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忆我陪周贻白 吴祖光 张中行三位老师吃饭[5]
我爱陪前辈吃饭。我大概有恋父情结，因为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短而又短。这三位老师，论岁数都跟家严差不多，但是肚子里满都是大学问，陪着这几位老师吃饭，不但可以领略菜肴之香，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陪吃还长学问，何乐而不为？那真是求之不得……这三位老师不但学问大，而且还都是有趣味之人，说出的话都可以作为台词记录下来，那在一块儿吃饭真是一个享受。下面，那就让我分头叙述与三位老师吃饭之种种故事吧……
“文革”前只要我在北京，我只要晚上能挤出工夫来，我必然去交道口棉花胡同22号中央戏剧学院宿舍去拜谒周贻白老恩师。到了饭口，我们爷俩一准要上外边吃饭去，因为当时周师母和孩子们都在苏州，只有周老师一个人在北京。我们去的饭馆儿有两家。一个出棉花胡同东口，过马路到不远的宽街十字路口，有一家清真饭馆，此饭馆现在仍在，是白魁老店的分号。我们爷俩吃的饭，每回都是一瓶啤酒，一碟炸花生米佐酒。一瓶啤酒三杯，爷俩分饮之，然后是两大碗鸡丝汤面。每次周老师必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味精的小瓶儿，对着汤面一通洒，从而鸡汤更鲜，吃个酒足饭饱，然后分道扬镳，老师不许我把他再送回宿舍。
如果晚上谈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不去这个附近的中级餐馆儿了，我们就要去一个高级的饭店去吃夜宵，这个就是在王府大街北头当时叫猪市大街北口的华侨大厦酒店去吃夜宵。晚上九点开始，我陪老爷子坐两站公交汽车，然后到酒店。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是该酒店最有名的皮蛋瘦肉粥。同时叫两笼虾饺，有时也换样吃那里的小笼蒸包。该酒店小吃是讲究的，是粤菜风格。老恩师也非常爱吃。但那里似乎是不能喝啤酒的。我们吃完了，大概就到了夜里十点多钟了，这么晚老师仍然不许我送回宿舍，分手以后，我再乘公交回家。还有一个更讲究的餐馆，去那里就餐那可就是大快朵颐。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初，周老恩师的长公子周龙斌从扬州来北京了。龙斌是属龙的，1940年生人。比我略小一两岁。中等身材，长得非常英俊、儒雅。说的是一口南方人说的北京话。他本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这时候闹了点小毛病：似乎肝不太好。于是休学来北京养病，但是我也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因为无论是精神还是体力都非常好。老爷子见公子来了，自然就要吃些好的。我们去过几回东安市场北门紧挨着东来顺的一家非常有名的湖南馆子，三层小楼，门口悬匾：奇珍阁。这是个在长沙市非常著名的老字号餐馆来北京开的分号。店里的人从经理到堂官都和老师非常熟，我们去了必被请上二楼的雅座包间。所有人对老师都非常亲切。老师此时必操一口湖南官话点菜，我记得必有清炒虾仁，还有长沙的银鱼。吃的主食我记得好像也是面，口味当然是比较辣的，但是清炒虾仁，我跟龙斌还都能接受，很鲜很鲜。另外最后上的莲子粥，里面的莲子异常清新，我们也都很爱吃。酒呢，好像仍然是一瓶啤酒，什么小菜我忘了。去了三四回吧。每次吃完了，堂官总是笑嘻嘻地问：今天谁候账呢？老师似乎无奈地说：一个儿子一个学生，你说我能让他们花吗？当然照例，还是我给钱……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无论是去清真餐馆儿，去华侨大厦酒店还是奇珍阁，最后付账的都是周贻白老师。我那时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是应该的似的，这好像是父亲跟儿子出去吃饭，当然老爹是要花钱的。但只有一次让我非常愧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4年的夏季，我当时供职在北京新燕京剧团。我改编了现代戏《节振国》，剧团由张宝华、梁益鸣等演出了。老师不但去看了戏，而且还要给大家讲一讲看戏的感受，同时再讲讲京剧的形成，当然这一段是饶的，主要是为学生也即是为我捧场。
那是一个炎夏的下午，前门外大栅栏内宣武工人俱乐部里，楼上楼下坐满了人，不但本剧团的来了，其他剧团来的人也很多。老师的名头太大了。老师讲了足足的三个小时，从2点一直讲到5点。在热烈的掌声中，老师的讲座结束了，剧团当然要备饭招待老师。但周老师坚持谢绝！出了剧场以后，老师说你家离这儿有多远，我要去你家去看望你的母亲。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十分感动……我连说了两句不敢当，但老师说：到了你家门口，我一定要拜见你的母亲。这样我就陪着老师步行到了坐落在东珠市口的寒舍，大概也得有二里路吧。
我的母亲也知道我的老师是大教授，见来了贵客也非常激动。就把家中存的西瓜打开了请老师吃……老师此时大概也是又热又渴，吃了三块西瓜，又跟我母亲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就告辞。我们家没有准备，当然没敢请老师吃饭。但我母亲说：你陪着老师外面吃去吧。出家门以后，我说此地距离丰泽园很近，您这次让我花一回钱。咱们去吃一回，您尝尝鲁菜……但老师坚决不肯，只是让我送他到珠市口北口的车站，车来了，他就上车回家了……
