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胡格诺派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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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二世驾崩——三级会议——律师——改革——胡格诺派征兵——胡格诺派第一次失败的原因——鸢尾花贵族——巴黎的重要性——胡格诺派军队——第一次宗教战争的结果——胡格诺派主动出击——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孔代亲王路易——圣巴塞洛缪大屠杀——胡格诺派力量的变化——第四次宗教改革运动——胡格诺派陷入低谷——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南特敕令》

弗朗索瓦二世的驾崩，给了各类不满者推动改革的机会。法兰西王室和改革派结盟了。在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和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凯瑟琳·德·美第奇实际控制着法兰西王室。凯瑟琳·德·美第奇同时摄政纳瓦拉王国，是“不满者”的典型代表。孔代家族、蒙莫朗西家族和沙蒂永家族是改革派的代表。如果法兰西政府能像改革派一样，使个人、政治、宗教三种要素协调一致，那么一场彻底的改革似乎有可能实现。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几乎密不可分。因为政治改革建立在财政调整的基础上，而财政调整是建立在取消部分宗教资助和停止向罗马教廷支付款项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法兰西需要摆脱教皇的绝对权力的控制，并和新教合作。这样一来，法兰西有可能支持改革基督教的教义。反对神职人员并不等同于倾向宗教改革，但两者的边界并不清晰。除了奥代·德·科利尼和特鲁瓦主教路易·德·洛林这样自称胡格诺派的人士，法兰西王室还拉拢了一部分较高级别的神职人员支持改革。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联系非常密切——宗教妥协计划由普瓦西神学讨论会来决定，而蓬图瓦兹高卢派教堂的外形则由两个世俗阶层的代表来决定。在蓬图瓦兹，新思想自由传播。贵族和城镇居民要求把天主教神职人员排除在议会和所有世俗事务之外。因为天主教神职人员效忠罗马教皇。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已提交给全国委员会，等待独立的欧洲理事会来安排处理。两个阶层——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都认为干涉良心自由是一种犯罪，准备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并且要求国家官员保护新教集会。贵族提议变卖天主教教会的地产，用以偿还三分之二的国家债务。三级议会中的第三等级——平民，建议全面恢复旧制，由国家支付神职人员的薪资，并且希望将剩余的财政收入，一部分用于消除国家债务，另一部分用于发放商务贷款，以促进重要城镇的商业发展。

三级会议的要求不是纯粹宗教性质的。三级会议还抨击了法兰西王室的奢侈，要求法兰西王室缩紧开支。法兰西政府部门之间充满着矛盾，对改革十分不利。立法部门攻击司法部门，批评法院的拖延和腐败，抨击法院出售司法和财政部门职位，并威胁要废除新任命的机构。行政部门没有向巴黎议会提交《安博瓦兹敕令》，这让巴黎议会感到被羞辱了，于是拒绝登记该法令。巴黎议会认为，由于三级会议，自己正在失去长期以来引以为荣的立法否决权。另外，司法部门无法忘记与国家委员会的最初联系，所以不会放弃自己的立法职能，也不会满足于其司法权局限于火焰法庭。

在这一时期，法兰西律师正在积极活动，想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狂热愿望弥漫了整个法律界。然而，平信徒一直十分厌恶律师。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相互嫉妒、矛盾重重。这一直是法兰西宪法自由道路上的突出障碍。

神职人员的决裂更加公开和直接。天主教神父同胡格诺派代表、十一个牧师和二十二名平信徒的会谈，不像蓬图瓦兹三级会议那样和谐。事实证明，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分歧比预期的还要大。特别是在普瓦西，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分歧更大，难以调和。由于无法达成一致，1562年1月，查理九世颁布了《圣日耳曼敕令》，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但由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该敕令无法顺利登记和执行。查理九世无法完全控制高级神职人员。高级神职人员也无法控制教区的宗教秩序。谨慎的领导人建议采取等待策略，但他们无法约束狂热的胡格诺派教徒。查理九世无法依靠官员，而官员也无法保证人民服从。议会强烈抵制异端崇拜。法院的气氛还比较和谐。在一些省份，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经常发生公开战争。在卡尔卡松和卡奥尔，胡格诺派教徒被屠杀。在塞文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尼姆、蒙彼利埃、蒙托邦和富瓦，人们驱逐天主教神职人员，并大规模破坏圣像。胡格诺派并非一直处于守势，开始主动进攻。宗教成为越来越吸引人的话题，而政治改革渐渐处于从属地位。一直以政治为基础，共同行动的各党派组织，开始因宗教问题而分崩离析。战争无法避免。吉斯公爵弗朗索瓦的追随者屠杀瓦西的教堂会众是战争的导火索，而非战争爆发的原因。这次屠杀与其他十多起屠杀不同之处在于，它由一位政党领袖发起，把斗争从乡村转移到了巴黎宫廷。在普瓦西，夏尔·德·洛林让胡格诺派和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在瓦西，吉斯公爵弗朗索瓦让宗教战争变得无法避免。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发动宗教战争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胡格诺派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在天主教在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时，天主教教徒可以重创胡格诺派。于贝尔·朗格曾写道，除非天主教主动出击、立即挑起纷争，否则宗教改革之花将开满整个法兰西大地。当时的胡格诺派非常强大，比以前和之后都要强大。除了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大家普遍认为改革派可以取得胜利。如果说作为“外国人”的吉斯家族的事业是维护教皇绝对权力，那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改革已成了民族事业和宪法事业。在奥尔良的三级会议中，贵族分成了四种不同的派别——极端改革派、温和改革派、极端天主教派和温和天主教派。其中，在数量上，极端胡格诺派教徒超过了极端天主教教徒。尽管吉斯家族在选举中进行了干涉，第三等级中的胡格诺派及其党羽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众所周知，法院虽然没有实际援助胡格诺派，但对胡格诺派抱有同情心，法官和律师与胡格诺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胡格诺派相比，天主教在确保查理九世及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人身安全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从一开始，胡格诺派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区别鲜明。人们早已预料，发生任何宗教运动都与吉斯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之间的积怨，以及瓦卢瓦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宿怨有关联。

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普瓦西神学讨论会的结果使各怀不满的各大家族分裂了。蒙莫朗西家族觉得战争不可避免。出于政治动机，蒙莫朗西家族与胡格诺派行动一致，把自己的命运和宗教改革绑在了一起。纳瓦拉国王安托万虽然实行宗教改革的力度最大，但由于政治贿赂，最终抛弃了盟友。他的这种行为并非毫无原因。纳瓦拉国王安托万虚荣、反复无常、负债累累。作为法兰西王室成员以外的法兰西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他表面看似勇敢慷慨、坦率直言，是女士、贵族和骑兵的宠儿，实则十分虚伪，还曾被天主教势力诱惑，计划与让娜·德阿尔布雷离婚，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以获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直到1572年去世，让娜·德阿尔布雷一直是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她管理的贝阿恩变成了胡格诺派的势力范围，贝阿恩所有天主教神父都被驱逐出境。贝阿恩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小型常备军，是胡格诺派的核心军事力量。

