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堂表兄弟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我记得的住址，是南昌石头街59号。可惜不是《红楼梦》中的石头，出不了通灵宝玉。听父亲说，祖父是商人，可惜四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三男三女，而且是先三女后三男，父亲是最小的一个。祖父生前在离城五里地的蔡坊乡买下了一栋房屋和一百多亩田地。祖母去世后分家，田产大半归了大伯，他在银行管财务，解放后划阶级成分，他被划成工商业者兼地主；二伯喜欢喝酒，卖了一些田产，因祸得福，解放后划为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本来在钨业所管财务，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霸占了钨业所，父亲失业，只有二十几亩田产，解放后却被划成地主，只有依靠子女为生。

大伯生有三男一女。长女渊淑，小名淑英，比我大八岁，在南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回家教我们唱歌，记得的有《木兰从军》和《苏武牧羊》。木兰“寒光照铁衣”“关山度若飞”，虽然听得似懂非懂，却也感到一点英雄气概。（后来我把这两句诗译成英文：“Our coat of armes glistens in wintry light.”“We've crossed mountainsas in flight.”）苏武“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觉得离自己遥远，没什么好学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挨批挨斗，忍辱负重，却依然翻译毛泽东诗词，自得其乐。这和小时候唱《苏武牧羊》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吗？回忆起来，才发现有些习惯是小时候不知不觉地养成的。淑英姐还教我如何用针线装订书册，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她送了我一张小桌子，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早的礼物。

我的大堂兄渊泽比我大六岁，他是我们叔伯兄弟学习的榜样。我入小学一年级时，他已经是六年级学生，要毕业了。记得我参加入学典礼，他是司仪，举着两面小旗为我们打拍子，领我们唱歌。那时我们唱北伐军军歌：“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是根据英文歌编写的，原歌词是：Are you sleeping,brother John?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ding,ding,dang!（你还睡吗，约翰兄弟？晨钟响了：叮叮当！）

这首军歌我后来译成英文是：

Down with the powers

And warlords strong!

Victory is ours.

Sing joyful song!

大堂兄手里挥舞的两面小旗，在我看来，也成了北伐的军旗。他比我的哥哥渊洵只大两岁，却比他高三级，这使渊洵有自卑心理，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而我比洵哥小四岁，却只比他低二级，他怕我在家中的地位超过他，所以说话老贬低我。大堂兄不但贬低我，甚至贬低他的英文老师，说英文老师不知道航空母舰是什么，解释说是“海中间一个装飞机的台子”。但教他英文的余老师后来教我《林肯总统演说词》，使我知道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来源，即林肯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1941年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来华参战，在云南昆华农业学校欢迎陈纳德队长时，大会主席提到三民主义，没有人会翻译，我举手解了围。

大堂兄1933年在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毕业时，江西全省举行了高中毕业生会考，他那个班是全省会考第一名，个人总分第一是万发贯，国文第一是汪德佑（汪国镇老师的长子），物理第一是丁浩，化学第一是大堂兄，所以大堂兄告诉我，教化学的蒋老师很好。不料蒋老师后来生了病，教我们的时候用一本美国大学用的英文教科书，他只在黑板上写些简短的摘要，讲话声音又小，我大失所望。大堂兄在蒋老师班上考第一，给蒋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蒋老师点名时常把我叫作许渊泽。可惜我的化学考试却不及格，以至对蒋老师的讲课、对大堂兄的评价都产生怀疑了。

大堂兄给我们讲《天方夜谭》的故事，如艾拉亭（也译作阿拉丁）的神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我们都很爱听。但当我要他讲的时候，他却只讲些妖魔鬼怪来吓唬我。为什么呢？后来我才想起一件事：我得到了一张《三国演义》中许褚战马超的画片，非常喜欢，就模仿画了一张，还加了一些景色，后来忘了，以为是大堂兄加的，就哭闹起来。他知道了非常生气，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以后就对我另眼看待了。我给他看我画的英雄人物，他说不算好汉；我穿了双新鞋子，他说不好看。不过，当我和洵哥有问题去问他的时候（如关于shall和will的用法），他还是会告诉我们的。我参加初中英语演说比赛，题目大得吓人，To Save China Is Our Duty（救国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抗日战争前的重要话题），若不是他加工，一个初中生是说不出什么来的。高中英语演说竞赛的题目更实际，The Road to Success Is Always Rugged（成功之路是崎岖的），我得了第二名，不过那时已经不用请他加工了，但我还是觉得他可敬而不可亲。不但是对升入上海交大的他和汪德佑，就是对他的中学同班同学、升入清华大学的丁浩、万发贯（后来都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也一样，把他们当作榜样。而在他们这一班之前升入清华大学留美的，我只知道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中科院土木所所长刘恢先（汉高祖刘邦第101世孙，也是汉武帝、李夫人的后裔），还有文武全才的清华大学教授、我家的邻居王遵明。