这一顿饭我没有请成，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每一想起我真想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子……陪周老师吃饭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再讲一个陪吴祖光老师一起吃饭的故事。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一天我去拜访吴祖光老师，兼催稿。巧遇台湾著名作家贡敏先生也在座。他在台湾写过许多戏，电视系列剧《新白娘子传奇》开头几集即是他写的，其中许多歌的歌词也是由他填写，我们谈了会儿天，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社长李湜、总编辑杜高也来东大桥吴宅。73岁的剧坛老将黄宗江也此时赶到，群贤毕至，吴先生便说他家隔壁开了一家很讲究的餐厅，据说老板是台湾人，一定要邀大家吃中饭，推却不得，大家便一贯而出，吴先生先开了他寓所的另一个门，走下四楼抬头便见“银鼎美食府”的匾额，居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的手笔。大家想不到距餐馆有这么近，于是大家心中便有几分快意，径直入室，幽幽恬静，墙壁上嵌有陈大章国画、赵家熹书法，都是当今的名人字画……片刻之后菜肴陆续而上，大厨的手艺不错，口味颇佳，席上几老边吃边谈，多是旧事，眼角眉间堆满笑意，尤其杜高与祖光老师曾共患难，又多日未见，竟甩开众友，做二人谈。旁人虽不免嫉妒，也奈何不得……
贡敏先生则说：台湾的“国剧”即京剧，如能有好剧本，排出新戏来就能卖满堂。大陆上很能叫座的新编古代戏《徐九经升官记》《画龙点睛》，台湾的“国剧团”都排演了，场场客满。笔者提到台湾一个女剧作家王安祈的剧本，曾在我们《新剧本》上发表，文笔很是清新流畅的。贡敏先生说，他与王女士是极熟的朋友，并愉快地答应，日后也将为《新剧本》撰稿。这位王安祈女士，如今是台湾某著名京剧团的团长了，她的很多戏都被推上舞台，并且好几个戏在大陆演出过，受到观众的欢迎。
那天欢聚，谈笑甚欢，吃了好多菜，喝干一瓶五粮液名酒。老先生们都是鹤发童颜，精神百倍，结账后正欲走去，一个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自称是餐厅总经理的，亲自端了一大盘红白相间的西瓜走来，说是敬送的……大家一边道谢不迭，一面观其举止言谈，无论如何也寻不出一点台胞的痕迹，交谈后方知是纯粹的北京人，大家掩口而笑。
归来路上，黄宗江与吴祖光毕竟是多年的老友，说话不留情面……黄宗江老问吴祖光老师：“您不是说台湾饭馆吗？闹了归齐，还没离开咱北京，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呀？”吴先生想了半天才说：“我实在记不清楚了，不过我看还是北京人开的更好……”
我再作点小注：吴祖光老师为什么与杜高先生关系如此密切？因为两个人曾共患难。原来1957年，吴祖光老师被错打成“右派”，其中一条重要的罪状就是组织小家族来“反党”。而这小家族的成员里面，就包括了当时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青年剧作家杜高，因此后来他也受了不少的罪。当然这些都是错案，如今，吴祖光老师曾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而杜高先生也是剧协的领导，可谓苦尽甘来呀。杜高的受罪，也可以说是受吴祖光老师所累，所以两人一见面，那话也就会多起来。
再有一个小注是：银鼎美食府的老板。也就是那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青年。他确实是北京人。改革开放以后，他就和几个朋友在东四隆福寺一带做起营销国内外的服装生意。他虽然年轻，但是眼光不俗，当大家都做起服装生意的时候，他就悄悄地结束了这桩生意。他注意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人们慢慢地富裕起来了，一定有改善生活的要求，首先，会表现在饮食方面有较高的追求，于是他投入所有的资金转行经营餐饮业，开了这一家以高档粤菜为特色的美食府。这个经理虽然文化不是很高，但他非常尊敬有知识的人，愿意和有文化的人，特别是年长的文化人交朋友。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告诉您吧，从这次以后，我就和这位姓耿的总经理（他还有一兄弟）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哥俩，虽然年轻都非常厚道仗义，知礼懂事……至今两位耿贤弟，都和我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下面我再讲一个和吴祖光老师、张中行老师一起大吃涮羊肉的往事。
