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弗里德里希的塑造（上）
恢复
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监禁中解放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1731年8月的和解仪式之后，弗里德里希被允许离开屈斯特林日常出游，一段时间以后，他能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尽管只能在勃兰登堡境内游玩。11月，他在柏林参加了威廉明妮的婚礼，并正式被军队重新接纳。1在屈斯特林，他被安排学习省级行政机构的基本业务，特别是经济节约和精细核算的需求方面。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指示，这一切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因为从书本上什么也学不到，只有实践经验能教人东西，就是因为阅读了太多无用的书籍，王储才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危险和有害的处境”。因此，弗里德里希的读物仍局限于一本赞美诗集、《圣经》和约翰·阿恩特名为《基督教真义》的虔诚的反思录。2
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的订婚令弗里德里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一个月后，即1732年4月，弗里德里希被任命为一个步兵团的上校并搬到了第一营指挥部的所在地、柏林西北的小镇鲁平（第二营驻扎在鲁平以南35千米处的瑙恩）。在这里，弗里德里希表现出认真遵守对父亲许下的誓言的样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事务。他确实非常地勤勉，以至于1734年，以要求严苛出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当年年度考核之后专门对他的团给予特别表彰（然后在下一年的表彰活动后拥抱了他）。这次嘉奖之后不久，弗里德里希被擢升为少将。3同样是在173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经历了一次卟啉症的剧烈发作，彻底的解放似乎指日可待。弗里德里希已经准备好执政了，但他父亲出人意料地康复了，这令他非常失望。4
弗里德里希清楚地知道他的自由是有条件的，所以他做到了所有的要求。但在经历了过去的屈辱后，他也开始重拾自尊，并在父亲强烈的个性下维护自己的本性。他通过采用引言中提到的那三方面策略实现了这一目标：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召集友好的伙伴，以及超越父亲。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文化。从基督教虔诚的节制中解放出来后，弗里德里希重新开始阅读1730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收并出售的那类书籍。他不会拉丁文——这是由于他父亲命令没必要学这么“没用”的东西5，他也几乎不会英语，并且只在跟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讲话时说德语，因此，这意味着一切都必须用法语。弗里德里希阅读了希腊和罗马古典著作的法文译本，还有英国乃至德意志的哲学。还可以推测，1730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禁止订购的法国葡萄酒，又回到了他的餐桌上。6
弗里德里希长期以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皮埃尔·培尔（1647—1706），其作品曾被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虽然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试图把培尔收归基督教阵营，但他还是被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者视为非常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那位的话。7他1697年出版的《历史和批判词典》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版再版。伏尔泰称赞它是“第一本教人思考的词典”。为表达敬意，弗里德里希资助了这部著作，并从其简明的全文中挑选出若干文章编成两本选集。在他看来，这本书“撕下了蒙在人类眼睛上的谬误的眼罩”，给了宗教致命一击。8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和书信中，对培尔及其影响力的赞誉之辞比比皆是。他称赞培尔是“伏尔泰的真正先驱”“欧洲首屈一指的辩证法大师”“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人中，他最懂得如何使用辩证法和推理得到最多的东西”，等等。9弗里德里希写道，在反对宗教不宽容的斗争中，伏尔泰站在了另一个巨人培尔的肩膀上。10在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向达尔让斯侯爵抱怨道，他无意中把培尔的书落在了布雷斯劳。他要求把《关于彗星问题的思考》尽快送过去，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一治愈我们偏见并提供必需营养的精神食粮，来维持我们的理性和良好的判断”。11这本书后来被他誉为最好的逻辑思维指南。12还有一个证据表明培尔对弗里德里希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在弗里德里希图书馆中的《历史和批判词典》这本书里，有大量的着重线和旁注。13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即1785—1786年的那个冬天，他仍在让人把他4版培尔《历史和批判词典》中某一版里的部分段落读给他听。14
在鲁平，弗里德里希还可以将注意力投入到音乐中去，他认为音乐值得他这么做。音乐对他来说远不仅是令人愉快的消遣和闲暇时刻的私人娱乐。终其一生，他都把音乐当作自己本性和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自视为阿波罗，是学术和艺术（特别是音乐）的保护神。这种认同作为主旨贯穿在他的工作中。151738年，他给绍姆堡－利珀伯爵写了一封言辞雄辩的信，强调音乐对于一个真正贵族的存在以及积极生活的核心意义。他把这样的贵族与那些可鄙的西班牙贵族们比较，那些贵族认为懒惰是高贵身份的真正标志。弗里德里希坚称，音乐传达情感、直击灵魂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16他刚到鲁平，就着手组建了一支由器乐演奏家和歌手组成的乐队。约翰·戈特利布·格劳恩是第一个加入乐队的，他是一位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曾担任过瓦尔代克亲王的音乐总管。1735年他的弟弟，教授弗里德里希音乐理论的卡尔·海因里希也加入进来，他将成为弗里德里希宫廷里最重要的作曲家。17弗里德里希洞察到了格劳恩兄弟的才华并确保长期雇用他们，这点非常值得赞扬。这两人一直为弗里德里希服务，直到他们在1771年和1759年分别去世。另外两位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兼作曲家弗朗茨和约翰·本达兄弟也是这样，他们先后于1733年和1734年被弗里德里希纳入麾下，直到分别于1786年和1752年去世。18弗朗茨·本达在自传中声称曾上万次为弗里德里希演奏的长笛协奏曲伴奏。19鲁平其他的杰出音乐家包括大键琴演奏家克里斯托夫·沙夫拉特和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约翰·戈特利布·雅尼奇。20还有一位偶尔到来的访客——长笛演奏家约翰·约阿希姆·匡茨，如果他没有被波兰－萨克森国王留住的话，弗里德里希本来很愿意聘请他。
弗里德里希在鲁平的音乐团队最终达到了17人的规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到安哈尔特－科滕亲王利奥波德处就职时，利奥波德的乐队也只有16人）。211736年，他们全部随着弗里德里希搬到了鲁平以北约20千米，位于莱茵斯贝格的新住所。这处住所是173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应弗里德里希之请买下的，代表着父子和解之路的完成。这座城堡位于风景如画的格仁尼瑞克湖畔，莱茵河水汇入湖中，四周环绕着山毛榉和橡树林，现在急需修整。国王的慷慨之举有着严格的限制，他不允许拆除现有建筑完全重建。尽管初步的调整是在皇家建筑总管约翰·戈特弗里德·克梅特尔监督之下进行的，但弗里德里希很早就秘密地向他的朋友，也是他选中的建筑师格奥尔格·文策斯劳斯·冯·克诺贝尔斯多夫男爵咨询，他是一位有军队背景、富有天赋的业余建筑师。他接受的第一项正式委托就是为弗里德里希在鲁平修建一座规则式园林，主要建筑是一座阿波罗神庙。22之后，在1736—1737年，弗里德里希派他到意大利长期游历，研究古代和现代的建筑，特别是剧院建筑。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克诺贝尔斯多夫着手把莱茵斯贝格的城堡改造成合乎王储身份的宅邸。最后成果是一座中等大小，比例合适的乡间别墅，其外形延续至今几乎未曾改变。23单独的庭院伸出两个侧翼，由开放的柱廊连接，尽头是两座圆形塔楼，因为需要把已有的塔楼纳入建筑中，这座建筑拥有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虽然克诺贝尔斯多夫绘制设计图并担任工程负责人，但提供设计理念的是弗里德里希，特别是那些与内部空间相关的设计。这所建筑不追求象征性的炫耀目的，它的朝向远离城镇的公共空间（宫殿背对城镇），而是对着花园和湖泊组成的私人领域。弗里德里希可以从位于南边塔楼的小图书馆的3个方向俯瞰湖泊和花园，视线不受其他建筑的阻碍。紧邻这间房间的是他的主图书馆，接着是一间书房和一套有8个房间的套房，占据了南翼大部分的空间。塔楼房间的天花板上是一幅名为《书房中的安宁》的绘画，由宫廷画家安托万·佩恩绘制，画中智慧女神密涅瓦为科学、艺术和文学的拟人化形象围绕，其中一人手指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两个作家的名字：贺拉斯和伏尔泰。24同时代人的描述揭示了建筑里的家具和内部装饰是多么豪华，银色、镀金与柔和的色调十分显眼。25在室外，中世纪的护城河与莱茵河都被裁弯取直，显得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建造的、以直线为特征的法式花园相得益彰。26
