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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科学与人性

对我们多数人而言，文学的伟大比科学的伟大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对什么才是伟大的小说家都各有想法，不管这想法是自己的，还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无论是出于敬畏之情，还是出于乐趣、责任或是怀疑，只要一读《安娜·卡列尼娜》或是《包法利夫人》，我们就能立刻领会人们所说的伟大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无需中介便可与之直接产生联系的特权。从第一句起，我们便进入了某种灵异状态，能亲眼看见某个特定心灵的品质。只消几分钟，我们便可读完一个久被遗忘的下午的劳动成果，来自150年前那个独自工作的下午。那个曾被吐露的个人秘密，如今是我们的了。想象中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所处的历史和家庭环境都各具特色，个性也是如此。而我们，则见证和评判着将他们召唤出来的法术。

根据某种不言而喻的约定、某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合同，可以假定无论这些人有多么奇怪，我们都能轻而易举地理解他们，乃至欣赏他们的奇怪之处。为此，我们必须引入自己对于身而为人的常规理解。用认知心理学的话来说，我们有一套心智理论，多少可以自动理解身为他人的感受。倘若没有这种理解，根据精神病理学显示，我们事实上是无法形成和维持人际关系的，也无法理解表情或意图，或感知他人会如何理解我们自己。对于小说中展现给我们的特定例子，我们也带入了这种深切且广泛的理解。当索尔·贝娄笔下的赫索格(1)如小说角色常容易做的那样站在镜前时，他只戴着一顶新买的草帽，穿着短裤。他的母亲

希望他成为一位拉比(2)，而他现在却身穿短裤、头戴草帽，满脸都是深重的悲哀，带着本可以被宗教生活净化的愚蠢、完全的渴望，在他自己看来，和拉比面目迥异到了可怕的地步。那张嘴！——满载着欲望和难解的愤怒，笔挺的鼻梁时而显得无情，那双阴郁的眼睛！还有他的体型！——双臂和垂下的双手上，长长的青筋蜿蜒，这个古老的系统，比犹太人本身还要更为古远……光着双腿的他，看起来就像个印度教徒。

读者也许无法发自内心地理解赫索格的每种具体情况——身处20世纪中期的美国人、犹太人、城市居民、离异男子、被疏离的知识分子，而且可能年轻读者也不会对人近中年的懊悔产生同情，但逐步走向清算的自我审查有一种通用货币，从而提出了一种可笑、假天真的看法，认为一个人的生理机能——循环系统——比一个人的宗教出现得更早，因此也就暗示着它更能体现身为人类的本质。文学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这种不言而喻的约定渠道中繁荣，提供了一幅心理地图，南北分指具体和一般。在最佳状态下，文学是普适的，恰好可以在最为地方性和具体化的点上精确地阐明人性。

科学的伟大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更难领会。我们能列出一串据说很伟大的科学家名单，但很少有人有过那种能阐明成就特质的亲密接触。一部分原因是作品本身——它不邀请我们进去——它是客观化的，因此有距离感，被困难或看似无关的细节所侵蚀。数学也是一个障碍。此外，科学思想还快乐地游离于它们的创造者之外。科学家也许知道经典的运动定律，却从未读过牛顿在这方面的著作；或是从教科书里掌握了相对论，却没有读过爱因斯坦的狭义或广义相对论原文；又或是了解DNA的结构，却不必——或无需——直接读过克里克与沃森1953年的那篇论文(3)。

这是个罕见的恰当例子。他们的论文仅有1 200字，刊发在《自然》杂志上，结尾处是那个谦逊得出了名的结论：“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假设的特定配对立刻显示出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客厅礼节般的双重否定，却动人地坦率。它大致可以翻译为：“快看呐！我们找到了地球生命复制的机制，我们激动得要死，一分钟也睡不着。”“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就是我说的那种密切接触。在科学论文中直接遇到它，可不是常事。

然而就这一点来说，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却几乎和小说家一样平易近人。不是科学家的人也完全可以理解，在达尔文的作品中，是什么成就了他的独特和伟大。一部分是因为，一系列良性的偶发事件让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积跬步终至千里。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课题本身。自然史，或广义上的19世纪生物学，是一门描述性科学。物竞天择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并不难理解，尽管它的内涵深远，用途强大，而且在科学方面产生的后果相当复杂——就像已故的比尔·汉密尔顿的计算生物学展现的那样。再有一部分是因为，达尔文尽管不是19世纪最好的散文家，但却特别健谈，情感丰富，亲密而坦诚。他写了很多信，还有许多本笔记。