大堂兄给我的影响不只是言传身教，他书架上的书也使我受益匪浅，如《水浒传》就是坐在他书架前阅读的，因为他不许我把书带出室外。老舍的《赵子曰》一句话就把我吸引住了：“主人的姓？居《百家姓》的首位，‘赵’！他的名？立在《论语》第一章的头上，‘子曰’！赵子曰先生的一切都和他的姓名一致居于首位。”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书架上读到了很多英文书，《鲁滨逊漂流记》使我不怕孤独，享受自由；《威克斐牧师传》教我如何做人，虽然常常做不到；《欧文见闻录》使我热爱自然风光；尤其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使我开始了对感情生活的向往，对我的青春年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堂兄渊澂比我大两岁，在小学只比我高一级。但是他的实用知识丰富，如算术的“九九乘法表”就是他教我背的。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把小刀，要我拿在手里，瞪着眼睛看。我以为有什么好戏可看，哪里晓得他却说道：这样看刀就要死了。我吓得大哭起来。二堂兄一听，就拿小刀对着眼睛说：不要紧，不会死的。我听了他的话，方才放下心来。说来也巧，不久之后，那个拿小刀吓唬人的孩子却不知道怎么死了。

二堂兄在南昌商业职业学校（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去了大后方四川、云南，后来又到了缅甸，在滇缅公路上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赚了些钱，到昆明定居。那时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三年级，正对同上法文课的女同学南茜有好感。当时有的男同学穿西服，显得很帅，我却只有衬衣，未免自惭形秽。二堂兄一听，就给我做了一套西服，于是我和南茜一同上课、谈话、吃饭、跳舞、看电影，就不再脸有愧色了。

堂弟渊涵和我同一年生，只比我小半岁，他是大伯最小的一个男孩，所以从小娇生惯养。我每年岁末的压岁钱只有二十个铜板，等于五六分钱，只够在小摊子上吃两碗米粉；他却能得一元钱，可以买一支玩具枪，使我羡慕不已。他和我同上小学，但比我晚一个学期。他不喜欢上学，常说：“走来走去累死人，日历上老是看不到红色的星期天！”但他后来读书很认真，喜欢读巴金的小说，也喜欢我翻译的剧本《一切为了爱情》，还写了一篇评论的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大伯让我和涵、深、平弟同去赣南钨业十二所我父亲处避难，我们四人留恋家乡，登山远望，还合写了一首顺口溜：“四人来到望东障，山路崎岖心惊慌。半路碰到狗咬人，怎不叫人念故乡？”后来我们买到一本《白香词谱》，涵弟特别喜欢曾允元《点绛唇》最后十二个字：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由此可见他的恋家之情。他恋家到了甚至考取了外地的大学也舍不得离家远去，宁愿在家结婚生子，解放后在山清水秀的宜春度过了平静的一生。

我的弟弟渊深只比我小一岁，也可以算是我的堂弟，因为二伯没有子女，他从小就过继给二伯了，有一半时间是和二伯父、二伯母一起过的。二伯喜欢喝酒，生活自由散漫，对深弟也不像父亲对我那么严格。深弟喜欢玩水，二伯就让他游泳；他喜欢骑自行车，二伯就给他钱让他租自行车骑。所以深弟从小就会骑车游泳。而我直到初中三年级才学自行车，初中一年级才第一次下水，直到高中三年级才在永泰河学会了游泳。

关于骑自行车，深弟还给我讲过一个关于蒋经国的故事，说蒋经国和章亚若骑车到赣江边上，问章亚若看到了什么，章亚若回答说：看到了赣南的曙光。蒋经国觉得她既聪明又漂亮，就和她好上了。我和深弟骑自行车去三十里外的大姑妈家拜年，中学时期还和几个同学去三十里外的莲塘旅游，大学时期和南茜骑车去三十里外的西山，我还给她拍过一张骑车照片，可惜拍下的只是落日余晖。在父亲失业、我在国外的那段时期，深弟从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在江西税务局工作，一个人维持全家的生活。解放后商业职业学校改为财经大学，他回校任教。评职称时，以能力论，他可以评副教授，却因为资历不够，主动要求评为讲师。他的第二代有人留在财大工作，第三代还出了一个博士。涵弟也差不多，第二代有一子一女升入大学，第三代也有一个博士，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家在蔡坊乡还有远房兄弟。堂兄渊明，小名庆春，比我大四岁，从小在乡务农，知道很多农村流传的故事，如天才解缙的传说。有人问解缙：你能不能说一个字使人笑，再说一个字使人哭。刚好一个女人和一条狗从街上过，他就跪在狗面前，叫一声“爹”，女人一听果然大笑；不料他又跪在女人面前，叫一声“妈”，气得女人大哭起来。渊明堂兄也在南昌第二中学读过书，抗日战争之前参军，因杀敌有功，后来升为少将，是我们家军衔最高的亲戚。解放前他去了台湾，做过台中军区参谋长。解放后来北京大学看过我。以上是关于许家的事。

