的报告，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士兵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跳板，每人都将得到一件救生衣和一小瓶用来对付晕船的白兰地。财务官们也上了船，带着从奥兰银行取出的200万美元军饷。一个装有1万枚硬币的麻袋破裂开，硬币撒满了整个甲板，一名反应迅速的军官立即让士兵们立正，出纳们则在这些站立不动的士兵们四周来回爬动，将硬币重新收集起来。

除了军饷和重达90吨的地图之外，装卸工们还将200枚银星勋章、6 000枚紫心勋章和4 000枚其他等级的勋章一并送上船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勋章将成为第45师勇气的最好证明，但也仅仅只是个开端。7月4日下午，船只驶离奥兰码头时，一些士兵掏出砖块当作磨刀石使用：几天前，巴顿将军曾视察过该师并宣称，就眼前艰巨的任务而言，他们的刺刀未免太钝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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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尔以东，直线距离340英里外，更多的美国军队驻扎在比塞大湖周围荒芜的平原上，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这里是位于突尼斯第二大城市南面的一片浅湾。5月初，被撤退的德国人凿沉的十几艘船只层层叠叠，像稻草人一样横跨在海湾细细的颈部。海军潜水员花了数周时间，用锯子和乙炔炬将这些沉船分解，再炸开船体下方的沙丘，残骸便自然而然地沉了下去，海面也就恢复通畅了。

LST、LSI（步兵登陆舰）、LCT（坦克登陆艇）以及另外11种两栖舰艇停泊在比塞大湖中，“千舟待发”。在突尼斯战役中被摧毁的法国水上飞机残骸和生锈的平底驳船半没在岸边的水中，令航道变得复杂起来，一些笨重的登陆艇频频“撞上沉船、相互碰撞、触礁或撞上驻锚的船只”，一名目击者叙述道。正如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中唱的那样：“像我这样的傻瓜还能写诗，但能驾驶LST的只有上帝。”

德国空军偶尔会在拂晓前偷偷溜过西西里海峡发起空袭，将沉睡中的兵营唤醒，但很少造成大的损失。警报器凄厉地鸣叫着，烟雾发生器制造出厚厚的灰色烟幕以隐蔽船只，探照灯的光束一旦锁定敌机，湖边数百门高射炮的炮火便如喷泉般射出。甲板上的人们躲在救生艇下，以避开犹如钢铁冰雹般落下的弹片。在突尼斯其他一些地方，德国人的飞机朝村落撒下大量传单：“现在正是对抗英国人、美国人和犹太人之时……培养你们的孩子仇视他们。”

这里集结着美国陆军最著名的3支部队：第1、第3步兵师，以及驻扎在南面凯鲁万附近的第82空降师。按照计划，部队被分配到以州和城市为代号的各个地区（在诺曼底战役发起前，这一做法被照本复制）：一个团驻扎在“佛罗里达州”，下辖的几个营分驻“迈阿密”“代托纳”“杰克逊维尔”，要是该团被派驻“得克萨斯州”，这几个营便驻扎在“休斯敦”“达拉斯”“沃斯堡”。

当清晨第一道曙光照亮营地，阿拉伯小贩们便出现了，卖柠檬水、兜售“阿拉伯酒”、理发或是推销“罗马人的”陶瓷花瓶。一到上午，炎热就开始发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风“像一堵火墙”，人们在微温的饮用水中掺入薄荷，使其更加可口。苍蝇和蚊子出没于沟式坑厕和充当厨房的帐篷内，厨师们在里面为驻扎于被占领的德军靶场上的几万人制作食物。指挥官们试图以清晨的远足和激烈的排球赛让部下们忙碌起来。第19战斗工兵营的士兵往比塞大湖里扔了半磅TNT炸药，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便捞起大堆翻着白肚皮的鱼，足够近200人美餐一顿。第82空降师的军官们买了10只小羊和一群绵羊，以及4 000升啤酒，准备在发起进攻前举办一场烧烤宴会。