弗里德里希与妻子的关系
紧邻着弗里德里希住处的是他妻子的套房，她于1736年8月20日搬来莱茵斯贝格。她的卧室里摆放着一张巨大又华丽的卧床，这是一份来自她公公的礼物。27弗里德里希·威廉急于让这张床立即发挥令人满意的功能，这心愿如此热切，以至于他答应等弗里德里希生下一个孩子后就允许他出国旅行。28一年前，他给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送生日礼物的时候附了一张短笺：“夫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衷心地祝贺你，愿你长寿，早日生下一个结实健壮的胖小子。”29他这个愿望的受挫引出了对弗里德里希性取向重要却含糊的质疑。
过去，历史学家们要么不去提这个话题，要么就是轻蔑地迅速跳过去，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奥托·欣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1915年，他关于霍亨索伦家族历史的权威著作首次出版，其中有一段谈论弗里德里希的性取向问题。他表示，“流言蜚语”是矛盾的，无须去反驳；关于“变态倾向”的恶意故事不应重复提及；弗里德里希年轻时已经耗尽了（异性）爱情之杯的最后一滴甘露，然后因为健康的原因回避爱情；并且他对女人的那种冷淡是18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态度（但这一观察结论在考虑到伏尔泰、卢梭或狄德罗等人时就不合适了）。30下一代的传记作家里最杰出的一位格哈德·里特尔更是敷衍，只是记录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以及“弗里德里希的性生活没有异常之处”，虽然他承认说“他在心理方面的性需求同身体方面一样是非常有限的，这点不同寻常”。31特奥多尔·席德尔也没有什么新的成果，他一本正经地写道，“没有官方记录”能解释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很早就确定他不会有孩子（说得好像这就解决了什么疑问似的）。席德尔补充道，虽然伏尔泰散播过有关他性取向的恶意谣言，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时陪伴过他的医生、生于瑞士的约翰·格奥尔格·冯·齐默尔曼，这位医生写道，弗里德里希确信自己是因为婚前不久被妓女传染了性病而导致阳痿的。32目前公认的权威传记的作者约翰内斯·库尼施也坚持认为，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是个彻底的异性恋者，但他的“同性恋倾向”在他即位后变得明显起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33他也重复了齐默尔曼的叙述。34但是，在庆祝弗里德里希三百周年诞辰时发表的两项短篇研究的观点是很明确的：“解释弗里德里希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是他的性取向。弗里德里希是同性恋者。”这是沃尔夫冈·伯格多夫的结论，而莱因哈德·阿灵斯对于自己所提出的“弗里德里希是个同性恋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有合理的怀疑。”35他们的观点最近被彼得－米夏埃尔·哈恩出色的传记所证实。36接下来我们将要论证，最近的这些观点是最符合已知材料的，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定无疑的答案。
关于弗里德里希的性取向，最翔实也是影响力最持久的同时代记录是齐默尔曼提供的。根据这一版本，弗里德里希在年轻时是热情的异性恋。因为他父亲残忍地拒绝让体面的女人们陪伴他，迫于需求，他投向了妓女的怀抱。不幸的是，就在弗里德里希·威廉要带他去不伦瑞克见他的准新娘时，他感染了严重的急性淋病。在他堂叔勃兰登堡－施韦特边疆伯爵的建议下，弗里德里希“接受了马尔肖的医生”诊治，他认为病已经治愈，然后继续行程了。他对这位父亲强迫他娶的新娘产生的所有顾虑，都被“无与伦比”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的“魅力和美貌”所打消，所以他们的婚姻最初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对幸福的夫妇每晚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可惜在6个月幸福的婚姻生活后，淋病再次严重发作，弗里德里希生命都处在危险之中。公认的唯一补救方法是做外科手术，这导致他的生殖器轻微变形。齐默尔曼强调，这并不等于使人变得“胆小、狡诈又虚伪”的阉割手术。虽然只是“一点点的残缺”，但他没有被阉割，仍能产生精子，因此他还是他一直以来的样子：“聪明绝顶，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无所畏惧的英雄。”他“肯定还”有异性恋的冲动，却认为自己的小缺陷让自己成了一个阉人。这是“完全违背他的爱好也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的”，因此他觉得有义务疏远他如此热爱的妻子，并假装他是因为这桩强迫的婚姻疏远了她。但弗里德里希走得更远：他假装自己喜欢齐默尔曼含糊其词地提及的那种“苏格拉底式的爱情”，以便他能继续表现得精力充沛而且有性能力，尽管是对男人。他不愿暴露导致无法有性行为的轻微畸形，而宁愿忍受认为他有“与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相同的堕落恶习”的猜测。37
这种说法除了本身让人难以置信外，还缺乏任何类型的证据。最根本的是，齐默尔曼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消息来源，如果真的有消息来源的话。1733年所谓的手术引起的生殖器变形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是检验齐默尔曼叙述真伪的试金石。作为弗里德里希临终重病的治疗医生，齐默尔曼几乎肯定会有机会做必要的检查。然而，协助筹备弗里德里希遗体安葬事务的外科医生戈特利布·恩格尔愤怒地宣称，国王的生殖器“跟正常的健康人一样完美无缺”。38这一观点为协助清洗遗体的3名卫生人员在1790年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证实。39虽然以下这点不一定会证明齐默尔曼的话站不住脚，但还是有必要指出，齐默尔曼长期充满热情地崇拜着弗里德里希，尽管他出生于瑞士，又自愿成为汉诺威人。1771年他第一次遇到他的偶像，眼泪汪汪地离开房间后感叹道：“哦，我对普鲁士国王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达！”40不过，他的记载错误太多，可靠性肯定值得怀疑。例如，他说新婚夫妇结婚后立即搬到了莱茵斯贝格，而事实是3年后。41此外，他自己为弗里德里希的辩解经常走向意料之外的方向。比如，他写道，“几乎每个”了解弗里德里希的人——朋友和敌人，君主和仆人，甚至他最亲密的知己和同伴——都认为他“卷入了类似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之间的那种关系”。就连齐默尔曼自己也曾相信过这些，特别是由于弗里德里希的一个男性宠臣曾告诉过他，1756年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在同性性行为方面仍然积极主动。42
另一方面，当然也有一些确定的证据表明，就算没有积极活跃地进行异性恋活动，弗里德里希也为异性所吸引。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模棱两可的德累斯顿事件。他与一位已婚女子的调情得到了更详细的记录。这位女子是埃莱奥诺蕾－路易丝·冯·弗雷奇，弗里德里希对她的追求开始于他在屈斯特林的日子。保存下来的7封信写于1731—1732年间，语气热情但轻快，带着讥讽，近乎轻浮并且高度程式化。43有4封信是以诗歌形式写的，或者包含着诗句，例如：
接受吧，夫人，一颗温柔过度的心灵
它不耐烦地等待唯有你的许可
甜蜜地拜服在你面前，
而它到现在为止，还在犹豫不决。
我数着时辰，数着分钟，
直到我收到你的决定，
这将决定我所有的行动。44
与这段关系相关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1732年8月30日大臣冯·格伦布科写信给奥地利大使冯·泽肯多夫（他的姓“Seckendorf”经常被拼成“Seckendorff”）说，弗里德里希·威廉曾告诉他，弗里德里希已经让冯·弗雷奇夫人怀孕了，戴了绿帽的丈夫会拒绝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为儿子这一性能力的象征感到高兴，并希望弗里德里希能让未婚妻同样印象深刻。45对泽肯多夫而言这不足为奇，因为6个月前他已经向维也纳的欧根亲王汇报过，弗里德里希热切地恋慕着这位女士，陷入了与她激烈的寻欢作乐之中，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任何事情。46这个故事的最终来源又是格伦布科，他领着奥地利付给的津贴，在弗里德里希身边安插了间谍，并通过泽肯多夫把任何可能有价值的消息送回他的赞助人手中。虽然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故事，但他也没有透露他是如何得知的。他很可能在弗里德里希身边埋下了一个线人，但此人很难出现在这类约会的现场。当然，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人存在什么肉体关系，并且冯·弗雷奇夫人也没有怀孕。泽肯多夫自己都不相信这种说法。一个月后，他告诉欧根亲王，虽然弗里德里希性欲勃发，但“大家公认”他的身体能力无法匹配他的野心，因此他多情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卖弄炫耀，而非真正的欲望。47