让我们把他的人生当作小说来读，就像《赫索格》一样，朝着“大清算”一路进发。16岁的查尔斯正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开始流露出对于医学研究的幻灭感。他给姐姐们写信说“我要去学做鸟类标本了，跟一个黑人学”。查尔斯跟一名解放了的奴隶约翰·爱德蒙斯顿学习动物标本剥制术，发觉自己的老师“很讨人喜欢，也很聪明”。爱德蒙斯顿向年轻的达尔文讲述了自己当奴隶的经历，还描述了热带雨林的奇观。达尔文一生都痛恨奴隶制度，并且，这种早年的交往也许和一本相对被忽视了的达尔文著作有些关系，而这本书正是我想讨论的。接下来的一年中，达尔文接触到了拉马克的进化思想，也在爱丁堡辩论社里听到了为科学唯物主义所作的激昂的无神论辩论。他成日沿着福斯湾海岸寻找海洋生物，在1827年的一本笔记中记录了对两种海洋无脊椎生物的详细观察。

因为查尔斯对以后从医并无兴趣，他父亲“建议我应该去当牧师。他对于我要成天野在外面表示了相当激烈的反对，但那似乎很可能就是我的目标”。所以，在18岁就读于剑桥大学的时候，他对自然史的喜好变成了酷爱。“我们该有多开心啊，”他给表哥写信说，“我们会捉到多棒的甲虫啊，要是我们能一块儿再去几个咱们的老地方，那该多好……我们可以定期在沼泽里搞活动。上帝保佑甲虫。”另一封信又写道：“我快闷死了，因为找不到人谈论昆虫。”到了最后两个学期，他的导师、植物学教授亨斯洛劝他去学地质学。

从剑桥毕业之后，他接到了亨斯洛转交的邀请，作为自然学家和船长的同伴登上“小猎犬号”，前往南美洲开展政府调研。我们可以看到，在约西亚·韦奇伍德叔叔的帮助下，他为劝说父亲做出了争辩。“我必须重申，”诚挚的查尔斯恳求道，“我不觉得，在这之后我再去过稳定的生活，有什么不合适。”经过了数周的延误，接着是两次失败的出发之后，他于1831年12月27日起航。晕船多日后，“小猎犬号”却由于检疫措施，无法在加那利群岛的拉帕尔玛岛靠岸。但查尔斯在船尾支了一张网，天气很好，他抓了“许多稀奇的动物，足够我在船舱里忙活的”。最终，他们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登陆，年轻人欣喜若狂。“这个岛屿给了我如此多的指导和乐趣，”他给父亲写信道，“关于风景，说什么都没用——对没有走出过欧洲的人描述截然不同的热带风景，就像对盲人解释色彩一样，毫无裨益……我总盼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下来……因此你必须原谅我的狂喜，和对那些狂喜拙劣的表达。”

他喜欢在自己狭小的船舱房间里工作，为岩石、植物和动物的样本画图和进行文字描述，并把它们保存起来，寄回英国给亨斯洛。这种热情并没有随着探险的继续而衰退，反而更添日益增长的科学信心。他在给亨斯洛的信中写道：

最有趣的是，我找到了两种色彩优雅的涡虫，居住在干燥林里！它们和蜗牛之间的假性关系，是我见过最不寻常的事情……一些海洋物种所具有的结构是如此绝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今天我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就像驾驶着诺亚方舟，满载着各种动物……我找到了一只非常古怪的蜗牛，还有五花八门的蜘蛛、甲虫、蛇、蝎子。最后，我还打到了一只重1英担(4)的豚鼠……