士兵们的情绪很不好，总渴望打上一架。伞兵中的神枪手们“用满脸凶相的阿拉伯人练习自己的枪法”。负责指挥第82空降师中一个伞兵团的詹姆斯·M．加文上校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那些阿拉伯人纷纷中弹，我们必须禁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下去。”假帐篷和假无线电发射机开始在“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出现，与此同时，一支支部队登上卡车，被送往湖泊周围的登船点。在吼叫着的中士们的驱赶下，士兵们慢腾腾地登上LST、LSI和LCT。他们的身份要按照一份烦琐的登船名单加以核实。每支船队分派8名文员，每人持23份登船名单，出于上级才知道的莫名其妙的原因，一支船队的人员名单通常多达6 000多页。

拥挤和混乱仍然是家常便饭：卡车司机拐错了弯；水手们从超载的船只上卸下的货物一转眼又被塞回船上；临时堆放弹药的地方起火，火焰蹿过防火带，使2 000吨弹药在一系列壮观的爆炸中化为乌有；菜鸟船员们不小心将锚缠绕在一起，试图用铁链、绳缆和锚钩将其分开时，咒骂声越过水面传来。

当然，这些都不足以阻止他们。高歌猛进的势头已将他们带到了这里，还会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船只一艘接一艘驶入湖中，集结一处，并按颜色对其进行编队。汗流浃背的士兵们待在船舱里，寻找着船舷侧方遮光物上的缝隙。士兵们凝视着北面空阔的地中海，将新配发的磺胺粉和野战绷带塞入背包。他们非常想知道，会在哪里用上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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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面更远处，从班加西到海法和贝鲁特，英国人也做好了准备。自1940年以来，第八集团军一直在北非奋战。一名仰慕者写道：“一个庞大的吉卜赛营地正四处奔波，或者说，这是一个部落的迁徙。”士兵们的交谈中夹杂着阿拉伯语，属maleesh（没关系）和bardin（没多久）最多。许多人在胳膊和脸上涂了一层紫红色药膏，用以治疗因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灰尘和沙子中而患上的感染性沙漠疮。厌战情绪同样折磨着他们，没有药膏可以抚慰3年征战对心灵造成的创伤。一名士兵承认自己的“集体责任感已经崩溃”。醉酒的老兵们大步穿过营区，吼叫着：“一群蠢货，我们再也不能打这该死的仗了。”

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将投入战斗。一支舰队集结于苏伊士湾北部，诸如“多塞特”“德文斯”“汉普郡”这些步兵团，分别登上了“斯特拉斯内弗”号、“克伦”号和“奥特朗托”号这些昔日用作班轮的船只。身穿白色制服的印度侍者送上一顿有四道菜的晚餐，士兵们唱起了英王爱德华时代的怀旧歌曲——“黛西，黛西，告诉我你的答复！”——又将随身带着的英镑换成入侵国当地的货币。舰队于7月初挤过苏伊士运河，驶过沉船的残骸和伊斯梅利亚的露天剧场。据一部团史记载，在塞德港“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泳装游行，部队弃船登岸，列队穿过镇子”赶往海滩，很快，数英里长的路上满是赤裸的英国人。士兵们聚在“一堆庞大的篝火旁，尽情畅饮啤酒”。随后，他们跟在身穿褶裥短裙和白色护脚的风笛手身后，回到他们的船上。

7月5日，进攻舰队在远离埃及海岸的地中海锚地集结。一些鼓舞士气的工作却令士兵们更为恼火。例如，搭载第2“因斯尼吉林人”营的船上，扬声器里不停播放着“布基伍基B连吹小号的小伙子”。神父们还举行了战前祈祷，要求“为重新夺回欧洲……进行一次特别代祷”。身穿卡其色短裤的通信兵向离开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港码头的船只发出旗语。中士们恐吓着部下，让他们服下抗疟疾药片，第1皇家坦克团的一名士兵评论道：“简直就像屠宰厂门前养尊处优的肥牛，重要的是，就算死掉，我们也应该是健康的。”

许多人为离开非洲而感到遗憾。在那里，他们一直“睡在漫天星斗下”。在那里，第八集团军获得了现代战争中可能获得的最大荣耀。同样是在那里，他们留下了数千名战友的尸体。“但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出发了，”这名坦克兵说道，“因为，这一切都结束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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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过后不久，“蒙罗维亚”号留单头缆，收起右舷锚，在两艘拖船的帮助下驶出旧港池，缓缓向阿尔及尔港外的12米等深线而去。令肯特·休伊特懊恼的是，港口的法国引水员跨过“蒙罗维亚”号的侧栏返回岸上时大声喊道：“祝你们西西里之行一路顺风。”反间谍人员立即逮捕了这名引水员和他的拖船组员，秘密关押到登陆行动开始才将其释放。