当然，到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已经订婚了。正如泽肯多夫感叹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对他准新娘的态度在闷声服从和强烈拒绝之间摇摆不定。1732年3月他写信给他姐姐说，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不是没有优点，因为她有一张相当漂亮的脸，一头金发，肤色好看，胸部匀称，身材苗条，但另一方面她眼窝深陷，嘴巴丑陋，牙齿不好，笑容讨嫌，走路的样子像一只鸭子。此外，她所受的教育非常糟糕，谈话过程中很紧张，所以几乎总是保持沉默。她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礼貌文雅，态度谦逊，总之“不是我猜想和被误导的那样糟糕”。不过，他最后说，他对她一点儿也不满意，她是他父亲选中的人就是充分的理由。48他自己宁愿从其他的候选人中挑一个，挑一位萨克森－爱森纳赫的公主或是一位梅克伦堡的公主。他刚表示同意婚事就对格伦布科说道：“我的人生一直都不快乐，我相信一直这样就是我的命运……但我还有最后一招，一颗子弹会让我的痛苦和人生同时终结。”他恳求格伦布科停止婚礼。这位大臣的回应是严厉地提醒他想一想腓力二世之子唐·卡洛斯①的命运。4918个月的漫长订婚期并没有让他与自己的命运和解。1732年9月他告诉威廉明妮，他非但没有爱上自己的准新娘，反倒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厌恶。这桩婚事会一事无成的，他补充说，他们没有亲密感，没有友善的关系。50
泽肯多夫仍然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弗里德里希虽然极度抵触，但也能理解，婚姻提供了逃出当前屈从状态的唯一机会。51他是对的。同样是1732年9月，弗里德里希在致格伦布科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们想控制我进入一种多情的心境中；但不幸的是，我本性又不是驴子，我很怀疑他们是否会成功……婚姻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年，一旦我达到这个状态，我将成为我自己家里的主人，我妻子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女人不管是在管理还是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她们的份！我相信一个让自己受女性管束的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胆小鬼，配不上男人这个光荣的称号。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以绅士的方式结婚，也就是说，我让夫人做她认为合适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万岁！……我会遵守我的诺言，我会结婚，但在这之后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再见，夫人，再见吧。52
弗里德里希在婚礼临近时的感受也表现在1733年初他写给格伦布科的一封充满嘲讽的信中：“我的公主寄给我一个鼻烟壶，收到的时候已经打破了，我不知道这是否象征着她的贞洁之身、她的美德和她整个人的脆弱。”53在这之前不久他告诉威廉明妮说，他出于“极度的必要性”才接受这场婚礼，他在内心是拒绝它的。54鉴于她自己的包办婚姻就很不幸，威廉明妮大概会很赞同弗里德里希对婚姻的说法：他把婚姻比作鼠疫，后来还说“结婚”这个词令他极度痛苦。55
婚礼后发生的事鲜有证据。弗里德里希在自己新婚之夜的第一反应是写信给威廉明妮大呼道“感谢上帝它结束了！”，还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姐姐，他是完全属于她的。56对这桩婚事早期阶段最有趣的评论来自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冯·泽肯多夫收藏的一本日记，他是奥地利大使的侄子，1734—1737年在柏林。他虽然并非弗里德里希小圈子里的成员，但经常见到弗里德里希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活动在普鲁士上流社会之中。1734年10月，泽肯多夫记载道，弗里德里希“喜欢王储妃”，并给冯·德·舒伦堡伯爵展示了她的来信，他还加上了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点评：“即便如此，她还是有常识的。”泽肯多夫大概也是从舒伦堡处得知“他和她多次上床”，因为他接着补充说，人们都说弗里德里希登基的时候会抛弃自己的妻子，而舒伦堡对此只是笑笑而已。57泽肯多夫还与弗里德里希·冯·瓦滕斯莱本伯爵交好，后者是莱茵斯贝格圈子里的一员，1741年被弗里德里希挑选为他人生中最爱的6个人之一。58他在1735年6月写道：“弗里德里希·瓦滕斯莱本向我透露，那位年轻人［弗里德里希］在下午的时候跟他妻子上床，还说她有可爱的身体和漂亮的屁股。”瓦滕斯莱本证实说，接下来的一个月弗里德里希都跟她同床共枕。59
当然了，瓦滕斯莱本无法知道在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但他肯定知道弗里德里希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对泽肯多夫而言，他没有理由在一本不打算出版的私人日记里伪造或夸大这些记录。至少，齐默尔曼有关弗里德里希被外科医生手术羞辱的故事被驳倒了。泽肯多夫的可靠性被他次年日记里一条起到部分佐证作用的记录所增加。在1736年夏天，他记录道，在弗里德里希抱怨经济拮据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曼陀菲尔伯爵曾告诉他，如果他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该生下一个继承人。弗里德里希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但补充说：“我不能出于欲望跟我的妻子睡觉，我跟她睡觉是出于责任，而非爱好。”曼陀菲尔回答说，激情并非总是必要条件，很多孩子的受孕也不是父母之间相爱的结果，王储妃很漂亮，似乎是特意为“那种事”而生的。弗里德里希也同意她很漂亮，但抗议说他从来没有爱上过她。他接着赞扬了她的许多优秀品质，包括急切地准备着满足丈夫的任何愿望。最后他总结道：“无论怎样，她都不能抱怨我不跟她睡觉，我也不知道孩子为何还不降临。”60
在泽肯多夫笔下，这次交流就好像是弗里德里希跟曼陀菲尔之间有过交谈一样，之后曼陀菲尔又把此事告诉了泽肯多夫。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和曼陀菲尔是通过信件交流的。1736年8月26日曼陀菲尔给弗里德里希写信，敦促他诞下继承人，还说这是他所有的朋友都期望的。他还表示，希望莱茵斯贝格的安定生活——弗里德里希和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刚刚搬到莱茵斯贝格——比起以前弗里德里希随军驻扎在鲁平而妻子住在柏林时必须短暂又急促的相见更有助于受孕。61在9月23日写于莱茵斯贝格的信中，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提到他对妻子的感情，仅仅写道：“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生育子孙的关心，我跟正在发情的牡鹿有相同的命运；从现在起9个月后你请求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62即使没有发生，也没什么好担心的，“王国总能找到继承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王冠空悬的状况”。63在这种书信交流之外，是否有像泽肯多夫记录的那种对话呢？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希望曼陀菲尔知道——从而让他父亲知道——他正在尽力孕育出个继承人来。
换句话说，他们在莱茵斯贝格一起生活的这4年中，弗里德里希煞费苦心地向他的父母展示自己的婚姻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在写给姐姐威廉明妮的信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妻子，就好像他的婚姻没有发生似的。1738年他派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携带秘密使命拜访神圣罗马帝国的副首相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舍恩博恩，想寻求皇帝的帮助来解除婚姻关系。64此外，迄今为止未发表的、曼陀菲尔写给他人的信件和弗里德里希写给一位冯·德·格勒本中尉的信件都表明，他继续维持着与他军团中年轻军官的亲密关系。65他在1739年夏天，随其父赴东普鲁士的旅途中写给他母亲的两封信也暗示了他在演戏。在7月27日写给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并会被呈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感情，比如：“我很期待回到莱茵斯贝格，更期待要吻你的快乐……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夫人！请不要忘记我，允许我全心全意地拥抱你，确信我完全地奉献给你。”而两周后，在一封他明确写明不要拿给他母亲看的信中，就没有那么虚情假意了，他在信的末尾仅仅写了句“你最忠实的仆人”。66弗里德里希·威廉刚去世，他对妻子的语气就变得更为尖刻。1740年5月31日，他作为国王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只是发出简短的命令，告诉她应在何时去往何地，以及要做的事情，并以“我没有时间告诉你更多的东西。再见。”草草收尾。67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成为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普鲁士王后的任何希望都被次日的一封信打破了：
夫人，等你到达［柏林］，你要先去王［太］后那里致以问候，你要努力将职责完成得比以前更好；然后你可以留在这里，你的存在是必要的，直到我写信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会见到很少的人或者见不到人。明天我将决定哀悼时女人们要做的事并向你告知细节。再见，见到你身体健康我会很开心的。68