然而，胡格诺派真正的领袖是纳瓦拉国王安托万的弟弟——孔代亲王路易。他是不满贵族的理想领袖。他富有勇气，具有个人魅力，又善于搞阴谋诡计。由于他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改革而非宗教改革，由他领导胡格诺派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能无法提高胡格诺派的士气，但至少比他哥哥纳瓦拉国王安托万可靠，不会抛弃政治或宗教的伙伴，也不会放弃他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倾向于使信仰屈从于他的野心。除了在德勒战役后的监禁期间，直到1569年在雅纳克去世，他一直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从一开始，他就被指控企图颠覆瓦卢瓦王朝。据说，有一枚刻有“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恩典”字样的奖章可以证明孔代亲王路易的野心。然而，后来这枚奖章被认为是天主教教徒伪造的。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孔代亲王路易的儿子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在巴黎被迫改信天主教，但后来逃了出来，与胡格诺教派共进退，直到1588年去世。孔代亲王路易是胡格诺派最受欢迎的领导人选。他的秘书拉·胡格里却说，孔代亲王路易主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其宗教信仰并不虔诚。然而，拉·胡格里对孔代亲王路易可能有一定的偏见。在非王室贵族中，沙蒂永家族兄弟三人地位显赫。他们具有军事和外交才能，与阿内·德·蒙莫朗西关系密切，十分热衷于宗教改革事业，其中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拥有海军上将军衔。这一切使兄弟三人处于改革的领导地位。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有些阴郁、沉闷，与地位相同的同僚很难相处。然而，在下属中，他的性格赢得了无限尊重。人们认为，选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做领导人并非由于他的个人魅力或阶级地位，而是因为只有他才能把贵族和不满的第三等级结合在一起。大贵族最有可能站在王权一边，但胡格诺派教徒中也有普瓦图的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布列塔尼的罗汉公爵亨利、加斯科尼的安托万二世·德·格拉蒙公爵、诺曼底的蒙哥马利伯爵加布里埃尔·德·洛吉斯。加布里埃尔·德·洛吉斯意外杀死了亨利二世及佛朗哥—佛兰芒边境的波西安亲王。还有一些次要贵族从法兰西南部和西部赶过来聚集在一起。从聚集在莫镇孔代亲王路易周围的势力来看，皮卡第和香槟也来了许多人。此外，塔瓦纳元帅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说，这些人并非全是胡格诺派教徒，还有一些是天主教教徒。在凯瑟琳·德·美第奇的鼓励下，这些天主教教徒加入了孔代亲王路易的队伍。让·德·蒙吕克写道：“如果母亲专制，儿子更容易相信异教。”威尼斯人米希尔补充说：“尤其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更容易成为异教徒。”实际上，政党成分因地区不同而大不相同。在第一次战争中，让·德·蒙吕克的军队主要由吉耶讷的天主教贵族组成。拉·胡格里指出，在朗格多克只有少数贵族是胡格诺派教徒，多数是天主教教徒。在多菲内，情况正好相反。英格兰大使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发现，从巴约讷到南特，乡绅大多是胡格诺派教徒，其中一些人是狂热的宗教主义者和失望的士兵。他们厌烦和平、讨厌吉斯家族。另一些人是大家族的追随者，很多人希望摆脱忏悔和斋戒，不用再遵守宗教体系的纪律——毕竟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天主教教义。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南方阿比尔派教徒成员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是贵族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为了反对祭司制度。

在城镇，上层资产阶级是改革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下级阶层通常忠于天主教神职人员。在信中，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说，第戎的平民都是天主教教徒，而在像沙隆和梅肯这样拥有很多胡格诺派教徒的城镇，天主教教徒的数量几乎占据了下级阶层的三分之二。当然，情况也有例外。弗朗索瓦·德·拉·努提到，在拉罗谢尔，神父领导的小人物明显比富裕的市民更加热心改革；在图卢兹，教士、下级行政长官、议员和百姓，同公会首席执行官、地方行政长官、大学协助的上层资产阶级进行了殊死斗争；在诺曼底，小人物拿起武器反对贵族；在迪耶普，民众大肆破坏富裕公民建造的宏伟神殿。特鲁瓦是香槟最典型的胡格诺派教徒聚居的小镇。特鲁瓦民众闯入会议厅，破坏改革派宗教服务使用的少量家具，并嘲弄宗教仪式。

然而，法兰西有些地区的民众一致赞成改革，比如比利牛斯山脉、法兰西东部山区、塞文山脉、多菲内和普罗旺斯北部。在吉耶讷的乡村，因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出现了农民起义。农民烧毁城堡，拒绝缴纳什一税等赋税及地租，轻蔑地宣布不再承认君主制度。

传言中的数字必然是不可信的。1561年，胡格诺派教徒声称其武装人员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人数是法兰西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但这个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温和派天主教教徒米歇尔·德·卡斯泰尔诺写道：“政府没有必要获取外国援助。因为在第一次宗教战争中，天主教教徒与胡格诺派教徒的比例是一百比一。战争结束时，胡格诺派教徒人数估计占贵族人数的三分之一，占法兰西人口总数的三十分之一。”这些数据似乎更加合理。