尽管精心安排了安全防范措施，但休伊特还是无法确定“爱斯基摩人行动”是否仍然是秘密。密封的西西里岛地图和其他机密文件已由全副武装的信使分发给整支舰队，起航后才能用钥匙启封。直到最后一刻，意大利语译员们才被分派到各陆军单位。但违规现象仍屡禁不止：一些船只过早分发了“西西里岛士兵指南”，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一幅巨大的岛屿剪影，这让码头上的人们开始谈论起此次行动的目的地；开罗的一名英国军官将他的华达呢军装送去干洗时，记录着“爱斯基摩人行动”计划的笔记本甚至还放在衣兜里，安全人员搜查了洗衣店，却发现涉及重要内容的几页已被店员撕去，当作便笺给顾客写了发票。

休伊特在“蒙罗维亚”号的指挥舰桥上来回踱步，聆听着船上800人执行弃舰演练时发出的喧闹声。除了对德国人是否知情的担忧之外，他还有大量细节问题需要考虑：舰队中包括20艘坦克登陆舰，每艘携带1万加仑的水，这够吗？17艘医务船曾被派往北非，其中5艘此刻正向西西里岛进发，这够吗？据报告，长达600英里的非洲海岸线和马耳他海上接近地的水雷已被肃清，可是，真的被彻底清除了吗？敌人的潜艇情况怎样？去年11月在摩洛哥登陆后，休伊特已经因为德国人的U型潜艇而损失了大量船只和140名部下，这段记忆仍令他心痛不已。至于现在，对于他负责保护的8万名士兵，休伊特只能从自己最喜欢的格言中获得安慰：“尽你所能，然后期待最好的结果。”

一年前，在为“火炬行动”做准备期间，休伊特就与陆军产生了分歧，筹划“爱斯基摩人行动”时依然如此。有些摩擦纯属琐碎的小事：陆军和海军的补给人员竞相出价，抬高了租用阿尔及利亚仓库的价格；陆军坚决要求调用“蒙罗维亚”号作为指挥舰，可任何一个蠢货都知道这是一艘旗舰。几天前，休伊特惊讶地发现，巴顿竟然部署哨兵守在“蒙罗维亚”号指挥室外，连自己的参谋人员都禁止入内，当然，这种无礼之举迅速就被纠正。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巴顿一直不肯将他的指挥部从距离阿尔及尔200英里之遥的穆斯塔加奈姆迁过来，这段距离使联合策划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休伊特和巴顿还是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甚至相互喜爱起来。他们在“火炬行动”期间曾使用的“舰队司令”和“将军”的礼仪性称呼，现在被更为亲密的“肯特”和“乔治”代替。巴顿也会偶尔站在海军这一边，在最近的一次争执中，陆军方面反对休伊特的建议，并提出用橡皮艇将士兵们送上西西里岛的滩头。“坐下！”巴顿对他的部下厉声喝道，“既然是海军负责把你们送上岸，他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用任何一样该死的东西把你们送上岸。”在陆地上的最后一晚，休伊特邀请巴顿和另外几位将领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那是一座向一位丹麦葡萄酒商征用来的别墅。几个小时的畅饮后，休伊特把将领们送上指挥车，这些汽车将把他们送回各自的船只。巴顿要比另外几人清醒一些，出门时打量着墙上半裸女人的不雅壁画，嘟囔道：“幸亏我住在兵营里。”

下午5点，“蒙罗维亚”号发出起锚信号，随即在形形色色的军舰和登陆舰的簇拥下，进入已被扫雷舰肃清的水道。在雷达显示一群疑似敌机的飞机正在接近时，舰队出现短暂的慌乱，但这些光点很快就被证实是船上的拦阻气球，被缆绳拴着，用于阻止敌军俯冲的轰炸机和不断扫射的战斗机。信号灯发出莫尔斯电码，舰队开始以“之”字形航行，按照事先的约定，以第35号航行模式的10节航速前进。