5年之后，达尔文返回英国，年仅27岁，却已是颇有声望的科学家了。因为在回来之前，他已经寄回了大量保存下来的样本，并且对它们进行了描述，而且他脑中有关地球和珊瑚礁形成的理论也逐步成型了。达尔文29岁时，从“小猎犬号”航行归来仅仅两年，距离他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还有21年，便向一本口袋笔记本吐露了那个简单、美好的想法的第一缕蛛丝马迹，其中就包含着伟大的文学才会给人带来的兴奋和启发：“人类起源现在得到了证实……了解狒狒的人会比洛克(5)对形而上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想通过《物种起源》本身来了解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却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把它当作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理论来读，非专业读者会被其中浩如烟海的例子吓到——这是达尔文拖稿的成果——而且要注意的是，最常被引用的部分要到全书最后几段才会出现。

达尔文是那种将工作完全渗透进生活中的科学家。他对于唐恩花园中蚯蚓的研究人尽皆知。他参加乡村集市，向养马、养狗和养猪的人提问，还去乡村比赛中找寻获奖蔬菜的种植者。他一向是慈爱的父亲，在一本笔记中记录道：“1839年12月27日，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他刚一展现出各种表情，我便开始记录……”早在先天心智理论假设提出之前，达尔文就拿他的长子威廉做了实验，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威廉）6个月大几天的时候，他的保姆假装哭了，我看到他脸上立刻露出悲伤的表情，嘴角往下撇得很厉害。因此，我觉得一定是某种先天的情感告诉了他，保姆假装的哭泣表示忧伤，并且通过同情的本能，激发了他的忧伤。

骑马出行的时候，他停下来和一个女人说话，注意到她抬头看着背朝太阳的自己时，双眉是皱起来的。回家以后，他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带到屋外的花园里，让他们抬头看着天空明亮的部分。原因何在？“通过反射动作，三个人的轮匝肌、皱眉肌和锥状肌都有力地收缩……”

多年来，达尔文在忙于其他工作的同时，也在为《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进行研究。这是他最为非凡和易懂的著作，充满了观察得来的细节和绝妙的推测，插图精美——这是最早使用照片的科学著作之一，还包括了一些他自己孩子噘嘴和大笑的照片——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三版，由杰出的美国情感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编制并注释。达尔文不仅着手描述了狗、猫和人类的表情——我们在愤怒时眼周肌肉如何收缩，露出我们的犬齿，以及用艾克曼的话来说，我们是如何想用脸去触摸我们所爱的人——他还提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难堪的时候脸会发红，而不是发白？为什么我们难过的时候，只有眉头会往上抬，而不是整条眉毛？为什么猫表达爱意的时候，会弓起脊背？他认为，一种情感就是一个生理状态，是心理变化的直接表现。在探究这些问题时，有许多有趣的“跑偏”和观察：台球运动员，尤其是新手，是如何试图用头部、乃至整个身体的运动来引导球打向目标的。一个坐在父母膝头生气的小孩，是如何抬起一边肩膀，往后一顶，表示拒绝的。在进行精细或困难的操作时，嘴巴是紧闭的。

在大量的细节背后，是更为基础的问题。是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学会了微笑，还是天生就会微笑？换言之，表情是所有文化和种族通用的，还是每种文化特有的？他给偏居大英帝国一隅的人们写信，请他们观察土著居民的表情。在英格兰，他把各种表情的照片给人们看，请大家做出评论。他也会借鉴自己的经验。这本书充满了逸闻趣事，没有科学腔，而且极具洞察力。达尔文认为，表情是进化的产物，因此具有普适性。他反对解剖学家查尔斯·贝尔爵士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后者认为，上帝在人类脸上创造了某些特定的肌肉，让他们能够彼此交流感情，这些肌肉是动物界所没有的。在一则脚注中，艾克曼引用了贝尔书中的话：“人类面部最了不起的肌肉是皱眉肌，它以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作用联结着眉毛，却又不可抗拒地传达着心灵的想法。”达尔文也有贝尔这本书，他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写道：“我怀疑他从来没有解剖过猴子。”当然，这些肌肉正如达尔文展示的那样，也存在于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

通过展示控制表情的原理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同样适用，达尔文论证了物种的连续性和渐变性——这对于他的进化论和驳斥基督教关于人类是特别的创造、有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观点，都有着普遍的重要意义。他还决心要通过普适性来证明，所有人种都是共同血统的后裔。在这一点上，他极力反对像阿加西这样的科学家所持的种族主义观点。这些科学家认为，非洲人次于欧洲人，因为他们是另一种劣等血统的后裔。在给胡克(6)的一封信中，达尔文提到，阿加西坚称“多物种”（指人）学说，“我敢说，八成是为了安慰蓄奴的南方人”。