胡格诺派有很多机会招募职业士兵，这对胡格诺派的发展十分有利。托斯卡纳的一位使者证实，“对外战争时期，正规骑兵已经沾染上了异教徒的污迹”。战争爆发前，各教会都忙着征兵。在被征召的士兵中，有的士兵是为了宗教信仰，有的士兵是为了获取报酬。让·德·蒙吕克发现，胡格诺派牧师承诺给士兵的不仅仅是“进入天堂”。因此，不少优秀的士兵都支持胡格诺派。1562年，让·德·蒙吕克发现，胡格诺派牧师派给自己的四千名帮助维持和平的士兵中，有一个曾是他过去的老部下，而现在这个能干的老部下成了内拉克教堂的首领。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还发现，所有最能干的军官都加入了胡格诺派。他嘲笑这些人加入胡格诺派并非出于内心信仰，只是以宗教为借口谋求更高的报酬。于是，他提供给了这些军官在王室部队服役的工作机会。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写道：“这样就把贵族和资产阶级分开了，我再也不用烦恼了。”他的继任者忽视了这种方法，结果发生了叛乱。从地理方位上讲，胡格诺派的据点位于罗纳河和索恩河、卢瓦尔河、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组成的范围内，北部边界从沙隆一直延伸到卢瓦尔河河口。胡格诺派势力范围的外围的西北部是诺曼底，东南部是多菲内。在诺曼底，几乎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胡格诺派的宗教集会。在普瓦图和吉耶讷的一些城镇，胡格诺派教徒占多数。罗歇尔的天主教几乎不复存在。下朗格多克及其最重要的城市尼姆、蒙彼利埃、贝济耶和卡斯特尔，都在胡格诺派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比利牛斯山脉背后的韦莱、维瓦赖和福雷的支持，在其他区域，改革派缺乏坚实的基础。在普罗旺斯，瓦勒度派大屠杀成功地把新教的势力局限在了最北边。在勃艮第和香槟只有几个重要的新教教会。在诺曼，胡格诺派只能通过曼恩和安茹中几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机构，与卢瓦尔河周边的教友保持联系。在布列塔尼，虽然大贵族支持改革，但广大人民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至于皮卡第，毫无疑问，是坚定的天主教区域。在巴黎附近，改革势力只存在于最初的所在地——莫城。莫城一直支持改革，直到宗教战争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改革派的大本营位于日内瓦，而不在法兰西境内。两个天主教大国——法兰西王国和西班牙王国之间的矛盾，保证了梵蒂冈改革派大本营的安全。实际上，日内瓦是一个说法语的共和国，不断接纳海外难民，扩充人口。海外难民带来了经验丰富的神父和一些资金，消解了地方分离主义，统一了区域力量。在日内瓦，出现了各种宣传机构、获胜组织，以及失败后的重组势力。各种宗教力量相互结合，使原来萎靡不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重新振作了起来。日内瓦确实在宣扬顺从，但它带来了组织性和活力，使抵抗运动成为可能。

第一次宗教战争中，胡格诺派错估了对手的实力。于是胡格诺派失去了鲁昂，在德勒被打败。最后，胡格诺派刺杀了吉斯公爵弗朗索瓦才保住了奥尔良。事实上，胡格诺派获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查理九世的斡旋。此后，胡格诺派被赶到卢瓦尔河以南。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内，胡格诺派只能自保，无法主动扩张，也无法继续影响法兰西的宗教和宪法。胡格诺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级会议的大多数代表难辞其咎。首先，他们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要求进行财政改革，不欢迎外国人，希望采用更符合宪法的管理方法。其次，三级会议并不能真正代表大众的意见。在城镇，代表权通常掌握在市政当局和上层资产阶级手中。市政当局和上层资产阶级一般是胡格诺派教徒。然而，大部分城镇居民是天主教教徒。在农村，农民几乎都是天主教教徒。因此，各地区之间胡格诺派教徒很难采取联合行动。不管是否迫不得已，是胡格诺派首先发动了这场战争。再加上胡格诺派过分破坏传统习俗和圣像的行为，使温和派天主教教徒开始疏远胡格诺派。正是温和派天主教教徒，决定了前三次反对胡格诺派战争的结果，也决定了反对极端天主教教徒的战争的结果。

宗教大屠杀、驱逐新教教徒和强迫皈依天主教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属胡格诺派的城镇一旦被占领，当地的改革力量就会被彻底消灭。就这样，鲁昂和奥尔良原本是胡格诺派在法兰西北部和中部据点，但最终，鲁昂和奥尔良被天主教化，被冠以“联盟之眼”之名。到战争结束时，在皮卡第、香槟和勃艮第，几乎没有胡格诺派教徒了。最初，在卢瓦尔河周边城镇，新教的基础特别牢固，战后却几乎消失殆尽。在图卢兹，天主教报道了一周内屠杀三千名异教徒的事件。在三千名异教徒中，包括了十八名传教士。被驱逐的胡格诺派教徒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农民。因为农民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会保护受迫害的天主教教徒，还会把受难的胡格诺派教徒剁成碎片。事实上，只有朗格多克东部和多菲内的胡格诺派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天主教成功保护了法兰西的两大永久机构——王室和法院，这点对战争结果有重要影响。胡格诺派也充分认识到王室的价值。无论是第一次战争还是第二次战争之前，孔代亲王路易都试图俘获凯瑟琳·德·美第奇和查理九世，但未能取得成功。长期以来，法兰西所有政府机构都靠吉斯家族来运作。无论是总督，还是副总督，都是由吉斯家族扶持上位。天主教领袖，如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和让·德·蒙吕克，不仅拥有合法地位，还拥有个人影响力。两位总督是例外——布列塔尼的埃唐普公爵让四世·德·布罗斯和普罗旺斯的孔特·德·唐德。前者竭力维护《一月敕令》，后者保护胡格诺派教徒。官僚机构支持王室。因为官员的地位升迁取决于王室，并且王室掌管着国家财政收入，而胡格诺派只能依赖自愿捐款获得金钱。最重要的是，与瑞士各行政区签订军事协议的是王室。通过强调这一点，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阻止了胡格诺派征召瑞士军队。此时，议会完全反对改革。议会对宗教改革的包容仅限于“不干涉良心自由”。议会认为，公开承认天主教和胡格诺派，这有悖于国家的统一原则，而议会正是国家统一的守护者。此外，律师的利益也受到了三级会议的威胁。曾经，法兰西的律师篡夺了三级会议的职能；现在，三级会议恢复职能，律师既嫉妒又惊恐。三级会议的代表强烈要求进行全面改革司法。由于三级会议站在宗教改革的一边，那么议会自然就站到了天主教一边。胡格诺派两大主要力量——骑士贵族和商业资本家——和长袍贵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常设法院和米歇尔·德·洛皮塔尔之间矛盾重重。常设法院认为米歇尔·德·洛皮塔尔是胡格诺派教徒，无权代表国王委员会执行司法权。当初，登记《一月敕令》时，议会并不情愿，后来议会公开宣布可以屠杀胡格诺派教徒。鲁昂议会代表被驱逐，在卢维耶建立了自己的新组织。在消灭资产阶级精英方面，图卢兹议会臭名昭著。《一月敕令》曾规定，图卢兹议会不得审理任何涉及胡格诺派教徒的案件。