阿尔及尔的白色轮廓消失在后方，休伊特注视着出现在右舷的非洲山脉。太阳落入紫红色的海中时，山麓碎石间的氧化铁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血红色。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现在将期待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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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桥后方，“蒙罗维亚”号宽敞的旗舰舱内，乔治·巴顿甚至能感觉到船加速时，螺旋桨在海水中的不断搅动。海军表现得很热情，努力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登船时，迎接巴顿的是连续的汽笛声，另外还从食堂派了两个小伙子担任他的贴身侍从。以军舰的标准来看，他的舱室堪称奢侈，面积足有270平方英尺那么大，配有书桌、床铺、餐桌和淋浴设备。尽管如此，巴顿在私下里仍对姊妹军种持保留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海军是我们的薄弱之处。”而对肯特·休伊特，他评论道：“非常友好，但一贯意识模糊。”

巴顿已做好战斗准备，至少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他精心裁剪的上衣和呢子马裤都无可挑剔，那支出名的手枪插在枪套内，伸手可及。最近几个月，他通过跑步和游泳减轻体重，通过减少饮酒和吸烟改善健康状态。在美军遭遇凯塞林山口战役惨败，以及第2军军长被撤职之后，巴顿已经在突尼斯指挥美军长达6周时间。自4月中旬恢复“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准备工作后，他一直仔细琢磨着美军及其指挥官们起伏不定的表现。当年6月，在发给各级指挥官的一份备忘录中，巴顿通过总结、提炼非洲战役和36年军旅生涯的经验，提出了27条战术格言。第7条：“始终压低火力。”第13条：“山地战中，夺取高地，顺坡而下；”第22条：“如对下一步行动存有疑问，只管进攻。”其中还包括了他的个人准则，即第18条：“绝不向恐惧低头。”

但他仍然被恐惧笼罩着，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在炮火中退却。这个体弱多病的加利福尼亚婴儿成长为一个害羞、敏感的小伙子，然后又成为“一个天性怯懦的人”，一位老朋友在穆斯塔加奈姆见过巴顿后，于6月26日这样写道。外表华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也是他为自己戴上的，自认作为一名自信的指挥官应该戴上的面具。“我比过去更加不喜欢子弹的呼啸声，”巴顿在7月1日写道，“尽管它们仍在吸引着我。”1928年，他的上司曾说：“巴顿在战争时期是无价之宝，但在和平时期却是个令人不安的因素。”现在，他的时代到来了。巴顿年轻时曾豪言：“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一天已然到来。

最近几个星期，他从一个营地赶往另一个营地，宣讲暴力和职责。他告诉第45步兵师：“对于一个人来说，战斗是一场可以尽情享受的最壮观的竞赛。它令优异者脱颖而出，并淘汰掉一切弱者。”针对该师的军官，他又补充道：“部下和国家托付给你们一种神圣的信任，要是辜负了这种信任，你们就是最低等的动物。”

在阿尔及尔一座庞大的露天竞技场内，巴顿大步走上台时周围“鼓号齐鸣”，勋章令他的军装熠熠生辉。他告诉士兵们：“对于军人，没有什么比为一项崇高而又光荣的事业战死沙场更荣耀了。”至于军方的“反亲善政策”，他认为是“纯属胡扯，一支不会搞女人的军队就不会打仗”。一名军医写道，士兵们“吼叫着，跺着脚、吹着口哨以示赞同”。一位目击者说，这种低俗的表演，旨在“用语言磨炼他们，激发他们的血性”。巴顿的副官在6月1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是个伟大的仇恨制造者，相信我，总有一天，轴心国的那些家伙会为遇到他而痛苦万状。”

一些美国士兵已经感到痛苦了。在一次登陆演习中，巴顿发现第45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散兵坑中睡着了，便用这名士兵的步枪戳着他的肋骨，吼道：“王八蛋，给我出去！”在奥兰附近举行的另一次演习中，巴顿喊叫着：“上尉，带着这些人离开海滩，冲向他们的目标。”

“可是，长官，”那名军官回答道，“我是个牧师。”

“就算你是耶稣本人，我也不在乎，”巴顿厉声吼道，“把这些人带离海滩。”

在比塞大城外，巴顿对一名拖拖拉拉的军官喊道：“你这个王八蛋，我叫你过来，你就该跑过来。”“长官！”这名军官说道，“我讨厌被人称为王八蛋，我认为你应该向我道歉。”巴顿竟罕见地向他道歉，随即驱车离去。他说：“痛骂一顿，他们就会记住。”但是，如果说他这种带兵方式会让士兵们记住该记住的，那么他的上级同样会对此印象深刻。5月下旬在阿尔泽，巴顿对第1步兵师的一个班施展了他招牌式的长篇谩骂，这一切被艾森豪威尔和到访的乔治·马歇尔听得清清楚楚，一名将军低声说道：“他这个脾气迟早会让他玩儿完。”