祖母在生大伯之前，先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熊坊乡的农民，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菊根结婚的时候，还请了舅奶奶（祖母的弟媳妇，我从小由她照料）带我去参加婚礼。我们坐一辆土车子，她坐左边，我坐右边，她重我轻，车夫总要把她那边抬高，把我这边放低。车走的是田塍小路，两边都是水田，我怕掉到水田里，提心吊胆。到了大姑妈家，记得堂屋壁上贴了红纸，上面写了“知足常乐”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中国农民安分守己度过一生的格言啊。因为舅奶奶是长辈，就带我住在新房前面的正房。新婚之夜，大姑妈要我去“偷房”。我那时太年轻，还不知道什么是“偷”，就去拿了一双新人的新鞋来。不料第二天一早看见新人又穿了一双新鞋，大姑妈告诉我，这是有备无患。

后来我们几兄弟春节下乡去大姑妈家拜年，大姑妈给我们吃鸡蛋汤面，我们吃完了去门前的广场上放烟火。看着“冲天子”（就是今天火箭的雏形）划破无边的夜色，冲上云霄，心也仿佛乘长风破万里浪似的融入高空了。夜里几兄弟同睡一张大床，虽然被子浆得发硬，但我们欢乐的笑声使被子柔软温暖了。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南昌之前，大姑父从三十里外赶来蔡坊乡（1937年日本轰炸南昌后，我家搬到了蔡坊乡），给我家前房、后房之间修了壁板，里面可以藏东西不被发现。日军占领南昌之后，我家被抢劫一空。幸亏小学时的作文本，中学的同学留言册，还有几本日记，都藏在壁板后面，没有遭到破坏，否则，现在写回忆文章，恐怕也是梦多真少了。

解放后我到了北京，家乡的事就不太清楚了。父亲七十几岁从家乡来看我，回去时我送他上火车站，正愁路上没人陪伴，忽然来了一个解放军上尉，自称是菊根表哥的儿子，正好可以送父亲回家。这是我了解的关于大姑父家最后的消息。

二姑妈一结婚，丈夫就去世了，没有下一代，只好过继了一男一女，男的是洵哥，女的是三姑妈的大女儿淑宝表姐。这样，我名义上有兄有弟，实际上兄弟都过继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孩子，这使我从小养成了孤僻、不合群的性格。

二姑妈住在都司前，离石头街很近，斜对面就是张辉瓒师长的司令部。小时候觉得师长是个很大的官，但是邻居从赣南来，告诉我们，张辉瓒被毛泽东的红军活捉了，这使我们觉得毛泽东更了不起。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洵哥给我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书上有毛泽东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形象，他穿一身棉布旧军服，站在窑洞门前喂鸡，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怎么能活捉“围剿”红军的大师长呢？后来读了他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觉得他的诗词真是雅俗共赏。“万木霜天”多么高雅，但又非常不好翻译。因为西方语文偏科学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文字和意义基本相等。中国语文偏艺术化，往往说一指二，文字的形式并不完全等于内容。“万”并不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加一，而是“多”的意思，“木”是指树；“霜天”说霜从天而降并不科学，应该是说天气寒冷，白露为霜，才符合事实；“红烂漫”更找不到对等词，中文词典解释也只是“鲜明美丽”而已，哪能表达“山花烂漫”满山遍野一片红艳的景象呢？我们来看看1976年出版的译本第一句的译文：

Forests blaze red beneath the frosty sky.

“万木”译成树林。“霜天”直译，“红烂漫”说是发出火焰般的红光，已经算是译得不错了。但是能不能译得更好一点呢？毛泽东《咏梅》中的“待到山花烂漫时”有两种译文如下：

1.When the mountain flowers are in full bloom.

2.When mountain flowers run riot for miles and miles.