用议员的话说，议员作为鸢尾花贵族，有理由拒绝离开自己的席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多数自由教会人士、外交官和文人不太愿意直接与法兰西王室为敌，于是对改革犹豫不决。现代作家把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这些人的背叛。但扭转命运的是剑，而不是笔。文人总是认为在改革时期，“只有笔能指示改革的方向”。然而，彻底的改革不可能只依靠笔。大部分贵族实际上是同情保王派的。然而，左翼胡格诺派有明显的共和主义倾向，反对封建世袭制。让·德·蒙吕克说：“有传言说，1561年，在吉耶讷，胡格诺派内部曾经发生争论，想颠覆瓦卢瓦王朝。这个传言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格诺派的确曾有一些藐视君主的行为。第一次改革因这样的行为而蒙羞。例如，弗朗索瓦二世的头颅被扔进了奥尔良的河里；在克莱里圣母院里，路易十一的尸骨被喂了狗；在昂古莱姆，弗朗索瓦一世祖先的陵墓被亵渎。

关于巴黎对天主教事业的重要性，不在此处详谈。在这里只需说一句，所有胡格诺派领袖都认识到了巴黎的重要性。巴黎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科利尼家族或纳瓦拉家族的主要攻击目标。胡格诺派的军队要么直接进攻巴黎；要么控制或封锁诺曼底和塞纳河下游的粮食通道或从东南方流入巴黎盆地的溪流，从而达到围困巴黎的目的。

胡格诺派组织不够严密，也不够统一。战争刚开始爆发时，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宗教分子和非宗教分子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说，1563年，他看到日内瓦写给各城镇的信，警告各城镇不能相信贵族。与天主教一样，加尔文教并不宽容，甚至更加自负。推崇宗教宽容的信徒，以及那些因天主教纪律严苛而放弃信仰的自由人士，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了。对许多人来说，加入新教仅仅意味着反对天主教神职人员，从被天主教神父支配变为受新教牧师支配，这对他们毫无益处。

虽然胡格诺派中的贵族是优秀的军事人才，但胡格诺派还无法组织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因为大部分胡格诺派教徒都是穷人，家庭贫困，更加重视个人利益和地方利益。他们轻率地参加战争，杂乱无章地进入奥尔良，许多人又随意退出。攻占奥尔良后，孔代亲王路易无法把胡格诺派教徒继续留在战场，不得不解散了大部分军队。过了很久，胡格诺派才有了一支完全可靠的军队。然而，由于缺乏纪律管理，胡格诺派失去了雅纳克。由于轻率开战，胡格诺派又失去了蒙孔图尔。战争的很多问题不取决于首领，而取决于首领的追随者；不取决于胡格诺派所在的城市，而取决于各地方的城镇。胡格诺派贵族只出现在中心战区，而地方的居民则忙于局部战争。天主教教徒比胡格诺派教徒获得了国王更多的援助。西班牙援军比英格兰援军更有价值，也更无私。

1562年9月22日，胡格诺派领袖孔代亲王路易和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签订了《汉普顿宫条约》。根据《汉普顿宫条约》内容，英格兰承诺向胡格诺派提供经济援助，并派遣三千名英军士兵占领勒阿弗尔和迪耶普。法兰西恢复和平后，伊丽莎白一世拒绝撤军，称她之所以占领勒阿弗尔并非是宗教原因，而是她失去加来获得的应有赔偿。胡格诺派的首领把勒阿弗尔和迪耶普交给了法兰西的宿敌——英格兰。这再一次伤害了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信奉加尔文主义，胡格诺派无法利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雇佣军资源。因为如果一位巴拉丁亲王可以供养德意志骑兵为自己服务，那么一位撒克逊亲王也可以为法兰西王室征召路德教士兵。然而，在整个宗教战争期间，法兰西战场上虽然没有德意志天主教教徒，但很多法兰西天主教的征兵官是从新教国家招募的。

第一次宗教战争的结果，彻底决定了法兰西不可能成为一个新教国家。为什么后两次战争却没有决定法兰西是一个新教国家呢？在第二次宗教战争中，胡格诺派的收获大于损失。胡格诺派强大到足以围攻巴黎。在巴黎城外的战斗中，胡格诺派也占据了上风。在第三次宗教战争中，尽管胡格诺派在雅纳克和蒙孔图尔失败了，但对胡格诺派来说，整体战局比前两次宗教战争更有利。这固然是因为胡格诺派的内部产生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胡格诺派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后两次宗教战争的局势非常紧张。清除了内部不太令人满意的成分后，胡格诺派面临生死攸关的残酷局面。胡格诺派害怕天主教的突然袭击，于是计划再次主动出击。即使这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567年，孔代亲王路易组织入侵布里的蒙塞奥城堡，目的是抓捕查理九世和法兰西王室其他成员。最后，计划失败了，并引发了第二次宗教战争。威尼斯大使弗朗索瓦科·安东尼奥·科雷尔认为，胡格诺派预见到了危险，所以想先发制人。1568年，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也明确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在这方面，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是毋庸置疑的权威。当时，胡格诺派教徒更多集中在法兰西东南和西南的省份。新教城镇最顽固，胡格诺派的流亡者也集结于此，从而强化了这些城镇的防卫。王室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蒙孔图尔城墙，却屡次失败。蒙孔图尔战役后，圣让当热勒的抵抗力量挽救了宗教改革事业。胡格诺派的小贵族虽然散漫、无纪律，但毕竟是“法兰西的鸢尾花”。他们骑术精湛，行动迅速。奥斯曼帝国一位特使毫不吝啬于对胡格诺派的小贵族的欣赏，毫无保留地赞扬了胡格诺派的小贵族在圣但尼的军事表现。

在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之前，摇摆不定的温和派天主教教徒回到了改革派阵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圣但尼，阿内·德·蒙莫朗西的死进一步促成了温和派天主教教徒倾向改革派。职业士兵，比如弗朗索瓦·德·切佩奥和夏尔二世·德·科塞，憎恶为了西班牙人和洛林人的利益与同胞自相残杀。当被问到谁赢得了圣但尼战役时，弗朗索瓦·德·切佩奥答道：“腓力二世。”

在天主教队伍中，大家普遍不愿打仗。米歇尔·德·洛皮塔尔证明了法兰西王室阵营中的矛盾和分裂。查理九世不愿意激化宗教矛盾，使问题恶化。他的财政状况使其无法继续进行战争，除非他愿意接受腓力二世的资金援助。但更重要的是，尼德兰发生了起义。本来，《卡托—康布雷西和约》的签订已经使大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法兰西的内部事务，而荷兰盖于起义又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部事务。