然而，那些描绘愤怒的军纪执行者的漫画并没能精准捕捉到巴顿的优点。他是少数细心研究战争艺术的军官之一。他能背诵由G.F.R．亨德森撰写的“石墙”杰克逊的传记，纯粹是为了解答内心的疑问——“杰克逊会怎么做？”巴顿考取飞行执照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空中作战，掌握了丰富的航海技术并航行至夏威夷，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海洋上的军事行动，这与在空阔的沙漠上作战很相似。

他还是个对妻子充满爱意，又有点任性的丈夫。在即将发动进攻的前夕，他的思绪飘至妻子比阿特丽斯身边。他们俩在16岁时便相识了，在许多方面，两人能力相当。5月初时，巴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仔细读读克伦威尔，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她聪明而渊博，是个技术熟练的水手，还是个成功的小说家，会在骑马打猎前吞下一个打在玻璃杯里的生鸡蛋作为早餐。1909年夏天，巴顿骑着马上了楼梯，在她住处的阳台上向她求婚。在父亲不肯接受这样一位求婚者时，她假装绝食以示抗议，并将米粒打成粉末涂抹在脸上，扮成脸色苍白的样子，直到父亲心软为止。对于巴顿，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多么勇敢的人啊！他非常伟大，脑中总有奇妙的灵感闪现，而且性格极具戏剧性。”

“我毫无不祥的预感，并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巴顿在“蒙罗维亚”号起航前写信告诉妻子。实际上，他有另外一种预感，感到自己将获得不朽的声名，美国将产生一位统帅。他能感觉到，荣耀正在西西里岛等待着他。“我相信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而且，我会使其应验，这场演出必须获得成功。”

最后一款被陆军采用的骑兵军刀就是巴顿设计的，这是一种直形双刃劈砍式武器，刀如其人。“要是你拼死冲锋，”他声称，“它就能带你杀开一条血路。”登上“蒙罗维亚”号前不久，他召集手下的将领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落，巴顿挥了挥手中的轻便手杖，示意大家散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这帮浑蛋，”他吼道，“除非是在你们西西里岛海滩的指挥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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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东面和西面而来的两支护航舰队会合后，表现出空前的规模和气势，这就是休伊特所说的“最庞大的舰队”。放眼望去，到处都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航行灯，映射在粼粼波动的上千条尾流中。明亮的“飞象”拦阻气球悬浮在空中，负责护航的双尾翼P-38战斗机在更高处翱翔。

最终，士兵们获悉了行动的目的地，船上的彩池向颇具先见之明的赢家付清了奖金。“我们正驶往西西里岛，”奥兰护航队的指挥官在美国军舰“安肯”号上宣布，“我有很多坏消息，但我并不打算说，应该把它们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士兵们聚在露天甲板上，背诵“二十三首诗篇”。水手们提醒旱鸭子们，遭遇空袭时跳入水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炸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能震破300码距离内落水者的肺和脾。崇尚古典文学艺术的人们试着回忆修昔底德，但几乎没有人能从其关于25个世纪前一位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岛的记述中获得慰藉，在那次远征中，胜利者赢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出征者却遭受到最具灾难性的惨败”。

7月8日早晨，冒着蒸汽的“蒙罗维亚”号驶过比塞大港，正按照第10号航行计划，以12节半的航速沿“之”字形前进，赶往邦角和通向西西里岛的航道。英国的一支驱逐舰队掩护着其靠海一方的侧翼。其他船只从港口驶出，汇入舰队，穿过已肃清水雷的突尼斯海峡。这些舰船驶过时，一支由美国水兵和英国水手组成的仪仗队整齐地排列在比塞大港饱受摧残的海关大楼顶上。前甲板上的水手们回礼，并挥手道别。“朝船尾望去，”一名军官写道，“另一支护航队甚至比我们这支更庞大，他们离得那么远，看上去就像一队行进中的蚂蚁，如小黑点一般模糊不清。”

他补充道：“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