现代古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表明达尔文是对的，而阿加西是错的：从解剖学上来说，我们都是同一批现代人类的后裔，他们或许20万年前才刚从非洲东部移居到世界各地。各地气候的差异造成了人种的变化，但在很多情况下，真的只是肤表之差。我们盲目沉迷于这些差异，为征服和镇压寻找借口。正如达尔文所说：

人类展现出来的所有主要表情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一有趣的事实，为支持多个种族均为单一母系血统的后裔提供了新的论据。在种族分化时期之前，这一血统在生理结构上就几乎完全是人类，而且很大程度上，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搞清楚通用表情的含义。吃一只蜗牛或是一片车达奶酪，也许会在一种文化中引起愉悦，在另一种文化中引起厌恶。但不管厌恶的原因是什么，都有一种通用的表情。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嘴部大张，上唇用力收缩，鼻翼打皱。”表情和生理机能是进化的产物。但情感当然也是由文化塑造的。我们控制情感的方法、对待情感的态度、描述情感的方式都是后天习得的，并且因文化而异。然而，在人们通常所持有的情感概念背后，蕴含着普遍的人性。而且直到不久之前，也就是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一个饱受诟病的概念。在达尔文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作品都不受欢迎。但舆论现在已经变了，艾克曼的上佳版本成了出版界的盛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我认为文学作品中表达出的对想象力和独创性的运用支持了达尔文的观点。那些距离我们年代久远，或者文化背景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文学作品，我们是无法阅读和欣赏的，除非我们和作者都有着某种同样的感情基础、某些深层次的假设。注释版本可以说明历史环境、地方风俗或语言，总是有帮助的，但对阅读来说，绝不是根本需要。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像我们所有的异域差异一样，不同寻常。

我一开始就提到，地方性和普遍性就像是文学的两极。人们可以将文学看作是我们文化和基因遗传的编码。基因和文化这两个要素，各自都有着相互塑造的作用，因为作为灵长类动物，我们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环境施加了强大的适应性压力。这种由E.O.威尔逊(7)等人阐述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消融了先天与后天的对立。如果有人读了关于一群倭黑猩猩——倭黑猩猩和黑猩猩才是我们的近亲，达尔文说的狒狒不是——系统性的非入侵式观察记录，就会发现，其中预演了19世纪英国小说所有主要的题材：结盟和散伙，个体崛起和他人陨落，阴谋的策划，复仇，感恩，受伤的骄傲，成败不一的求爱，丧亲和哀悼。在共有同一个祖先之后，我们和倭黑猩猩已经分开了500万年——考虑到这来来去去终究都和性有关（我这里指的是倭黑猩猩和19世纪小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成功的社会策略逐渐影响了某些特定基因的分布，但并没有影响其他基因。

我们具有天性，它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是不证自明的，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但如果我们是白蚁的话，这种天性就会有所不同了，这就是E.O.威尔逊想要说明的观点。为此，他虚构了一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蚁院长”，在毕业典礼上为自己的白蚁同胞们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

我们的祖先巨白蚁，在第三纪后期的快速进化中达到了10公斤，大脑也变得更大，并学会了使用信息素书写。自那以后，蚁道主义完善了道德哲学。准确地表达道德行为的道义论规则，如今已经变成了可能。这些规则大多不证自明，举世通用。它们正是蚁道的精髓。它们包括：对黑暗的热爱，以及对长有腐生担子菌的土壤深处的热爱；蚁群之间充满战争和贸易的群落生活集中性；生理等级制度的神圣性；工蚁阶层个人繁殖的罪恶性；对生殖手足的谜之深爱，在它们交配的瞬间变成了仇恨；对个人权利之罪的排斥；对信息素之歌无穷无尽的审美愉悦感；蜕皮之后，从巢伴肛门进食的审美愉悦感；同类相残的快乐，以及生病或受伤时献出自己的身体以供同类食用的快乐……某些具有蚁道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尤其是动物行为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的社会组织是由我们的基因塑造的，因此我们的道德戒律仅仅反映了白蚁进化的特性。他们声称，道德哲学必须考虑白蚁大脑的结构和该物种的进化史。社会化是由基因引导的，有些形式的社会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提议引起了重大的学术争议……