正如其中所暗示的，从此以后弗里德里希的生命中只有一个女人：他的母亲。1731年参加姐姐威廉明妮的婚礼时，他告诉她，他的心只属于她和他们的母亲。69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那样，弗里德里希“永远是他母亲的男孩”。当她试图称呼他为“陛下”时，他回答说：“请叫我儿子，因为那是所有头衔中最适合我的称呼！”并在回应致意时坚持称她为“王太后陛下”（Her Majesty the Queen Mother）而不是“王太后”（QueenDowager）。70他登基一周后，有外交官记录道，“新国王对他母亲明显很热爱”。这位外交官还预言，国王的母亲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将把普鲁士推向汉诺威的方向，事实证明他错了。71弗里德里希不会听任何人的指挥，即使是他的母亲。然而，他明确地将她视为普鲁士的第一夫人，她在蒙碧尤宫的宫殿是来访的权贵们的第一站。弗里德里希在柏林的时候就去那里用餐。72他总是对母亲表现出 “伟大的爱”，给那些见到这场景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73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王后被晾在一边，被从属于婆婆的残忍现实公开地羞辱着。“你不可能知道我受了多少罪，”她在1740年6月28日给她兄长不伦瑞克的卡尔公爵的信中写道，“只有上帝知道，也只有上帝能帮助我。”74弗里德里希把她打发到了申豪森宫，一所位于现在柏林北部潘科区的朴素住宅。与王太后的蒙碧尤宫相比，这座宫殿要差很多。在申豪森宫，她组建了自己的小宫廷，勉强维持着显然是孤独和失意的生活。1744年3月，她写信给她的堂兄弟、不伦瑞克的费迪南德：
在其他人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仍然如囚犯一般被困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我通过阅读、工作和音乐自娱自乐。对我而言，收到你的信时永远是快乐的日子——这让我整整一天都沉浸在快乐之中，给你写信的时间是放松时间。75
弗里德里希对她的忽视只能说是故意、轻蔑且带有恶意的。这种态度在1748年夏天的一段插曲上表露无遗。为了庆祝夏洛滕堡宫新侧翼的完工，弗里德里希筹备了一次所有家庭成员都出席的庆祝活动——只有一人除外。虽然王太后明确表示如果她儿媳出席的话，她不会有异议，但王后并没有被邀请。弗里德里希在给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我极度敏感又坏脾气的妻子长途跋涉来到夏洛滕堡，我怕她会破坏整个活动。”接着他特别虚伪地说，那里没有足够的住处，因为遵照礼仪，需要把新侧翼的整个套房全部分配给王后。在一段充斥着厌女气息的文字里，弗里德里希如此总结道：
无论如何，如果我那纤弱的配偶住到夏洛滕堡来，我们要怎么应对一大群侍女和宫廷女官呢？我们怎么给这些脾气坏得无可救药的低等女人提供食物，解决所有晃悠在宫廷宅邸周围的乌合之众的住宿？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用远足和乡间娱乐活动取悦母亲。让我们维持这一解决办法吧，不要把荨麻和杂草混在茉莉和玫瑰中间。76
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到申豪森宫看望过妻子，也绝不允许她去见他。她唯一一次看见无忧宫是在1757年秋天，为了躲避入侵的奥地利人而被疏散到马格德堡，途经波茨坦，方才见到这所宫殿。作为她的宫务大臣，伦道夫伯爵在日记中刻薄地写道，需要玛丽娅·特蕾莎皇后派一支军队到柏林，才能让普鲁士王后有机会看到她丈夫最喜欢的行宫，真是咄咄怪事。77
国王夫妇只在很少几个场合见面，地点通常是在柏林的王宫，王后冬天会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在此期间的狂欢季节有一个节庆活动。虽然弗里德里希确保她生活舒适，为她偿还债务，偶尔通过赠送生日礼物或问候健康表示自己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但他的所作所为只能用残酷来形容。他非但没有参加1765年11月8日她的50岁生日宴会，还于次日在波茨坦主持了为王储妃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举行的盛大欢宴，而与王储妃同名的王后甚至都没有得到邀请。781783年是这对不幸夫妇的金婚年，却不事声张地过去了，有一个印刷匠印制了想象中的庆典场面，然后他的版画被警察没收了。79最令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痛苦的，肯定是她所蒙受的羞辱成了公众话题。1763年，弗里德里希经过七年战争的七年别离后回到柏林，他在整个宫廷面前对他妻子（捎带说一句，他从来不说“我的妻子”，而总是以“王后”称呼之）80打的招呼是：“夫人您长胖了。”在随后的宴会上，他回避她的陪伴，宁愿坐在他弟媳威廉明妮和他妹妹阿马利娅中间。81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以平静的自尊忍受着她的命运，这更凸显了弗里德里希的残酷。对她而言，他一直都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英雄”，她告诉那些愿意倾听的人，她一直没有孩子只是因为神的旨意。82
弗雷德斯多夫
这对夫妇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之后从和平共处到排斥的转变时间，肯定令人对弗里德里希在过去4年中扮演理想丈夫所怀的诚意表示怀疑。就在他刚刚获得独立以后，弗里德里希在莱茵斯贝格附近的策尼考为他的贴身男仆米夏埃尔·加布里埃尔·弗雷德斯多夫买了一处地产。得到这份慷慨礼物的幸运儿于1708年出生在奥得河畔的加尔茨，是一个城镇音乐家的儿子。1730年，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火枪手团担任乐手的他被指挥官什未林伯爵介绍给了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与他共同进行音乐创作，来调剂在屈斯特林的囚禁生活。83获得自由后，弗里德里希解除了弗雷德斯多夫的兵役并雇用了他，先是做听差，然后是贴身男仆。在莱茵斯贝格，弗雷德斯多夫被公认为弗里德里希的“最爱”，他只为主人演奏。841739年秋天住在莱茵斯贝格的比尔菲尔德男爵写道：“王储的首席贴身男仆弗雷德斯多夫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聪明敏锐，殷勤体贴，娴熟灵巧，善于钻营但也慷慨大方。我相信有一天他会位居要职的。”85
他的推断是对的，尽管弗雷德斯多夫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幕后人物。1740年弗里德里希任命他为枢密司库，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758年去世。86虽然他的确在这个职位上为弗里德里希处理个人财务，但他实际上更像一个私人助理，“弗里德里希国王的家务大总管”——伏尔泰如此形容。87他负责一系列活动，比如购买鼻烟壶、艺术品和乐器；安排弗里德里希出征时的个人饮食；指导宫殿和花园的装修；组织庆祝活动，包括发出邀请这一首要任务等等。88弗里德里希宫廷的一位法国访客观察到，那里有一个从不开口的首相，一个连鹌鹑都不敢杀的猎人，一个不知道地窖是否有酒的仆役长，一个不知道怎么给马装鞍的马厩管理员，一个从来不递衬衫的管家，以及一个不知道宫廷裁缝名字的王宫服装大总管——因为所有这些任务都是由弗雷德斯多夫执行的。89伦道夫伯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是如何发现“著名的弗雷德斯多夫”在波茨坦扮演着一种“首席大臣”的角色，前厅里挤满了有权有势的人，他被这些有求于他的人包围。90正如这些情况表明的那样，如果你想在弗里德里希国王的宫廷里办成某事，就要去见弗雷德斯多夫。1748年，王后徒劳地想获得即将在夏洛滕堡举行的庆祝活动的邀请时，求助的正是他，王后请他向弗里德里希转达她“最卑微的”出席请求。她可怜地补充说，她只会带5个人随行（她那得到邀请的婆婆和小姑，总共带了45个随从）。91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是怎么看待她丈夫与他的“大总管”之间的关系的？宫廷里自然对此议论纷纷。伦道夫伯爵委婉地问道，为何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能够“从波美拉尼亚的最底层”上升为王国的第二号人物，国王之下唯一一个可以以专横的方式发号施令并且经常滥用职权的人？他在自己日记中透露的答案很简单：弗雷德斯多夫“脸蛋非常漂亮”。92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他们之间有性关系的证据（怎么可能有证据？），但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怀有强烈的感情。弗雷德斯多夫也是1741年弗里德里希认定的 “那些我生命中最爱”的6个人之一。93弗雷德斯多夫唯一一次似乎要失去位置，是弗里德里希在出征时青睐一个英俊的骠骑兵，弗雷德斯多夫被逐出了弗里德里希的帐篷。他的对手不久后就神秘地自杀了，弗雷德斯多夫又重获弗里德里希的欢心。9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里德里希即位后通过给弗雷德斯多夫购买大份地产实实在在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这一姿态更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处骑士封地，也就是说这是一块保留给领地贵族的地产。况且，弗里德里希一直坚定地认为，贵族的土地不应该被允许落到平民的手中。弗雷德斯多夫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锐意进取的地主，他购入更多的土地，合并到他原来的地产上，并建立了一个桑蚕养殖园。后来他涉足商业，购买了一艘商船，来往于波罗的海港口和荷属圭亚那种植园之间。从他在施潘道和柯佩尼克建立的酿酒厂里生产出来的“弗雷德斯多夫啤酒”在柏林广获赞誉。95他还对炼金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甚至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弗里德里希与一个叫诺特纳格尔的女人订了一项协议，她声称能将贱金属变成黄金。96