法兰西会恢复过去的“反西班牙政策”吗？过去放弃这一政策，已经给法兰西带来了各种麻烦。恢复反西班牙的政策，也许能够挽回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的损失。相反，如果继续宗教战争，法兰西的士兵和物资很可能在内战中被消耗殆尽。法兰西人民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天主教教徒加斯孔·蒙吕克写道：“我们靠武力取胜，胡格诺派靠那些令人困惑的文字取胜。”在第二次宗教战争结束后，胡格诺派在《一月敕令》中获得了一些有利条件。加斯孔·蒙吕克把胡格诺派的胜利归功于胡格诺派对王室议会造成的影响。的确如此，王室议会希望调和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矛盾，稳定国内局势。因此，王室议会不可能完全倾向于天主教或者胡格诺派。胡格诺派领导人充分利用了《一月敕令》提供的优势，希望借此再一次控制法兰西王室，就像他们曾设想的在弗朗索瓦二世驾崩后控制法兰西王室一样。

改革派的领袖之一——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的个性给年轻的亨利三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娜·德阿尔布雷是加尔文主义最坚定的女性拥护者，她的儿子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娶了亨利三世的妹妹瓦卢瓦的玛格丽特。这场婚姻巩固了天主教王室和胡格诺派王室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一场即将发动的对西班牙战争——一场民族战争和政治战争。然而，正如所有天主教教徒看到的，这场战争将促成法兰西和尼德兰改革的胜利。

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虽然是极端天主教教徒，但不偏不倚地描述了胡格诺派反叛的各个阶段。第一阶段，凯瑟琳·德·美第奇意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和驱逐吉斯家族，鼓励了胡格诺派的行为。第二阶段，胡格诺派期望控制法兰西王室和整个法兰西。第三阶段，胡格诺派被迫为生存而战。第四阶段，胡格诺派希望让天主教教徒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从而让天主教受损，而自己获益，但胡格诺派最终遭遇了圣巴塞洛缪大屠杀。

天主教教徒失去了领袖阿内·德·蒙莫朗西，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只能被迫参加西班牙战争，而温和派天主教教徒则迫不及待地想把天主教刀剑上沾染的鲜血在西班牙人身上擦干净。这时，人们才明显感受到，失去孔代亲王路易的巨大损失。孔代亲王路易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性格乐观，彬彬有礼，有宽容的宗教态度，还得到了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宠爱。如果吉斯家族一直默默无闻，孔代亲王路易的这些品质可能会为他赢得天主教贵族的支持，从而减少这场宗教战争的复杂性。

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是一位优秀军人和政治家，却算不上一位合格的外交家。他专横粗暴，太过强硬，不肯掩饰自己的感情。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和女人相处。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轻率地控制了凯瑟琳·德·美第奇儿子查理九世，从而伤害了凯瑟琳·德·美第奇心中最温柔的地方。因此，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最后的悲剧有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法兰西的高官控制了法兰西王室，凯瑟琳·德·美第奇决心把法兰西王室从高官手中解放出来；吉斯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之间存在宿怨；具有民主性的巴黎人对法兰西南部贵族十分憎恨。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导致了最后的结局——圣巴塞洛缪大屠杀。

从某种程度上讲，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是英法战争之前阿马尼亚克大屠杀的重演。巴黎的资产阶级相信，他们已经摆脱了异端身份，从封建反动势力中解放了出来。奇怪的是，法兰西北部的天主教贵族却认为，法兰西已经摆脱了以瑞士邦联为榜样的具有破坏性的共和联邦制。

这些明显自相矛盾的信仰和观念，不断地传递给现代的天主教作家。因此，在进入宗教战争第二阶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第一阶段的这些说法，以便讨论第二阶段的相关内容。

关于“反封建”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到最好的检验：一是奥尔良三级会议和蓬图瓦兹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二是《孔代宣言》公开提出了战争的目标；三是终结前三次法兰西宗教战争的协议，这些协议宣布了种种妥协举措。

这一检验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时期表现出了对“现代君主专制的全面反抗”。从表面上看，“每一个已经被扼杀或吸收的组织，现在都有了新生和独立的迹象”。教会呼吁复兴高卢派的自由主义，召开国民议会，用《布尔日协定》取代《政教协议》。三级会议强烈要求定期召开会议、控制税收、司法服从立法、实现市政自由。在这些要求中，出现了封建成分。当资产阶级要求得到市政管理权时，贵族则要求拥有司法管辖权。贵族还要求拥有狩猎的专属特权——这是贵族和平民之间存在的一条更加明显的界限。

或多或少，这些观点带有封建色彩，而竭力主张这些观点的贵族大多是胡格诺派教徒。然而，第三阶级的平民不少也是胡格诺派教徒，他们却在三级会议上提出了明显的反封建性要求，他们希望保护农民不受徭役和酷刑的压迫，反对滥用现存的贵族管辖权，防止王室司法官员介入领主和臣民之间。因此，胡格诺派并非封建主义的代表。

在《孔代宣言》和三次和平协议中，胡格诺派都有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目标。政治上，胡格诺派希望把国王从外国的小集团中解救出来，恢复王室血统本身的影响力；宗教上，胡格诺派希望恢复《一月敕令》宽容的宗教政策。胡格诺派的政治目标并不是封建性的，它并非鼓励封建割据，而是想增加血统亲王的影响力，让血统亲王获得国王的信任。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和胡格诺派坚持要求恢复名誉，希望国王承认他们所有行为都是为了维护法兰西王室利益。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和法兰西王室作战。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受制于洛林家族的法兰西王室成员。

然而，奇怪的是，宗教方面先出现了封建成分。富裕的市民有权信仰与国王不同的宗教。这不是阶级问题，而是地方特权问题。南方的大封建贵族可以在自己的城堡内随心所欲地行事，他们希望在宗教上获得与司法、政治上一样的独立权力。在战争中，大贵族的表现最突出，他们也是和平的缔造者。因此，战争结束后，大贵族获益很多。如果不是发生了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战争的结果有可能会促使封建主义回归。因为封建主义过去部分建立在司法分权的基础上，部分建立在兵役分权的基础上，所以现在它可能在宗教分权上找到了新的基础。在德意志，情况也是如此。“教随国定”的原则是封建主义的遗产。

威尼斯人马尔坎托尼奥·巴尔巴罗打比方说，波旁家族出于政治原因领导胡格诺派反对吉斯家族，就如同德意志家族出于政治原因领导路德派反对哈布斯堡家族一样。军事阶层的不满，把宗教改革推到了战争的境地。因此，最终是否能得到和平取决于军事阶层对战争结果是否满意。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胡格诺派的实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当时，有人批评道：“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也许是一种犯罪，也许不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肯定是一个错误。有人认为被杀的胡格诺派教徒人数太多；有人认为被杀的胡格诺派教徒人数太少。”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指出，在雅纳克和蒙孔图尔，胡格诺派战败后，其实还是有机会保住战场的。但在1572年，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除非得到法兰西南部天主教的帮助，否则胡格诺派再也无力让军队重新投入战斗了。