这就是说，无论它是萨迦冒险故事、象形诗、成长教育小说还是俳句，并且不管它是什么时候写的、由哪个蚁群写的，只要读了一两行，你就会知道这是白蚁文学。由白蚁文学传统推断，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的人类文学与其说是对人性的定义，不如说是对人性的例证。

如果有超越文化的人类共性，那么由此可见，它们不会改变，或不会轻易改变。如果在历史上我们确实发生了改变，那么根据定义，改变的并不是人性，而是在某种特定时间和环境下的某些特性。然而，也有一些作家喜欢这样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假定人性本质脆弱，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刺激的革命性进步，或是深感遗憾的退化，并将改变的时刻定义为始终不可抗拒的知识追求。我想在这件事的精确性上，还没有人可以超越弗吉尼亚·伍尔夫，尽管她确实对实际日期略带讽刺地模糊其词。“在1910年12月或前后，”她在随笔《小说人物》（Character in Fiction）中写道，“人性改变了。” 当然，伍尔夫眼中分隔她和父母两代人的巨大鸿沟先入为主，占据了她的思想。有一件著名的轶事真假难辨，但你会希望它是真的。那是1908年，里顿·斯特拉奇走进一间客厅，遇见了弗吉尼亚和她的姐姐。他指着瓦妮莎裙子上的一块污渍问道：“精液？”弗吉尼亚写道：“那一个词，让所有沉默和矜持的障碍都土崩瓦解。”19世纪正式结束。世界再也不一样了。

我记得，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也有过类似的末世言论。“人性永远改变了”，当时有过这样的宣言，在1967年伍德斯托克附近的一片田野里，或是同年伴随着《佩珀军士》（Sergeant Pepper）的发行，又或是前一年，在旧金山某条不起眼的街道上。水瓶座时代(8)已经曙光微现，事情再也不一样了。

T.S.艾略特在他的随笔《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中不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令人头晕目眩，但口吻也同样确定。他发现，在17世纪，“一种感性的分裂开始了，我们从未从中完全恢复过来”。他说的自然是英国诗人，他们“拥有一种感性机制，可以吞噬任何种类的经验”，但我想我们可以假定，他认为他们通常和其他人的生理特征一样。他的理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也许过于草率，无法令人信服，既表达了艾略特的遗憾（这种分裂不是好事），也表达了他的希望（那些现代诗人将按照他的处方重新定义现代感性，从而可以扭转这种分裂）。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一书中定义了他自己的选择时刻，觉察到了一种绽放，不仅在于人性，也在于意识本身，“在中世纪”，他写道：

人类意识的两面——向内和向外的——都在共同的面纱下躺着做梦，或半梦半醒。人类只有在作为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时，才会对自我产生意识……但到了13世纪将尽的时候，意大利开始充满了个体性；对人类个性的禁令解除了。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埃斯定义了18世纪人类情感的一个根本转变，在那时，父母开始感受到对子女自觉的爱。在那之前，孩子只不过就是一个无能的小大人，容易被疾病夺去生命，因此不值得投入太多感情。上千座中世纪的墓碑，和上面悼念逝去孩子的感人碑文，也许埋葬了这一特定的理论，但阿里埃斯的作品说明，在对人性改变的决定性时刻的追求中，有一种次要的或是平行的野心——那就是，旨在定位我们现代性的根源。这或多或少是思想史的中心议题——询问在什么时刻、何种环境下，我们变得可以为自我所认知。至少有些候选项会是你熟悉的：一万年前农业的发明，或是与之紧密相关的——逐出伊甸园。又或是《哈姆雷特》的诞生，书中描写的那个男人是如此痛苦、无聊、优柔寡断，总是在活受罪，所以我们打心眼里接受了他，并且发现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没有他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把现代思想的开端确定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将人口聚集在城市里，最终使大众消费、大众政党和大众传播成为可能的农业或工业革命；带来了最巧妙或故意的抽离感的卡夫卡的写作；或是刚刚发明了几千年的书写本身，它使文化传播的几何增长成为可能；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发表，《春之祭》的首场演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出版，或是在广岛投下的核武器——在那之后我们接受了对整个星球的管理，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有些人曾经选择攻占冬宫，但我却更喜欢华兹华斯早期朴实无华、充满了会话式反思的诗歌；或是与之相关的英国或法国启蒙运动，以及世界人权的发明。