弗里德里希写给弗雷德斯多夫数量庞大的信件，语气和内容都很亲密——人们可能会以为它们来自一个百依百顺的丈夫。很明显，他使用的是亲密的第二人称“你”（du），而不是给仆人写信时常用的冷静客气的第三人称。②大部分的信件内容都是弗里德里希在讲述自己的健康状况（往往是糟糕的），并对弗雷德斯多夫的疾病表达温柔的关心（后者的病情更糟糕）。两人都经常遭受肛门疾病之苦。例如，“我正经受痔疮的折磨”，弗里德里希于1747年3月写道，并补充说，因为它在一次灌肠治疗后发作，所以可能是由一根有瑕疵的管子引发的。971754年4月他告诉弗雷德斯多夫说，为了庆祝后者从疾病中康复，他喝掉了两瓶匈牙利葡萄酒，还说在当时的场合，“卡雷尔”被逗得尖叫起来，这里指的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希，国王身边给弗雷德斯多夫传送信件的青年侍从之一。当时15岁的卡雷尔被弗里德里希称为“白弥尼”，因为他长着一头金发，肤色白皙，与弗里德里希最喜欢的狗的名字“黑弥尼”相对应。然而，弗里德里希补充说，卡雷尔也“非常调皮”，所以他的零用钱被扣下了。98在来往信件里有太多这样的玩笑，带着明显的同性恋色彩。
弗里德里希默许了弗雷德斯多夫1753年与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的婚事，然后他与妻子气派地生活在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所大宅邸中。991757年他说服弗里德里希让他退休。根据伦道夫的说法，这是由于他持续不佳的健康、积累的财富、平静生活的愿望，也是由于他对“著名的格拉佐”的嫉妒，伦道夫不怀好意地补充说，他钦佩弗雷德斯多夫知道什么时候退出，“就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能够在自己的美色衰退时意识到”。100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格拉佐因其所犯的所有错误而出名。1755年，当时是西里西亚布里格某步兵团二等兵的他吸引住了弗里德里希的目光，然后成了国王的勤务兵。101他正是在同一年陪弗里德里希到荷兰共和国进行私人旅行的两个随行者之一。102由于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他们的关系在1757年突然终结了。当年曾在普鲁士军队担任候补军官的约翰·威廉·冯·阿兴霍尔茨后来写了一部关于七年战争的著名历史作品，他称格拉佐是“国王最喜欢的人，如此受宠，以至于他经常被要求睡在国王的卧室”。他接受贿赂对主人下毒，意外地在最后一刻被逮捕并送往施潘道，很快就死在了那里。103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由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提供：格拉佐的罪名是未经授权使用国王的御玺发布命令。104格拉佐的父亲是一个服役46年的炮兵少尉，他的请愿书落款是1757年6月22日，其中显示罪犯当时为20岁，他的年轻是唯一提到的减刑理由。弗里德里希在请愿书的末尾处写道：“他儿子的罪行非常严重，但有一些减免理由。”105
阿尔加罗蒂
从弗里德里希在他父亲的去世后的性解放开始，弗雷德斯多夫和他短暂的继任者已经花掉了我们很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的另一位男主角则是意大利文人弗朗切斯科·阿尔加罗蒂。1739年在莱茵斯贝格，弗里德里希首次见到陪同英国的巴尔的摩勋爵来访的他。阿尔加罗蒂与弗里德里希同年出生，是一个富有的威尼斯商人的儿子，在开始欧洲旅行之前曾在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求学。1736年他因为出版《供女士们阅读的牛顿理论》而出名，这本书是科学大众化的成功案例，这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并在西雷接见来访的他。106后来阿尔加罗蒂怀揣着伏尔泰的介绍信，搬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很快虏获了两位贵族的心，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双重征服：这两位贵族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金斯顿公爵的女儿）和赫维勋爵（布里斯托尔伯爵的儿子）。这两位之间不仅有着断断续续的婚外情，还都是双性恋。赫维的传记作者说：“他们接受对方是有缺点但有趣的人，玛丽女士作为一个女人，有时想成为一个男人，赫维勋爵则是相反的。威廉·普尔特尼说赫维是‘费因勒夫先生’③……两种性别如此美好的一个结合，以致难以区分哪一种更占据主导地位。”107
即使以18世纪中期伦敦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段有异国情调的三角关系。情书以多种排列方式流传。“我全心全意地爱你，求你永远别忘记我对你的爱，也别让你对我表露的爱意减弱。”赫维给阿尔加罗蒂写道。“别了，我的大人，继续爱我吧，偶尔想起我。”后者回复道。这些话写于圣彼得堡，阿尔加罗蒂和他（柏拉图式）的朋友巴尔的摩勋爵1739年到那里旅行，参加沙皇外甥女的婚礼。108然而，当阿尔加罗蒂遇见弗里德里希的时候，赫维勋爵和玛丽女士都出局了。根据马可·富马罗利的说法，这是一见钟情，双方都一眼看中了彼此。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伏尔泰：“我见到了，噢，我真幸福，这位迷人的王子……我无法用言语诉说我经历了多少快乐！”109弗里德里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甚至更为热情。阿尔加罗蒂只逗留了8天，他刚刚离开，弗里德里希就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帕多瓦的天鹅”。在日期为1739年9月1日的第三封信里，他大呼：“那些可以享受聪明人的陪伴的人是快乐的！更快乐的则是那些可以拥有他们的君主！” 他在10月底补充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一周，然后突然写起了诗歌：
我永远不会寻求
虚无的荣誉那毫无价值的好处，
因为我把我所有的努力和勇气
与我的力量相比较。
据说在他的后宫土耳其
……
一百个美人任他处置；
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走自己的路，
让阿特拉斯独自支撑世界，
让赫拉克勒斯驯服巨人，
让众神打败泰坦：
一次不那么显赫的胜利
让我的天赋得到尊崇
我的荣耀就已永远足够。
弗里德里希在信的结尾处声称，他很高兴阿尔加罗蒂在莱茵斯贝格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他在这里的记忆将会是永恒的，在这里他是不朽的”。110
弗里德里希还写信给伏尔泰，狂热地称赞阿尔加罗蒂的“热情、活力和甜蜜”。他们在阳光下谈论一切事情，他高兴地补充说阿尔加罗蒂答应尽快返回。111伏尔泰以诗句答复弗里德里希，就好像他正在对阿尔加罗蒂说话一样。这首诗包含了以下几行暗示性诗句：
停下来吧，阿尔加罗蒂，不要再看其他人，
威尼斯的应召女郎和罗马的应召少年，
在法国的剧院里，在德意志人的餐桌旁，
大臣、国王、英雄和圣徒；
不要再让自己精疲力竭，不要再寻找一个男人：
他已经被发现了。上天塑造了他的美德，
上天，把我的英雄放在莱茵斯贝格……
让你的漫游生活结束在莱茵斯贝格脚下，
宇宙再无价值；
你没有其他东西要看了。112
7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40年5月31日这一天去世。6月2日弗里德里希写信给阿尔加罗蒂：“我亲爱的阿尔加罗蒂，我的命运已经改变。我急切地等待着你；请不要让我痛苦。弗里德里希。”他以诗句作为附言：
来吧，阿尔加罗蒂，从泰晤士河畔
来与我们分享幸福的命运。
赶快来到这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在这里你会发现自由是我们的口号。
这是为了让你知道，4天前，弗里德里希二世
继承了弗里德里希·威廉。
他所有的人民跟我们都感受不到快乐，
作为忠诚的儿子，他孤单一人，被悲伤捕获，
不在乎这样一种讨人喜欢的命运的吸引力，
他值得被爱，并占据你的心。113
然后弗里德里希加了一句拉丁文，此句是用马提雅尔的《铭辞集》第八卷第21首改写的，可译为“不要耽误我们的欢庆。阿尔加罗蒂回来吧，晨星把白昼带回”（Ne gaudia igitur nostra moreris. Algarotti venturo, Phosphore, redde diem）。晨星，当然指的是金星维纳斯（爱神）。
在阿尔加罗蒂的回应中，弗里德里希得到了他所能希望的一切。几天后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他的兄长博诺莫，说他刚刚收到“古往今来最美丽的信”。114受弗里德里希的指示，“犹太人门德斯”提供了50个几尼和一张阿姆斯特丹的信用证让他尽快上路，他于6月28日到达柏林。7月7日，两人动身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弗里德里希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的加冕典礼。1701年他祖父弗里德里希一世需要动用3万匹马和1800辆马车来运送选帝侯家族、宫廷以及随从，整个活动耗资600万塔勒，大约是整个国家岁入的两倍。115弗里德里希只带了3辆马车，几乎一文钱没花。116坐在王家马车里国王的身边，阿尔加罗蒂像个“王家情妇”。117不用说，王后不在随行者之列。在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他们回来了，阿尔加罗蒂写信给他的兄长说，国王“给了我无数的爱抚，还用一千种不同的方式赐我荣耀”。118其中有：任命阿尔加罗蒂为新成立的“功勋勋章”军团的骑士，授予他宫务大臣的头衔并提升他为贵族“伯爵”，这一荣誉也赏赐给了他的兄长。伴随着这些荣誉的是昂贵的礼物，包括瓷器、怀表和装饰着钻石的鼻烟壶。119就像1740年6月7日巴尔的摩勋爵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既然你现在已经身处迦南乐土，就可以什么都不缺地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20阿尔加罗蒂用威尼斯贵族乔治·巴福写的淫秽的十四行诗和歌曲取悦弗里德里希，他特别喜欢《赞美屁股》这首诗。121在伦敦，玛丽女士和赫维勋爵意识到他们已经出局了。后者在1740年6月28日悲伤地给阿尔加罗蒂写信：“有一些人被全能的上帝创造出来就是要招人喜欢的，还有一些人把自己培养成了可以被爱的人，世界上这两种人都太少了。如果我告诉你，我每小时都在遗憾，我在这少数人中找到了一个两者兼具的人，你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别了。”122