近年来，一些天主教作家认为，在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中，虽然被杀的胡格诺派教徒人数不多，但如果加上各省被杀的人数，人数就非常多了。消灭了胡格诺派中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好斗阶层，也就意味着消灭了胡格诺派的主要力量。

在巴黎，被杀的胡格诺派都是在军事或政治上十分重要、有胆识的人士。在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中，改革派及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各省都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其中，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的重要地位无人能及。胡格诺派再也找不到一位能把良好的军事素养、至高的官位、谨慎和坚定的个性结合在一起的优秀领袖了！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和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被迫改信天主教，这对胡格诺派造成的影响也许比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和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的死亡更加严重。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和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做了糟糕的示范。许多信奉胡格诺派的贵族，宗教信仰并不坚定，之后又重新信仰天主教了。胡格诺派贵族分散各地，甚至移民到新教国家，无法进行有效联合。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几乎完好无损，所以胡格诺派的结构彻底改变了——神父、资产阶级和地方乡绅夺取了胡格诺派的领导权。因此，宗教因素成了法兰西改革的主要动因。正是因为宗教因素，而非政治因素，法兰西改革才得以延续。

第四次宗教战争不再是一场以贵族骑兵的强攻为特点的运动战，而是一场包围战和封锁战。过去，重要领导人促进了胡格诺派的团结；现在，失去重要领导人，胡格诺派只能另辟蹊径，用代议制联邦制取代过去的管理方法，充分利用公理教会制度达到防御的目的。可以说，新教牧师取代了大封建贵族。新教牧师用民主神权政体取代了军事贵族统治。在贝阿恩会议上形成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联邦共和国。每年每个城镇选举一名镇长，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和民事事务，组成两个分别由二十四名议员和六十五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分别负责立法、货币、税收、战争的决策。市长和市级议会按照类似的模式选出省级的总行政长官和委员会。1573年，这一建议在尼姆和蒙托邦的三级会议上被采纳。朗格多克和上吉耶讷组成了两个政府，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在三级会议的管理下行事。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主张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并对胡格诺派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征税。不仅如此，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一制度还将推广至整个法兰西。

这是一场改革。进行改革的不是法兰西政府，而是一个党派和非官方组织。此时，胡格诺派不能再假装自己是为解救被邪恶势力囚禁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和查理九世而战了。也许从一开始，城镇居民和新教牧师就已经有了改革理论。然而，从表面上看，党派的官方纲领必须忠于法兰西王室。有人指责拉费泰苏茹瓦尔宗教会议利用的是“恩典自治”的革命学说。该革命学说认为法兰西所有地方法官都有罪，应该被剥夺职位。然而，官方愤怒地否认了这项指控。最初，政治宣传册只是些个人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吉斯家族和外国人。现在，外国人已不再是洛林人，而是意大利人，也就是凯瑟琳·德·美第奇。日内瓦传教士对查理九世不太尊重，对凯瑟琳·德·美第奇更是不屑一顾。从诺克斯时代起，女性统治不善一直是新教牧师最爱谈论的话题。因此，在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一大堆政治小册子接踵而至。有些内容只是一些口头上的讽刺，有些则是政治思想史上永恒的话题。流亡者撰写了反对天主教政府的小册子，其中两个最引人注目：一本是弗朗索瓦·奥特芒的《佛朗哥·加利亚》；一本是于贝尔·朗格或迪·普莱西·莫尔奈的《对暴君的判决》。《佛朗哥·加利亚》试图从历史角度论证君主制的专制主义破坏了法兰西历史的连续性，法兰西应该是一个实行选举和君主立宪制的自由人的国家。后来，由于意大利思想、罗马统治、神圣罗马帝国法律、意大利女人和政治家的涌入，玷污了自由之泉——高卢人和条顿人。因此，如果法兰西要重获自由，必须恢复原来的法则——正式选任国王，召开国家三级会议，驱逐意大利女人和外国人。《对暴君的判决》用演绎法进行辩论，并假设国王与人民之间存在原始契约。它认为缔约各方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如果国王不能履行承诺，人民无须服从国王。然而，这两个小册子仅仅涉及了文献中有利于自己论点的部分案例。同样的论点，同样的插图，同样的词语经常反复出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小册子几乎都是在1572年到1576年出版的。我们会看到，在那段时间，胡格诺派再次发生了变化。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拉罗谢尔条约》签订之前的短暂日子里，胡格诺派陷入了低谷，与天主教的力量差距巨大。力量差距之大，史无前例。除了宗教，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共同纽带，可以把胡格诺派的残余力量联系在一起。这段时期，野心勃勃的人没有任何机会，不满的人也没有获得任何补偿。抵抗只限于孤立的地方。作为一个政治因素，胡格诺派在法兰西的存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然而，在《拉罗谢尔条约》签订后的两年内，胡格诺派的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1576年，胡格诺派设法得到了对自己十分有利的《博略敕令》。可以说，《博略敕令》是胡格诺派取得的最大成功。这种命运的突然转变，源自两个几乎完全政治性的理由：一是法兰西南部组成了政治联盟；二是血统亲王重新联合了。

法兰西南部的政治联盟与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家族派系的关系密切。原来以为任何宗教冲突都会转变成吉斯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之间的仇怨，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由于阿内·德·蒙莫朗西是狂热的天主教教徒，最后，他选择了与敌人吉斯家族结盟。然而，蒙莫朗西家族和吉斯家族的嫌隙始终没有修复。阿内·德·蒙莫朗西曾不止一次想要与吉斯家族决裂。他的儿子——巴黎总督兼元帅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在夏尔·德·洛林带着护卫人员进入巴黎时，朝他们开枪。阿内·德·蒙莫朗西始终坚持公正地对待胡格诺派。在他死后，蒙莫朗西家族和吉斯家族彻底决裂。1574年，因与心怀不满的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共谋，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被监禁，并面临着被处死的危险。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两个弟弟——亨利一世·德·蒙莫朗西和夏尔·德·蒙莫朗西成了胡格诺派的活跃成员。其中，作为朗格多克总督兼当维尔元帅，夏尔·德·蒙莫朗西成了法兰西南部的无冕之王。他同时统治着法兰西南部的天主教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