从另一方面来说，生物学的观点很长，措辞也不华丽，尽管我觉得趣味性也不差：人们所说的并不是某个时刻，而是一段无法估量、不可复原的时间，只留下了一捧骨制和石制的史前器物，需要穷尽我们的天才来解读。随着大脑新皮层以每10万年增加一茶勺灰质的惊人速度进化，原始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学会了语言，意识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也意识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有了来生的看法，因此会埋葬死者。3万年前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可能是最先进入现代的。但他们还是不够现代化，无法在这种节奏中生存下去。

你可以说，所有这些描述中所追求的，都相当于世俗的创世神话。文学作家们似乎更喜欢爆炸性的决定性时刻，奇迹的诞生，而不是无趣的连续性极小变化。整个文化时间跨度或多或少都可以包含其中，当我们询问：谁是最古老的？谁是现代人类乌尔人？——是线粒体夏娃，还是艾伦·图灵(9)？

我们对现代性根源感兴趣，不仅仅是社会加速变革的结果：在与过去决裂的决定性时刻这一理念中蕴含着一种概念，那就是人性是特定历史的产物，由共同的价值观和某种特定文明中的抚养环境所塑造——换句话说，除了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文化中发展出来之外，根本就没有人性。按照这一观点，大脑就像是一台万能的、具有无限适应性的计算机，根据少量固定规则在运行。我们生来就像一张白板，是我们的时代塑造了我们。

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也有人称之为环境决定论，在20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上半叶。它扎根于人类学，尤其是在玛格丽特·米德(10)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也植根于行为心理学。米德在发表于1935年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人性几乎具有难以置信的可塑性，可以根据对比鲜明的文化条件做出精确而截然不同的反应。” 这一观点在社会科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在战后数年间固化为一种带有清晰政治维度的教条。要是从现存的生物层面来挑战它，曾一度会沦为学术界、乃至社会上的贱民。和基督教神学家一样，文化相对主义者将我们从所有生物学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且把人类和地球上其他一切生物区分开来。有了这一观点，受过教育的男女宣布在某个特定日期人性会发生转变时，就有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世界塑造了我们，因此当世界发生剧变时，我们的本质也会发生剧变。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观察到的那样，“在1910年12月或前后”。

1928年，著名行为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华生出版了一本具有影响力的育儿著作。正如克里斯蒂娜·哈德门特在她了不起的作品《梦想宝贝》（Dream Babies）中展示的那样，要想了解一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和它对人性的看法，几乎没有比它出品的育儿手册更好的窗口了。华生写道：

给我一打健康的、身体结构良好的婴儿，再给我一个特定的环境来把他们养大，我保证可以任选一个，把他训练成我可能会选择的任意一种专业人士——医生、律师、大商人，哦对，甚至是乞丐和小偷，不管他的天赋、嗜好、倾向、能力和他祖先的职业与种族如何。

在他手中，人性犹如黏土一般。我不禁觉得，以下出自华生育儿著作《婴幼儿心理护理》（The Psychological Care of Young Infants）的段落，除了它无意造成的喜剧效果之外，还反映或预示了一个世纪以来，在人性塑造方面注定失败的悲剧性社会实验，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扭曲而缺乏证据的科学，和歪曲达尔文的著作来宣扬种族优越论的伪科学一样荒诞不经：

抚养孩子的明智之举是把他们当作年轻的成年人来对待。小心而慎重地为他们穿衣和洗澡。你自己的行为举止永远要客观、温和而坚定。绝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绝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大腿上。如果一定要的话，在他们道晚安的时候亲吻一次他们的额头。和他们握手道早安。当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困难的任务时，轻拍他们的头……多数时间把孩子放在屋外的后院里……孩子一生下来就这么做……让孩子几乎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学着自己克服困难……远离你关切的目光。如果你的心太软，一定要看着孩子，那就挖一个窥视孔，这样你看的时候不会被孩子发现，或是用潜望镜。