1740年7月29日弗里德里希从夏洛滕堡宫写信给伏尔泰，说他已从加冕典礼返回，并附上一首题为“高潮”的诗。123创作这首诗受到了阿尔加罗蒂的刺激，因为后者说北欧人没有意大利人那么强烈的情感。弗里德里希试图用诗歌的方式证明并非如此，尽管他承认有一些经验是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比如“如日中天的辉煌”。这首诗长期被认为是遗失了（或被封存了），最近柏林档案馆披露了一份副本。124它写给“帕多瓦的阿尔加罗蒂”，开头写道：
在这个夜晚，强烈的欲望得到满足，
阿尔加罗蒂游弋在欢乐之海。
他的遣词用语当然是欣喜若狂的，足以恢复北方的名誉：
神圣的欲望！世界的至尊主宰！
吾等快乐之母，永远的富饶之源，
用你自己的声音在我的诗里歌唱
激情，行动，感官的狂喜！
我们的快乐情人，在极限之巅狂乱，
在他们爱的愤怒中，只知对方的存在：
接吻④，高潮，感受，叹息和力竭，
恢复，拥抱，急于重获更多的快乐。
在诗中，没有任何文字表明弗里德里希自己就是阿尔加罗蒂的伴侣。相反地，这段引文之前的诗句可以确认这位爱人是仙女“克洛莉丝”，她的躯体比希腊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在克尼多斯的神庙雕塑的阿佛洛狄忒更完美。下面这点也应该被记录下来：在至少一封信中，弗里德里希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关系不是肉体上的。1740年11月29日他写道，他再次见到长期不在身边的阿尔加罗蒂之后非常高兴，就好像梅多罗与他心爱的安杰莉卡重逢一般，“不同的是，只有我的理智单独享受这种快乐，而且它只是在寻求你闪闪发光的才华之火来温暖自我而已”。125对这种含蓄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指向另一个方向，即9月24日的一封信中所暗示的含义，在信中弗里德里希称阿尔加罗蒂为“爱情帝国里著名的病人”，希望他从“基西拉岛的伤痛”⑤中早日康复，并表达了当他们在柏林相遇时至少可以从阿尔加罗蒂的智慧中受益的愿望。126也有证据表明，在弗里德里希的圈子中有明显的同性恋行为。1740年12月15日伏尔泰在秋天访问过普鲁士之后写诗给弗里德里希：
伟大的国王，我曾向你预言
柏林将成为新的雅典
因为肉体和智力的双重愉悦；
预言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时，是在胖胖的瓦洛里家中⑥，
我看到亲爱的阿尔加罗蒂
迷恋于一个热情的拥抱
英俊的吕雅克⑦，他的年轻朋友，
我以为我看见的是苏格拉底被缚在了
亚西比德的臀部。127
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正忙着征服西里西亚，在他心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阿尔加罗蒂身负外交使命去了都灵，怀着（渺茫的）希望想诱导皮埃蒙特去袭击奥地利。然而，尽管这种关系只能是断断续续的，但它仍然充满激情。1742年4月，弗里德里希从他在波希米亚的军营中写信说，他不得不遵循战争（贝娄娜），但害怕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和性（基西拉）的愤怒。⑧他对阿尔加罗蒂呼吁道，作为后面两者的最高代表，以他的名义出面，将雷电从“为他们而生的人”身上转移开。阿尔加罗蒂的回复特别热情洋溢地称颂弗里德里希的恩惠。他补充说，他们会确保自己的不朽，因为当谈到阿喀琉斯的功绩时，后世也会永远记住他的帕特罗克洛斯。128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迹象了。然而，这种关系即将被冷藏，因为在1742年秋天，弗里德里希对阿尔加罗蒂不愿意在普鲁士担任长期职务感到恼火。129阿尔加罗蒂搬到了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在那里他度过了5年，这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德累斯顿的要求不高，环境也更豪华。弗里德里希的依恋依然强烈，1746年，英国外交官托马斯－维利尔斯（后来的克拉伦登伯爵）从柏林写信给阿尔加罗蒂。“国王让我告诉你，他应该非常高兴见到你，我不能将你们的分离称作争吵，因为激情仍在继续。恋人间的争吵是幸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301747年回到柏林后，阿尔加罗蒂再次成为柏林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昔日与国王的那种亲密关系并没有恢复。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阿尔加罗蒂于1753年回到意大利，1764年在比萨去世。弗里德里希倾力为他在那里的公墓建立了一座精致的纪念碑。131
当讨论弗里德里希的宫廷时，我还会谈到弗里德里希性取向的话题。本章试图表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次要的事情，可以用偷偷摸摸的沉默或是简单的解释回避过去。这是弗里德里希在28年的压迫和约束后，对自己的个性主张的核心。当他父亲暴政的沉重压力被移除之后，他终于可以成为自己了。他撇开妻子，给了弗雷德斯多夫一份地产，还让阿尔加罗蒂成为伯爵，这些都是其独立宣言的组成部分。1740年5月31日，死神结束了弗里德里希所说的“埃及奴役时代”。他现在是国王，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自我塑造之路的下一个阶段，不是要否定他的父亲，而是要在国王职责最重要的层面——战争和征服的层面超越他。
注释
1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 (Munich, 2004), pp. 54–5.
2Reinhold 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Stuttgart, 1886), p. 81.
3Ibid., p. 197.
4Peter Baumgart, “Kronprinzenopposition: Friedrich und Friedrich Wilhelm I.,” in Oswald Hauser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in seiner Zeit (Cologne and Vienna, 1987), p. 12. Baumgart延续G. B. Volz的观点，认为比起围绕着1730年出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说，这件事造成的心理危机更为严重。
5J. D. E. Preuss, Friedrichs des Grossen Jugend und Thronbesteigung (Berlin, 1840), p. 34.
6Koser,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Kronprinz, p. 82.
7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67), vol. 1: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pp. 290–95.
8‘Avertissement de l’Éditeur,” Œuvres, vol. 7, p. vi; Pierre-Paul Sagave, “Preussen und Frankreich,” Jahrbücher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31 (1982), pp. 67–8.
9最后这句颂词出自他1764年4月22日写给弟弟海因里希亲王的信，参见Œuvres, vol. 26, p. 343。
10Werner Langer,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geistige Welt Frankreichs, Hamburger Studien zu Volkstum und Kultur der Romanen (Hamburg, 1932), vol. 11, p. 41.
11Œuvres, vol. 19, p. 282.
12Horst Steinmetz (ed.),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85), pp. 79–80.
13Stefan Lorenz,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er Bellerophon der Philosophie. Bemerkungen zum ‘Roi philosophe’ und Pierre Bayle,” in Martin Fontius (ed.), Friedrich II. und die europäische Aufklärung,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new series (Berlin, 1999), vol. 4, p. 77.
14Brunhilde Wehinger, “Introduction,” in Brunhilde Wehinger and Günther Lottes (eds.), 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Leser (Berlin, 2012), p. 14.
15Sabine Henze-Döhring, Friedrich der Grosse – Musiker und Monarch (Munich, 2012), pp. 12–14. 在为纪念弗里德里希诞辰300周年而出版的众多书籍中，这是篇幅较短的一本，但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本。
16Ibid., p. 11.