用加斯帕尔·德·索尔克斯的话说：“比起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些政治人物更希望国家或自己的家园保持安宁。他们宁愿国家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也不愿为上帝而战。”在整个法兰西，温和派天主教教徒无处不在。但只有在法兰西南部，温和派天主教教徒才组成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政治派。政治派对自己没有参与的罪行——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感到震惊，他们无法忍受持续的战争，决心联合胡格诺派。于是在法兰西南部，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结合在了一起。“在这样一个政党中，夏尔·德·蒙莫朗西是天生的领袖。夏尔·德·蒙莫朗西是天主教教徒，同时是天主教领袖——吉斯家族的反对者。早在1573年，普瓦图的政治派就派代表参加了胡格诺派议会。1574年，在夏尔·德·蒙莫朗西的领导下，朗格多克的政治派建立了同盟组织。1575年，尼姆大会起草了胡格诺派和政治派联合的常规章程。在没有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的情况下，夏尔·德·蒙莫朗西被任命为胡格诺派和自称为“和平天主教”的政治派的领袖。胡格诺派和政治派的势力范围完全不受国王管辖，每年举行三级会议并征收赋税。他们声称，一旦开始政治改革，并纠正了相关错误后，愿意将行政权力移交给国王。不断有报道说，胡格诺派和政治派联合管辖的区域比任何保王派的辖区管理得都要好，赋税也更少。然而，胡格诺派和政治派联合的目标纯粹是防御性的；它的性质是地方性的；它倾向于分离主义。这是法兰西南部异质性的例证之一。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为了避免被害，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和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同意改信天主教。后来，两人逃离巴黎后又否认了天主教信仰，使整个局势有了实质性的改变。第四次宗教战争的领导者包括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以及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法兰西推定继承人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因此，第四次宗教战争必然会影响整个法兰西。在巴拉丁兼锡门伯爵约翰·卡齐米尔及其领地内的德意志骑兵的帮助下，胡格诺派进攻天主教。胡格诺派承诺授予约翰·卡齐米尔土地和三个主教职位——这些曾是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的重要财产。胡格诺派的大贵族以牺牲国家领土为代价寻求外援、反抗国王。这种行为使胡格诺派再次蒙羞。胡格诺派从凯瑟琳·德·美第奇那里争取的条件包括：把原来坚定的天主教大省——皮卡第的总督职位让给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从而加强胡格诺派教徒与尼德兰的同宗教友联络。该条件激起了天主教教徒的强烈反对，就连夏尔·德·蒙莫朗西和法兰西南方的政治派都认为胡格诺派的这种行为违背了信仰。为此，夏尔·德·蒙莫朗西和法兰西南方的政治派一度站在了保王派一边。然而，战争只持续了一段时间。《贝尔热拉克和约》使法兰西恢复了和平，使安茹公爵弗朗索瓦的尼德兰之旅无功而返。从这个时期到天主教联盟战争爆发前，胡格诺派及其领导人毫无收获。个人动机和宫廷阴谋代替了宗教热情。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和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之间有矛盾，不能采取一致行动。严格的胡格诺派教徒视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为领袖，怀疑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重新皈依是否具有真实性或永久性。这种怀疑不无道理。其他改革派人士指望温和派天主教教徒——夏尔·德·蒙莫朗西成为他们的立宪首领。与法兰西具有血缘关系的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突然加入，打乱了这个极具包容性的计划。大家拒绝参加“情人战争”，即第七次宗教战争。第七次宗教战争被认为是出于不正当的个人动机而采取的侵略行为。宗教的热情似乎已经燃烧殆尽。有迹象表明，狂热的党派组合，将会让位于基于个人亲密度或血缘关系的新型组合。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和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越走越近。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和安茹公爵弗朗索瓦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胡格诺教派英勇的指挥官——弗朗索瓦·德·拉·努提议，应该放弃所有宗教分歧，使胡格诺派和天主教联合起来，共同抨击法兰西王室管理的弊端。为了法兰西的和平和改革，不仅温和派联合了起来，也出现了不少的神秘代理人，在代表极端天主教的吉斯家族和代表极端胡格诺派的孔代家族之间不断奔走活动。约翰·卡齐米尔十分关注这些秘密活动。他有理由相信，两派有可能正在密谋袭击法兰西王室，或者由于双方都对残酷的内战感到羞愧，试图努力忘记过去，计划攻击莱茵河沿岸的弱小邻国。但这一时期最奇特的是信奉新教的多菲内省，这是下级阶层致力于宗教改革的少数地区之一。然而，多菲内省的宗教冲突已经让位于社会冲突或者融入了社会冲突中。当地人不知不觉地卷入了一场与乡绅的殊死搏斗中。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宗教区别似乎完全消失了，基本上都是胡格诺派的百姓得到了吉斯家族的支持。与此同时，吉斯家族也开始倾向于依靠百姓，不在意百姓信仰的是什么。随后，“情人战争”蔓延到了法兰西全境。1582年，威尼斯人巴多尔写道，贵族和人民之间的敌意比宗教分歧更加显著。他描述的这点非常重要，是宗教战争和改革之间有趣的联系之一。“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人民受到大批乡绅的压迫，贵族扮演着暴君的角色，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维持着自己的生活和享乐。”贵族无视法律，这种现象急剧增加，尤其是在远离法兰西宫廷的地方。这种情况难以改善。因为长子继承了大部分家产，其他贵族子弟收入微薄，生活无以为继。和平时期，这些收入微薄的贵族子弟无法在宪兵队工作领取工资养活自己。部分乡绅已经习惯通过榨取穷人的钱，让自己过着肆意而奢侈的生活。如果安茹公爵弗朗索瓦继承王位，或者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早点放弃他宣称的新教信仰，宗教战争可能会提前结束。可惜的是，安茹公爵弗朗索瓦突然死亡，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放浪形骸、声名狼藉，没有任何子嗣。他的继承人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去世后，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变成了下一位继承人，却遭到了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人的普遍反对。敏锐的观察家认为，虽然可以预见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最终一定会改信天主教，但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因为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是一位很有主见的国王，不会轻易改变信仰。于是，天主教起义出现了，这将在下文讨论。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继承人身份把胡格诺派的所有阶级都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成了胡格诺派的领袖。人们预料，宗教因素将再次成为法兰西改革的主要动因，政治因素将被掩盖。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认识到，天主教联盟不仅镇压异端，还支持吉斯家族，试图消灭波旁家族。因此，夏尔·德·蒙莫朗西及法兰西南方政治派几乎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一边。在吉斯家族的压力下，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不情愿地颁布了《内穆尔条约》和一项镇压新教的法令，并宣布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继承权无效。对自己被排除在法兰西王位继承权之外，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和追随他的职业军人感到不满。蒙庞西耶公爵路易尽管受到美丽又强悍的妻子——吉斯家族的凯瑟琳·德·洛林的影响，还是公开反对吉斯家族的行为。孔代家族的苏瓦松伯爵查尔斯、孔蒂亲王弗朗索瓦·德·波旁，逃到了纳瓦拉王国，并加入了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队伍。法兰西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贵族宣布支持波旁家族，极大地增加了胡格诺派的势力，但同时加重了法兰西中部和南部长期存在的矛盾。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市民和牧师是法兰西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然而，市民和牧师不愿意再次被贵族驱使和利用。更何况这些贵族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此外，市民和牧师也无法完全信任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