1997年的夏天酷热难熬，然而却也有不畏炎热，敢于去火锅城吃涮羊肉者，那是两位耄耋老人，88岁的张中行、80岁的吴祖光，作陪的，一位是笔者，一位是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忠厚长者，还有一位小姐，以旧体诗词享名的女诗人靳欣。有人会问了，此女与后来成为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的靳飞是否为兄妹？不是的，他们两位没有骨肉关系，但却是好友。而促成这场盛会，并提出大暑天吃涮肉倡议的，则是笔者。要想把张中行、吴祖光这样世间所谓的文坛泰斗请出家门，总得有个像样的说法。要不人家可不稀罕你这顿饭……
“说法”是有的，二老都是敝刊《新剧本》的顶梁柱，就在近日张中行老师的一部40万字自传体的文集《流年碎影》刚刚出版，吴老师为本刊撰写的一部系列电视剧剧本《新凤霞》，13集约22万字，自1990年岁末动笔，到今年（1997年）7月全部完成。两部大作问世，何等可喜可贺？何况女诗人靳欣的一部颇有文采的旧体诗词也于斯时付印成册，又是张、吴二老帮过大忙的，所以这几位一经我恳请便欣然答应……那么去什么地方的火锅城呢？还是去银鼎火锅城吧。咦？上文你不是说银鼎餐厅在东大桥祖光老师寓所附近经营广东粤菜的吗？你是不是记忆上出了问题了？不是的……原来这个叫银鼎火锅苑餐馆的，还是两位耿经理经营的，不过，原来的粤菜馆已经不经营了，改成规模更大的专卖涮羊肉的餐厅了。这个火锅苑位于北京大北窑南侧。因为我们一直是好友，这个火锅苑规模又很大，当然我们要去他那里猛撮一顿。
一进火锅苑，室内被空调吹得极其凉爽，找不到一点炎热的影子，吴老师问我这个徒弟：“你不是说能吃得大汗淋漓吗？这能出汗吗？”笔者笑对吴老师说：“吃起来还要汗如涌泉的……”
张中行老师能吃肉，这岁数了比笔者吃得快，让人羡慕。而且酒也饮得不少……张老师坚持要二锅头，那位忠厚长者的大腕也极其赞成，吴老师却是无可无不可的，笔者觉得这酒性质太烈，力排众议，要了一瓶红酒御酒……那两位几杯下去，依然想念他们的烈酒，吴老师却投赞成票，还说因为患浑身瘙痒病，一年没喝白酒了，今天破例喝两口，挺好的……正当肉过数盘酒过数杯时，那边又过来了一位长发女郎和吴老师打招呼，原来是著名歌手程琳，刚从美国学习归来，于是谈话又转到音乐和异域，店主人见这一桌名人甚多，又都是我的老师，便命人送来一个甲鱼，说是敬送的。却之不恭，受之却也无愧，好友故耳……
席间，那位忠厚长者问吴老师当年他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的始末，吴老师这时正好酒酣肉足，便谈了下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祖光老师娓娓而谈，说道：“我那时候在重庆的《新民晚报》工作，担任副刊的主编。毛主席当时去重庆参加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他抄下了这首词送给老朋友柳亚子，当时的《新华日报》因上级有指示，不准备将这首词发表，可是新闻界很快便知道毛主席留下了一首非常精彩博大的词，于是除《新华日报》外的所有民间报纸，都想找到原作抢先发表。不久我就得到三个不同版本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尽管每个版本都残缺那么一二句，可是三种版本一对，就凑齐了。但我还是请示了当时党在重庆领导进步文艺的负责人夏衍同志，他想了想，还是劝我不要发，我是很尊重夏公的，就照他的话办了，我尽管心里很不愿意，还是压下没发……可是很快由于柳亚子不断找《新华日报》去磨，《新华日报》便刊登了柳亚子和这首词的和词。我一见《新华日报》既然和词都刊登了，我一个民间报纸怎么不可以登主席这个原词呢？于是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和词的第二天，我就大胆地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全文发表了毛主席这首《沁园春·雪》，我还发了一个按语，说毛润之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还善写旧体诗词，这首《沁园春·雪》就是他的杰作云云……当然这是大意，原文记不太清楚了……”
“转过一天，重庆《大公报》全文发表了毛主席和柳亚子两个人的词作，这样一来整个重庆的文学界、新闻界都轰动了，重庆各家报纸每天都发表知名人士对主席这首词的和词……连我的父亲，文博大家吴景洲先生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和词，这样大家齐和毛主席词的热潮，大概在重庆持续了一个月，这对全国人民进一步了解毛主席的博大胸怀、磊落人生和深厚的文学修养，起了很好的作用……”
“好！这顿饭没白吃！没白来……”年轻的淑女诗人靳欣禁不住鼓起掌来，“我们要不来，真是太亏了，哪儿能听这段公案的前后左右呀……”
当我们走出银鼎火锅苑时，夜已深了，热风却还肆虐地吹在我们脸上，这时我的吴老师又逗了一句哏：“在火锅城吃到末了，我也没出汗，可刚一出城来，我却四脖子汗流了……”于是，引来大家的一阵大笑，在静谧的东大桥下，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我在这里再加个小注，那位不愿提名道姓见于报端的忠厚长者是谁？现在说也无妨了：此长者是当时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之李凤翔，人极忠厚也极实在，河北人，喜饮“二锅头”……与笔者相交数十载，因他当时正在晚报任上，故不愿显名，惜也早作古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