17Christoph Henzel, “Johann Gottlieb Graun” and “Carl Heinrich Graun,”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1653pg2#S11653.2. Last accessed 1 May 2012.
18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3903pg2#S43903.2. Last accessed 1 May 2012.
19Douglas A. Lee (ed.), A Musician at Court: An Autobiography of Franz Benda (Warren, MI, 1998), p. 40.
20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24744?q=Schaffrath&search=quick&pos=1&_start=1#firsthit;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14134?q=Janitsch&search=quick&pos=1&_start=1#firsthit. Last accessed 1 May 2012.
21Christoph Wolff,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Learned Musician (Oxford, 2002), p. 195; Daniel Heartz, Music in European Capitals: The Galant Style, 1720–1780 (New York, 2003), p. 357.
22Hans-Joachim 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Baumeis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 3rd edn (Leipzig, 1998), p. 38.
23Claudia Sommer, Detlef Fuchs and Michael Rohde, Schloss Rheinsberg (Berlin and Munich, 2009).
24Theodor Fontane, 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 ed. Helmuth Nürnberger (Munich, 2006), vol. 1, p. 274.
25Kadatz, 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p. 57.
26Ibid., pp. 60–62.
27Ernst Posseck, Die Kronprinzessin. Elisabeth Christine, Gemahlin Friedrichs des Grossen geborene Prinzessin von Braunschweig-Bevern (Berlin, 1943), p. 355.
28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Stuttgart, 2013), p. 43.
29Karin Feuerstein-Prasser, “Ich bleibe zurück wie eine Gefangene.”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Regensburg, 2011), p. 39.
30Hintze, p. 343.
31Gerhard Ritt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 Historical Profile,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Paret (London, 1968), p. 26.
32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and Vienna, 1983), p. 56.
33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p. 79.
34Ibid. 库尼施引用了一篇文章: Ernst Lewy, “Die Verwandlung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sych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 und ihre Anwendungen, 49, 8 (1995), pp. 758ff。 这是一篇文章的德文译本，它最初以英文发表于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y, 4 (1967), pp. 252–311。然而，在这篇文章中，Lewy简单地重复了齐默尔曼的故事，就好像这个故事已经得到证实了一样。在2011年刊载于Der Spiegel Geschichte的一篇访谈中，库尼施更为强调他的否认态度。当被问及弗里德里希所谓的同性恋倾向之时，库尼施明确无误地回答道：“弗里德里希不是同性恋。他在年轻时跟女性发生过性关系，特别是跟农家少女们，在这个过程中感染了梅毒［原文如此］。手术给他留下了性功能障碍，他对此显然是羞愧的。他不再在性方面活跃。国王非常害羞，直到老年都不让他的贴身男仆给他换内衣。”在进一步回答一个关于安提诺乌斯塑像的问题时，库尼施说道：“弗里德里希是在拿这个开玩笑，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没有需要严肃对待的迹象表明他是同性恋。”——Uwe Klussmann and Norbert F. Pötzl, “Es gibt das Bedürfnis, ein Heldenbild zu pflegen: Spiegel Gespräch mit Johannes Kunisch,” Der Spiegel Geschichte, 2 (2011), 网上访问地址为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geschichte/d-77506743.html。特别不幸的是，他在一次采访中将这个观点当作已被证实的真相说了出来，该采访出现在德国电视二台的系列纪录片《德国人》（Die Deutschen）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和皇后》（Preussens Friedrich und die Kaiserin）这一集中，现在可以在DVD中看到。齐默尔曼的故事最近一次被重复，是在H. D. Kittsteiner, Das Komma von SANS, SOUCI. Ein Forschungsbericht mit Fussnoten (Heidelberg, 2001)。
35Wolfgang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biografisches Porträt (Freiburg, Basle and Vienna, 2011), p. 76; Reinhard Alings,“‘Don’t ask – don’t tell” – war Friedrich schwul?,” in Friederisiko, Ausstellung, p. 246.
36Hahn, Friedrich II., pp. 15, 36–7, 61, 157, 167.
37[Johann Georg] Ritter von Zimmermann, Fragmente über Friedrich den Grossen zur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seiner Regierung und seines Charakters (Leipzig, 1790), vol. 1, pp. 74–80, 93–4, 100.
38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Zuverlässige Beyträge zu der Regierungsgeschichte Königs Friedrich II. (Hamburg, 1790), pp. 20–21. 这一消息是恩格尔1790年4月2日从波茨坦写信告知比兴的。齐默尔曼在他的书中第99页记载道，作为尸检流程的一部分，恩格尔从弗里德里希的胃里排出了一些液体。
39它被Gaston Vorberg在其论文中转载，详见Der Klatsch über das Geschlechtsleben Friedrichs II. Der Fall Jean-Jacques Rousseau (Bonn, 1921), p. 14。他补充说，弗里德里希赤裸的遗体摆了超过一个半小时，至少有十几个人看到了，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的生殖器畸形。
40Thomas Lau, “Wie fälscht man einen König? Johann Georg Zimmermann und der Friedrichmythos,” in Friedrich 300 – Politik und Kulturtransfer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 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kulturtransfer/lau_zimmermann. Last accessed 15 May 2012.
41在第38条注释所引用的作品中，比兴出版了一本单独分页的“历史附录”，他在里面纠正了齐默尔曼书中的很多错误，还提到了许多其他内容。
42Zimmermann, Fragmente über Friedrich den Grossen, pp. 70, 72.
43Œuvres, vol. 16, pp. 9–20.
44Ibid., p. 13.
45Friedrich 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König von Preussen (Potsdam, 1835), vol. 3, p. 112.
46泽肯多夫1732年2月23日从波茨坦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ibid., p. 81。
47泽肯多夫1732年3月29日从柏林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ibid., p. 91。
48Gustav Berthold 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Leipzig, 1924), vol. 1: Jugendbriefe 1728–1740, pp. 84, 89. See also Jürgen Luh, Der Grosse.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Berlin, 2012), pp. 123–4.
49泽肯多夫1732年2月23日从波茨坦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vol. 3, p. 80。
50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102.
51泽肯多夫1732年3月29日从柏林写给欧根亲王的信，参见Förster, Friedrich Wilhelm I., vol. 3, p. 92。
52弗里德里希1732年9月4日从鲁平写给格伦布科的信，参见ibid., p. 178。
53弗里德里希1733年1月27日从鲁平写给格伦布科的信，Œuvres, vol. 16, p. 86。
54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140.
55Ibid., p. 142.
56Ibid., p. 143. 这封信的顶端标明的时间和地点是“萨尔茨达卢姆，1733年6月12日午夜”。
57Journal secret du Baron Christophe Louis de Seckendorff (Tübingen, 1811), p. 11.
58弗里德里希1741年4月8日从波加雷尔写给奥古斯特·威廉亲王的信，Œuvres, vol. 26, p. 99.
59Journal secret du Baron Christophe Louis de Seckendorff, pp. 71–2.
60Ibid., p. 147.
61Œuvres, vol. 25, p. 538.
62Ibid., p. 540.
63Ibid.
641986年在拜罗伊特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Peter Baumgart和Volker Press发表了论文，Rudolf Endres在随后的讨论中陈述了这一观点——Manfred Agethen, “Diskussionsbericht,” in Heinz Duchhardt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Franken und das Reich (Cologne and Vienna, 1986), p. 196。
65Hahn, Friedrich Ⅱ., p. 47.
66Œuvres, vol. 26, pp. 7, 10. 在他从莱茵斯贝格写给威廉明妮的所有信中，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妻子，即使在描述来往宾客以及他们所享受的娱乐活动之时也是如此——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assim。
67Œuvres, vol. 26, p. 14.
68Ibid.
69Volz (ed.),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Wilhelmine von Bayreuth, vol. 1, p. 80.
70Carlyle, vol. 2, p. 44; vol. 3, p. 29.
71“Gesandtschaftlicher Bericht aus Berlin, über den Regierungsantritt Friedrichs des Grossen,” Neue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February 1804), p. 99.
72Thomas Biskup, “The Hidden Queen: Elizabeth Christine of Prussia and Hohenzollern Queenship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larissa Campbell Orr (ed.), Queenship in Europe, 1660–1815: The Role of the Consort (Cambridge, 2004), p. 305.
73Sophie Marie Gräfin von Voss, Neunundsechszig Jahre am preussischen Hofe (Leipzig, 1887), p. 10.
74Quoted in Feuerstein-Prasser, “Ich bleibe zurück wie eine Gefangene,” p. 53.
75Ibid., p. 62.
76Ibid., pp. 67–8.