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十分幸运，他的对手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在1588年被免职，于是胡格诺派政治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报刊和讲坛，《萨利克继承法》被广泛宣传，以证明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拥有合法继承权。但在实践中，共和联邦主义的精神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1588年的拉罗谢尔大会上。在拉罗谢尔大会上，有人抗议法兰西王室的权力过度集中；有人抗议保护国过于强横。大家认为每个地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保护者。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弄清了胡格诺派的内部组织，预料到了联合天主教的计划，坚称自己只会凭借选举成为胡格诺派的首领。他设立了省法院和一个由十二名成员组成的控制委员会来监督官员，其中六名成员由上朗格多克、下朗格多克、多菲内、耶吉讷、普瓦图和拉罗谢尔每年选出，五名成员是由全体大会每两年选出。在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的领导下，联合天主教通过了一部平行宪法，使全国所有省长和镇长接受监督。胡格诺派中的资产阶级掌握着财富，此时打算掌握国家前进的方向。1588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近卫军暗杀了吉斯公爵亨利一世及其弟弟吉斯枢机主教路易二世。1589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被狂热的天主教教徒刺杀身亡。因为这两起悲剧事件，再加上当时胡格诺派军事进攻不断，以及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成了法兰西的新国王——称亨利四世——法兰西国内战火继续燃烧，宪法问题暂时被搁置。然而，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嫉妒和猜忌仍然存在。这从胡格诺派后期的历史中得到了印证。

之后，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与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和解。大多数天主教教徒承认亨利四世的合法地位。亨利四世的成功预示着胡格诺派的衰落。此后，虽然胡格诺派作为宗教因素依然存在，但作为政治因素将在历史舞台上谢幕。通过宗教贿赂和金钱贿赂，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削弱了部分极端天主教教徒的力量。根据交易，天主教联盟的城镇要求亨利四世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禁止存在任何胡格诺派信仰。

胡格诺派感受到威胁，甚至在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之前，胡格诺派就宣称要到别处寻找保护者，还分别与英格兰和尼德兰进行了谈判。在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后，南部胡格诺派提出了第一个正式要求：允许胡格诺派选择一个外国保护者和一个本国的保护者。这个要求给了外国亲王一个公开干涉法兰西内务的特权，也给了本国亲王一个反抗王室的机会。胡格诺派极度愤慨，既不喜欢亨利四世理想中的高卢派主教制，也不喜欢融合了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差异却淡化胡格诺派教义的妥协方案。对亨利四世想与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离婚，把情妇加布丽埃勒·德埃斯特雷推上后位的意图，以阿格里帕·德奥比涅为代表的极端胡格诺势力感到震惊与愤怒。以布永和特雷穆耶为代表的政治势力，计划利用一些法兰西王室既无权也不愿干涉的组织，来确保地方的独立性。于是，胡格诺派再次变成了一个宣扬分裂主义的反政府组织。胡格诺派威胁要放弃法兰西政府的担保和承诺，重组军事和财政系统，还将不顾法兰西王室的反对占领国内重要地区。法兰西的不幸正是胡格诺派的机会。亨利四世即位后，与西班牙进行了公开战争。西班牙军队出人意料地跨过了索姆河，占领了亚眠。以菲利普·德·莫尔纳为首的集团是胡格诺派中的保王派，该派相信亨利四世的宽容大度，并愿意帮助他。但胡格诺派中的大多数人退缩了，只有少数人愿意前往收复亚眠。一些极端胡格诺派教徒甚至想占领图尔，并控制卢瓦尔河，就像西班牙人占领索姆河一样。最后，亨利四世取得了亚眠保卫战的胜利，与西班牙达成了和平协议。最后一个天主教联盟的据点——布列塔尼也屈服了，这让剩下的胡格诺派成员感到了被孤立的风险。《南特敕令》标志着法兰西宗教战争的结束，它将成为永久规范法兰西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关系的参照标准，就像《奥格斯堡和约》成了规范德意志天主教和路德教关系的参照标准一样。从此之后，天主教成了法兰西的国教，在很多地方恢复了昔日的影响力，收回了失去的教会财产和什一税。与此同时，胡格诺派的良心自由得到了普遍承认。在信仰自由方面，胡格诺派在地方上享有广泛特权。在政治方面，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胡格诺派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保证安全的活动场所；第二，拥有担任王室职务的权利；第三，胡格诺派教徒需要占据一定比例的法院成员席位。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意外，胡格诺派才能在政治上占有一定地位，避免在司法上遭受迫害。

《南特赦令》并不表示宗教宽容普遍合法化。它不承认“公民的崇拜形式与国家无关”的原则。准确地说，这是两股平等力量之间的妥协，给予了某一阶级、某些地方一些特殊权力。胡格诺派没有被国家体制吸收，相反成了独立的派别。在胡格诺派的势力范围，市政部门多年独立管理，非常健全。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南方的胡格诺派具有地方团结性。法兰西南方胡格诺派长期实行代议制。尽管国家废除了代议制，胡格诺派仍坚持每三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胡格诺派的代表大会由三十位绅士、二十位大臣和第三阶级的十名成员组成。胡格诺派代表在法兰西王宫关注着党派的利益；胡格诺派的代理人充当着与外国势力打交道的外交大使的角色。西班牙人把多菲内和卢瓦尔河的南部和西部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单独对待。这片区域成了“国中国”，有八座坚固的城镇，四千人的驻防部队，以及一支独立于王室之外的军队。然而，法兰西南方胡格诺派面临的危险存在于贵族和市政、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对立。此外，南方胡格诺派的特权是在“全国大多数人——天主教教徒的牙缝”中获得的。南方胡格诺派的存在依赖于一个能够资助新教牧师和驻军部队的强大国王。一旦出现了一位“有意愿”收回并“有权”收回他们特权的君主，胡格诺派教徒就会陷入危机。几十年后，枢机主教黎塞留将“有权”终止胡格诺派的政治存在。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将“有意愿”禁止胡格诺派的宗教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