比较一下，第一种译文说山花盛开虽然不错，但是显得平淡；第二种说山花怒放，五彩缤纷，争美斗艳，形象就美多了。这里仿译如下：Under a frosty sky all woods in riotous red。我原来用in gorgeous red，虽然不错，但是用riotous要生动得多。这样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翻译才能前进。

第二句“天兵怒气冲霄汉”，已出版的译本翻译成The wrath of Heaven's armies soars to the clouds。“怒气”的译文高雅，但“天兵”，是译成天上的军队，还是天神般的战士好呢？可以研究。“霄汉”是指云霄和天河，云彩比较低，天河要高得多。“冲”字译成翱翔高飞，是和云彩一样自由自在的意思。莎士比亚在《马克白》（Macbeth，也译作《麦克白》）中表达悲愤冲天时说New sorrows strike heaven on the face，在《奥瑟罗》（Othello，也译作《奥赛罗》）中表达白浪滔天时说The chidden billow seems to pelt the clouds,strike和pelt都比soar好。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将第二句译成The wrath ofgodlike warriors strikes the sky overhead（or pelts the clouds overhead）。

由此可见，为了提高文学翻译水平，不妨借用前人甚至外国作家的用语，不用前人的诗词用语是自绝于人的做法。越是难译的文字，越要广开门路。毛泽东词最后三句明白如话，译文就大同小异了，现抄一种如下：

Mist shrouds Longgang and dims the thousand peaks about.

All voices shout：

Ah!Zhang Huizan is captured by our men ahead.

从二姑妈谈到张辉瓒，似乎离题。但《梦与真》本来就是要写译梦如何成真，就借题发挥了。

二姑妈有个侄子后来在江西大学教书，他带我参观了望城岗的校舍，了解了学校的师资。假如我去了江西大学，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三姑父熊熙圃对于我们家特别重要，他民国初期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当时江西省最高学府农业专科学校的校长，农专的很多师生后来成了江西省的重要人物。他任校长时，我的大伯和父亲先后在农专管过财务。大表姐淑宝告诉我：三姑父思想“左倾”，国民党清党时，他逃到上海，郁郁不得志而去世，留下了四男四女，由他的六弟、孩子的大舅和细舅（就是大伯和我父亲）照管。他的六弟赞勋我们称为六叔，他有一部《绣像全图三国演义》，里面有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插图，我很喜欢。父亲后来给我买的《三国演义》插图就没有那么栩栩如生。三姑父的八妹嫁给了欧阳季瀛，欧阳季瀛是江西省的知名人物，他们的儿子欧阳童生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三姑父的九妹嫁给了张季平，张季平是江西公路处总工程师，他们的儿子张燮是我中学、大学同学，后来考上清华大学公费留美，成为云南大学教授。三姑父的十一弟最出名，名字叫“式一”，我们称他为式一叔（或十一叔）。他亲口告诉我：他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还闹了洞房呢。这是我听说过的关于父母婚事的唯一消息了。他是第一个带我看电影的人，第一部电影《少奶奶的扇子》是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美夫人的扇子》改编的，可惜那时我看不懂。后来他写的《王宝钏》和《西厢记》在欧美上演，大受欢迎，得到世界名人萧伯纳、威尔斯等人的高度评价，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这点后面再讲。

三姑妈生了四男四女。长女淑忱，我们叫她淑宝表姐，比我大十几岁，曾去美国留学，留学费用是我父亲为她筹措的。她听说我喜欢图画，一到日本，就给我寄了两套日本画片来。那是我第一次得到国外来信，信中还说将来我的留学费用都由她包了。她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授，教过莎士比亚，和留美同学黄育贤结了婚。黄育贤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和周培源、孙立人等同班，修建了我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他任总工程师，张光斗那时还是他的副手。我留学前办理出国手续，就住在南京他们家，大表姐算是履行了一部分诺言吧。大表哥乐忱曾到欧洲学音乐，给我们寄过欧洲各地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巴黎风光，还有凡·高等的画。我最喜欢的是印着萨尔地区风景的邮票，河滨的教堂钟楼，真是令人神往。二表姐慧宝自由恋爱，父母去世后她的婚事由舅父做主，结果大舅反对，细舅赞成，致使兄弟失和，我们下一代兄弟也多争吵。二表哥逊宝在上海联华电影厂工作，曾撮合他的小姨子和我，想要亲上加亲，但是没有成功。三表姐丽宝因为长得漂亮，有两个人争她，几乎闹出命案。三表哥荣宝比我大两岁，从小得父母宠爱，父母去世后，和庆春住大伯家，我们常在一起讲故事、画英雄，情同手足。后来他参了军，在昆明航空学校时我们还见过面。后来戴笠飞机失事，他是副驾驶员，不幸死亡。小表弟平宝就是前面“四人来到望东嶂”的平弟，不幸也在“文革”中冤死了。