77Lehndorff, vol. 1, p. 359.
78Alfred P. Hagemann, “Im Schatten des grossen Königs: Königin Elisabeth Christin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Friedrich II.,” Friedrich 300 – Friedrich und die historische Grösse, p. 1, http://www.perspectivia.net/content/publikationen/friedrich300-colloquien/friedrich-groesse/hagemann_schatten. Last accessed on 24 May 2012.
79Ludwig Geiger, Berlin 1688–1840. Geschichte des geistigen Lebens der preussischen Hauptstadt (Berlin, 1893), vol. 1: 1688–1786, p. 318; Eva Giloi, Monarchy, Myth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ermany 1750–1950 (Cambridge, 2011), p. 23.
80Geiger, Berlin 1688–1840, vol. 1, p. 316.
81Lehndorff, vol. 1, pp. 457–8.
82J. D. E. 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 Eine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1832), vol. 1, p. 152; Hagemann, “Im Schatten des grossen Königs,” p. 3.
83Bernhard Mundt, “Fredersdorf, Michael Gabriel, Geheimer Camerier und Obertresorier, Vertrauter Friedrichs d. Gr., ” http://www.ostdeutsche-biographie.de/fredga08.htm. Last accessed on 24 May 2012.
84Johann Friedrich Borchmann, Briefe zur Erinnerung an merkwürdige Zeiten und ruhmliche Personen, aus dem würdigen Zeitlaufe, von 1740 bis 1778 (Berlin, 1778), p. 29.
85Lettres familières et autres de Monsieur le Baron de Bielfeld, 2 vols. (The Hague, 1763), vol. 1, p. 75.
86Johannes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an seinen vormaligen Kammerdiener Fredersdorf (Mörs, 1979) (unchanged reprint of the 1926 edition), p. 20.
87Mundt, “Fredersdorf. ”
88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1.
89Koser, vol. 1, pp. 490–91. Koser的史料来源表是出了名的不精确，从中不可能确定这一评论的出处。他并没有引用真正的史料来源，即粗俗的Idée de la personne, de la manière de vivre et de la cour du roi de Prusse par M. de... juin 1752, p. 13。据法国公使、詹姆士二世党人蒂尔康奈伯爵所说，弗雷德斯多夫从寻求王家恩惠的恳求者那里收取金钱——Reinhold Koser, “Aus der Korrespondenz der franzö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Berlin 1746–1756,”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7 (1894), p. 84。
90Lehndorff, vol. 1, pp. 359–60。
91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150. 这一插曲促使Richter接下来花了9页的篇幅去为弗里德里希与弗雷德斯多夫的关系辩解，说那只是当时很普遍的那种“热情的友谊”，并且断言说弗里德里希在登基后对他妻子态度的转变是出于不想因感官欲望而偏离责任之路的决心——ibid., pp. 151–9。
92Lehndorff, vol. 1, p. 360.
93弗里德里希1741年4月8日从波加雷尔写给弟弟奥古斯特·威廉的信， Œuvres, vol. 26, p. 99。
94Hahn, Friedrich II., p. 62.
95Mundt, “Fredersdorf”; 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20.
96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Cologne, 1980), pp. 103–4.
97Richter (ed.), Brie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p. 98.
98Ibid., pp. 282, 315–16.
99Mundt, “Fredersdorf.”
100Lehndorff, vol. 1, p. 360.
101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2, p. 34.
102Lehndorff, vol. 1, p. 210.
103J. W. von Archenholz, The History of the Seven Years War in Germany (Frankfurt am Main, 1843), pp. 32–3.
104Büsching, Zuverlässige Beyträge, appendix, pp. 35–6.
105Preuss, Friedrich der Grosse, vol. 2, p. 402.
106Walter Bussmann, “Algarotti, Graf Francesco v.,”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53), vol. 1, pp. 199–200.
107Reed Browning, “Hervey, John, second Baron Hervey of Ickworth (1696–1743),”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n, May 20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13116. Last accessed 29 May 2012.
108Robert Halsband, Lord Hervey: Eighteenth-century Courtier (Oxford, 1973), pp. 200, 248.
109Marc Fumaroli, “Francesco Algarotti et Frédéric II,” in idem, Quand l’Europe parlait français (Paris, 2001), p. 150. 最近Norbert Schmitz所做的一项关于阿尔加罗蒂和弗里德里希的研究轻率地忽略了所有关于阿尔加罗蒂双性恋的证据，仅提到赫维一次，而且只是作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的一个“朋友”被提到。Schmitz还一本正经地评论说：“在著名人物的床罩之下偷窥是小报所为。”——Norbert Schmitz, Der italienische Freund. Francesco Algarotti und Friedrich der Grosse (Hanover, 2012), pp. 121, 201。
110Heinrich Menu von 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Berlin, 1837), pp. 5–8. 编者并没有解释为何插进去了两行圆点。
111Œuvres, vol. 21, p. 367.
112Theodore Besterman (ed.), Voltaire’s Correspondence (Geneva, 1954), vol. 9, p. 265. 正如Roger Peyrefitte观察到的，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之间的通信显示了“作家和君主之间一种男同性恋的惺惺相惜”——Roger Peyrefitte, 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Paris, 1992), vol. 1, p. 64。
113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p. 16.
114Rita Unfer Lukoschik and Ivana Miatto (eds.), Lettere prussiane di Francesco Algarotti (1712–1764) (Padua, 2011), p. 55.
115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p. 67–8.
116Koser, vol. 1, p. 30.
117Fumaroli, “Francesco Algarotti et Frédéric II,” p. 150.
118Lukoschik and Miatto (eds.), Lettere prussiane, p. 56.
119Domenico Michelessi, Mémoires concernant la vie et les écrits du comte François Algarotti (Berlin, 1772), p. 133.
120John Murray Archive, 50 Albemarle Street, London, Algarotti Papers, box 2.
121Peyrefitte, 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vol. 1, p. 270.
122John Murray Archive, box 2.
1231740年7月29日从夏洛滕堡写给伏尔泰的信，Œuvres, vol. 22, p. 21.
124Vanessa de Senarclens, “Friedrichs Schossgebet,” Die Zeit, 15 September 2011, p. 21. 这首诗在其中以法文原文转载并被翻译成德文。Vanessa de Senarclens在与之配合的评论中说，阿尔加罗蒂是一位“受女性欢迎的男人”，但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也是一位“受男性欢迎的男人”。
125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p. 26. 梅多罗和安杰莉卡的爱情故事出自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被很多艺术家加以描绘。阿戈斯蒂诺·卡拉齐有一幅画，清晰地描绘这对恋人的交欢：http://es.wikipedia.org/wiki/Archivo:Carracci_Angelique_et_Medor.jpg。
126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p. 18.
127Christiane Mervaud, Voltaire et Frédéric II: une dramaturgie des lumières (Oxford, 1985), p. 121.
128Minutoli (ed.), Correspondance de Frédéric Second Roi de Prusse avec le comte Algarotti, pp. 39–42.
129Ibid., p. 56.
130John Murray Archive, box 1.
131Maria Santifaller, “Christian Bernhard Rode’sPainting of Francesco Algarotti’s Tomb in the Camposanto of Pisa at the Beginning of Neo-Classicism,”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ebruary 1978), vol. 120, no. 899, pp. i–vii.
①唐·卡洛斯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长子，因反叛父亲被监禁，数月后死去。
②德语中的第二人称有“你”（du）和“您”（Sie）两种形式，前者较为亲密，后者较为客气。在18世纪的德语中，主人对仆人说话时常用第三人称“他/她”，不用第二人称，以示身份差异。
③费因勒夫是英国作家斯梯尔的喜剧《温柔的丈夫》中的人物，是一名扮男装的女性。
④弗里德里希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但在下一节，他用的是“baiser”，这个词可以表示“亲吻”“拥抱”甚至有更加淫秽的含义。尽管在这种场合里弗里德里希使用粗俗的语言，但在诗歌的语境中，更高雅的含义似乎更合适一些，虽然是在暗示肉体上的关系。——作者注
⑤据说，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在基西拉岛附近的海中出生，因此基西拉岛被视为爱情之岛。
⑥路易·居伊·亨利·德·瓦洛里侯爵（Louis Guy Henri Marquis de Valori），法国大使。——作者注
⑦查理·安托万·德·介朗·德·吕雅克侯爵（Charles Antoine de Guérin Marquis de Lujac，也被拼作Lugeac），瓦洛里的秘书。——作者注
⑧贝娄娜是古罗马的女战神，伊壁鸠鲁是古希腊的享乐主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