华生的书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西洋月刊》称其为“上天赐给父母的恩物”。

持有这些观点的米德和华生，只是众多宣扬人性具有近乎无限可塑性的人物中突出的两位。他们的观点在民众和大学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后继者今天仍以各种形式蓬勃发展。没有人应该怀疑，标准模式背后隐藏着一些良好的动机。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在她从事研究的时代，欧洲帝国已经进行了合并，却尚未开始分崩离析，她的著作中有着强烈的反种族主义元素，并且她坚决反对原始劣等性的倨傲观点，坚持每一种文化都必须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评判。在米德和华生最为活跃的时候，人类依然对苏联革命抱有巨大的希望。如果学习成就了现在的我们，那么只要我们享有同样的环境，就可以消除不平等。教给父母合适的育儿方法，就会出现改良版的新一代。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可以从根本上重塑人性。我们可以变得完美，可以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环境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和不平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残酷与荒谬，以及后来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社会政策带来的新的威胁，都引发了人们对生物学视角的厌恶，从而帮助人们确立了一种信念：天性可以由社会塑造，通过对天性的设计，大家都会变得更好。

事实上，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自由的科学探索都长期笼罩在第三帝国的阴影之下。心理学的众多分支都被知识的恐惧所禁锢，受制于不久前的历史，不再把大脑看作是具有适应性力量的生物学产物。尽管在此期间，相邻的生物学系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达尔文学说联合孟德尔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被称为“现代综合进化论”。

50年代后期，年轻的保罗·艾克曼出发前往新几内亚。他还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坚定看法，只带着一些大头照和半身照，上面是现代美国人，做着各种表情——惊讶、恐惧、厌恶、喜悦等等。他的样本群是源自石器时代的高地人，以前没有或是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世界。但他发现，他们可以为每种表情编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故事。他们还为他模仿出了面部表情，以回应他给他们讲的故事——“你遇到一头死了好几天的猪”。他的研究，以及后来以日本人和美国人为对象的实验——该实验设计巧妙，考虑到了不同文化的表达规则——都清楚地证明达尔文的结论是正确的。正如艾克曼所写：

社会经验会影响对待情感的态度，创造出表达和感受的规则，开发和调整最能迅速唤起某种情感的特定场合。然而，我们情感的表现，肌肉运动的特定结构，似乎是固定的，使得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可以相互理解，也使得同种文化中，无论是陌生人还是亲密的朋友，都能互相理解。

去新几内亚之前，他拜访了玛格丽特·米德。她坚定地认为，各个文化之间的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就像风俗和价值观一样。她对艾克曼的研究显然无动于衷。然而到了晚年，她却在1972年的自传中解释说，她和同事之所以不愿意考虑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是因为担心会带来政治后果。多么奇怪啊，这种历史环境的反转——对米德来说，表情或人性中的普遍性似乎会为种族主义提供支持，但对达尔文来说，这些考虑则破坏了种族主义不堪一击的理论基础。

米德和她那一代的人类学家，带着笔记本、礼物和体面的目的来到了石器时代定居点。在与受试者互致微笑和问候时，他们还不完全理解（尽管达尔文和大多数的小说家应该可以告诉他们），想要从事自己的研究，需要多么大量的共有人性和共有假设，而且自己也已经在利用这些人性和假设了。随着最后这些珍贵文化的消失，人们又重新审视了数据。唐纳德·布朗在他的《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1991）一书中，编写了一份人类个体和社会的共性列表。列表很长，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行为模式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因此也很具体。读它的时候，有必要把威尔逊的白蚁院长记在心里。布朗囊括了——我任选几个吧——工具制造，占压倒性多数的右撇子，特定的童年恐惧，认识到他人拥有内心生活，交易，赠予礼物，正义观念，八卦的重要性，好客，阶层等等。布朗描述了他所谓的“普世者”（Universal People），他们融合了人类全部共同拥有的特征，有趣的是，他花了大量的篇幅专讲语言——依然非常具体。比如说，普世者的语言有元音之间的对比，也有停顿和非停顿之间的对比。他们的语言具有象征性，总是包含名词、动词和所有格。对语言运用得特别熟练，一定会带来威望。在更高层次的精神功能上，这无疑是人类家庭的纽带。我们现在知道，没有任何一台磁盘空白的全能机器可以像儿童那样快速、灵巧地学习语言。一个3岁的孩子每天都要解决大量的不恰当问题。语言天分是我们天性的核心。

在我们拥挤的星球上，我们已经无法再拜访未曾被摩登时代所染指的石器时代居民了。米德和她同时代的人绝对不会想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和这些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相同点？人类学家也不会再有首次接触的机会了。但我们可以把手伸向书架。文学一定就是我们的人类学。下面这段描写——来自2 700年之前——说的是一个女人等她心爱的丈夫回家，等了20多年。有人告诉她，他终于回来了，就在楼下，她必须去迎接他。但，她问自己，那真的是他吗？

她走下楼上的睡房，心中左思右想……

是离着心爱的丈夫，开口发问？

还是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亲吻他的头颅？

她跨过石凿的门槛，步入厅中，

就着亮光落坐，面对奥德修斯，贴着对面的墙壁。

而他则坐在高耸的房柱旁，眼睛看着地面，

静等雍贵的妻子，有何话语要说，眼见他在身旁。

她静坐良久，默不作声……心中惊奇诧异，

不时注目观望，盯着他的脸面。

一瞬间他似乎……就是丈夫奥德修斯，

活生生在眼前——

下一瞬间，不，他不是她认识的丈夫，

她眼前只有一堆破衣烂衫。(11)

所以，尚不确定的裴奈罗珮告诉奥德修斯，他们要分房睡，她还下令将婚床搬出卧室。但他当然知道，这张床是搬不动的——床是他自己钉起来的，他还提醒了她，他是怎么做这张床的。从而他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自己真的是她的丈夫。但他现在不开心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冒牌货，他们两口子要吵架了。

裴奈罗珮双膝发软，心力酥散，

她已听知确切的话证，从奥德修斯的言谈，

顿时热泪盈眶，冲跑着奔扑上前，

展开双臂，抱住奥德修斯的脖圈，亲吻他的头颅，说道：

“不要生我的气，奥德修斯，凡人中你是最通情达理的一员！

神明给我们悲难，心生嫉烦，

不愿看着我俩总在一起，共享我们的青春，双双迈过暮年的门槛。

所以，不要生气，不要把我责备，

只因我，在首次见你之际，不曾像现在这样，吻迎你的归来……

我的心里总在担惊受怕，害怕有人会出现在我面前，花言巧语，将我欺骗。”(12)

习俗也许不同了——可能走廊里躺着死去的求婚者，却不会有杀人指控——但我们在这几行诗中认出了人类的本质。我们在情感和表达方面依然故我。正如达尔文在《表情》一书的结论中所说：“情感的语言……必然对人类的福祉具有重要性。”在荷马的例子中，我们扩展了艾克曼的“跨代理解”——至少跨越了130代。

人类基因组测序组织（The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在2001年《自然》杂志上发布了报告，结尾是这么写的：“最终，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对人类基因组了解得越多，有待探索的也就越多。” 这种与传统相呼应的致敬方式，势必会吸引喜爱文学现代主义的那些人。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我们有理由发问，这到底是谁的基因组？哪一位幸运儿被选中代表我们所有人？谁是“普世之人”？答案是，15个人的基因被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说家也许会虚构出来的那种合成的、貌似真实的、想象的人，因此我们此刻注视着的，是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聚合体，来自两种对我们的状况伟大而迥异的调查形式——文学和科学。把我们、我们共同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就是文学向来刻意而又无奈地想要表达的。而这种普遍性，也正是迈入又一振奋人心阶段的生物科学要进一步探索的。

希拉里讲座，牛津，2003。

(1)　赫索格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作品《赫索格》的主人公，为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美国犹太知识分子。他困惑于荒诞的现实，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但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类自身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求。

(2)　拉比（Rabbi）是犹太人中的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

(3)　指《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结构》（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一文。

(4)　1英担为50.802千克。

(5)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思想家、哲学家、著述家，其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视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

(6)　约瑟夫·胡克（1817—1911），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地理植物学的开创者，达尔文的挚友。

(7)　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1929— ），美国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长期致力于研究蚂蚁等群居性昆虫。

(8)　水瓶座时代指爱与和平的年代。

(9)　艾伦·图灵（1912—1954），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视为“计算机之父”。

(10)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11)　译文节选自《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奥德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2)　译文节选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